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黎 鸣
柏杨先生一本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已经大大冒犯了中国同胞，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我今天更又以“愚蠢”一说再次挑起事端，不是自找苦吃么？不是我好惹事端，而实在是因为有骾在喉，不吐不快，又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自诩聪明者实在太多，搞得普通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也往往堕入自以为聪明的五里雾中，大家都在做中国人“聪明”的梦，似乎中国人真是特别具有聪明的基因。可惜，梦终归只是梦，实际呢，中国人真是那么聪明么？然而，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呢？我认为，这都只能是在与同时的其他人类的相互比较之中才能得出的结论。我的观点是，凡在比较之中，更能为全人类文明提供出更多的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技术家、大艺术家的人类才是聪明的人类，反之，即为愚蠢的人类。换句话说，比较之下，更善于发现（自然、社会、人类心理）新规律、发明（思维、工具、机器）新技术、创造（科学、艺术）新知识的人类即为聪明的人类，反之，不善于甚至不能够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创造新知识的人类则为愚蠢的人类。当然，所谓聪明或不聪明，愚蠢或不愚蠢，应该永远都是在变动之中的，因为比较永远都将在进行。正是因此，应该说没有什么人类命定就是聪明的，也没有什么人类命定就是愚蠢的。但如果人们自己坚持永远“不变”，则“愚蠢”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命运。我就非常担心，中国人在长期坚持某种“不变”的历史传统的情况下，真会具有这种可能的命运。
我们现在要问，中国人真是聪明么？如果中国人真是那么聪明，那么，真正“聪明”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究竟为全人类文明提供了多少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技术家、大艺术家，提供了多少规律的大发现、技术、艺术的大发明、知识的大创造呢？又，真正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近一百多年来在政治人格上总是被人欺侮，在经济财富上总是遭人盘剥，在文化学术上总是受人歧视呢？如此看来，中国人还依然是那么“聪明”么？自我标榜的“聪明”能够成为真正的聪明么？明明并不聪明偏要自我标榜聪明，这应该说是真正的愚蠢。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被人普遍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可是苏格拉底最喜欢标榜的却不是他的聪明，反而他总是自称：“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无怪苏格拉底是人类辩证法的始祖，他深深认识到了人之所以“聪明”的实质，并不真在聪明本身，而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克服无知。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有多少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知呢？又有多少人认真克服了自己的无知呢？在这个意义上真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连续制造了中国人的愚蠢。我今天之所以要大声宣称中国人过去和今天的“愚蠢”，其实是多么希望中国人未来会变得“聪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自诩“聪明”的历史。历代“聪明”的士大夫文人为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成千万，甚至成亿万字的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可惜的是，这大量的文献，若用现代人理性知识的天平来称量一下，其分量之轻，会使中国人感到痛苦，何当今日知识的万分之一？更让人不能不记住的一点是，如果有谁在今天仍坚持钻进上述的文山字海之中，他就将仍会被克隆成为又一个中国自诩“聪明”的文人。中国历代自诩聪明的文人便是由这大量的文山字海克隆出来的。正是因此，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一再被克隆得与过去非常相似，甚至相同。只是到了近一百年，才稍稍有了一点变化，但核心部分仍旧相当坚挺——即中国的文人们至今也仍旧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以及为什么无知和怎么克服无知，这应是真正的愚蠢。中国人的愚蠢，首先，或根本上乃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愚蠢。历代的中国文人制造了大量知识含量极少的文献——经、史、子、集，今天的中国文人仍旧在大量制造这类文献，这造成了整个中国文明中的大量文字垃圾。鲁迅先生过去就曾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文人写的）书，可见他早就明鉴了中国文明中这大量文字垃圾存在的严重性。正是这大量文字垃圾的重复克隆，严重地堵塞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之路。首先大量制造的是中国文人的愚蠢，然后更又扩大成为中国人的愚蠢。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更又特别是近二百年来中国人愚蠢的命运。
一、中国人为什么是个无“学”的民族？
笔者活了近六十岁，做了约二十多年学者，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到“学”应该是什么。这一“悟”也让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中国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竟然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值得让后人必学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的学者，我非常痛苦地发现，我们中国人原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学”，而至于几乎无“学”。
要验证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请大家把我们今天在小学、中学、大学、学院、研究生院所有通行的教材，原原本本从头到尾检视一遍，看看其中教给学生的可称作“学”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明和创造的。结果如何呢？可以说，除了中国语文、中医中药、中国戏剧、书、画等极少甚至也难以称作“学”而只能称作“术”的“土产”之外，几乎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天（文）、地（质、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理）、心（理）、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新闻学……）等等之中，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传统且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比例的中国人，究竟创造了哪一门、哪一科呢？又在哪一项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呢？甚至日本人也可以嘲笑我们，“敦煌在中国，可是‘敦煌学’却在日本”。
冷静地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承认，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有动词的“学”（学问，学在问，问谁？问天、问大人、问圣人），而无名词的“学”（学科、科学、具有持续生长能力的有自我生命的自成系统的知识）。
纵观古今，我们有天文观测，但无天文学；有地理勘察（如徐霞客游记等），但无地质学、地理学；有植物栽培、运用，但无植物学；有动物驯养、利用，但无动物学（今天的动、植物分类，我们沿用的方法仍是西方人发明的门、纲、目、属、种等系统分类方法）；有具体的数字计算，但无抽象的数学；有四大发明，但无物理学、化学；有桥梁房屋建筑，但无建筑（材料、工程、结构）力学，甚至有语言、文字、绘画、音乐，却无成系统的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字典，《马氏文通》是后来学习西方语法学之后的产物，六书法则并未形成严格的原理）、美术学（中国绘画无透视学、无色彩学等）、音乐学（虽然中国明代朱载堉最早发现了十二平均律，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和声学、音律学等）。在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学者之后，我至今才恍若大梦初醒，我们中国人自称有五千年古老传统的文明，却竟然是一个无“学”的文明。同胞们，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么？我们的四大发明固然伟大，但它们均为“术”，而且是古代先人在直接与自然接触的生命体验中发现和发明的比较粗率的技术，它们并没有进一步上升为“学”，也即没有变成抽象的理论思维，变成阐明事物规律的学说。例如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其物质组成成分（元素）是什么？其化学性质是什么？
其发生爆炸的原理是什么？又如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为什么它会永远指向南方（或北方），磁性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全都要等待后来的西方人去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才最后获得认识。我们中国人在所有方面，几乎都只在“术”上止步不前，从而在“学”的领域成就甚微，简直可以说无“学”。
什么是学科意义上的“学”呢？其关键即在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论，该理论既可以解释事物已有的现象，又可以抽象地描述现象发生的规律，从而不仅可以具体解释事物当下实际的运行，还可以进一步预言事物未来的状态和变化，并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获得验证，或证实，或证伪。
