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场政治危机 - 【宏观经济解读区】 - 老钱庄股票论坛 中国最好的股票...

作者：暂时无派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执政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而这个中心工作是通过一个叫做“改革开放”的过程来实施的。谈到经济，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呢？人们对此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个当今世界人们谈论最多的名词，其实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如标题所示，我的这篇短文，谈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但如果不将“经济”作一个定义，这个话题就无法进行下去。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在这里采用这样的经济定义：所谓经济，就是人类为了生存而生产和消费生活资料的过程，其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消费，人类就无法生存；不生产，人类就无所消费。从古到今，生产和消费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与一般动物世界不同的是，人类社会的消费和生产不是一个自然流畅的过程，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分配。如果说生产和消费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分配就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一定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被称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这个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则称为上层建筑。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前述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三个过程，都包含在马克思所定义的“经济基础”之中。如果单单从字面上理解，我们很容易把经济基础误以为是经济，而仅仅将上层建筑当成政治。其实，分配是最核心的政治，是区别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社会性质的最本质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性质，就是由它的主要分配形式反映出来的，而分配形式又是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制约的。当一个社会的一些人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或者说，当在分配领域里出现一个社会集团剥削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现象时，这个社会就是阶级社会。所以，分配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社会性质的政治问题。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发生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大到民族之间的战争，小到社会内部的群体争斗，从本质上说，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分配。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把他的科学体系中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称为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的原因吧。
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再回头看发生在中国过去三十几年里的事情，就比较容易认清它们的本质了。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最大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分配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客观结果是社会极少部分人占有了社会的最大部分的产品，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数几个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从前写的一篇题为《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真正理论创新》的文章中，我曾经对列宁有关阶级的定义做了“修正”，我现在愿意再次“兜售”我的这个新的定义：“阶级就是大的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所掌握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同，其中一些集团能够占有其它集团的劳动”。这个“修正”了的定义的正确性，得到了中国社会现实的证实。三十多年来，主导中国改开的人正是通过他们手里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将中国社会生生地撕裂成两极：一极是富可敌国的极少数，另一极是温饱不足的大多数。他们的经济手段就是全民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他们的政治手段就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私有化。正是这两个私有化，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完成了由上层建筑的隐性阶段向经济基础的显性阶段的过渡。因此可以说，过去三十年发生在中国的变革，并不是什么“经济改革”，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改革。试问，还有什么比改变一个社会的性质更“政治”的政治吗？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些人很反感的概念，但如果他们愿意实事求是地讨论和思考问题，就不难发现：他们本人恰恰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忠实、最主动的实践者。
两个对立的阶级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由阶级压迫（包括阶级剥削）和阶级反抗两个方面组成。在大部分时间里，阶级压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个阶段，阶级斗争一般是受“法律”保护的，实践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的人，通常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合法经营”而不是阶级压迫。当阶级压迫达到被压迫阶级承受的极限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开始向阶级反抗的方面转化。在这个阶段，阶级斗争一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它通常被认为是“造反”而被镇压。反感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通常并不反感阶级压迫，不仅不反感，而且很积极地去实践；他们反感的是阶级反抗。马克思主义是与此相反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阶级斗争不同阶段的态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剥削阶级的理论，而是被剥削阶级的理论。
