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爱恨情仇

周恩来与蒋介石
如果说，陈赓曾是蒋介石的爱将，毛泽东是蒋介石的对手，那么，周恩来对蒋介石而言，则是两者兼而有之。正像他本人的性格特征一样，周恩最是一个善于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历史巨人，他柔中有刚、才华横溢、机智善辩、慧外秀中，他把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许多美好的性格特征融为一体，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动荡不安年代中不可多得的将相之才。早年，周恩来在东北和天津求学期间，就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邃密群科济世穷”。他的政治生涯的起点是在西欧，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周恩来从西欧回国，立即投身于火热的大革命熔炉之中，露出了他金子般的逼人光芒。 　　在几十年的国共大战中，周恩来周旋于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穿针引线，搭桥铺路，解决纠纷，尽释恩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决裂了，周恩来是毛泽东身边反蒋的一名出色的斗士；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握手了，周恩来又是第一个手握橄榄花，身带和平鸽的使者，就像一个解牛的庖丁熟练地运刀于牛的筋骨血肉之间一样，周恩来也以自己杰出的外交艺术、伟大的超人品格、巨大的社会声望去谴责邪恶、播散光明、化解事端、平息战争，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国共两党的悲欢离合。
蒋介石与周恩来初次交往于广州。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经过软磨硬劝、四处游说，让孙中山任命自己为军校的校长。为了办好学校、培养自己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他曾请求留学西欧的黄埔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举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执教，张申府爽快地开列了十五个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当时的中国，国势日颓，留洋在外的许多优秀共产党人纷纷被召回国加入到国共合作的大潮流中，举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大旗。年轻的周恩来也于1924年9月初来到广州，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生涯。
周恩来在黄埔先任军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后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东征期间，他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像一团火，在黄埔岛上尽情地燃烧，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成为当时极有影响的一位青年领袖。
对周恩来这样的年青有为的革命家，蒋介石一开始是倚为膀臂的。周恩来在黄埔的进步学生中支持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他早年在南开求学期间造就的这一特长有了发挥之地，蒋介石为此夸奖周恩来；“周主任是个导演人才。”
随着广州周围形势的多次恶化，黄埔军校的莘莘学子们不得不中止学业，加入到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陈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说过：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是周恩来；一是邓演达。一个管政治教育，一个管军事训练。这时的周恩来对蒋介石也十分尊重，在军校的管理和东征的战斗中，全力支持蒋介石，配合蒋介石展开各项工作。
到1926年，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共产党人是他在黄埔发家的得力助手，但现在已成了他实行集权、独裁的强力反对者。于是，这年的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谜”一样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中，周恩来亦被囚于广东铸币厂。
面对蒋介石的挑衅，周恩来在造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有几分惊慌，这次事变只是他反共排共的投石问路，蒋介石不知道国民党内的左派和共产党人们会采取何种反击，因而只能点到为止。
“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问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
“本来，廖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蒋介石辩护道。
周恩来看出了蒋介石虚伪掩饰的慌张之情，说，“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优柔寡断，萎缩退让。
周恩来则从此次事变中产生了很多联想：东征结束之后，蒋介石设宴庆功，庆功会上，他借着酒意，曾向周恩来索要东征军中和黄埔学生里的共产党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周恩来则也是倚酒三分醉地回绝了。现在，又发生了中山舰一事，他已初步摸清：蒋介石反共的脉膊是越跳越快了。对此，周恩来主张，乘蒋介石根基不稳之时予以坚决的回击。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周恩来广州期间革命活动时曾说：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一种局面了。
“中山舰事件”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无力，使得蒋介石进一步地铲除异己，树立亲信。周恩来长叹一声：“我是不再回黄埔军校了。” 周恩来意识到，与蒋介石之间已开始了愈来愈大的裂隙，他们俩人迟早一天会走到对立的两边的。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蒋介石一口回绝了：“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吧。”张治中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摇了摇头。
其后，邓演达又对蒋介石讲了自己对周恩来的印象：“我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无疑，北伐有了他，将如虎添翼！”
“周恩来！周恩来！”蒋介石听着张、邓二人的投力举荐，口中喃喃低语。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周恩来确是一位旷古之才，他的博闻强记；他的处乱不惊；他的调度运筹……蒋介石暗自思忖，在偌大个国民党里，无论元老、新秀竟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如能得他之助，自己是可以放心干一切的。