建立理论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必须掌握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规律。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中国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只有四书五经的灌输，从来不知逻辑为何物，士大夫文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不能识文断字的广大的老百姓民众。在中国，更有一个特别的断裂文明的情结，即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与中国的能识文断字的文人几乎是绝对割裂的。同自然物打交道，具有生产劳动经验的中国人几乎全都不能识文断字，而能识文断字的中国文人却又几乎根本不与自然物打交道。这等于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头脑（思维）与手（实践）是几乎绝对割裂的，再加上中国文人的思维又根本上缺乏有意识的逻辑规律性的训练，而进一步造成“术”与“学”的绝对的割裂。由于这双重的割裂，即使不考虑还有其他许多非常不利的社会体制、习俗等方面的因素，也已经非常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智慧发展的道路了。这几乎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尤其近二百年来愚蠢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中头脑与手，也即思维与实践的严重的割裂，以及中国文人的思维与逻辑的疏离，造成了中国人的“学”，几乎唯一只有记问之“学”，而根本没有理解、推理、阐释之学，更不要说进一步的抽象思维的建构、创造之学了。中国人的四书五经，以及更泛滥成灾的经、史、子、集，几乎全都是记问之学。只有记问之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上前述的头脑（思维）与手（实践）的割裂，以及进一步造成的真正的“学”与“术”的割裂，这双重的割裂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几乎直至今天的无“学”，经过近百年来西学的传入，今天的中国也只有沿引西方的“学”，而基本上没有自己本土的“学”。正是因此，今天中国的“学”人，在治学的过程中，会严重地感到自己患上了“失语症”。几乎一切关于“学”的词语、概念，全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与本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丝毫无关。嘴是中国人自己的，但说话的内容却是经过西方人思考或咀嚼过的；纸张、书籍、媒体是本国的（但制造纸张、书籍、媒体的机器也可能是西方的），然而其中所宣讲的道理、规范、规则、规律等等却是西方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我们中国人不“愚蠢”吗？如果还要“阿Q”式地自诩“聪明”，我们又“聪明”在哪里呢？
认真分析起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还是有一门知识是可以被称作“学”的，它就是“中医学”，或许，中国人也只有在“中医学”之中为人类留下了一种唯一可以被称之为自己的“理论”的东西，这个理论即“阴阳五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个理论是世界上唯一能被称作可以与西方的逻辑理论相异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可是自从它两千多年前产生以来，在后来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毫无长进。中国人并没有想到应如何去继续改善它、推进它，而只是盲目地崇信它、因袭它。到头来，这种理论不仅未能获得改善，反而日益变得陈腐、僵死。直至今天，愈来愈多的接受了西方逻辑理论的中国人反而只能轻视它、唾弃它，甚至诬蔑它，视之为落后、迷信、巫术一类的东西。天地良心，阴阳五行理论还真不是迷信，不是与神鬼、巫术相关的超自然物。笔者认定它是中国人独创的逻辑，是与西方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截然不同的交叉对称并循环自旋的逻辑。与世人相反，笔者虽然承认中国人历史和现状的“愚蠢”，却清醒地认定，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先人留下的特有的智慧，这是一项可以在21世纪以及以后弥补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的不足而把人类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推上一个新的跃层平台的伟大的人类遗产。在这点上，笔者继承它，并进一步独创了阴阳三行的逻辑理论。正是在这一新的逻辑理论的基点上，笔者敢于向世界宣告，西方哲学到了今天它已经死了。它的死亡即在于它所奠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理论的功能已经在二进制的电脑现有的成就上发挥殆尽了。这种逻辑理论或许可以穷尽无生命物质的“智慧”，但绝对不可能参透生命物质的智慧，更不可能参透“智慧”本身。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二元论对称逻辑只涉及无生命物质的扩张、绵延，而阴阳（包括二元）三行（三元）逻辑的交叉、对称和循环自旋等理论特征才可能真正进入生命物质的“智慧”乃至“智慧”本身的奥秘。
关于这一点，只是后话，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在这里太多展开，笔者将有专著《颖悟大道》（暂定名）对此作出详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点上，笔者期待21世纪之后的中国人会有可能变得与西方人一样聪明起来，甚或还有可能会更聪明一些。
回到前面的话题，追寻中国人历史上无“学”的根源。现在可以很清楚，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没有为自己创立一个可以为一切“学”赖以奠基的根基，这个根基即近现代西方人所赖以建立起其几乎所有“学”的根基——二元论对称逻辑。说得更清楚一点，即西方人自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以来逐步完善的形式逻辑、几何公理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这些逻辑在本质上都是二元论和对称性的逻辑。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历代的西方哲学家所力图完善的东西即是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思维方法本身。正是西方哲学（从古代哲学到近现代哲学）逻辑方法的不断完善、成长以及在近代与有选择的实验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创生了和促进了近现代西方所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学”。
黑格尔说中国人“无哲学”，中国人不幸被他说中了，中国人的确没有哲学，而这根本地又在于中国人无逻辑，当然是指无二元论对称逻辑。中国历代的文人从不曾花功夫去探讨思维本身的规律，中国文人的思维方法唯一只有直觉的独断和独断的直觉。这种直觉独断的思维除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意见——意气之见之外，不可能有扩张的、绵延的推理，更不可能有抽象的创造的建构。所以中国文人撰写的文献除了具有象砂粒一样的堆积的意义之外，根本不可能具有有机建构的理论的价值，这使得历代的中国文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理论。中国文人基本上是一群不知理论为何物的只会发表意见（意气之见）的文化侏儒。靠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建立不起近现代科学的大厦的，即使在创立技术和艺术方面，也多数只能是一些缺乏智慧深度的平庸、浅薄、无聊甚至恶俗的东西。正是因此，而形成了中国近两千多年几乎无“学”的历史，从而也因此而造成了中国文人实质上的愚蠢，并从而扩大成了（尤其近二百年）中国人的愚蠢。
中国人近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遭罪的一切原因中的最根本的原因，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逐渐郁结积淀而成的中国人自己的愚蠢。因为愚蠢而落后、而贫困，因为愚蠢而受人欺、而挨人打、而被人歧视。只有从此认识到这种愚蠢并从而摆脱这种愚蠢，中国人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和时代改变这一切。
前面分析了中国人历史上无“学”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为如下的两条：
1、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识文断字者不从事生产，而反过来，中国的生产者却又不识文断字，这构成了中国人中思维与实践之间的完全的断裂，简言之，即 中国人“脑”和“手”之间的完全的断裂；
2、中国的识文断字者只有记问（问天命、问大人、问圣人）之学，而没有逻辑推理的理论之学，这使得中国几乎无学，而只有粗浅的“术”，也即形成了“学 ”与“术”之间的完全的断裂。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中的“脑”和“手”的完全的断裂，中国人中的“学”与“术”的完全的断裂，这双重的断裂构成了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愚蠢的历史根源。问题还必须继续分析下去，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的历史根源呢？这正是要寻求回答的下一个问题。
二，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的体制上，中国人很早就选择了世俗专制的皇权政治。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国之后固然是如此，其实，更早的夏、商、周三代也莫不是如此，从大禹把王权私自传位给儿子启开始，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把公共权力当做私有财产私自传授的世俗的权力专制的政治社会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即是指此。关于最早的体制选择的问题，以及这种选择一经确定之后为什么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能力改变它的问题，我们留到下一节去讨论。
本节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千多年来，尤其秦始皇大一统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统治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究竟做了何种选择，这些选择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它们会必然造成中国无“学”的状态以及中国人从此难以再变得聪明起来（也即愚蠢）的严重的恶果？
首先，我们谈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领域可供选择的思想流派究竟有哪些？
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其为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尤其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一段时间，几乎同时在东西方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被称作先知、哲人、圣人的伟大的人类思想家，例如希伯来的以利亚、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佛陀等。上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正好对应着中国先秦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以及后来的秦、汉王朝时代。在中国的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短短五百年，才是中国唯一具有自由的私学和私议的时代，正是因此，它才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文化独创性的时代，并从而为中国的文化着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色彩。这个时代又号称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是东周末期礼崩乐坏、列国混战的乱世，正是这个乱世，反而给中国的先人带来了最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时间和空间。
所谓诸子百家，按《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整数即谓“诸子百家”，其中特别著名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子、田骈、慎到、宋硎、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但更有概括性的说法，应是汉初司马谈所说的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或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后来有所扩大的十家，即除了上述的六家之外，再加上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或除去“小说”的九家，其中似乎少了兵家。
