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启康:读书掇存(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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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启康
(346)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他的理由是前两位在邦交上多少有点“说一不二”,而后者则为奉旨行事,为君作嫁,只能屈就“半个”;但唐氏又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919)上面对列强霸道,不卑不亢,直面群雄叫板说“不”,拒签对德和约,赢得世人敬仰,值得称颂,“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风头。也至此一次。”在此后二十年,顾维钧在国际论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不畏强暴,为国争光,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迹,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鉴此,,竊以为他那个半个也不“半”了。
(347)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348)1948年3月26日,中央研究院评选出首届院士81人,胡先骕是植物学方面的院士。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生物学地学学部的84名学部委员(即院士)中却没有胡先骕了。这是因为他在自己新出的著作中公开反对了苏联李森科的伪科学。这李森科可是斯大林的红人。在这举国向苏联“一边倒”之时,反对李森科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1956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的发言中提到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事。毛泽东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答:“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又说:“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349)陈源是英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现代评论派的主笔,和语丝同仁吵得一塌糊涂。凡是喜欢看鲁迅文章的人,都熟悉这件事。但是骂陈源最损的是刘半农,他逮住陈的英语程度大做文章,说其水平的确比萧伯纳还好,可惜愚昧的英国人孤陋寡闻,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一位奇人,而且查遍英文字典,竟然见不到陈源的大名。
(350)叶兆言在《闹着玩的文人》中写道:“……在鲁迅眼里,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而郭沫若却视鲁迅为封建余孽。
左联时期,郭躲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发表了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的专著,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这本书参考了莫尔根的《古代社会》,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王国维的创获挪为己有。’
…..郭沫若却令人沮丧地因为一时寻欢,由不洁的行为感染了淋病,并过渡给妻子安娜,郭不得不写信给行医的日本友人求援。
(351)早在七十年代中期,上海流传的新民谣便有对“高价姑娘“的写照:一套家具,二老归西,三转一机(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照相机),四季笔挺,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元钱(指工资),八面玲珑,酒(九)烟不沾,实(十)权归我。
八十年代末的一首新民谣是:好男不上班,好女嫁老板。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
(352) 摘自【清】张潮《幽梦影》: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因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
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
凡事不宜刻,若读书则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贪,若买书则不可不贪。
(353)季羡林先生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个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用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的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96岁,马寅初活到101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