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可以靠制度,大企业只能靠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19/10/16 02:51:15
说到管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管理,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这种管理是系统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这种管理是经过的两千年的实践和考验的。如果我们稍微有一些中国文化知识,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管理从黄帝开始,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到老子时代,已经臻于完善了,史称黄老,主要原则是“垂衣裳而治”,或叫“无为而治”,具体做法是“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就像房子一样,正因为有中间的“无”,才有房子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给下属充分的活动空间,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才是最高领导应该做的(用现在的话讲,是中央高度集权,地方高度自治)。中国的诸子百家,按照《汉书》的说法,都是政府各部门管理经验的总结。(见本人博客)道家是管理整个国家的总结,是最高管理的总结。而其余诸家,则是各行政部门的总结。
汉武帝之后,对于中央以下的各级管理,确立了贬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格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也就是说,中国自汉以来的二千年,都是靠教化、靠文化进行管理的。四书五经,就是中国用了两千年的管理学著作,是通过教化进行管理、通过文化进行管理的专著。法家,“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这就是说,用法律和规章制度来管理,只是用教化和文化进行管理的辅助手段。
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以及董仲舒、贾谊等确立了贬黜百家,独尊儒家的路线,也是鉴于秦始皇的惨痛历史教训的。
秦朝所提倡的是法家,换句话说,就是用制度管人。由于酷法,它建立了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秦和周是不同的。周朝是分封制。秦朝是郡县制。到汉朝的时候,刘邦就倒退了,首都的附近,是郡县制。但是在边疆,他沿袭了周朝的分封制,他分封藩王。
秦朝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就管理而言,它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现代企业管理的标准。如果你们到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去看,你们就可以看到,秦始皇一百万大军,所用的兵器,都是标准化生产的。一百万大军的所有弩机,都是同一个型号,都可以拆卸互换。出土的四万个箭头,底边的平均误差只有0.83毫米。你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生产线,一百万大军的兵器,都是在不同的手工工场手工做出来的。这数不尽的手工工场,都具有统一的标准,你看他们的标准化生产多厉害。就是今天的中国,我看也很难达到。他的青铜器兵器上,都用铭文刻着四级管理的负责人姓名。这四级就是:相邦(吕不韦),寺工(厂长名),丞(车间主任名),工(工人名)。
《吕氏春秋》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出了问题,就可以逐级追查。这就是法制。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做不到的。阜阳奶粉出了问题,要查根源都很困难。
大家知道,莫邪干将的青铜剑是非常出名的。勾践自用的青铜剑,在湖北出土,泡在泥水里二千年,竟然还是亮晶晶的不生锈。连现代冶金专家,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不生锈。秦朝的青铜剑,就比这些剑还厉害。
《史记》记载了一段故事,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荆轲去献地图,地图打开的时候,匕首就露了出来。秦始皇拔剑,因为剑身太长,三次都拔不出来。最后还是有人提醒,要他从背后拔。秦始皇才把剑拔了出来,制服了荆轲。现代人有人就根本不相信这一段记载是真实的。他们说青铜器很脆,不可能铸成长的青铜剑。顶多像勾践自用剑那样,剑身只有五十三厘米长。但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却都是九十多厘米长一把。为什么长而不折?就是因为它不是楔子形的,而是葫芦形的。可见,秦国的冶炼技术,在当时是比其他六国都要先进的。你想想,用九十多厘米长的,去对付五十多厘米长的剑,谁会赢?五十多厘米长的剑,根本近不了身。是不是?秦朝能够做到这一点,靠什么?靠法制。
秦朝从首都咸阳到长城,有七百多里。他们从咸阳到长城,逢山劈山,遇壑填壑,修了高等级直道,用来调兵遣将。这些直道,宽到可以并排地开二、三辆解放牌汽车。时过二千年,那时夯实的路面,现在还只能长草,不能长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法制。
但是最后怎么样?到了秦二世,秦朝就灭亡了。所以法制不行,靠规章制度管人不行,没有人性化不行,不搞员工激励不行,不用企业文化来管理不行。
