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事实胜于雄辩》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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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变化情况及反思
一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民生活幸福的最基本保障。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瞭望》新闻周刊沿长江自上游至下游一路采访，所见所闻深感长江受污染之重触目惊心，污染日益加剧之势令人十分忧心。长江污水排放量2005年已达184.2亿吨，湖泊半数以上已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沿江城市500余个取水口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住在江边没水吃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的污染致使长江水体呈“荒漠化”发展趋势。
长江生态恶化，是沿江经济布局不合理的恶果。据统计，全国两万多家化工企业，分布在长江沿岸的就有9000多家，占全国的45%。三峡库区大中型工矿企业3000多家，化工厂有2000多座。这些化工企业不仅污染严重，而且为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埋下严重隐患，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长江生态恶化，更是沿江企业环境道德严重缺失的产物。不少沿江企业把长江当成了最大的“排污沟”，以牺牲环境和公众利益来换取暂时的企业效益。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污染治理进展缓慢，甚至基本停止治污进程；不少城市转嫁污染，对废水不进行处理就排放。目前长江流域生活污水处理率只有15%。这种上游污染下游、转嫁污染、损人利己的行为，暴露出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环境道德严重缺失。
接受采访的众多人士指出，如果一任长江污染加剧之势发展下去，它所带来的综合损失之巨无法估算。如果仍沿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下去，治理长江污染的投资之巨更加无法估算。重病缠身的长江污染，也不是哪一两个单方所能治愈的。沿江各地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发展之路的时候了，长江污染是到了该综合整治的关键时刻了。（据王圣志 杨希伟 文贻炜《长江污染到生死关头》 原载《瞭望》2006年12月刊文）
环境污染已成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而遍布全国各地的跨国公司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国家环保总局对外公布了130家曾经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三家由于整改不力再次违反环境法规，被国家环保总局重点曝光。
环保人士分析，中国环境标准、法律法规与监管漏洞等原因，使得跨国公司找到了“投机”空间，导致其在环保问题上采取有别于本国的双重标准。
而从环保总局公布的信息看，2004年至2007年间有130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地域涉及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19个省区，包括食品、发酵、化工、机械制造、电子、造纸等行业。
有两点原因促使跨国企业在环保上执行双重标准。
其一，目前中国整体环境监管弱，处罚力度小，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而守法成本比较高。
其二，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不关注。也就是说，在国外，企业因为环保问题会导致品牌受损，遭到民众“抛弃”。而在中国，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
一些公众并不“熟知”的跨国企业，可能存在着更大的污染问题，如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跨国企业。
在相关专家整理的“空气污染地图”中，约有40家跨国企业名列其中。包括壳牌、米琪林、卡博特、杜邦、汽巴（瑞士）、凯诺斯（澳大利亚最大乙烯生产商）等等。（摘编自 王世玲《130家跨国企业双重环保标准 污染中国被曝光》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10日）
海南建省10多年来，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是全省各地肆意砍伐天然林，且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地方25度坡度以上的天然林几乎被砍光，一些山坡被砍成“和尚头”，有些地方甚至超过60度，并继续向山顶前进。更为严重的是，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遭严重破坏，一些市县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对天然林保护认识不足，导致天然林保护处于边缘化、不管不问的状态。
2005年以后的这次大规模砍伐，与印尼金光集团（APP）在海南重点资投资项目——已经投产的金海纸浆厂巨大的木材缺口有关。
由于有了这个引资项目，海南省的市县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对砍伐天然林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不加以制止，有些市县还将砍伐天然林作为扶贫项目，鼓励农民砍树，从而导致非法砍伐天然林行为愈演愈烈。据悉，根据APP与当地政府推广的种植桉树浆纸林模式，海南全省近两万公里公路两旁的防护林将被砍伐。结果，海南公路周边的大部分地段，数十年生长成的护路林被砍伐殆尽，只剩一路树桩。
如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谋求发展，又怎么可能为万千人民造福呢？其实，早在APP进入我国时，有关的环保组织就盯上了它们的破坏生态行为，当APP在云南、广西、海南的毁林行为被曝光后，它们又成了媒体的焦点。从环保组织和新闻媒体了解到的情况看，由于APP和一些地方的政府采取了很不规范的林地流转方式，APP从地方政府获得极为低廉的转让和收购价格，直接损害了当地林农和林业工人的收入。（摘编自邱林《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是一条不归之路》，原载“光明观察”）
二
张宏良教授在《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中对此痛心疾首，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他指出：
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地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挤占农田，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众多爱国学者，对当前环境状况发出了警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同志从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在文章中审视了环境问题：
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的不公，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一部分说起来应当很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我们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我们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时下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风格，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求真务实的态度。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保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速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
