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10年：中国期货“轮回”的代价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贵买贱卖”的贸易格局使“中国定价权”问题得以突显。这种局面，又与国内期货市场发育滞后、国际话语权微弱息息相关──而10余年前，倘若不是由政策调整引发的国内期货业的根本性“逆转”，或许已是另一番景象。

今年以来，随着期货交易法正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瞄准期货业制高点（金融期货）的新交易所即将挂牌、现有交易所也有望推出更多的新品种，期货市场再次有望迅速回暖，一切似乎又“转”了回来。与一般人印象不同，国内期货市场比股票市场起步更早，也曾有过更“早熟”的经历，只是后来“中道衰落”了。其结果，就是长达10余年的停滞甚至后退。

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期货市场座谈会，被视为中国开始酝酿建立期货市场的标志性事件；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第一个引入了商品期货机制；随后至1993年底，国内各种期货交易所已达50多家，交易品种包括了小麦、大豆、稻谷、铜、铝、汽油、国库券等35个。

10余年过去了，期货的发展让人沮丧：目前国内期货市场正在交易的品种仅有10余种，结构上则依然是以农产品、工业品为主，兼顾能源产品，作为期货市场制高点的金融期货尚未落地；与此相应的是，期货交易量与交易额更大幅走低──即使作为近年来高峰期的2004年，其当年30569手的交易规模也远低于1995年的63612手。

期货市场在国内少人问津，在国际上也是步履迟慢。这种现状导致中国在大宗商品贸易中话语权一直缺失，因为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期货方式定价的。

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处境总的概括是，有“影响力”但没有“发言权”。关于“影响力”，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一位中国官员在访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时，隔着玻璃想看看下面交易场面，结果被交易所老板一把拉住说：不要看，如果交易员看到黄色面孔，价格马上会波动。

关于“发言权”，更有许多详尽数据：在进口方面，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羊毛、棉花、铁矿砂等11种主要进口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价格也明显上涨，其中8种产品的平均进口价格涨幅均为两位数(从13％到99％不等)；而在出口方面，素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之说的稀土更是典型的例子，石油如今成了“黑金”，稀土却只卖了个“土”价钱──2004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量是1990年的9倍，均价却同比大幅下降了46％。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认为，“中国因素”不属于中国。大力发展国内期货市场当可有效改善这种被动局面。可叹的是，10余年的时光蹉跎可，不少机遇业已错失。针对期货市场的变迁，有人开始反思：倘若当初不是“一刀切”、而是“规范与发展并重”，如今应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更重要的，这其中有一些必然的因素。政府的“有形之手”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对于国内期货品种推出机制落后的问题，胡俞越探究了其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按照目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二章第17条的规定，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期货交易品种需由中国证监会批准，由此可见品种推出审批权在证监会之手，这“不是一种市场化行为，而是一种行政性行为”；其次，在这种模式下，“目前的品种推出审批过程又过于繁琐”──一般而言，交易所先将期货合约设计上报证监会，证监会又将其申报给国务院，国务院则需要征询国家相关部委、现货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地方政府意见。这使得品种推出时滞相当长，“最复杂的时候，上市品种的推出甚至要通过18个部委的同意。”

在中航油事件发生之后，据闻有政府部门特意下发了一个文件，让大国企从高风险投资领域“撤出来”，希望如此就能断绝“下一个中航油”。这种做法，受到了业界和专家的广泛质疑。再以成立金融交易所为例，从业界、学界到官方，对金融期货的缺位早就看在眼里，但政府的决策缓慢异常，直至今年才确定方案，而且最后确立了在现交易所之外成立新的专门交易所，不少专家认为，成立新交易所是“多此一举”。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政府自我限权意识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自发状态，但外力的壮大正逐渐产生越来越强的“倒逼”力量。以期货市场为例，应该说导致这一轮“新政”的背景和动力，都和上一轮有很大不同。

某种意义上，期货市场在发展初期颇有些“万马奔腾”的味道，参与主体、交易品种、市场规模等方面丰富多彩；但同时也因市场基础不完备、监管不足等缘故带来了泡沫。后者直接导致了政策急转弯，进而造成了多年的市场萎缩。发生在1995年、被称为“中国巴林事件”的“327国债事件”，是引爆持续多年“清理整顿”的导火索。从彼时至1998年底，国内期货交易所减少为3家、交易品种仅有12个，且局限于现货交易，至今也未能完全恢复元气。

但与1995年的情形有所不同，当前对期货市场的政策再次变化，虽然也有监管部门应对危机、主动调整的成分，更多的则是改革、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带来的内外部压力。可以这样说，即使政府仍不愿意，也会被“推”着向前走。

譬如，从4月底开始，国内首家“重出江湖”的石油现货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就推出了中远期现货交易合约网上模拟交易。据了解，该所将在今年8月18日正式开业，将提供的现实交易方式中也包括有中远期现货订货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其实是一种“实践变通”。

来自外部的压力如今更加紧迫。金融期货是期货业的制高点。2004年10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就率先推出中国指数期货，如今文莱国际交易所也正在酝酿“中国统一指数”股指期货，新加坡交易所也宣布将推出中国指数期货。这也都使得国内不得不加紧提速。

我们无法计算期货市场在“轮回”中失去的时间和机遇价值几何，但可以做一些比较性分析。就在中国期货市场踯躅不前的期间，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比内地期货市场起步晚了好几年），但如今在交易规模、功能发挥、国际影响等方面都远远跑在前面。

据了解，目前韩国的KOSPI200指数期货合约交易量已跻身全球第一。即使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做比，中国期货市场的品种推出速度也令人汗颜──印度2000年6月就推出了股指期货、2001年6月推出了股指期权、2003年6月推出了利率期货。

更严重的是，从历史上看，有的重大机遇，一旦错过就难以再度企及。有学者认为，英国当年本来有足够机会实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在英国，股票交易从1555年左右就开始，17世纪末股票交易在伦敦越来越火，但是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严格限制公司股票上市的法案，那项法案从根本上扼杀了英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使伦敦股票交易沉闷了130余年，直到1850年后才重新复苏。学者陈志武对此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那项法案把以股权文化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留给了后来的美国。

一国的兴盛，经济的崛起，就是在适当时机做适当的改变、跟进。美国期货业历史上，正是因为市场拥有了充分自主权，才能不断推陈出新──19世纪后半期，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产品期货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上市了包括谷物、棉花、咖啡、可可等多种农产品；20世纪以后，美国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由农业领域转向工业领域，又逐步推出了金属、能源等期货品种；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汇率风险增大，美国又率先推出了金融期货、如今其交易量已占有全球市场90％以上的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对政府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从不同角度着眼，针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发出呼吁。张维迎提出：“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他批评说，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国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前景如何，尚难预料。可以明确的是：已经发生的遗憾不应当重演。期货要告别“轮回市”的前提，首先就是真正告别“政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