汉朝的贾谊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他说: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夏殷周,每一代都有几十个皇帝,秦始皇想得很好,他是第一个皇帝,叫始皇帝,然后往下传,到二世,到三世,以至于万世。结果只传到了他儿子,二世就结束了。在前一博客我们讨论了,在创业之初,大家不计较收入,但创成了业,大家就开始讲钱,管理层也开始防备下属。是人性变了吗?人的出发点都是他自己,每个人都有知识,都会为自己谋利益。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夏殷周三代时是这样,秦始皇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人性没有变。关键在于领导怎么引导。领导你叫他懒他就懒,你叫他勤他就勤,你叫他以企业为家他就以企业为家,你要用奖金调动他的积极性,他就只认钱。关键是你领导用制度来管理,还是用文化来管理。
秦朝要用法来管老百姓,难道秦朝的老百变变懒了?贾谊说,人性差不了多少。夏殷周和秦,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夏殷周可以上百年上千年,而秦朝的国运只有几十年呢?没有别的原因,夏殷周三代因为领导有道,他们用义礼来管,用教化来管,用文化来管,所以他们的国运长久。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秦朝无道之暴。什么是无道之暴?就是不用文化来管,而是用规章制度来管,并且因为不是用人管,所以不怕得罪人,因此死命管,管得太严,管得太死,不给人自由发展的余地。规章制度是要的,法是要的,但不能过分,不能讲法而不讲人性。脱离了教化去讲法,就管到不尽人性了。管理没了人性,像陈胜吴广,碰到没有人性到了极点规章制度,没有了出路,左也是死,右还是死,反正都是死,就不如拚个你死我活,还可能有个活路。老百姓全都这么想,秦二世就死定了。贾谊在这里已经把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管理应以该应怎么管理。
贾谊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过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未来的事情会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一般人的智慧,就只有这个水平。我们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讲礼,或者说是教化,或者说是用文化来管理。我们是礼义之邦。礼义有什么好处?乱还没有产生,礼义就把它阻止了。法是什么?法是等你出了事儿,它再去惩罚你。中国是有大智慧的国家。《黄帝内经》就讲,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法不罚众。到处都在出问题,已经起了大火,杯水车薪,能管用吗?他做错了把你抓起来,是不是为了光惩罚他,不是。杀鸡给猴子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讽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你把鸡杀了,猴子会怕吗?你惩罚一个贪官,别的贪官会怕吗?你要想把他都赶尽杀绝,你做得到吗?而礼义呢?在这之前就做了,就预防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哪个好?法制国家好不好?当然好。法制要不要?当然要。但是你必须清楚,中国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国家。你用那些简单的,低级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秦始皇多伟大!他都做不到。你就能做到了?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从大到小的文化,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文化,是一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文化,是一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从小到大的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文化,是一个见木不见林的文化。丢掉了一个从全局来把握细节的文化,去学习的只埋头拉车不看前进方向的文化。有什么好处?人们都目光短浅,智力所不及,只能看到法律的那点暂时作用。而看不到礼义的那种长远作用。
人家老外都说,你们孔夫子厉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些问题户怕舆论,老百姓吐点吐沫星子都会把它淹死。
贾谊说:“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胡不,为什么不。我们要管理企业,靠什么?操作规程要具体化,因为这是爱护人的。但我们的管理要人性化,应该是激励员工,而不是管、卡、圧。我们要靠激励,我们要靠中国的传统文化。
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要靠规章制度,要靠法的话,那是最低层次的。为什么?因为人们可以钻规章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比如,法有一条,叫做不告则不问。我犯了法,没有人去法院告我,法院就不管。对不对?法院受理之后,如果没有证据,就要无罪释放。所以只要消灭了证据,就行了。你有证据又怎么样?还可以辩。律师还可以去辩,去狡辩。真证据狡辩成了假证据,就还要无罪释放。这就是法律。而且在中国,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掺杂进去了。在中国,法律要听领导的。是不是?
