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影响中日关系吗？

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鲜花 图片来源：瞭望
长安福特马自达公司2004年决定在南京江宁投资建厂，当时马自达员工纷纷写信给公司总裁表示反对，有些员工家长甚至写道：“我们还等着抱孙子，不想让儿子到不安全的地方去。”深感压力的总裁派人到南京“微服私访”，穿街走巷，用日本话问路、购物，发现南京人对他们非常友善，没有一点排斥仇视的样子
南京大屠杀对于中日关系来说十分敏感。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值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系里高兴祖老师撰文驳斥，出版社准备将他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屠杀》出版发行。但不久中日关系峰回路转，5000中日青年互访，此书出版也被叫停。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如此，一直处于中日关系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右翼一直以此说事，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日本许多老百姓也不明就里，对此心有余悸；就连南京也有人担心，怕说多了影响对日招商引资。
2004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担任扩建工作江苏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南京市领导小组组长、展陈指挥长，亲身参与了扩建的全过程，接待了很多中外人士（尤其日本人），听到很多人提出疑问，也对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日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加感受到纪念馆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感受到很有必要厘清大屠杀的一些史实和扩建中的一些问题，以正本清源，消除疑虑，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中日关系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究竟有没有南京大屠杀
由于日本右翼的否定，让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公案蒙上了一层疑云。2004年我到台湾考察时，新竹国际商业银行行长詹宣勇设宴款待我们，并邀请了几位民进党籍立委、国民党籍立委、新党籍立委作陪。席间，一位民进党籍立委挑衅性问道：“究竟有没有南京大屠杀？”没容我出声，詹宣勇抢先回答“千真万确”。他说他父亲当时作为台籍日本兵，在大屠杀后从上海坐汽艇到南京，亲眼看见南京江面上江水全被血水染红，到处漂浮着尸体。这一幕他父亲终身难忘，经常向他提起。说得这位民进党籍立委无言以对。
后来我们又到了佛光山。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是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他告诉我们，他的老家在扬州江都，南京大屠杀时，他的父亲在南京，母亲和他后来赶到南京寻找父亲。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母亲和他把沿街的尸体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父亲，因此他到南京栖霞寺做了出家人。南京大屠杀的惨景他刻骨铭心。后来，他专门请了旅美画家李自健以他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画了幅《屠.生.佛》的油画，在世界巡展，引起轰动。有人欲以400万美元高价收购，被他拒绝。最后，他将此画无偿捐献给了我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们过去研究介绍南京大屠杀，比较重视历史考证，往往讲结论多、说道理多，结果给人印象不深，在国际影响不大。1997年，美籍华人张纯如写作了《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以讲故事、说真相的方式介绍南京大屠杀，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书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周之久。《纽约时报》称她“60多年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用英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日本当年的兽性之极”。美国《新闻周刊》评价认为该书“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这本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激发起西方公众和政府对该事件的重视，引发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西方拍摄影视作品热潮。仅2006至2008年，就推出了美国人导演的《南京》，加拿大人导演的《张纯如》，中德合拍的《约翰.拉贝》以及中、德、澳合拍的《黄石的孩子》等一批影视作品，大大提高了全世界对这一历史悲剧的认知度。     这些事情启发了我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展陈思路，我们特别选用了一个个的真实故事：这里有中国幸存者的回忆，有在宁外国人的记录，也有日本士兵的亲口讲述??正是这些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昭示了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30万数字的争议
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争辩，日本右翼就在人数上做文章，提出30万数字不实。
这“30万”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它是历史定论。1945年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如果加上日本战犯太田寿男供词中承认的抛尸毁尸15万多，死亡人数应高达30万以上。