为了拉过周恩来，蒋介石不得不屈尊俯就，设宴请周。他面对周恩来和被请的另一位共产党青年领袖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委婉地拒绝了这位“同乡”的殷殷盛情：“此事只能由中央裁定，我个人难以择决。”
蒋介石失望、不满但不得不挤出几堆笑容说：“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这时的蒋介石与周恩来，已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童在放风筝一样，周恩来的心早就飘摇于中国大地的上空了，蒋介石却企图牢牢的系住他、抓紧他，可惜，风太大了，他怎么收，风筝也收不回来了。
一年之后，“四?一二政变”爆发，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维系的最后一丝关系断裂了。周恩来走向了蒋介石的反面。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才华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周恩来是一个能量极大的人，一旦让他释放出自己的潜在力量，那将会在中国的大地上点起一把冲天的大火，从而把蒋介石本人烧得无立锥之地。蒋介石知道，如果不剔除周恩来，他的政权就不会稳固。于是，他紧急下令，悬赏八万元缉拿周恩来。
事隔多年，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苏兹贝格谈话时，曾回忆过这段时期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交往，他是这样评价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时，他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一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从‘二大’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O’事件时他的立场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以后这一套越演越精。”
周恩来自从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以后，就参加到中共最高层的决策圈中去了。三十年代初，他一直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工作。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眼看对周恩来拉拢无术，非常的恼怒。他的一些善于领会主子意图的无聊政客们，竞借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中常用的“伍豪”这一化名，对周恩来进行诋毁，企图从政治上打垮他。
1932年2月16至21日，上海《申报》、《时报》(号外)，《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同时刊登了所谓的“伍豪等声明脱离共产党启事。”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国民党御用文人设的一个骗局。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几个月前就离开了上海，并于10月25日进入中央苏区。2月2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实报》与上述报刊针锋相对，登出了说明事件真相的“伍豪启示”，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遥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的灭亡的。”
1936年底，是蒋介石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在政治上，他用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惯用手段，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经过一些对内、对外的布置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到这个时候，在蒋介石看来，是到了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了。他不允许这些杰出的异己分子在自己的势力之外封地为王，是到了对他们领导的红军进行第六次、他认为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的时候了，他的“安内”大业很快就要完成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晴天一声霹雳震碎了蒋介石的难圆好梦。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于这年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使蒋介石一下子从他们的座上宾交成了阶下囚。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企图借此机会，发动全面的内战，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一则排挤蒋介石：二则消灭陕北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他们频频调兵，步步向西安逼进。在这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指派，周恩来尽弃前嫌，从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出发，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张学良将军在致电陕北后说，周恩来能来，“一切就有办法了”。确实，周恩来把个人的恩怨置于脑后，对处于“破帽遮颜，漏船载疆”的落难境地的蒋介石伸出了救援的手。
于是，蒋介石在他被软禁的住所——新城大楼。又见到了阔别己久，想拉不成，想杀不得的老朋友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们的这次尴尬中的会晤，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来控制自己的情感。看着自己面前这立前天的上级、昨天的对手、今天的“盟友”，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只是他从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高妄责任感出发，仍然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
12月17日，周恩来电告延安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还把蒋介石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和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作了比较，劝告张、杨二位，认为不宜杀蒋。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佩服，“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
蒋介石的亲密顾问w?H?端纳后来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一九三六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
