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宽松政策更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

    山西翼城试点“二胎”生育政策24年，人口非但没有暴涨，各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属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
    编者按：近日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建议实行更严格一胎化引发争议（程恩富：我为何建议严格实行“一胎化”）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近日，梁中堂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杨光的专访。
    梁中堂（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想到做翼城试点的？
    梁中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经过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极端，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都突出地显露出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由于我们囿于计划体制观察问题，就都把根源归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个不分城乡要求“只生一个”的政策开始形成。我当时刚从农村基层调到研究机关，感到让农民生一个孩子会给他们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在搜集资料后，我对“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计算，发现“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将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龄构成和劳动力减少等社会问题。
    当时，我也以为人口过快增长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在提倡城乡青年 “只生一个”和晚婚晚育的基础上，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城乡广泛推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的目标后，主张“一胎化”的人又提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表明，十二亿是一个可以让城乡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的目标。1984年春节，我根据计算结果写信给胡耀邦，建议用“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和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将我的 《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后，我的意见被否决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情报中心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张晓彤按照我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并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这一办法。时任的一些中央领导明确肯定这一报告，要求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文件准备在全国推行。可能是出于各种顾虑，有关部门没有做出行动。所以，我于1985年春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两个县进行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当时做试点时计划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紧，主管部门把账算得相当精细，我们就只在农村普遍放开了二胎，而城镇人口一直都没有松动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按照你当时的初衷是否想到这项试验将长达20多年，这些年的试验效果如何？
    梁中堂：当时根本没有料到这个试验会历经20多年。
    1985年7月试行“晚婚晚育延长间隔”允许农民生育二胎以来，该县每个时期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所在的临汾市、山西省和全国水平。1982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临汾市增长了30.4%，翼城县仅增长了20.7%。另外，出生性别比也是人口学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人口统计学上，通常认为每生育48个女孩会对应有52个男孩出生，出生性别比如果处在103-107都属于正常。根据2000年普查资料，0岁组的人口性别比全国为117.8，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114.3，翼城县为106.1。
    经济观察报：人口指标效果这样好，是否与该县比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高，或者与政府投入多、管理能力强有关？
    梁中堂：恰恰相反。我当时选择试点县的时候是为了在全国普遍实行，所以，就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地区。该县如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一定会完成“县改市”，现在就不叫翼城县了。事实上，该县的农业人口和农村经济一直低于全国、山西省和所在的临汾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前，比照其他的地方政府的投入情况，我常常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批评翼城县的计划生育投入不足。至于说到管理水平和能力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个很平常的县级政府会有什么样的特殊管理经验或能力可以保持20多年而又是其他的县市做不到的呢？
    经济观察报：政策宽松并没有引发“人口暴涨”,除了翼城县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外，还有个案的例证吗？
    梁中堂：不是个案，而是大量的人口现象都可以证明。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2.2以下，其中许多国家都低于1.5。这些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很高的，但都是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情况下自发降低的。就发展中国家来说，譬如与我们有较为接近的传统文化的泰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们同期下降得都快。
    我们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国是从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才开始要求制定限制生育政策。但是，我国的妇女生育率已经由上世纪60年代末接近6.0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2.7，10年时间下降3个孩子，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的。如果分城乡来分析的话，我国城镇妇女在1950年的生育率已经由传统平均生育7-8个孩子达到5-6个，上世纪50年代后期降到5.0左右，上世纪60年代降到3-4个，上世纪70年代更迅速由3.0左右下降到1.3。我国农村妇女则由上世纪60年代中期平均生育接近7个孩子持续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3个左右，这都是在没有强制性政策的作用下得到的。

　  经济观察报：听说和翼城县相同的试点还有一些，这些试点的情况如何？
    梁中堂：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是不能由地方轻易决定的。1984年7号文件后，各省在从严掌握的前提下产生了一些不同政策的试点。1987年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主持在翼城县召开过一个试点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包括甘肃省酒泉地区在内的全国13个试点单位，算是对这些地区允许农民生育二胎政策的一种认可。1988年，国家计生委下发过一个调整试点单位的文件，上述13个单位只有7个列入其中。据我知道，由于酒泉地区（现在已经地改市）的党委和政府的强烈要求，1998年甘肃省人大通过决议批准该市恢复许可农民生育二胎。
    另外，广东省人大通过决议从1986年6月开始全省的农民普遍放开二胎，1998年又改为“女儿户”的政策。本来，海南在建省前已经从广东省获得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是，建省后改为“女儿户”政策，2002年才又恢复了允许农民生育二孩的政策。
    与翼城县试点相近的只有酒泉市的生育政策。从普查资料分析，酒泉市在1985年开始在全地区有条件地允许农民生育2个孩子，1982年-2000年人口增长26.2%，比全省同期增长30.7%明显要低。当然，从普查资料看，酒泉市的城乡人口构成中城镇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全省。但是，细分期间的几次普查，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年份实行宽松政策，1982年-1990年普查期间，酒泉市人口增长9.4%，大大低于全省同期的14.4%；1990年-2000年两次普查期间，由于在绝大多数年份取消了宽松政策，酒泉市人口增长了15.4%，高于全省同期的14.3%，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宽松的政策有利于降低人口的过快增长。
    经济观察报：政策宽松生育少，政策严紧反而生育多？
    梁中堂：这可能与我们是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有关。从近现代历史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化发展或渗透而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现象。这一情况表明，节制生育是工业化以来创造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经济社会生活的自立使得儿女可能不再是养老的一种投资。
    我曾经依据1982年普查资料对比过翼城县和全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翼城县几乎就是全国的一个微缩。按照通常0-14岁、15-6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划分，翼城县的构成是33.58：61.78：4.64，全国为33.59：61.60：4.91。特别是自1982年中央11号文件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的18年期间，主要生育人群的构成也十分接近，其中翼城县 0-19岁人口占总人口45.17，0-29岁占63.01，而全国分别是46.08、62.71，都非常接近。这样，18年的人口过程就有了直接的比较意义。

首先，翼城县和临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国执行的生育政策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口实际增长幅度的差别却不是很大，说明政策的差别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其次，翼城县的农民普遍地生育了2个孩子，这应该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其增长幅度比全国还小，这就相当于说全国的农民实际上也普遍地生育了2个孩子。由于全国增长幅度和城镇人口构成都高于翼城县，甚至可以说全国有比翼城县更高比例的农民生育了多胎。
    我们知道，现行的农民生了一个女孩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的政策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规定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直到1990年之后，在国家计生委的督促下大多数省区才颁布了农村“女儿户”可以生育二胎的地方法规。即使这样，江苏、四川和河南等几个人口大省继续执行不分城乡的“一胎化”政策。所以，按照实际管理的人口政策口径计算，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的政策生育率超不过1.2。如果生育政策起作用，世纪末的人口总量应该在11亿以内。但是，2000年普查人口却是12.6亿。这就说明，理论上，限制生育可能会促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但现实中，现实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显然并不一致。而某些相对自由的生育状况下，生育率该下降还是会下降，而且并不一定比严格限制的状态下慢。
    经济观察报：有许多人担心放开或者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出现大量的盲目生育，出现“人口爆炸”。
    梁中堂：这要看你是如何思维的。如果把生育当作每个当事人寻求幸福生活的一种需要，是一种有目的有节制的事情，自然不会出现所谓的人口爆炸。农民并不是天生只会生孩子而不懂得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上面我们谈到，人口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既然严格的政策对其实质性的运动不起作用，松动的政策当然也不会起到多少实质性的作用，问题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会减少社会的内耗。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