《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它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日本政府在该和约上签了字，意味着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日本右翼否定这一数字，一是说南京当时的人口只有25万。实际上南京当时是中国首都，1937年5月时户籍人口101.6万。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迁都，部分有条件的居民离开南京避难，到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尚有50多万居民，加上守城官兵11万多人，以及从上海、苏州方向来的数万难民，共约60多万人。所以，日本右翼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
日本右翼质疑的另一借口是遇难者的名单问题。在纪念馆扩建前，原有5000多人名单；在扩建过程中，我们全力征集遇难者名单，两年内又征集到了一万多人的名单。在展陈中，15000多遇难者名字被刻在了纪念馆墙上。我们还借鉴了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做法，建立了幸存者和遇难者档案墙，使之成为一座震撼人心的历史之碑。
纪念馆内陈列包括10000多名幸存者、遇难者和外籍证人档案的历史证人档案墙。
在征集中我们最大的遗憾是，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军阵亡将士，其中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其名单应在台湾军史馆。我们通过关系找到台湾，民进党执政时，对我们置之不理；到国民党重新上台时，告知我们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无从搜寻。看来这些名单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了。
后来我们也参观了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他们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人，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一是战争期间人口没有登记，二是战时也没有机构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尤其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后八年，南京被日军占领，他们千方百计毁尸灭迹，消除证据，掩盖真相；八年抗战后中国又爆发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兴趣和精力来做这些工作；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也不愿多提此屈辱一页；而我们大陆的相关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40多年过去，其难度可想而知。
日军为何如此残暴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骇人听闻的杀戮，还包括大规模的奸淫、掠夺、纵火等罪行。种种暴行之残酷，让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都大为震惊。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留在南京的约翰.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指出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不胜枚举”，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
美国女教授魏特琳留守南京期间，每天与日军作不懈的斗争，收容和保护了一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在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一周年后，她仍然难以从梦魇中解脱出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超出了人性能够接受的范围。那么，是什么使得日军犯下如此惨绝人寰的罪行呢？
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近代以降，从入侵台湾、吞并琉球、甲午战争，到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的对华侵略一直在升级，但是遇到的抵抗也在不断升级。日本迫切希望能够以武力威慑完全击垮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彻底征服中国。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膺惩暴支”的声明。所谓的“膺惩”，就是用暴力手段来消灭中国的抗战意志。9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我国为了使这种国家反省它的错误，而决心予以决定性的打击。”“日本帝国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中国军队完全丧失战争意志而予以上述打击”。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展示了抗日决心，在淞沪和南京战场都投入了德式装备、德式训练的精锐之师。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4万多人，历时三个月才攻下上海；南京保卫战历时不长，但日军损失惨重,报复心理和破坏欲望都被大大地激发出来。12月9日，日机掷下最后通牒“一切战争之恐怖均将见于南京”，日军在进入南京城之前，下达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的命令。
其次，日本民族的特性是造成屠杀惨剧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文化有双重性，犹如美国人描写的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意味着服从；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强调为达目的不顾一切。自从幕府还权于天皇，日本民众对天皇意志极度尊崇和绝对服从。在日本军队中，这种唯上唯权的做法尤其明显。
占领南京后，在六周之内，日军各级指挥官连续下达屠杀令，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攻城主力十六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层层直接下令屠杀俘虏。因此，各个部队几乎都参与了屠杀，甚至互相比较杀人数量和手法，以此为荣。在多数日本官兵眼中，杀人已经不是一种罪恶，而是在完成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