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状况比这三大湖泊要好。江河湖海水系相连，除了大陆被严重污染，中国的海洋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海域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则是主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多达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不久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一帮同学相聚，笑谈中国的大气污染时称，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工吸尘器”，中国空气有望会变得更干净。然而，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十三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它特殊垃圾。由于地方注重经济增量、关注形象工程，因此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普遍。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是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就是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其中有35万至40万人因为城市严重空气污染而早亡，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早亡，另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中国污染代价》报告据说是在中国有关部门干预下，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问题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烂采，污染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是，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与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与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有会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环境问题之所以在当前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祼裸的黑利。环境污染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出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摘编自江涌 《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二》，原载《世界知识》）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总和。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闻名世界”，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软肋。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美元，中国大约仅为三千美元。而且，城乡、商人和民工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
因严重污染，黄河水量减少和不断建造各类大坝，中国黄河中三分之一的鱼类将在几年之内彻底绝种。据官方消息报道，中国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总和。
另据农业部消息来源证实，黄河里历来生存着150多种鱼类。但是现在，其中的三分之一已经消失。过去，渔民每年从黄河捕鱼700吨。但是现在，捕鱼量减少了40%。官方报道继续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肆意兴建的水电设施严重阻碍了鱼类的游动、水量减少到了最低水平、降雨量减少、过度捕鱼和严重的污染。
据统计，中国河流的沿岸地区共建造了21000多座化工设施，仅黄河和长江两岸，就有大约11000多家。2005年，各地向黄河倾倒了43.5亿吨有毒废弃物，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8800万吨。
甘肃省政府2006年12月表示，兰州一家造纸厂一天之内向黄河倾倒了2500吨垃圾，在以后的几天里，宛川河榆钢段裸露河床上绵延着一条长40多公里、泛着恶臭的黄褐色污染带。
据中国政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供的官方数据报道，因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废弃物、酸雨，污染了全国120万公顷耕地中的10%。同样，官方资料还指出，在几千万中国人徘徊在贫困线上的同时，每年国家却要销毁大约1200万吨受到金属污染的农作物。
现在，中国正在努力改善污染状况。但是，所需的代价极其巨大。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污染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3%：“2006年，是中国国家环境状况最为恶劣的一年。环境问题可能遏制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了60万件污染问题的投诉。（摘编自《中国污染损失等于30年经济发展总和》，原载意大利《亚洲新闻》报 2007年1月20日）
三
新自由主义理论精英，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置若罔闻，只一味鼓吹“效率优先”，不顾后果。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理论，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环境污染，而事实上，环境危机恰恰是市场经济追逐眼前利益的本性，导致了不顾环境的恶化、透支子孙后代的环境福利的恶果。以下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的自白书：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比如说一个房间人多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房间有味道，需要通风，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关系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关系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环境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我们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专制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那么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是从三个角度，或者说两个字——自由。解决环境问题首先是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自由的民主制度。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自由，或者叫契约自由，或者是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解决关系问题非常好的制度环境，首先你要按照自由主义的思路去适应市场经济，就会使这个国家迅速的富裕，付出的结果就是环境的改变，中国的城乡差别首先是环境差别，背后就是富裕程度的差别，越富的地方环境越好。所以自由主义带来富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解决了很多的环境问题。所以越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
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拥有空气，产权很难界定。但是通过把公有物质最小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公有制是把公有地最大化来制造环境问题，市场经济是把公有制最小来解决环境问题。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很容易不灭绝？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鱼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这是讲的市场经济。（摘编自刘军宁《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政策透视研讨会上的讲话》，来源：博客中国 更新：2008-7-7）
四
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在解放后多次为治理大江大河题词，并号召群众起来整治各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水患、病患等环境卫生问题，并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简朴作风，从而避免了因生活方式的奢侈化、享乐化而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公有制是毛泽东环境保护思想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管理和防止因市场经济和自私行为所引起的盲目发展、无序发展所导致的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走环境保护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形成最广泛的自觉的行动。毛泽东思想特别注重发动群众进行环境保护，最突出的是灭四害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文中强调：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