纵观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我认为，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其实只有三家：儒、法、道。尽管在先秦时代，杨、墨亦曾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统治者的视野，并从而甚至永远地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而长期地为中国后人所遗忘。东汉之后，又增加了释家（佛家）。所以我认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真正构成了中国人可选择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如下四家：儒、法、道、释，这也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作出的选择。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还是儒家，尤其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加之，隋唐之后兴起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获得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进行垄断性教育和传播的专利。
儒、法、道、释四家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促使人民愚蠢）的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特别一致。正是因此，它们才可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
秦汉时代是中国社会体制获得确立并定型的时代，因此，秦始皇被历代士大夫文人称为“祖龙”。秦始皇依靠法家的思想在六国争雄之中获得最后胜利，灭六国、成一统。但秦皇朝的短命却促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转向了黄老（道家）思想，汉武帝则在董仲舒的倡导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从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法、道三家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成为了直至清朝灭亡才最后终止的中国政统、学统的一以贯之的大中轴。虽说在清王朝灭亡之后才终止，然而实际上在后来的近百年历史中，愚民的传统中轴的阴魂依旧久久不散。释家的受统治者青睐始于唐代，唐太宗尊道教，视老子为本家“玄元皇帝”，但也视玄奘为国宝，不轻视佛教，然而最重视佛教的还是在女皇帝武则天朝。后来的历代皇朝虽然也都善待或至少容忍佛、道，但最重视的还是儒、法两家。统治者嘴上念的是儒家，手上行的却是法家，然而心中想的则可能是道家或佛家，这是因为统治者谁都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所以自然愿意获得主张出世的佛、道的神助。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家更应该记住的还是下面一句话：“君要民愚，不能不愚”。换句话说，历代中国人的愚蠢，实际上确实是历代专制统治者要求“愚民”所必然造成的。历代统治者选择了一致“愚民”的儒、法、道、释思想贯注历代中国人（当然首先是中国文人）的头脑，使得中国人必然地不可能“聪明”，关于这一点，还有任何可怀疑的吗？
儒家的愚民，在于其学说只教人做人，不教人做事，尤其不教人做生产劳动之事，而且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的思维方法是明显的圣人独断，只要人记忆，不要人理解、推理，更不可能促人创新。儒家的教学，是使学者入世，所谓入世，即进入仕途，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儒
家“学”的最高境界即在为“圣”，经过历代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宣教，这个“圣”字也已显然被君主、皇帝所僭用。先秦的圣人是大思想家，秦汉之后的圣人则是当然的君主，即所谓“圣君”、“圣上”，这是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上智下愚”的必然恶果。
法家的愚民，比儒家更赤裸裸，而且更不人道。儒家尚主张“仁者爱人”，甚至还因此而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则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君主对待臣下应赏功罚罪、严刑峻法。如韩非所言，君主治国，应“不务德而务法”，“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私学、私议，经过秦代法家的改制，重又回到“学在官府”，甚至索性主张“以吏为师”（李斯）。韩非把“学者”、“言谈者”视为“五蠹”之首，力倡清除之。法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是把钳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措施当做了统治术中的重中之重。法家（商鞅）还发明了利用臣下相互揭短、向上告发的方法来增强君主威严的损招。法家的政治权术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沿用至今终难舍弃的法宝。
道家的愚民，则在于其“绝圣弃智”、“自然无为”的出世主张。道家虽然也主张君主的“无为而治”，但对于臣下，它也同样提倡“愚之”。如老子所明确表示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释家的愚民，则在于它的简直是劝人弃世的“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万法皆空”、“涅磐寂静”等思想，它的关于“六道轮回”的信念使人重视对“来世”、“转世”的修练，而轻视对今生今世的现实的奋斗。这种关于几乎弃绝今世的消极人生的主张，根本不可能促进人类对发现、发明、创造新事物的聪明才智，而只能完全相反，促使人们变得愚蠢，变得易于被他人愚弄。
认真分析起来，先秦各家思想流派之中，只有墨家的思想有助于促使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对于墨家所主张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天志”、“明鬼”等思想，我们不仅要从文字上去分析，还应分析墨子及其徒众的社会成分。
前面我们曾归纳出中国人之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中难以变得聪明起来的两大“割裂”的原因，一是脑与手的割裂、二是学与术的割裂。前者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根本不从事涉及自然物的体力劳动，后者是指中国传统的文化人只有术而无学，也即只有对事物表面的现象描述，而无理论的阐释、无逻辑的推理，更无抽象概念体系的创新的建构。说白了，中国传统文人根本不关心对思维本身规律——逻辑的探索。
前面所谈到的儒家、法家、道家，它们的思维方法基本上都是主观直觉的独断，而无理论思维的建构。道家在形成后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方法的方面或许有一定的功绩，但道家的思维方法基本上仍然是缺乏逻辑的。释家的因明学，据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知识，但我认为，因明学中的逻辑知识所具有的繁琐性几乎淹没了思维规律的简明性，所以，既使拥有因明学逻辑知识的中国人、印度人，或其他南亚人，也依然不可能推衍出近现代科学的理论来。
根据近现代学者对墨家学说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墨家的思想原本很有可能弥平前面两种“割裂”的状况，因此，如果中国的先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能够把墨家的思想不断发扬广大的话，在中国的后来逐渐发展出一套类似于近现代科学的知识系统，还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且是事实上根本无法获得证明的假设。因为自先秦之后，两千多年中，中国人自己就已经几乎完全抛弃了对墨家的继承，墨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了一门绝学，更何言后来的发扬光大！
为什么说墨学本来可以弥平上述的两种“割裂”状态呢？
第一，墨子不同于老子、孔子、韩非子等人，后者数人全都属于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的上层人士，而墨子本人则为（土木）手工工人，是实际的体力劳动者。正是因此，墨子所崇尚的“贤”、“能”不仅包括做人、治人的知识、才能，而且还包括做事、治事，尤其治物、做工的知识、才能。正是因此，墨子的书中，不仅讨论人事知识，而且还讨论物理知识，如机械知识、光学知识、力学知识等，而这种知识在先秦其他各家的言论中是不可能发现的。
第二，墨学之中有逻辑知识，据墨学专家（如杨向奎、徐希燕等）的研究和介绍，墨学中的形式逻辑知识不下于亚里斯多德，而且还早于亚里斯多德。墨学中的逻辑知识不象因明学中的逻辑知识那样繁琐，从而有可能发展到抽象化、形式化甚至数理化的形式。当然，这也同样仅仅是一种猜想，一种不可能获得事实证明的猜想，但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毕竟是容易理解的。
尽管如上所述，但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并没有选择墨家的思想作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墨家的劳动者的阶级地位，统治者决不可能选择墨家思想。换了今天的我们，如果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们照样也只会去选择儒家、法家、道家，乃至释家，而决不可能去选择墨家。这是人性，特别是阶级性的人性所致。即使西方古代的统治者选择某种哲学流派或神学流派，他们也决不会有心使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的。须知，即使古希腊城邦民主社会中的“民主”也只涉及城市中的自由民，而并不施予占大多数劳动者地位的奴隶和外地人，甚至不施予他们自己的妇女。统治者的人性如此，阶级性如此，这决不难理解。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选择有可能帮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家，而是选择了一致主张愚民的儒家、法家、道家、释家，这是他们的人性、阶级性的必然。马克思教导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即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来充斥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中国的老百姓愚蠢，中国的老百姓又怎么可能不愚蠢呢？所以，我们很容易证明本节的标题：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专制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用我们中国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景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为了促使人民变得聪明起来的表达思想、言论自由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乃是“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没有这些自由，“一切都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8页）换言之，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了愚民而为中国社会所选择的意识形态，恰恰就在剥夺中国人赖以变得聪明起来的“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而失去了这一切的中国人，除了永远被愚弄之外，他们怎么可能摆脱愚蠢的命运呢？为了加强对上面结论的论证，我们不妨再引证孔子、老子等圣人的几段影响至深的言论：