正如日本老兵东史郎后来反思道：“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效忠重于泰山，而我们的生命都轻于鸿毛。如果我们的生命都毫无价值，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必然变得更不重要??这种人生哲学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日本军人的这种“好勇好血”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场上的残暴，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黄仁宇在《日本，Nippon, Japan》中说：“1864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 日本武士对自己的残酷连西方人都看不下去，然而他们认为这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的最好选择。     正是当军国主义的暴力机器和日本文化中长期积淀的畏强凌弱、好勇好血的劣根性结合起来的时候，日军的烧杀淫掠就变得肆无忌惮了。
历史事实是翻不了案的
南京大屠杀过去了70多年，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挑起事端，妄图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近年来，日本国内发生过几起相关的诉讼案件，结果证明历史事实是翻不了案的。
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典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9日中午，当侵华日本兵在南京五台山一学校地下室企图强奸19虚岁的孕妇李秀英时，遭到反抗，3名日本兵遂合伙用刺刀在李秀英面部、腹部、腿上连戳几十刀。经金陵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威尔逊抢救，李秀英活了下来，但于第二天流产，身上留有多处伤疤。她亲身经历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成为日军暴行的“活证人”。
但是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声称现在的李秀英不是当年的李秀英，污蔑她是“假证人”。为此，李秀英于1999年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当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判令松村向李秀英支付150万日元赔偿金。之后，被告两次上诉，李秀英也于2004年12月去世。日本最高法院2005年1月的终审判决裁定李秀英胜诉。这是诉日本右翼人士否定南京大屠杀案的首场胜诉案。
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同样因为受到日本右翼的污蔑而提起诉讼。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纪录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真实记录了南京城南门东新路口5号两家平民11口人惨遭杀害的情景，幸存下来的小女孩就是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1998年日本展转社出版了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书中诬称夏淑琴不是当时的那名少女，说她“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而南京大屠杀更被描述成“20世纪最大的谎言”。2007年5月，夏淑琴以侵害名誉和感情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历经三次审判，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定夏淑琴胜诉，被告书中的描述侵害了原告的名誉，赔偿原告400万日元。
1937年11月30日到12月11日期间，侵华日军第16师团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展开杀人竞赛。1947年底，两名战犯在南京被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死刑。朝日新闻社战后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书中记述了“百人斩”杀人兽行。2003年4月28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怂恿下，“百人斩”杀人竞赛两名刽子手的遗属向井千惠子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本多胜一等的相关报道、著作违背事实，企图对“百人斩”历史进行翻案。2003年8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以“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为由，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向井千惠子等人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6年5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驳回上诉要求。日本战犯遗属想通过法律程序否定“百人斩”历史的图谋未能得逞。本多胜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应该说这一历史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纪念馆影响中日关系吗
在大屠杀纪念馆扩建期间，我接待了日本经济文化访华团，团长为日本出版协会会长石原记。见面他就向我提出，纪念馆为何要扩建，是否有意扩大大屠杀影响？
我回答道：“扩建的原因主要是原纪念馆面积过小，占地33亩，总建筑面积仅为2500平方米，展厅面积只有800平方米，每天接待观众约上万人，场馆内拥挤不堪，设备陈旧，影响观瞻，也影响文物的保护。这次扩建面积增加了3倍，共111亩，增加的部分一是纪念集会广场（占地22.5亩），二是和平公园（占地48亩），而且和平公园占地最大，是纪念馆的最后部分，就是让人们看了以后，要记住过去战争的残酷，远离战争，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保卫和平，绝不是为了培养仇日情绪。就像你们国家建了广岛、长崎纪念馆，我相信你们也不是为了培养日本人的反美情绪吧。”听了我的介绍和说明，日本代表团成员全体鼓掌，表示认可和理解。
