我的故乡在天堂——摩罗自述最新版-摩罗 - 新浪BLOG

 ——关于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之关系的一点体悟

摩罗

我的故乡在天堂——这不只是一个比喻，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观点，我的这个观点直到最近两年才比较明确。可以说，这是我在精神上苦苦追求许多年之后所作出的一个结论。

将精神的目光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之外，一定是具有了某种危机感甚至幻灭感之后才会出现的。我虽然早在十六年之前就写了《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但对世俗人生真正产生幻灭感却是十年之前（一九九六年）的事。十年来因着这幻灭感颇受了一些内心的折磨，我很少以写作的方式面对这种幻灭感。其中也有比较实在的原因，头几年，我忙于写作文学评论和所谓思想随笔，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时候热衷于现实问题思考的延伸。到了一九九九年，我决意终止这种写作，企图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业已变化了的思想和心态，于是一头扎进了长篇小说《六道悲伤》的创作。

当我好容易从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摆脱出来，已经是二零零四年夏天。下一步该干什么，我面临许多选择。这时候也早就从鲁迅的“不读中国书”的误导中醒悟过来，于是我放弃了许多写作计划，尝试着从先前诸子中寻找精神的支持。此前我只或认真或草率地读过《论语》、《老子》、《墨子》以及《韩非子》，对前二者都不是很喜欢，《老子》还让我有点反感（后来才知道那些令我反感的东西都是由战国术家添加进去）。《墨子》则少有关乎性灵和天地大命的阐述，尽管在社会思想上让我受益甚多，对于解决精神危机却少有助益。韩非子等等法术者流，则一直让我感到厌恶和恐惧。

对于《庄子》，先是仰慕它的大才，读过《老子》之后，因为认为他们是一路的，暗中颇生起一些排斥之心。自古以来迷恋老庄的人不在少数，而对他们抱有偏见的读书人，却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五四运动那一代所谓反传统的人，重点在于打倒孔家店，说明老庄都已经不需或者不配他们来施加炮火了。我是吮吸五四一代人的奶汁长大的，他们对于老庄的偏见给我的误导一直甚为有效。后来从零星了解的意象和言词之中，推测其中必有大能大德，觉得应该认真下一番功夫才是。二零零四年的夏天，我正好有整块的时间，能够既郑重其事又从容不迫地来读读《庄子》。

八十年代我读鲁迅的时候，恰好是我刚刚能够抵御文化界主流声音对鲁迅的歪曲的时候，二十年后我来读《庄子》的时候，也恰好是我刚刚能够抵御五四以来乃至汉儒以来主流声音对老庄的歪曲的时候，所以，我对鲁迅和庄子的研读，正好可以放松地汲取，自由地为我所用。两个时期我所关注的问题差距很大，前一时期主要致力于解决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后一时期则主要致力于解决个体生命与最高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幸鲁迅和《庄子》的作者都适时地成为了我面对当时的思想、精神问题的极为宝贵的支持因素。《庄子》、《列子》以及一部分《淮南子》将人类生命放在宇宙大生命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帮助我打通了我（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原本是存在的，只是我们谜于经验世界的局限，很难意识到。《庄子》帮助我意识到了这种关联，所以我这个个体生命的心灵层面的危机渐渐得到了某一程度的缓解。

帮助我缓解心灵之紧张的，当然不只是《庄子》及其后学，还有其他一些资源。《圣经》和基督教素为我所敬重，二十岁刚出头时我就订阅过金陵神学院的内部刊物，此后一直对基督教保持极为开放的心态。我虽然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基督教以及作为基督教源头的古代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其中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尤其博得我长久的崇仰。我近两年的读书时间，大多在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古发掘和梳理。所接触的材料当然不只是环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区诸如印度、美洲、日本、南太平洋地区土著居民的原始信仰，也在我的关注之列。我还对中国的考古学、神话学和民俗学发生兴趣，企图从中了解华夏先民的宗教生活。当我埋头于弗雷泽、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库朗热、鲍尔迪等人的著作之中的时候，我个人的世界观、宇宙观、生命观、人观、人生观一次次地得到清理、充实和调整。

“人观”似乎是汉语世界不曾正式诞生的词，我只在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跟费孝通聊天的记录文字中偶尔见到过一回，其含义也颇有点含糊。其实人观乃是一个跟宇宙观相对应的概念，在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知识体系中，这两个概念甚至比“世界观”位格还高，因为世界观只是跟人生观对应的概念。人观与宇宙观构成人类思想的两极，所有其他观念都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享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庄子》在中国典籍中之所以特别高迈卓越，原因之一即在于它最关注的就是两个事物：人和宇宙。在《庄子》的表述中，一端是人，一端是宇宙，所以这部著作的精神空间的辽阔博大是任何其他中国古籍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庄子》一直没有对人做本体论的阐述，而是非常卖力地从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描述人的形象，“天地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是他的基本结论。而在基督教哲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先是“一生二”，后是通过人对上帝的皈依达到“二而一”，这就使得人与宇宙（上帝）的关系层次特别清楚，空间感也更加坚实。而在《庄子》和整个中国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缺乏层次感的，以至于这种文化的受惠者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走向那个伟大的境界。