孔子有著名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老子有著名的“三宝”：“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韩非子有著称的清除“五蠹”的说法，这“五蠹”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
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文人、中国的老百姓，在上述圣人和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箴言的规范之下，能够聪明起来吗？读者不妨自己认真想一想。
墨家圣人——墨子则与上面所述不同，他提倡“三表法”：“本（考）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本”在考察事物的历史本源，“原”在知道事物发生的原因，“用”在检验事物运行的效果。这是多么可贵的思维方法。显然可见，中国先秦的圣人之中，只有墨子真正重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考察，只有墨子才真正拥有关于思维工具——逻辑的知识。可惜，原本有可能促使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学却反而在二千多年前被中国人（当然首先是统治者）自己抛弃了、忽视了、忘记了。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活该中国人只有愈来愈变得愚蠢的命运，直到西方的聪明学——哲学与科学在近代随着西方人的入侵而传进中国。
前面说，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中国人的愚蠢，有人肯定会起来诘问，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近代却可以逐渐让西方人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呢？难道西方的统治者就真是愿意让他们的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三、为什么西方人在近代会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
聪明与不聪明，愚蠢与不愚蠢，始终是相对的，都是在比较之下而言的。按照科学史家和思想史家（如李约瑟）的判断，比较而言，直到十五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并不下于西方人，甚或还可能更高一些。也即是说，中国人愚蠢的程度并不比西方人更高，或许还可能更低一些。问题的关键显然发生在十五世纪之后的五百年之中，中国人继续愚蠢下去，而西方人却逐渐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了，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以至今天的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的聪明简直可以说几乎完全掩盖了世界上其他一切地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印度人，盛行于当今世界人类中的所有有用的知识，几乎全都是由西方人发现、发明和创造出来的。这是为什么？
前面解释了传统中国人之所以愚蠢的两个主要原因：脑与手（思维与实践）的割裂、学与术（逻辑规律与现象描述）的割裂。在相形转换之下，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人在近代变得聪明起来的原因，也即，在近代的西方人中，他们基本上不存在造成上述两种“割裂”的社会根源。既然如此，为什么直到十五世纪之前，西方人也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聪明到哪里去呢？换言之，西方人直到十五世纪之前之所以依然愚蠢，应该另有原因。
仔细考察西方人的历史，在十五世纪之前的两千年中，造成西方人难得聪明起来的原因既有与中国人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相异之处却更重要。这里讨论的问题相当广，由不同的人回答肯定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下面作出的解答首先必须声明，是属于笔者一家之言，有不同意见的学者自然欢迎提出商榷。
前面谈到，造成中国人难得聪明的两种“割裂”——脑与手的割裂与学与术的割裂。这两种割裂的情况，其实在西方古代历史中也同样存在，而且造成“割裂”的社会根源，也同样来自社会中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这些情况与中国的历史在不同程度上的确存在相似之处。可是显然，如果我们只看到相似之处的话，便无法解答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人却逐渐走上愈来愈聪明之路了呢？
问题显然还得从意识形态的差异出发。导致中国人愚蠢的意识形态三千年不变，用汉儒的话来说，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以儒学为核心的儒、法、道三位一体的社会意识构架根本缺乏内在求变的精神动力。
西方古代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古希伯来人的一神论神学的信仰的精神传统，另一种是古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的精神传统。顺便提一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唯一只来自以儒学为核心的人学的道德的精神传统。信仰的精神传统、理性的精神传统与道德的精神传统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几乎同时出现的三种人类的元精神传统，这三种元精神传统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性精神全集合中的三种元精神。笔者坚信，这种精神的全集合可以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全精神，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共同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类全精神。这种最完美的全精神在我的即将完成的著作中，我称之为“大道”，而希伯来人的神学的信仰元精神、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元精神和中国人的儒学（人学）的道德元精神，我则分别称之为上帝之道、逻各斯（逻辑）之道和仁义之道，这些都只能称之为分道，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只当它们全面结合并相互形成有机的整体之时才真正成为前述的“大道”，并从而产生人类中最完美的人性的精神，这只是后话。
明显可见，中国人只拥有一种分道——仁义之道，而后来的（或近代以来的）西方人却拥有两种分道——上帝之道和逻各斯（逻辑）之道。在我的理论中可以证明，仁义之道是内道、虚道，上帝之道是外道、远（或深）道，而逻辑之道是实道、近（或浅）道。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说出结论，不作历史、哲理和心理方面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来参阅我的著作《颖悟大道》。
可以说，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只属于内道、虚道的仁义之道的一以贯之的历史。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此言不幸而言中。西方的历史则显然不同。自公元前八百年至今的近三千年中，基本上是属于外道远道的上帝之道与属于实道近道的逻辑之道之间的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历史。上帝之道的社会表现是神圣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与公元元年之后兴起的基督教，表现此道的经典是口传的圣经，其代表人物是以利亚、耶稣。逻辑之道的社会表现是寻求理念的哲学，表现此道的代表人物和经典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其哲学著作。这两种人类元精神分道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精神传统。前者主张上帝创造一切，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人必须遵从上帝与选民之祖（摩西）的签约（即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以求获得上帝对自己罪恶人生的拯救，死后进入天堂。后者主张万物只是绝对理念的影子或模仿，人的创造能力也就是天生的影射或模仿的能力，模仿的对象即呈现于自然万物之中的逻各斯，逻各斯既是宇宙最高的理念、规律，也是生命以及人类思维的最高的理念、规律，逻各斯（逻辑）之道的最核心的东西，即人类模仿逻各斯的关于一切的立法：人类模仿逻各斯为社会的立法即为人人必须遵从的宪法、法律；人类模仿逻各斯为自然万物的立法即为人类不得不服从的自然的规律，人类模仿逻各斯为心灵的立法即为人类自身思维的法则、规律。
按照笔者的理论可以论证，上帝之道是外道远道，外而开放，远而深邃，追求此道的人们心态偏于平等、开放，眼光深远，但却可能偏执，甚至迷信。逻各斯之道是实道近道，追求逻各斯之道的人们心态偏于求实，急功近利，认识事物力求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简而繁，但却可能目光短浅，唯利是图。顺便提及，中国人的仁义之道是内道虚道，内而封闭，虚而不实，追求仁义之道的人们心态偏于好表面，慕虚荣，思维浅薄，观念浑沌，实际生活中无“学”，技术、艺术长进缓慢，从而社会发展停滞，但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爱好和平，容易苟安，社会易于安定。
前面讲了，中国人过去的三千年历史，追求仁义之道一以贯之，最终造成中国人迄今的生活状态。西方人过去的三千年历史则是在对上帝之道和逻辑之道的不同的精神追求之中，在彼此独立相互交叉而又彼此斗争相互融合的此起彼伏的状态和过程之中展现出来。大致而言，西方三千年的历史可具体分析为四个阶段：公元二百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此阶段为上帝之道、逻各斯之道分别在中东新月地区和希腊地区逐渐兴起并成形的阶段；公元二百年到公元五百年，是上帝之道与逻各斯之道在流变的西方人的追求中彼此交叉、相互斗争的阶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从极力迫害、屠杀基督教徒到后来把基督教当作罗马帝国的国教的过程，即为这个阶段的明显的特征；公元五百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为第三个阶段，也即西方的中世纪阶段，在这一千年中，基督教从人们对基督的信仰追求中获得了对人们心灵加以控制和统治的权力，体现这种权力的重要的机构即梵蒂冈罗马教廷，这是一个上帝之道胜过逻各斯之道的历史阶段，西方人的愚蠢特别在这一千年中被加倍地促成，故它被历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更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史的动物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46页），这同样是一个人类脑与手割裂、学与术割裂的时代，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在这个阶段，逻辑并没有被人们所丢弃，反而在经院哲学中获得了纯思辨性质的形式上的发展，形式逻辑的经院式的发展构成了西方中世纪黑暗中的一丝光明，不象中国的三千年，中国文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逻辑，中国人的思维始终陷于浑沌、黑暗之中，思维的黑暗才是真正纯粹的黑暗，是一种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冲破它的黑暗，正是因此，中国人要想从黑暗中冲破出来，不得不自我矛盾地反而要感谢近代用“船坚炮锐”打破中国封闭的国门的西方人的入侵；从公元一千五百年到今天，为西方历史的第四阶段，这是逻各斯之道逐渐复兴、超胜且几乎要消灭上帝之道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西方人逐渐从传统的愚昧中觉醒，并从而走上了使自己变得愈来愈聪明的道路，在这个阶段中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产业革命、科学革命等等一系列均围绕着人的特别是人的思想的解放的运动，这也是一系列促使人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的运动。