三、毛泽东时代尤其注重水利建设，以防灾、减灾，基本消灭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水灾和旱灾，奠定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础。毛主席提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第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四、将环境保护工作与卫生工作以及体育、文化、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当作革命工作来抓，形成科学统筹，整体推进。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文中强调：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会议，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 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以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 即使把土地都用来修马路，中国的环境也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全民汽车消费的需求。何况，在城市的楼房森林里穿梭，并非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必须反思对美国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崇拜所造成的乱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应当崇尚节俭，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古巴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有相当的启发。比如九十年代在中国大规模进口汽车以及汽车生产线的时候，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辆自行车，同时引进自行车生产线。古巴虽然没有什么让人眼晕的高楼大厦，没有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可是古巴已经消除了文盲，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九年级，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可以和美国媲美。古巴的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著名学者汪晖将环保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严肃地剖析了只顾GDP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所谓“发展主义”的危害，提出了将环保作为未来的“大政治”的主张。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共识，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使得地方、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衰败消亡，而后者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惟发展主义的宝贵资源，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石。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作为大国的中国应突破单纯的环境保护，通过对发展和生态问题、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思考和规划，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的自主性发展新路来。
生态意识的增长、上升跟破坏生态的实践恰恰是齐头并进的：一方面媒体到处都在谈保护生态，一方面环境破坏的速度比保护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其深层就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地思考、不真正地改变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保护好生态的，而且生态问题会以几何的级数继续上升。
关注环境，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现在，环保日益成为公众话题，内部的复杂性也就多了起来。西方的政客一个个都在讲环保，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有多复杂。不过，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所以，很值得去认真地对待，要有一些思考很深入、彻底想问题的人，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不是在一个简单的生态意义上谈环保，这一点很关键。（摘编自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文章发于：《绿叶》杂志2008年第二期）
一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民生活幸福的最基本保障。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瞭望》新闻周刊沿长江自上游至下游一路采访，所见所闻深感长江受污染之重触目惊心，污染日益加剧之势令人十分忧心。长江污水排放量2005年已达184.2亿吨，湖泊半数以上已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沿江城市500余个取水口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住在江边没水吃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的污染致使长江水体呈“荒漠化”发展趋势。
长江生态恶化，是沿江经济布局不合理的恶果。据统计，全国两万多家化工企业，分布在长江沿岸的就有9000多家，占全国的45%。三峡库区大中型工矿企业3000多家，化工厂有2000多座。这些化工企业不仅污染严重，而且为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埋下严重隐患，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长江生态恶化，更是沿江企业环境道德严重缺失的产物。不少沿江企业把长江当成了最大的“排污沟”，以牺牲环境和公众利益来换取暂时的企业效益。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污染治理进展缓慢，甚至基本停止治污进程；不少城市转嫁污染，对废水不进行处理就排放。目前长江流域生活污水处理率只有15%。这种上游污染下游、转嫁污染、损人利己的行为，暴露出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环境道德严重缺失。
接受采访的众多人士指出，如果一任长江污染加剧之势发展下去，它所带来的综合损失之巨无法估算。如果仍沿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下去，治理长江污染的投资之巨更加无法估算。重病缠身的长江污染，也不是哪一两个单方所能治愈的。沿江各地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发展之路的时候了，长江污染是到了该综合整治的关键时刻了。（据王圣志 杨希伟 文贻炜《长江污染到生死关头》 原载《瞭望》2006年12月刊文）
环境污染已成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而遍布全国各地的跨国公司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国家环保总局对外公布了130家曾经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三家由于整改不力再次违反环境法规，被国家环保总局重点曝光。
环保人士分析，中国环境标准、法律法规与监管漏洞等原因，使得跨国公司找到了“投机”空间，导致其在环保问题上采取有别于本国的双重标准。
而从环保总局公布的信息看，2004年至2007年间有130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地域涉及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19个省区，包括食品、发酵、化工、机械制造、电子、造纸等行业。
有两点原因促使跨国企业在环保上执行双重标准。
其一，目前中国整体环境监管弱，处罚力度小，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而守法成本比较高。
其二，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不关注。也就是说，在国外，企业因为环保问题会导致品牌受损，遭到民众“抛弃”。而在中国，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
一些公众并不“熟知”的跨国企业，可能存在着更大的污染问题，如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跨国企业。
在相关专家整理的“空气污染地图”中，约有40家跨国企业名列其中。包括壳牌、米琪林、卡博特、杜邦、汽巴（瑞士）、凯诺斯（澳大利亚最大乙烯生产商）等等。（摘编自 王世玲《130家跨国企业双重环保标准 污染中国被曝光》 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10日）
海南建省10多年来，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是全省各地肆意砍伐天然林，且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地方25度坡度以上的天然林几乎被砍光，一些山坡被砍成“和尚头”，有些地方甚至超过60度，并继续向山顶前进。更为严重的是，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遭严重破坏，一些市县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对天然林保护认识不足，导致天然林保护处于边缘化、不管不问的状态。