还不仅如此,依法办案也可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电视上有一个报导,一个律师替农民工打官司讨工资,官司打赢了,许多农民工并不按合同给他钱,有的还恨他。为什么?农民工说他太黑,黑了他们的钱。他说,他的收费是合理的,他是按照规定收的。他只收了他讨回的全部工资的百分之一。但是农民工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他仅仅工作三天,就收了农民工的百分之一,但这个百分之一,却是一个农民工一年的血汗钱。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农民工,他们自己学法,替其他农民工打官司,讨工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现在民间也有俚语形容法庭的不正之风,是吃了被告吃原告。看来,执法者能够自律,不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待时日。
当然,法律不能少,规章制度也必须要。但是你应该把它摆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呢?这就值得我们研究了。
中国五千年,主要都不是靠法律。中国五千年,最上层靠的是道家,或叫黄老。黄帝是“垂衣裳而治”,老子是“无为而治”,是给下属充分的活动空间,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中层则靠孔子的仁恕,靠礼仪,靠教化,靠培养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诸子百家中有法家,但法家在我们中国,只是辅助手段,从来就没有成为气候。只有秦始皇这几十年,中国才用法治国。事实证明,他的最终结局还不好。秦朝二世而亡。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积淀,我们也许说不出来,但是中国人一定是按照中国人传统模式来思考来行事的,《周易》管这个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邓小平要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我们的家庭企业家,没有受知识的干扰,没有受西方文化的干扰,凭着二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凭借他们耳濡目染所得到的文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由于“日用而不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所以一旦企事业成功之后,就很容易受一些经济学大嘴的忽悠。这些经济学大嘴光说不练,自己不下海,自己做不成,却披着“经济学专家”、“经济学教授”的外衣,到处忽悠。企业家在困惑的时候,不相信自己,而要向“专家”求助,专家就把从书上看来的,或者从他的老师那里听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他自己验证的所谓专业知识,比如什么“引入竞争机制”(在自己的企业时让兄弟斗于萧墙之内,让自己的鹬蚌相争)、“末位淘汰制”(杀掉最末一名,不给他出路,让人人自危,不热爱企业)、“用制度管人”(我不怕得罪他,不要人性地管死他,不必将心比心,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我卖命了)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向企业家推荐。企业家就从他们自己的真法时代,过渡到了“专家”的像法时代,变成徒有虚表,没有实在,好看不好用的形象工程。
企业家应该知道,你们过去是与专家教授不同才成功的,你们过去是运用我们中国老祖宗对你的潜移默化才成功的,你们过去是运用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才成功的,现在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听那些自己做不来,却想去教别人的“专家”大嘴忽悠?
最古老而在今天还管用的,是最有生命力的。在中国,只能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方式才能成功,因为我们中国人血管里淌着中国人的血,我们的思考行事方式都是中国式的。西洋方式和中国方式不兼容,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向西方学,向东洋学,但都是先生欺负学生,我们都没成功。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不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像陈独秀、王明、李德,也都失败了。斯大林口头上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骨子里只想他俄国人的利益,他是友谊,是中国人有(友)的要往他那里移(谊)。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WTO的规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游戏规则,到了我们能赚钱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些规则来制约我们,我们这些年来和美国、法国、日本的众多“官司”还不能使我们猛醒吗?美国人说我们是他们的“战略伙伴”,这是他们在“911”后感到力不从心的以退为攻的策略,他们侵略和剥削我们之心是不会死的,最近在法国发生的事情还不能令我们猛醒吗?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换一个总统,就可以翻脸不认人;一个几代领导人造就的友谊,可以因为一个总统,毁于一旦。中国不但要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中国还要经济的主权,中国还要银行的主权,中国还要中国文化的主权。听大嘴们忽悠,放弃主权,我们会重新被别人奴役的,我们还会有做亡国奴的危险的。那样,我们就进入没法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