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谁更聪明谁更愚蠢，其关键的分水岭即在公元十五世纪前后。中国人依旧遵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一条道走下去，直至今天，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根本就缺乏改“道”的能力。在中国，只有唯一的“仁义之道”一条道，除此之外别无它道，不象西方人，可以有两种以上的选择，或上帝之道，或逻辑之道，或二者之间的混合。回看起来，西方人首先选择了混合，其次选择了上帝之道，十五世纪之后，才逐渐愈来愈走上了逻各斯之道。现在看来，二十一世纪，西方人还要在这几乎唯一的逻各斯之道上继续走下去，甚至还想永远走下去。未来还将是光明吗，还将是西方人超越其他一切人类的聪明吗？我看未必，或许会是愈来愈令人痛苦的危机四伏，甚至会是人类的将自我灭绝之忧。这又是后话，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不久将可能出版的著作《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不管怎么说，上面所述，正是笔者对西方人在十五世纪之后愈来愈变得比中国人聪明的原因的一种解释，更详细的分析，笔者还将在拙著《颖悟大道》中阐释，这里从略。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就不能自己兴起上帝之道和逻各斯之道呢？换言之，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具有对上帝之道和逻各斯之道的追求呢？
无上帝之道是指中国人无真正的宗教信仰。先秦的各思想流派中，真正有一点对神（天、鬼）的信仰的是墨家，但后来的中国人自己却抛弃了它，而其他诸家——儒、法、道均不尊神，特别是儒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有意把神、鬼等超自然物排除在自己的思考之外。东汉之后，虽然从印度传进了佛教，但真正讲起来，佛教也只能属于无神论宗教，甚至以其说它是一个宗教，还不如说它更象是一种关于人生态度的学说，是一种关于此生修行的学理态度。虽然后来的佛教实际上在民间变成了某种多神（佛、菩萨、罗汉）的宗教，这些神与西方创生万物的唯一神——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毫无可比性，与其说它形成了人们心中执一意志的宗教信仰，还不如说它流变成了民间的巫术迷信。普通的中国人只在遇到灾难时才想到去拜神请佛，即所谓“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而这与信仰精神是毫不相干的。中国人命定是一个本质上无宗教信仰的民族。
凌驾一切之上，创生万物的上帝，在人们的心里，可以使人世间的帝王将相也变得黯然失色。罗马皇帝在上帝面前，也只能自称帝国的“第一公民”，而绝不敢自称至高无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是一神论宗教的存在之所以可贵的关键，也是解放人的思想精神的第一起点、第一阶石。信仰一神论宗教的民族社会——犹太人的社会不允许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这是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传遍罗马帝国并最后征服罗马帝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但只有上帝之道单一追求的人类却依然摆脱不了愚蠢的命运，这是因为，具有“人与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固然好，但却与消除人们对超自然物奇迹的迷信无关。
中国人无逻各斯之道是指中国人事实上无哲学。黑格尔在这点上对中国人的评论一针见血。什么是哲学？哲学是爱智慧、爱思考，首先是爱探索人类思维自身的规律——逻辑。在这点上，在中国古代的各思想流派中，仍然只有墨家有一点逻辑问题的探索，除此之外，儒家、法家、道家均与逻辑无关，他们的思维方法基本上同都是主观直觉思维的独断论，而且根本不关心思维规律本身。东汉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其中的因明学虽然也涉及到逻辑，但却相当繁琐，也同样不直言规律。事实上，在中国人后来的思想史中，佛学的因明学思维方法并不曾动摇中国人独断论的思维传统，不仅如此，在印度、在南亚各佛教盛行的国家，因明学的逻辑也同样未能带来如西方近代逻辑思维那样实际有意义的思维成果。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单一的逻各斯之道的追求，也同样不能使人真正摆脱愚蠢的命运。古希腊人创造了逻各斯之道，甚至也创造了城邦民主社会，可是古希腊（也包括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却是奴隶制社会，大量的实物生产性的活动均属于奴隶的劳动。虽然希腊哲学发源于对自然的探索，并从中引发了逻辑的雏形，但手与脑的割裂、学（哲学）与术（技术、艺术）的割裂依然非常深刻，所以，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依然多数是纸上谈兵，而与人类社会中的技术实践、艺术实践联系不深。这也是罗马帝国之后西方人的历史之所以会陷入显得比较愚昧和迷信的基督教的掌握之中的深刻的心理渊源。
总之，真想要促使人类走上智慧之路，至少必须满足如下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人与人平等的观念的真实的存在，这个观念已包含在基督教的唯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之中；
2.逻辑思维规律的发现和实际地运用，这首先出现在由亚里斯多德总结的西方古代哲学的形式逻辑之中；
3.经验、实验与逻辑、数学相结合的新哲学的兴起，在西方，这发生在笛卡儿的二元论机械论哲学和最初以自然哲学名义出现的牛顿物理学之中。
第一条与上帝之道有关，第二条与逻各斯之道有关，第三条则要等到十五世纪之后西方近代哲学的兴起。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之后，在相应的物质技术进步的刺激下，西方连续地兴起了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解放人心的运动，其间的迂回曲折，正是在导致上帝之道与逻各斯之道的真正有意义的结合，由于这种精神意义上的有机的结合，终于爆发了关键的哲学思想的革命。此话三言两语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冲破上千年基督教教会既得利益者的传统习惯势力，非得要上述连续不断的“运动”不可。终于在十五世纪之后，一系列伟大的人物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上述的第三条也终于出现了，或许更重要的是，为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所同时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巨变，人类历史中传统的专制的官场化社会逐渐被市场化的民主社会所取代。终于在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人真正走上了迈向聪明的道路，直到今天，几乎万　　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的对人类有用的知识、伟大的发现、发明、创造，均首先在西方人的世界中涌现，而这一切，却基本上与中国人无关，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使人愚蠢的传统历史的阴影之中。
再来谈谈中国人的历史与上述的三个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最好由读者自己去进行分析。在中国，人与人平等的观念什么时候真实地存在过呢？中国文人的思考之中有多少真正符合逻辑的成分呢，或者，什么时候中国文人终止了继续制造大量独断论文化垃圾的行为呢？经验、实验与逻辑、数学相结合的哲学在中国究竟获得了多少人的真正的青睐呢？或许，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市场化的民主的社会体制可以真正在中国完全取代传统的专制的官场化社会体制呢？这一系列问题均留给读者自己去回答，然后再来讨论中国人究竟是聪明或是愚蠢的问题。
四、二十一世纪，对西方人“聪明”的质疑
自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走上了愈来愈聪明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西方人的“聪明”造就了西方人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富裕、文化上的垄断。大约只占世界人口仅百分之十的西方人却创造了现今人类中有用知识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创造了现今人类财富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中国人，今天所创造的财富却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点四，就是加上港、澳、台，也只有百分之五，至于中国人为人类创造的有用的知识就更少，远在百分之一以下。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之中，全世界总共产生了各学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六百多位，其中华裔的获奖者有六位（包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则为七位），刚刚占百分之一，作为比较，全部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犹太人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有一百二十多位，占全部获奖者中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要说除以十三亿（人口）这个大分母之后的相对数字，即使绝对数字也远比西方一些小国家少得多。就算评奖过程中可能不乏种族歧视的因素，因此不能仅仅以这种数字来作为衡定中国人“聪明”或“愚蠢”程度的尺度，但实际上中国人在新知识创造量上的稀缺却是有目共睹和显而易见的，我们没有必要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堆里故作看不见，这样的阿Q自大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为什么“愚蠢”的原因，努力去认识这一切，决不是我们的耻辱，而应是我们中国人从此可以变得聪明起来的必要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事实上，二十一世纪已经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了从此可能变得（相对）聪明起来的重大的契机和机遇，我们可不能再又错过了这个契机和机遇，之所以为“再”，那是因为我们的确在近代错过了多次重要的契机和机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日本人却占了我们的先机。我们正在碰到的契机和机遇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重大的契机和机遇即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死了。关于这一点我已有一本专著将出版，书名就叫《西方哲学死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看看是否有道理。