2005年以后的这次大规模砍伐，与印尼金光集团（APP）在海南重点资投资项目——已经投产的金海纸浆厂巨大的木材缺口有关。
由于有了这个引资项目，海南省的市县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对砍伐天然林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不加以制止，有些市县还将砍伐天然林作为扶贫项目，鼓励农民砍树，从而导致非法砍伐天然林行为愈演愈烈。据悉，根据APP与当地政府推广的种植桉树浆纸林模式，海南全省近两万公里公路两旁的防护林将被砍伐。结果，海南公路周边的大部分地段，数十年生长成的护路林被砍伐殆尽，只剩一路树桩。
如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谋求发展，又怎么可能为万千人民造福呢？其实，早在APP进入我国时，有关的环保组织就盯上了它们的破坏生态行为，当APP在云南、广西、海南的毁林行为被曝光后，它们又成了媒体的焦点。从环保组织和新闻媒体了解到的情况看，由于APP和一些地方的政府采取了很不规范的林地流转方式，APP从地方政府获得极为低廉的转让和收购价格，直接损害了当地林农和林业工人的收入。（摘编自邱林《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经济是一条不归之路》，原载“光明观察”）
二
张宏良教授在《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文中对此痛心疾首，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他指出：
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地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挤占农田，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众多爱国学者，对当前环境状况发出了警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同志从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在文章中审视了环境问题：
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的不公，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一部分说起来应当很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我们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我们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时下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风格，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求真务实的态度。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保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速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
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状况比这三大湖泊要好。江河湖海水系相连，除了大陆被严重污染，中国的海洋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海域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则是主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多达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不久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一帮同学相聚，笑谈中国的大气污染时称，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工吸尘器”，中国空气有望会变得更干净。然而，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十三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它特殊垃圾。由于地方注重经济增量、关注形象工程，因此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普遍。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是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就是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其中有35万至40万人因为城市严重空气污染而早亡，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早亡，另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中国污染代价》报告据说是在中国有关部门干预下，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问题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烂采，污染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是，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与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与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有会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环境问题之所以在当前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祼裸的黑利。环境污染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出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摘编自江涌 《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二》，原载《世界知识》）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总和。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闻名世界”，成为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软肋。三十年来，西方国家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美元，中国大约仅为三千美元。而且，城乡、商人和民工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
因严重污染，黄河水量减少和不断建造各类大坝，中国黄河中三分之一的鱼类将在几年之内彻底绝种。据官方消息报道，中国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至少相当于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总和。
另据农业部消息来源证实，黄河里历来生存着150多种鱼类。但是现在，其中的三分之一已经消失。过去，渔民每年从黄河捕鱼700吨。但是现在，捕鱼量减少了40%。官方报道继续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肆意兴建的水电设施严重阻碍了鱼类的游动、水量减少到了最低水平、降雨量减少、过度捕鱼和严重的污染。
据统计，中国河流的沿岸地区共建造了21000多座化工设施，仅黄河和长江两岸，就有大约11000多家。2005年，各地向黄河倾倒了43.5亿吨有毒废弃物，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8800万吨。
甘肃省政府2006年12月表示，兰州一家造纸厂一天之内向黄河倾倒了2500吨垃圾，在以后的几天里，宛川河榆钢段裸露河床上绵延着一条长40多公里、泛着恶臭的黄褐色污染带。
据中国政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供的官方数据报道，因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废弃物、酸雨，污染了全国120万公顷耕地中的10%。同样，官方资料还指出，在几千万中国人徘徊在贫困线上的同时，每年国家却要销毁大约1200万吨受到金属污染的农作物。
现在，中国正在努力改善污染状况。但是，所需的代价极其巨大。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污染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3%：“2006年，是中国国家环境状况最为恶劣的一年。环境问题可能遏制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了60万件污染问题的投诉。（摘编自《中国污染损失等于30年经济发展总和》，原载意大利《亚洲新闻》报 2007年1月20日）
三
新自由主义理论精英，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置若罔闻，只一味鼓吹“效率优先”，不顾后果。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理论，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环境污染，而事实上，环境危机恰恰是市场经济追逐眼前利益的本性，导致了不顾环境的恶化、透支子孙后代的环境福利的恶果。以下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的自白书：