12月20日晚，蒋介石久别重逢周恩来。当他的这位前政治助手、他曾多次寻求从历史的篇章中抹掉的这个人走进门来时，蒋介石由于恐惧而脸色发自。他极端诚恳而又不乏伪善地说： “在我们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我常常想起你，即使在内战期间，我仍然回忆起你曾经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工作。”
周恩来自然看得出蒋介石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他从蒋介石的家庭琐事谈起，先进行了一般的社交性谈话，当蒋介石的紧张感缓和了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的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蒋介石闻言一惊，他慌不择意的答道：“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周恩来立即驳道：“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
周恩来随后向蒋介石陈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
在周恩来的调停之下，蒋介石迅速转变了态度：“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国共两党在经过十年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之后再度握手。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毛泽东在1937年3月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和平就没有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等地步。”
蒋介石也承认：“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威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
西安事变后，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日千里，如黄河之水，自天而来，咆哮奔腾，不可遏制。张、杨两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蒋介石也在自己不光彩的人生旅途中增加了一点亮色，周恩来则更是以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和完美的和平使者的形像，彪炳千秋，馨满人间。
1937年7月l目，事变之后的蒋介石坐在庐山牯岭路的避暑别墅中，闭目静思，遥想西安的落难，仍然还胆颤心惊。他头脑中一次次联想到他的朋友周恩来的翩翩英姿及其优雅的举止、动听的谈吐、大度的胸怀和坚定的斗志，这样杰出的人物不能助我，他不免有种弃贤于野、玑珠无华的感伤。蒋介石躺到藤椅上，眯起眼睛，对侍侯在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在6月里一个晚上来见过我。我同意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叫他们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日寇。”他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一直是中共派驻国民党政府的最高代表，活跃于南京、武汉、重庆。蒋介石当然能够经常见到这位“江浙同乡”，只是他们二人之间，已失去了广州黄埔军校时的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他们更多的是以政治斗士的面目出现于对方的面前。两人各有其志，屡有纠纷，争端时起，他们的友谊早在大革命的后期就断绝了，剩下的全是平和的外交辞令下隐藏的唇枪舌剑。党与党之间的是是非非，军队与军队之间的风风雨雨，使得俩人时而围桌而谈，时而撰文相骂。他们之间既像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又像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敌与政敌之间的关系，合作是主流，磨擦是味精。国共两党，蒋周二人在抗日的大旗下勉勉强强的扭在一起生活了八年之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民众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精诚团结，携手并进，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家园。
但是，蒋介石不忘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就作出了对中共“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此时倘有亡国破家之危险，一切牺牲，在所不惜”的决策。蒋介石为了恢复在全国的统治，大放烟幕弹，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企图以和谈作掩护，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内战。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毅然决然同意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赴重庆。由此，蒋介石与周恩来彻底由战争中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谈判桌上的对手关系。
经过漫长的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迫使蒋介石口头上承认“坚决避免内战”，承认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则留在重庆继续商谈善后细则。
据说，当国、共的第—号人物在重庆你来我往、讨价还价的谈判间隙，蒋介石曾半真半假地说到，他愿用几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化师向中共交换周恩来，毛泽东没有答应。周恩来自己当然也不会答应，况且，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蒋、周两人实际上已相互接触多年，他们之间暂时还未走到战争的枪炮声中，而是站在同一片屋檐之下。
谈判结束之后，中国新的和平时代似乎就要到来了。国共两党似乎统统忘记了过去互相厮杀的仇恨，大概经过八年抗战温床的滋养，已找到了和谐相处的良方妙药。果如此，则中国幸甚，人民幸甚。而蒋介石与周恩来则又会走到广州黄埔军校时期的那种宽容合作的政治舞台上去，他们之间将真正化干戈为玉帛，由仇敌变朋友，共同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可惜的是，蒋介石是一个“独夫民贼”，他的亡共之心没有一天死过。就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即10月13日，他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共”密令，严令国民党军必须“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对蒋介石的这副狰狞面目，长期与他斗争和合作过的周恩来看得最清。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就对他的这位上级作过尖刻的描绘：“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此人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我从黄埔军校开始和他打交道，深知蒋的为人，一来就耍无赖。对于这种人，只有和他针锋相对地斗争。国共第一次合作，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而破裂。西安事变，经中共调处，他不得已接受了抗日的要求，可是一回南京，就推翻了他的诺言，还得继续对他斗争……