前面曾说到促使西方人变得聪明起来的三个必要的条件，其中的第二条、第三条两条均涉及到西方哲学。第二条即拥有逻辑的西方古代哲学，第三条则为具有把有选择的实验、经验同逻辑、数学结合起来的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
我在《西方哲学死了！》一书中所特别谈到的重要征兆，即现今盛行于世界的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在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领域中的失效，而西方哲学死亡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失效。
在谈到二元论对称逻辑的失效之前，不能不首先谈谈它在近代实际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可以说，西方人自十五世纪以来直至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均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成功。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正是二元论对称逻辑所取得的成功，这种成功的秘诀，即今天正盛行于世的电脑、IT网络中作为基本的逻辑运算原理中的对称的0和1。二元论对称逻辑的秘诀也是牛顿力学三定律的秘诀（关于这一点的详细的论证，将在我的专著《颖悟大道》一书中进行，这里从略）。由牛顿力学对整个自然科学的伟大的奠基作用，我们不难设想二元论对称逻辑（具体言之，即形式逻辑、数理符号逻辑、布尔代数运算逻辑等等）之所以重要的份量。
现今的一切所谓科学，其实最早都起源于以二元论对称逻辑思维为核心的西方哲学，最初的自然科学即称作自然哲学，而最初的社会科学，也都来自社会哲学。西方哲学实际上是后来的一切所谓科“学”之母。前面已讨论，中国无哲学，所以中国古代事实上只有“术”，而无“学”。一个传统中无“学”的民族自然不可能创造出近现代的科学，但在前面，笔者也曾特别强调，中国人的确有一种自己特别的“学”，即“中医学”，在这门“学”中，中国人运用了一种自己特有的理论，即“阴阳五行”理论。笔者注意到，在阴阳五行理论中，事实上已潜在和隐含着一种相异于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的自己特有的逻辑，笔者称其为多元交叉对称并循环自旋的逻辑。可惜的是，这种逻辑理论自汉代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它、改善它、推进它，而是任其陈旧、老化、僵死，数千年不变，直至今天，甚至遭人唾弃。笔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将重新阐释它的原理，并把它变形为“阴阳三行”。笔者深信，在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时代里，“阴阳三行”理论中所蕴涵的多元交叉对称和循环自旋的逻辑特征，最终将在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局部地甚至全面地取代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对称逻辑。这仍旧是后话。
下面继续讨论二元论对称逻辑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最成功的历史因素到后来会变成最失败的历史因素，事实上，这种情况一再在人类历史中重演。例如成功的希腊——罗马历史之后是长达一千年黑暗沉寂的西方中世纪。汉唐历史中最成功的大一统中华帝国，后来却变成了最愚昧无知的近代中国。最繁盛光辉的英—法—德—美西方近现代（二百年）史，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将会如何走向呢？人类应该拭目以待。
西方近二百年的巨大的成功给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的时代究竟带来了什么呢？不用笔者本人多说什么，虽然笔者的确已有约百万言的著作《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对此进行总结。先介绍读者读两部今年已有中文版发行的西方人的著作。一部是弗兰西斯．福山著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另一部是欧文．拉兹洛著的《巨变》（中信出版社，2002年）。前一部着重描述人类社会中的大分裂：贫富两极加速地裂变，伴随着人类中的犯罪率飙升、精神病发病率剧增、人类的道德普遍沦丧，人类给自己造成了一个精神黑暗、人祸横流的世界。后一部着重描述近二百年来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类却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特别在自然生态方面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巨大的代价。按照作者拉兹洛的说法，2010年（注意，距今天只有八年）世界就将彻底崩溃。说白了，人类近二百年的巨大的进步，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人类在加速自掘坟墓，加速人类自身的灭绝。一个用自己的行动反而加速自身灭绝的人类，还能说它是聪明的人类吗？
西方的近五百年，特别是近二百年的历史，的确有理由证明西方人是愈来愈聪明了，他们的聪明使他们确实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在几乎所有的方面凌驾于其他地区的人们之上，政治上胁迫他们，经济上盘剥他们，文化上超凌、洗浴他们。可是，在这样做过之后，他们却也在同时毁坏同一个地球上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全人类的心灵生态，而这一切的后果，也都不能不同时地均落到他们自己的子孙的身上。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几乎就是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命运。西方人的聪明随着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愈来愈巨大的成功而终于走向了他们自身反面的大限，越过这个大限，就很可能是难以逆转的愚蠢。处于巨大成功之中的西方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吗？拉兹洛的《巨变》很有一点悲观，而福山的《大分裂》却依然对西方传统的“聪明”寄以乐观的厚望。不论悲观的拉兹洛还是乐观的福山，他们均未能看到除了西方人的智慧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人类的智慧能够给予人类未来以希望，他们仍旧坚持只有西方人才有最后拯救人类的智慧。
中国人能否在二十一世纪之后变得聪明起来呢？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视已经有近二百多年，中国人在近代所表现出来的愚蠢也已经深深印入西方人乃至周围相同肤色人种的日本人的记忆之中，只有中国人自己，尤其只有浅薄的中国文人自己仍旧在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轻飘飘阿Q式的“聪明”，依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到自己的愚蠢以及真正愚蠢的原因。我要用我的著作来戳醒中国人自作聪明的酣梦，同时还要向我的同胞展示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人将可能变得聪明起来的难得的契机和机遇——西方哲学死了，西方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也已经失效了。中国人应该有勇气创造出自己的新的逻辑来取代它们，并从而重新铸造全人类（当然首先是中国人自身）新的聪明和智慧，与其他的人类一道，共同度过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难关——全人类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心灵生态全面的崩溃和败坏，与其他的人类一道，极力扭转当前人类正加速自我灭绝的态势。
五、中国人（愚蠢或聪明）的现状如何？
行文至此，下面可以总结历史上造成中国人难得聪明起来的根本原因：
1、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原因，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均选择了主张愚民的思想流派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而实际上则是儒、法、道（释）三位一体，外儒、中法、内道，这三家全都以愚民为宗旨。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确立了以入仕为唯一出路的教育体制，而教材和应试的内容也唯一以儒家经典为据。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的等级制度、儒家的只教人做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人），不教人做事（不做生产劳动的具体事）的流弊更又形成了如下促使中国人变得愚蠢的关键因素；
2、中国人不具备（如西方人“人与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样的）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3、中国文人不具备基于逻辑推理思维的哲学，进而中国人几乎无“学”，或简言之，中国文人无理论思维；
4、中国文人不具备把实践经验同逻辑、数学结合起来的（如西方近代的）哲学，相反，传统的中国文人脑与手相互割裂、学与术相互割裂，中国文献中充满了大量由传统文人制造的文字垃圾，这大量的文字垃圾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文人，而这些文人又进而培植了一代又一代愚蠢的中国人，这种一代一代克隆式的培植，几乎牢固地变成了促使中国人永远难以聪明起来（也即愚蠢）的命运。
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从专制帝国变成了“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走向新世界的第一步。半个世纪过去，传统中愚民的意识形态的积习仍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人走向聪明之路。中国的上层人物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维护和执行愚民的政策传统。
中国人现在的“聪明或愚蠢的”状态如何呢？在与世界上其他人类的比较中处于何种地位呢？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人的平均“聪明”程度不仅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就连中等发达国家也比不上，甚至在不发达国家中也只是处于下流水平。中国文人的盲目自诩的聪明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依据。
