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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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杜维运   来源:光明日报   点击数:881   更新时间:2005-3-15   文章录入:hejin ]
杜维运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日
自南宋以后,环境优美、财赋丰腴的浙东地区出现了极具特色的史学。浙东史学分永嘉、金华两派,分别由永嘉的周行己、郑百熊和金华的吕祖谦、陈亮开创。金华一派又由吕祖谦传入宁波而有大史学家王应麟出现,稍后又有胡三省出。元明两代,浙东史学虽趋式微,但其统不绝。至清初黄宗羲出,浙东史学又蓬勃振兴,下开宁波万斯同、全祖望与绍兴章学诚、余姚邵晋涵的史学。数百年间,师教乡习,濡染成风,前后相望,若脉可寻,于是中国历史上的浙东史学派出现。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史学派,也是延续时间最久的史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浙东史学以其鲜明的特色占有一非常重要的地位。
纯真的精神。黄宗羲于明亡以后,栖身浙东,自以孤臣之泪,无补于故国之亡,因搜集南明经营恢复的事迹,成《行朝录》九种;另有《赐姓始末》一种,为记述郑成功的大节,许其以一旅存故国的衣冠;而《南雷文约》、《南雷文案》、《南雷文定》诸集,尤为保存明末历史的总汇。他在《南雷文定》凡例中云:“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乡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由此可知,黄宗羲文集中所载叙事之文,旨在备史事之缺,亦即存留明末亡国大夫的历史。时值新朝势力薰天之日,如此存留历史,自然要冒生命的危险。而冒死为历史存真,岂不就是中国史学史上不向现实屈服的纯真精神?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衣钵弟子,于康熙十八年奉师命参与修明史,隐忍史局二十年,其目的也是为存有明一代的历史。正如他向故友刘坊吐露心声云:“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来,迄今廿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明亡清兴,是历史上的一大变局。历史的真相,最易在此朝代更易之际失去。此时若无史学家据实以书,则蹈海乘桴者的英灵,将存在于虚无飘渺之间,史学上的缺陷,孰大于此?黄宗羲冒万险以存明末的历史,万斯同隐忍数十年以存有明三百年的历史,千古罕有其比,这是史学上极为珍贵的精神。
博大的思想。中国有学术思想史,自黄宗羲写《明儒学案》、《元儒学案》、《宋儒学案》始。这是史学上的大创作,西方近代流行的intellec tualhistory若相呼应。黄宗羲为史学家,也是理学家。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思想,主要为理学,因此他最有资格撰写宋元明三代的学术思想。《明儒学案》写成于康熙十五年,《元儒学案》、《宋儒学案》则未及成书而人已谢世。就《明儒学案》而言,他对于明代的学术思想,最有阐扬及保存之功。“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所未发。” 《明儒学案发凡》 其对于明代理学的真知与表扬,为他人所不及。明代理学得此书而大明,无怪被叹为“明室数百岁之书”了 《南雷文定》四案卷1 。进一步值得称道者,为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所具有的兼容并蓄的精神。他能广泛容纳明代各学派,给予以相当的位置,不受其本身学派立场的影响。正如《明儒学案发凡》所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之所以能容纳各学派,自有其学术理论上的基础,这就是他所谓的“一本而万殊”。他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所以,他对“浅深各得,醇疵互见”的各家学说都搜罗无遗,尽力将其宗旨和盘托出。这无疑是撰写学术思想史最客观的方法,千秋不能易。
表章气节,发明幽隐。浙东史学家以纯真的精神,撰写近世当代之史,尤其表现在表章气节、发明幽隐上。黄宗羲在《南雷文约》、《南雷文案》、《南雷文定》中所载叙事之文,绝大部分为墓志铭、神道碑铭、墓碑、墓表、圹志、行述、事略、哀辞、传记、寿序等,皆为存历史,而非以炫辞章,其意盖以碑传为史传。故凡桑海之交,奇节异行之士,皆悯其名节即将泯灭而思以残墨存留之。所以对于慷慨殉国,大节可与日月争光者,首先汲汲表章;对于守节的遗民,也为之发明沉屈。雍、乾间私淑宗羲的全祖望所著《鲒埼亭集》、《鲒埼亭集外编》,其主要的目的,也是在表章气节,发明幽隐。大节凛凛,像钱肃乐、张煌言、王翔、顾炎武、黄宗羲辈,皆为之作碑铭墓表,洋洋洒洒,读其文而令人思其人。即出自学校韦布之徒,若所谓六狂生、五君子者,亦为之作状,发明沉屈,以慰其重泉之恨。歌妓有气节者,亦表章之。对当代的廉吏以及仗义好古之士,亦不忍听其泯没。需要指出的是,其时文网正密,偶表前朝,即膺显戮,致使士大夫皆缄口沉默,噤若寒蝉。黄宗羲、全祖望辈敢犯天下之大不韪,毅然言天下所不敢言,可谓已尽史学家之责。
博罗文献,寻求史义。浙东史学家自南宋起,即重视文献。如万斯同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默识暗诵,未尝有一言一事之遗。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诸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至全祖望,尤现浙东史学家博罗文献的精神。他感伤明亡以后,文献以忌讳凋零脱落,故积极搜访明末人物的遗集,无微不至,有求之几二十年者,得之则为之狂喜,视若球璧。一切忌讳,皆置度外。至乾嘉时代,邵晋涵好治晚明文献,于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王鲁王本末,从容谈论,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章学诚醉心修方志,亦有黄全文献学的色彩。
可见重视文献为浙东史学一贯的传统。而寻求史义,则为浙东史学的最大创新,亦为中国史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以撰写《文史通义》一书而驰名近代的章学诚,其史学的重心所在,就是寻求史义。他曾屡次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事实上,以词采为文,以考据为学,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史学家的任务,尚未达成,还须别识心裁,于事文之外,寻求史义,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才是史学上的最高境界。值身四库馆中的邵晋涵所作《史记》、《后汉书》、《魏书》、《周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七部史书的提要,极具史识,举凡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之大者,皆淋漓发挥之。约而言之,章学诚是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大家,其寻求史义,最现其卓识。邵晋涵与之相呼应,浙东史学,遂现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