是的，斗争还要继续，和平仍遥遥无期。
1945年11，蒋介石宣布：组成国民党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大会，把中共排斥在参政、议政的权力之外。对此，周恩来愤怒地责斥道：“谈判的大门已被国民党一手关闭了。”
11月25日，周恩来留恋地看了他客居的梅园新村几眼，又厌恶地看了新村厅井西侧、他的朋友蒋介石指使来监视他的特务们使用的窗户几眼，然后义无反顾地坐上了飞机，返回延安。他这一去，在中国历史上避免血腥内战的任何微小希望都破灭了；他这一去，也使得蒋介石与他之间维护了二十年之久的藕断丝连的关系彻底崩溃了，这一对“故人”从此再也没有会过面。他们一个成了新中国的领导者；一个成了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总统，两人的身份、地位有了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大概是当初蒋、周二人在黄埔共事时怎么也没有预料的。
国、共两党又一次站到了决战的起始线上。
 

周恩来与蒋介石
毛泽东在延安小小的混凝土的跑道上等着欢迎周恩来的到来，他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送给了周恩来。随后，这一对亲密战友就钻窑洞、溜土坡、避追兵、躲炸弹，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动于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勾画作战蓝图，指挥各处战事，他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坦克加大炮。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跑台湾为止，历史才似乎为这些风云人物的交往活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西方人曾说，如果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站到蒋介石一边，那么后来的中国是谁坐天下还很难预料。历史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写成的，它是民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遗弃了蒋介石，周恩来则顺乎历史的潮流，同样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扬弃。
中国解放了。可是，战场的硝烟虽然散去，国共的对立也似乎变成了舆论的攻击，双方正面的冲突已因为大海的相隔而不再可能。但，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仍念念不忘对他的老朋友们加以必要的“关照”。蒋介石就像一个封建财主喜爱他的传家之宝一样，蒋介石对周恩来等杰出的人物总想拥为已有，入他彀中，求之不得则由爱生恨，在这种爱恨交加的心情支配下，蒋介石极尽全力的想置周恩来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杀手行动了。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重新当上总统的当天，就亲笔写了三通手令，其中之一是派警备司令部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彭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要杀大陆几个重要人物，以便“重整旗鼓”，壮蒋声威，安慰一下刚刚来台的无数残兵败将们的受创的心灵。
1953年初，彭孟缉伙同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的头目柯林斯上校和戴笠的后继者毛人凤，拟定了一个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罪恶计划。他们把目标首先对准了周恩来。
1955年3月，台湾情报部门接到机密情报，说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将于1955年4月11日乘坐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途经香港，飞往雅加达，参加世界瞩目的亚非万隆会议。得知这一消息后，台湾的情报部门立即布置了谋杀周恩来的计划，周恩来代号为1（宋庆龄和郭沫若的谋杀代号为2、3）。执行人是台湾“特种工作”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谷正文的手下在香港用重金收买了启德机场的雇员周梓铭，周梓铭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停在机场加油时，接近飞机，偷偷在机翼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起飞不到十分钟后，便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了，飞机断为三截落在水中，机上数十人全部遭难。
正当台湾的情报部门喜上眉梢，准备报告蒋介石时，突然接到消息说，机上没有周恩来。原来，周恩来要去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临时改变了计划。在印尼，蒋介石的鹰爪们组织了二十多人的敢死队，想戴罪立功。可是由于印尼警方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周密防范，使得台湾的特务们无从下手，悻悻而回。
然而，蒋介石的目光仍然盯着大陆，盯着周恩来。
1964年，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柬埔寨，谷正文再次奉命“出击”，后由于台湾情报机关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被我公安人员逮捕，弄清了他们的意图，周恩来吉星高照，又一次避过了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暗箭。
多次谋杀未成，蒋介石心灰意冷。他虽然“亡”周之心不死，但又不免感到力不从心。新中国更加强大了，周恩来也以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的政客。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访华，周恩来和尼克松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在台湾一隅的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故国不堪回首”滔滔江水向东流。蒋介石强打精神来到桌边，写下了八个大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是对他的朋友周恩来的概括或赞赏；亦或是对自己的勉励或自责？我们不得而知。
与蒋介石相反，周恩来对他的朋友还是相当客气的。尼克松在访华期间，曾就蒋介石称共产党领导人为“匪徒”一事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回答。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
周恩来晚年仍向宝岛方向频频发出统一战线的呼声。只可惜，在一条道上走到底的蒋介石再也听不进这逆耳忠言了。周恩来把他那巨大、真诚的声音，留给了蒋介石的后继者们去慢慢回味，直到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更多：
蒋介石用刀相逼求婚 讨来艺妓老婆（组图）
晒晒周恩来情书
周恩来在重庆熟读特工手册
抗日将星张灵甫——超级自恋 爱“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