就以各类国家25岁以上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例而言。27个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27．6%，其中美国是46．5%，日本是20．7%，韩国是21．1%；59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9%，其中阿根廷是12%，智利是12．3%，菲律宾是18．7%，秘鲁是29．4%，巴拿马是13．2%，泰国是5．1%，墨西哥是9．2%，埃及是4．6%等；15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2．7%，其中巴基斯坦是2．5%，越南是2．6%，印度尼西亚是2．3%，而我们中国人呢？只有2%，也就是说，还远没有达到低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12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1．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0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3．3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7．06%，换言之，中国人口中，小学文化水平以下的人口占67%，其中完全的文盲占15．88%。如果说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也算是半文盲的话，那么中国人中的文盲和半文盲就达80%以上。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有所进步，15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3．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5．7%，文盲占6．72%，但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仍旧比世界上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8．8%相差甚远，而文盲与半文盲的比例仍旧超过80%。这样看来，我们还能说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吗？聪明在哪里呢？难道中国人真有天生聪明的基因不成？这是一种多么盲目的自信！（以上数据除了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之外均可见本人主编的《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9年）
前些年以来，出于解释东亚四小龙经济崛起和在英、美等国华裔家庭经济地位上升等问题的需要，有一种说法，即：中国人有重教育的传统，父辈再苦再累，甚至苦死累死，也要让儿孙接受最好的文化教育。对于长期以来穷怕了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必须分辨清楚，重教育的是怕受穷的中国人，而不必是中国人的儒家传统，更不必是中国上层专制统治者治国的传统，其次还要分辨清楚，“重”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前面我们已经有专章谈到，“君要民愚，不能不愚”，两千多年来，中国上层专制的统治者选择意识形态的宗旨即在愚民，这原本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之所以愚蠢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它怎么又可能真正重视旨在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教育”呢？说到儒家传统的重教育，就更有必要分辨清楚，儒家传统要教人做什么？儒家要教人的是等级制的礼教（无平等观念），儒家要教人的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教人盲目地信、盲目地生、直至盲目地死。说得再好听一点，儒家要教人做有“孝悌忠恕”仁义道德的人（关于这一点，回过头来看，是重心教，为了使人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却并不教人做聪明的事。儒学只教圣人的直觉独断，却毫不教人推理思维的逻辑，当然更不可能教人把逻辑（规律）同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的（近代西方才有的）哲学。缺乏这一切能使人真正变得聪明起来的必要的因素，儒家传统的重教育与穷怕了的移民到海外的普通中国人的重教育究竟会有什么关系呢？
更必须分辨清楚的是，千万不要更错误地理解为历史上中国的上层专制统治者重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这种理解绝对是巨大的荒谬。即使是只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历史上的中国上层专制统治者也决不会舍得花钱去教育穷苦人家的子弟；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中国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不能识文断字的文盲的恶劣状态。说白了，中国长期以来实质上就是一个文盲大国。当然，其中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汉字的难写、难认以及难用，除非进入上层官僚、士大夫文人社会，似乎中国的从事实际生产劳动的人们也不必识文断字。
中国历代上层统治者轻视对人民的教育，甚或有意让大量的人民处于文盲的状态，这才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真正的历史传统和历史事实。这种真实的历史传统事实上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现代的中国。
比较全世界各种类型国家教育投资对GNP的比重，我们会发现，中国基本上仍然处于最低端。
中国在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从1981—1990），教育投资对GNP的比重均低于2%，这种比例不要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 也远未达到。进入九十年代，仍旧继续在3%以下。1992年为2．99%，1993 年为2．76%，1994年为2．52%，1995年为2．41%，1996年为2．44%，2000年为2．89%，2001年才突破3%，达到3．19%，依然未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
在所有过去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中国几乎是唯一没有真正实现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国家，或许还包括曾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越南。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还能说中国的教育获得了多么了不起的重视么？更不要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连连不断，教育领域成了重灾区，尤其高等教育，高校中的教师乃至学生，每一次运动都被推到运动的最前列，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全都难得沉下心来安心地教或安心地学，更不要说还能有什么研究。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索性全国长期全面地停顿一切教育……，所有这一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只能称之为大浩劫，这种大浩劫完全可以比得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后二十年，重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中小学教育所受到的伤害更大于高等教育，人心不是思教，而是思钱。在财政款项上，“教育”永远是小娘养的，人人都可以重它一头，向它拔毛。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甚至列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最低端，即使如此，地方各级政府仍可以肆无忌惮地克扣停发教师的工资、挪用甚至侵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教育经费。1992年，全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达14 亿元，1995年，涉及全国十六省、区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仍然高达13．3亿元。（见《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9年）
政治上人们口头上号称“战略重点”的教育，在经济上实际上所兑现的却是“剩余财政”、“残汤剩饭财政”。我们凭什么深信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真正是重视教育的呢？一个实际上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的国家，又怎么能让人深信它的人民是“聪明”的呢？
六、21世纪之后，中国人应怎样变得更聪明起来？
前面第四章曾质疑西方人的聪明，即是说，到了21世纪之后，人们发现，人类（当然首先是西方人）竟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即，人类“聪明”到了反而损害人类自身，甚至更将灭绝人类自身。这说明，直至今天，人类（包括西方人）仍旧只有小聪明，没有大聪明。所谓小聪明，即局部的聪明、偏于一隅的聪明、犄角旮旯的聪明，而不是全面、整体、系统的大聪明。
前面在比较之中，说明近代西方人之所以比中国人聪明，是因为前者具有而后者却缺乏的如下的三个必要的条件或因素：1，人人平等的观念；2，二元论对称逻辑；3，把逻辑与有选择的实验结合起来的近代西方哲学。同时又指出，西方人到了21世纪之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其根源即在“西方哲学已经死了”，而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西方哲学赖以生存的逻辑——二元论对称逻辑在关于人自身问题的研究领域已经全面失效了。正是二元论对称逻辑在关于人自身问题的研究中的失效，从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人类观念的悖论和人类行为的荒诞，才造成了今天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关于这种困境，福山称之为“大分裂”，拉兹洛称之为“巨变”，我则直接称之为三种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类心灵生态）的大破坏或恶性循环。
上述的三种生态的恶性循环，即构成人类的大灾难，然而，现时代的人类能否使之变成良性的可持续生存的大循环呢？这样一来，灾难将自消。问题还在于，这三种生态本身，例如自然生态本身、社会生态本身、人类心灵生态本身能否避免恶性循环呢？正是这三种生态本身的恶性循环，才造成三种生态之间的更大的恶性循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三种生态本身的恶性循环呢？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西方哲学死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所一直赖以安身立命的二元论对称逻辑已经在很多方面失效了。它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它已经制造了大量关于人类观念的悖论和行为的荒诞，而这一切均又直接回过头来伤害人类自身。
失效的表现之一，即人们观念中的理性主义的过盛，而理性主义的过盛即相对主义的过盛，然而，相对主义的立论基础即是西方传统的二元论对称逻辑。读者如果想要更详细地了解其中的种种关系，请参阅笔者不久将可能出版的著作——《问天命：21世纪，人类的精神危境》，或《西方哲学死了！》，本文限于篇幅，只能长话短说。
简言之，按照我的观点，如果人类在新的世纪希望变得更聪明，或者希望至少能摆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悖论和荒诞，就应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观察、研究、处理事物、事件的逻辑。新的逻辑必须超过二元论，且不能只具有对称，而必须还包括交叉、循环乃至自旋。为简明起见，我们把问题缩小到与“聪明”的关系更直接、更深远的教育方面。换言之，即：为了使新世纪的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更聪明起来，我们应该如何教育下一代人呢？
当前教育的最大的误区都来自迄今为止的均以二元论对称逻辑为基础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只教人走小道、走分道，而不是走大道。
少年儿童的受到教育全都体现于对其“大脑”的教育。大脑既要记忆，又要理解，更要创造；既要信仰，又要理智，还要有仁爱的情感；既要有知识，又要会实践，还要有远大的目标……。可见人的脑不应只是一个，而是至少有三个。我们在即定义三个脑：本脑、手脑、心脑。每个脑都有记忆、理解、创造的三个方面，但都只能称之为分脑，只有当三个分脑能有机合一时才是真正完整的大脑，只有获得全面培训的大脑才可能具有对前述的真正“大道”的理解和追求，而只获到局部发育的分脑，则只能相应于追求前述的分道，即如前面所述的三个分道：上帝之道、逻各斯之道和仁义之道。