那么，今天中国的当权者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剥削有理，反抗有罪；剥削是稳定的表现，反抗是动乱的表现。从这意义上理解，“维稳”就是维护阶级压迫的稳定进行。这样说，是不是一种偏见或思想僵化呢？不是的。不知人们是否还记得两年前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我看来，这个报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内容不是什么“发展观”，也不是将毛泽东思想给“不包括”了，而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这八个字。这八个字从“理论上”终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从“理论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吗？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的童工，一个月挣不到一千块钱，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在“黑砖窑”里终日苦劳，只换来三餐吃不饱的饭，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出卖一次肉体的母亲，只能换来十元钱，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相反，为官一任，捞钱上亿，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长驱直入，包赚不赔的外国企业，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为了几个“好处费”，出卖国家商业和军事秘密，能说不是“各得其所”吗？一切的一切，除了反抗，都可以说是“各得其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我们有些人，其中不乏善良的人，居然会为这个报告“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外向型经济的窘迫，使中国的“生产过剩”更为突出，而政府采取的“救经济”的措施又火上加油，近一步加剧了本来就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严重的是，庞大的“保八”货币投入，为继续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而发行的大量人民币，使通货膨胀的阴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的逆势上扬，又将原来就人数很少又极不稳定的“中产阶级”推向了悬崖的边缘。本来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但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消费却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了资本的利润。在中国，“扩大内需”不是为了缩小业已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而是为了“拉动经济”。而这样“拉动”的经济，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少数人更多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是更高程度的财富集中、更严重的两极分化。
现在，被压迫者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阶级斗争对立双方的地位开始变化，阶级反抗开始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转化以各地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为标志，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着。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于是，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说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建国六十年的大庆成了一个连超市菜刀都要下架的反恐演习。
阶级压迫存在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不仅仅是影响到了中国，为什么在中国更有可能变成为一场政治危机呢？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色”决定的。大体上，中国的“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类似“打左灯，向右转”的欺骗中进行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因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信誉，对改开者的一切行为是基本不设防的。他们相信了“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人的谎话，把对自己眼前利益的严重损害，当成了需要克服的“阵痛”，当成了走向美好未来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改开在没有负反馈抑制的情况下，一路高歌，迅速前行，一下子就将基尼系数拉到接近0.5，形成了巨大两极分化。第二，中国的“转型”带有强烈的掠夺性。这种掠夺不仅是对公有财产的疯狂私有化，而且是对工人阶级的冷酷榨取。几万块钱，甚至几千快钱“买断”半生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三，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因子女就学，老人治病而迅速致贫的现象司空见惯。第四，劳动者不仅要受本国资本的剥削，还要受外国资本的剥削。一个“比较优势”使外向型企业为了靠廉价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大大压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除此之外，即使收入微薄，普通群众在许多场合办事时也要托“关系”、送“红包”，受官僚的再次盘剥。第五，社会的分裂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道德伦理上。许多富人和官员对他们眼中的穷人缺乏最基本的人格尊重，言行猖狂，使群众恨之入骨。加之社会整体道德滑坡，假冒伪劣商品充市，使人们本来就很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部分人由此产生了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心理，采取报复社会的盲目行动。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常常是通过战争和非战争的手段向外转嫁的。中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与此相反，在买办官僚资本的配合下，它反而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的对象。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在已经非常困难的境遇下，还要承受买办经济带来的压力。这个压力，极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系列群体事件，都是阶级反抗的个案，除个别情况（如通钢事件），均带有明显的偶发性和盲目性，极易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成为民族分裂、刑事犯罪、甚至军阀割据利用的工具。同时，许多群体事件针对的对象也是普通群众，出现了很多“煮豆燃豆萁”的令人痛心的场面。因此，对被压迫者本身来说，这样的反抗很可能是双刃剑。但它的燎原之势，并最终从它的“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所谓改开的最终否定也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人尽可以抽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将其“中国化”，他们也尽可以将毛泽东思想抛弃，将其“妖魔化”，甚至也尽可以将所谓的“毛左”斩尽杀绝，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危机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是三十多年欺骗和强制的逻辑反弹，它和某些人仇视的思想和人群并没有因果关系。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这些被压迫的人和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一样都是人，都有最基本的求生欲望，当把他们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把他们锁链下的最后一个布条也扯去的时候，他们就无所顾忌，也无所畏惧了。
唯一能阻止这场政治危机的办法，是始作蛹者的人性复苏，是压迫者的停止压迫。但这可能吗？一位伟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认为，这段话是对的，在这个系列的第二篇《“不走回头路”，是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中，我将会具体谈谈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