我的精神危机的真正的缓解，是在我站在《庄子》撑起的天穹之下，借助基督教精神资源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和罪性并进而建立起自己的人观之后。我为什么连自己所学的文学还没有研究好，竟然自不量力地进入陌生的人类学领域，就因为我希望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弄清楚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忏悔观念是如何从原始先民的生命之中生长起来的，进而解决自己的人观问题。所幸的是，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有了自己的人观（具体内涵有待专文论述），我对于与人相对应的宇宙也就有了较为整体性的了解。商族先民将宇宙的最高存在命名为上帝，我把宇宙本身看作一个整体的生命（《老子》将此“万物之母”名为“有”），并且避开上帝这个词，名之为宇宙大生命。宇宙间所有具体的个体生命，都是从这个宇宙大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为什么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面对上帝？因为每个个体生命都是这个大生命的一部分。

这时也就真正理解了“众生平等”的古训，也就懂得了僧侣们不伤蝼蚁的伦理规范。在宇宙大生命的怀抱里，人类和蝼蚁以及所有的猫兄狗弟一样，都是一个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由此我全盘接受了动物权利保护者的思想和观念，并对环境伦理问题和生命伦理问题怀有兴趣。

人观的建立，于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我大致解决了内心的问题。

有的朋友建议我好好写一写我解决内心问题的这个过程，可是我既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内心甚感澄明，却没有了言说的冲动。其实一个人关于精神问题的言说冲动，来自他对于那些问题既有倾向性的猜测，又还有点拿不准。《庄子》为什么那么神气饱满、才华纵横，就因为作者需要通过这种绚丽多彩的言说和描述，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千年之后，陶渊明对于这种信念已经很有点坚定了，于是完全没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气质，只需将自己真正融入天地造化和街坊邻里（宇宙大生命的具体化）之中，一边劳作一边写些顺口溜自娱。如果说《庄子》是一个青年人的激越的浪花，陶渊明的诗篇则是一个中年人的平静的水面，这是一种内在的宁静，这才是实践层面的天人合一。孔子在周游列国遭到彻底失败之后，终于参透了天地大化，此时他不是选择言说，而是选择了整理文化典籍，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到族类的文化生命之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与陶渊明的境界甚是一致。

与孔子和陶渊明有所不同，鲁迅一生都是一个“不能已于言”的人。他写了那么多斩钉截铁的随笔，那种神气的饱满、文思的奔涌仅次于《庄子》，《野草》的某些因素甚至为《庄子》所不及，堪称魅力非凡。另一面他又担心年轻一代因听信他所言而中毒（孔子大概不会担心读者因为读过他整理的《诗经》而中毒），那种惶惑和忧虑让人不好理解。现在终于能够明白，实际上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最深层的问题，你看《过客》中的那位中年男子，是如何地紧张、决绝、困顿，这紧张、决绝、困顿之中包含着深刻的茫然和虚弱。鲁迅一边用决绝的言说支撑自己，一边暗暗心怀质疑。他是一个自省意识十分强烈的人，他比那些不懂得质疑自己的人离破壳而出显然更近一些。

解决内心的问题需要自己的体悟，也需要从前人那里汲取精神资源。我相信后一项工作可以大大促进前一项工作。所憾我在后一项工作上用力甚少，否则也许我可以大大加快内心生活的进程。当年我决意报考研究生时，已经年过而立，我颇有点遗憾这个决定来得太迟，后悔自己在无书可读的环境中虚掷了十年生命。后来虽然到了有书可读的环境，却没有利用好这个环境的资源，未能好好吮吸前人的滋养，我被内心的问题纠缠太久，为此耗费了太多时间。

而立之年那阵我常常想，知青一代因为社会政治的动荡浪费了十年生命，我却因为个人的迷误同样虚掷了青春，颇有点痛心疾首。这回所感叹的，不是虚掷十年，而是虚掷二十年。所幸这一次不至于像上一回那样痛心疾首，早年建功立业的热望也早就淡漠得差不多了，内心更看重的是闻道不分先后一类的古训，这条古训当然也是前人赐给我们的宝贵滋养之一，我且好好受用吧。

近来结识一位我关注和敬重了好几年的朋友，我们年龄相当，他是十几岁读的鲁迅，比我早十年，二十几岁读的庄子和周作人，比我早二十年。我自然感到惭愧，但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在回到我们真正的故乡之前，多捡几本好书存进自己的行李车吧，免得到时候又要感叹自己虚掷了三十年或者更多。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仅仅读书是不够的。在找到了存在论意义的故乡之后，倒是更有耐心在现象世界好好生活，最好像列子那样淡漠，陶渊明那样从容，孔子那样扎实。

2006年5月15日，北京北小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