上帝之道是外道远（深）道，又可称超自然或超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本脑相对发达；逻各斯之道是实道近（浅）道，又可称自然之道或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手脑相对发达；仁义之道是虚道内道，又可称反自然之道或反物质之道，偏于追求这个分道的人们，心脑相对发达。
本脑又可称头脑，或耳目之脑，主抽象、主空间、主结构、主信仰、主意志、主客观（外而深）……；手脑又可称行脑，实践脑，主具象、主时间、主程序、主求知、主理性、主相对（实而近）……；心脑又可称腹脑、脐脑、黄庭脑、丹田脑，主直觉想象、主脉息、主动力、主情感、主道德、主自由价值（虚而内）……。
道是精神的别称，脑是人类追求精神的器官，人类的教育旨在推进少年儿童全面精神的成长发育，也即旨在对“道”的全方位的指引或诱导，具体落实到训练各个分“脑”的器官。前面所指手脑、心脑，不是从解剖学的意义上说在手上有脑、在心上有脑，而是指人类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原本的大脑与手（其实为实践器官）的结合以及与心（其实为情感、道德、价值目标等）的结合已经在人生中牢固地形成了不可忽缺的运行轨道，或者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与本脑、手脑、心脑相应的固定的人生功能块，因此，真正完善的教育应是对人们尤其是对少年儿童的三个分脑的全面而有机的培训，达到最后所谓心灵、手巧、脑敏（或良心、良能、良知）的全面有机发育的效果，从而也即全面地提高成长中的少年儿童的情商、智商和志商。笔者认定，只有当人的情商、智商、志商能够全面获得发展提高的教育才是最最人性的教育。
可惜，在人类历史中实际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前面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已略有概述，从而获得了一个可相对比较的认识。十五世纪之前，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聪明或愚蠢的程度上相比基本上在伯仲之间，相差不多，或许中国人还略有过之，但十五世纪之后，情况大变，西方人逐渐走上了愈来愈变得聪明的道路，而中国人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条分道走到黑，中国人的愚蠢状态也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形成了长期历史发展的停滞。关于这种历史的相对演变，也可以运用上面所述的关于人们（尤其少年儿童）的各种分脑的培训教育的理论来同样获得解释。
中国人三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尤其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以来，基本上都只重视反自然、反物质，也即虚而内的心脑的教育，儒家的四书五经全都旨在培训人们（尤其少年儿童）的生命终极目标的教育，也即仁义道德的教育，只教人做（孝悌忠恕的道德的）人，而不教人做（参与自然物质的）事，当然也不教人做（超自然超物质的宗教的）事，这等于说，中国人从小就丧失了发展抽象空间、结构创造的能力和发展具象实践、程序理性的能力的机会。缺乏这两种重要的能力的培训的人们怎么可能变得聪明起来呢？
十五世纪之前的近一千年中，西方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上帝之道压迫逻各斯之道，也即当时的西方人只有对抽象的上帝的盲目的迷信，而缺乏对具象的理性的自然的物质的教育的追求，这等于说，此时的西方人既用对唯一神上帝的迷信限定了自己关于本脑的教育，又缺乏对手脑的有意识的培训，而且还让心脑迷失于旨在为获得上帝的拯救的情感价值的目标上。所以，此时的西方人的脱离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愚蠢，或许还更甚于中国人。
十五世纪之后，一系列涉及到人和人的思想（头脑）解放的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市场化政治的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等等）促使西方人不仅追求上帝之道，同时还增加了对逻各斯之道的追求，原先对上帝之道的追求而在西方人心中积淀起来的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在添上了对理性的自然的物质的追求的自由权利之后，逐渐促使西方人加速走上了彻底摆脱传统愚昧束缚的道路，一直到今天，终于使西方人的聪明冠盖全球。换言之，十五世纪之后的西方人，一方面既重视对本脑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逐渐并愈来愈重视对手脑的教育，而在关于心脑的教育上，西方人则任其自流于宗教传统的习俗和情感之中。由于心脑继续受到传统宗教道德的暂时仍旧有益的影响，而在本脑教育与手脑教育的互动中又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人智能的发育和进步。可以说，1500—2000年这五百年，既是西方人智能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全人类在智能上获得大跃进的伟大的时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伟大的第二步，到了21世纪之后，人类将开始进入更伟大的第三步，但这只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聪明的西方人却遇到了新的挑战，“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摆在了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人类的面前。五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追求逻各斯之道的西方人，在具象的、自然的、物质的、实际而浅近的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也愈走愈偏，同时，他们与上帝之道也愈来愈疏离、愈来愈隔绝。过去因上帝之道的追求而在西方人心中积淀起来的宗教情感和宗教道德也逐渐被西方人自己疏离了，甚至抛弃了。固然，西方人自然也不可能具有东方的中国人的关于仁义道德的追求。今天的世界，正如笔者本人曾在一篇专文中所谈到的，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道德真空的时代。真正有道德的人在今天的人类世界中已经成为稀缺，稀缺到真正有道德的人反而应被视为怪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已经在一点一点地永远地丧失。其结果是，犯罪率不断增长、精神病在疾速地蔓延、扩张，美国大公司的假账、欺诈，只不过是这个已经丧失了起码的道德的西方世界的全豹中的一斑。丧失了上帝之道，实即丧失了宗教的道德情感，而唯一只在逻各斯之道上大步迈进的西方人（实际上更应该包括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跟着西方人跑的全人类）突然发现，他们虽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奇异丛生、轻松便捷的物质世界，却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丧失了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善意、同情心的冷漠甚至冷酷的人的世界。更严重的是，人们竟然发现，无论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社会生态，还是人类的心灵生态，全都在逐渐走向愈来愈难以持续循环存在下去的“死”态。唯一走在逻各斯之道上一直把自己视为上帝的化身的西方人类，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变成了自己和全人类的恶魔、撒旦。这种发现意味着什么？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心脑都已病入膏肓，甚至丧心病狂。少年儿童的心脑得不到健康的培训，成人的心脑则大部分已经沦丧。现代西方人的本脑教育和手脑教育都相当发达，而他们的心脑教育则几乎近于空白。在美国，少年儿童持枪杀害同学、老师的事件频频发生，青少年中的抑郁症、狂燥症精神病患也正在成为重要的杀手……社会中的犯罪率居高不下，人们中的道德水准每况愈下，这种现象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扩张，也正在成为全人类中的普遍现象。我认为，人类长期以来的心脑教育的匮乏和低下，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心脑的败坏和心脑教育与本脑、手脑教育之间严重的失衡，正是造成人类今天三种生态恶性循环以致酿成大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两千多年来，只重心脑教育而缺乏本脑教育和手脑教育的传统是造成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五百年来陷于愚蠢状态并难以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情况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心脑教育被彻底废弃了，且由某种已被历史证明仅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所取代。结果是，中国传统的官场化社会制度依然未变，而传统的道德情感教育也即心脑的教育却丧失了。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重视本脑和手脑教育的西方教育模式逐渐获得了近似的移植，可是仍具有价值的传统的心脑教育却被彻底废弃。这使得中国近现代的中国教育既未能获得全面西方式教育的有利方面，却又同时丧失了中国传统教育一些有利的方面，加上中国上层统治者长期以来的对社会教育的传统的习惯性的轻视，既舍不得为教育花钱，更又以偏狭的利己主义的方针政策不断对教育进行有害的干扰（例如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大破坏），这使得近半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人的智能水平相对于自己过去有了一些进步，可是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却反而愈来愈增大，不仅比不上发达国家，甚至还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顺便指出，近现代的中国，严重缺乏自己有力的教育思想理论也是造成上述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人的教育永远都只随政治当权者个人的意愿转向、沉浮，而难有自身坚定不移的民族的意志。
概而言之，中国现当今的教育，由于缺乏有力的教育思想，由于传统官方的垄断，更加上今天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尚，的确处于全面营养不良的状态。
传统的心脑教育已经废弃，且被种种传媒自利的意见所扭曲；学习西方的本脑、手脑的教育，也未能做到全面、彻底。中国长期以来，“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传统观念、主张仍旧阴魂不散，不时给予教育以有害的干扰。中国人的教育空间亟待加以改善的方面确实比较多，正是因此，中国人逐渐变得聪明起来的可能性也是大大存在的，但最重要的却在两条：
1.政府真正给予实际的全面的重视；
2.教育思想的革命。
与西方人相比较，中国人必须认真切实地做到第一条，不如此，中国人将永远难有变得聪明起来的希望，然而，第二条却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方哲学死了”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骄傲的西方人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或根本就不愿意看到。古代没有哲学而只有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有可能在第二点上获得真正突破性的成就。这样一来，21世纪之后的时代，究竟谁会变得更聪明的问题，不会百分之百仅由西方人说了算，东方人，尤其中国人还有希望。
2002．7．18．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