在纪念馆展陈设计施工中，我们特别提出，重在让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照片、文字、实物还原当时情景。在展陈完工后，我们又请了在宁的各国友人参观提意见，立足以国际眼光来看待南京大屠杀。经过大半年的布展调整，终于2007年12月13日对外正式开放。两年来，平均每天观众两万多人次，最多一天达十万人次以上，成为南京旅游观众最多的景点。也有大量日本媒体和日本游客来馆参观，他们看后都表示忏悔和谢罪，没有提出什么质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名日本外交官，他来馆时，朱成山馆长陪同参观，当时他并没提出任何问题。但他回国后对媒体说，他在馆里指出了许多失实之处，纪念馆作了修改。当时日本媒体报道后，馆长很气愤，向我汇报此事。我回答道：“他是说给日本右翼听的，别管他。”
今年3月，我到日本考察时，遇见了全日空特别顾问、森大厦建设公司进和久社长。他见我是南京来的，告诉我，他在担任全日空总裁时，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接见，中国所有大城市都去过，唯独没去南京，主要担心南京人有仇日情绪，怕受到不友好的对待。
我们听了都很诧异。为了打消他的这种恐惧心理，给他讲述了长安福特马自达在南京投资的真实故事。
长安福特马自达公司2004年决定在南京江宁投资建设年产30万辆车的工厂，当时马自达员工知悉后，纷纷写信给公司总裁，有些员工家长甚至写道：“我们还等着抱孙子，不想让儿子到不安全的地方去。”当时总裁压力很大，打算派人实地考察一下再做决定。公司职员没有通知南京官方，轻车简从来到南京，自找酒店住了几天。每天穿街走巷，用日本话问路、购物、与人交往，发现南京人对他们非常友善，没有一点排斥仇视的样子。公司职员回到日本汇报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总裁迅速拍板在南京建厂。这个故事是长安福特马自达公司在南京投资签约时，该总裁亲口告诉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的。     此后，我又特别向日本友人介绍，其实很多日本人对南京的恐惧完全是种误解，我们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目的，正如中央领导李长春、李源潮同志在纪念馆冥思厅题写的“让白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恐惧，让母亲不再哭泣，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正是由于我们有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教育场所，南京的老百姓都有了正确的历史观，仇恨日本军国主义，但不仇视日本人。进和久社长和他的同仁听后非常感动，表示要尽快到南京来参观考察投资。    绵延不绝的紫金草
在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存在的同时，日本民间很多人却抱着执著诚恳谢罪的态度，致力于还原历史、传播真相，事迹令人感动。
东史郎先生原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1937年应召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他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充满悔恨。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他勇敢地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1987年12月13日，东史郎第一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长跪于纪念石碑前不起。后来，他对着每一个见到的中国人都深鞠上一躬，整整鞠躬三小时。到2006年去世前，他共7次到南京谢罪。我们为东史郎专门设置了展台，介绍他的经历。
一位名叫松冈环的日本小学女教师，20多年来坚持自费搜集整理侵害者和被侵害者的证言。其间，她先后60多次来到南京，开展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取证。她出版的《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 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和《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等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她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骚扰，曾经在两天内接到130个电话，绝大多数都是右翼团体对她进行辱骂的。但是松冈环说：任何恐吓和骚扰都不会影响到我对历史真相的求证。为了表彰她的贡献，我们授予她“南京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还专门制作了她采访日本老兵的仿真雕像，在馆内展出。
1939年，日本军医山口诚太郎很偶然地看见一名南京的小姑娘，在紫金山下采摘一种开着紫色小花的小草。那一幕美丽的情景给饱受战争痛苦的山口诚太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将花种带回日本，取名为紫金草。
战后，怀着对当年侵略战争罪行的反省和对和平的祈愿，山口诚太郎和他的儿子山口裕数十年来致力于将紫金草普及到日本各地。1966年山口诚太郎去世，山口裕与家人继续年复一年地将花种免费赠送给日本全国各地的学校、公园和社区。1985年，他们在日本筑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向博览会观众分发了100万袋紫金草花种。
如今，在日本从北海道到冲绳，甚至靖国神社旁，都可以见到紫金草的影子。山口裕说：“我们这样做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的罪行一种无声的抗议。也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
纪念馆扩建时，山口裕筹集了1000万日元在纪念馆和平公园内捐建了紫金草花园，以此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祈望和平的象征。
南京和日本渊源流长，对日本文化有巨大贡献、日本家喻户晓的鉴真和尚，就是南京相邻的扬州人。日本很多物品都是明朝从中国到了日本，以至于都用南京来命名，花生叫南京豆，麻袋叫南京袋，锁叫南京锭??我们由衷希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不应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障碍，而应成为两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面向未来的友好交流场所，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叶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