自由主义看待环境问题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认为，环境问题是人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产物，比如说一个房间人多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房间有味道，需要通风，如果一个大洲一个人就不会有什么关系问题了。同样由于人的共同聚集生活的性质不能改变，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消除关系问题像消除贫困一样，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贫困是永远消除不了的，只要有人富了就会有人穷，环境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我们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自由主义的看法是，自由主义能够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全部的环境问题，可是专制却制造更大的环境灾难。
那么对于环境问题，自由主义基本的方案是从三个角度，或者说两个字——自由。解决环境问题首先是自由的人，自由的市场，自由的民主制度。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这两个非常相关的，首先必须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自由，或者叫契约自由，或者是财产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提供了一个解决关系问题非常好的制度环境，首先你要按照自由主义的思路去适应市场经济，就会使这个国家迅速的富裕，付出的结果就是环境的改变，中国的城乡差别首先是环境差别，背后就是富裕程度的差别，越富的地方环境越好。所以自由主义带来富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就解决了很多的环境问题。所以越富裕的国家环境越好，越贫穷的地方环境越差。
因为没有人拥有气候，没有人拥有空气，产权很难界定。但是通过把公有物质最小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公有制是把公有地最大化来制造环境问题，市场经济是把公有制最小来解决环境问题。当市场经济把公有地最小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这个环保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猪不会灭绝？而大洋里面的鲸却很容易不灭绝？因为鲸不能私有，如果在你们家的水缸里能养鲸鱼的话，它也不容易灭绝，但凡被私有化的东西就不会灭绝，这是讲的市场经济。（摘编自刘军宁《自由主义在环保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政策透视研讨会上的讲话》，来源：博客中国 更新：2008-7-7）
四
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环境保护，在解放后多次为治理大江大河题词，并号召群众起来整治各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水患、病患等环境卫生问题，并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简朴作风，从而避免了因生活方式的奢侈化、享乐化而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公有制是毛泽东环境保护思想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管理和防止因市场经济和自私行为所引起的盲目发展、无序发展所导致的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走环境保护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形成最广泛的自觉的行动。毛泽东思想特别注重发动群众进行环境保护，最突出的是灭四害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文中强调：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
三、毛泽东时代尤其注重水利建设，以防灾、减灾，基本消灭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水灾和旱灾，奠定了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础。毛主席提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第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四、将环境保护工作与卫生工作以及体育、文化、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当作革命工作来抓，形成科学统筹，整体推进。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文中强调：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会议，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 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以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 即使把土地都用来修马路，中国的环境也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全民汽车消费的需求。何况，在城市的楼房森林里穿梭，并非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必须反思对美国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的崇拜所造成的乱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应当崇尚节俭，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古巴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有相当的启发。比如九十年代在中国大规模进口汽车以及汽车生产线的时候，古巴从中国进口了上百万辆自行车，同时引进自行车生产线。古巴虽然没有什么让人眼晕的高楼大厦，没有川流不息的小汽车。可是古巴已经消除了文盲，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九年级，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可以和美国媲美。古巴的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著名学者汪晖将环保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严肃地剖析了只顾GDP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所谓“发展主义”的危害，提出了将环保作为未来的“大政治”的主张。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共识，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使得地方、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衰败消亡，而后者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惟发展主义的宝贵资源，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石。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作为大国的中国应突破单纯的环境保护，通过对发展和生态问题、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思考和规划，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的自主性发展新路来。
生态意识的增长、上升跟破坏生态的实践恰恰是齐头并进的：一方面媒体到处都在谈保护生态，一方面环境破坏的速度比保护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其深层就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地思考、不真正地改变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保护好生态的，而且生态问题会以几何的级数继续上升。
关注环境，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现在，环保日益成为公众话题，内部的复杂性也就多了起来。西方的政客一个个都在讲环保，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有多复杂。不过，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所以，很值得去认真地对待，要有一些思考很深入、彻底想问题的人，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不是在一个简单的生态意义上谈环保，这一点很关键。（摘编自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文章发于：《绿叶》杂志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