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斯科尔兹尼的故事（十三）

宽恕我们的敌人的美德，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  伏尔泰
“斯科尔兹尼准备”，时间已经到了1947年7月底，斯科尔兹尼已经熟悉了达豪集中营指挥官的叫喊声，伴随着这声叫喊的一定是手电筒的闪光。
当斯科尔兹尼走进去的时候，在场的记者和摄影师全都停止了交谈。他高兴地看见这些记者们都没有身穿“好战的军装”而是换上了普通的衣服，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友善。难道他即将被释放了吗？
斯科尔兹尼的期望很高，因为就在八个星期前，一个“战争犯罪”专家专门赶到达豪与他一起研究关于他的案子。话题逐渐转到了“格里芬计划”上，斯科尔兹尼带着这个专家仔细研究了关于“格里芬计划”的过程和阶段，并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这个专家兼审问者非常满意，他告诉斯科尔兹尼：“你可以相信我，那些必须被惩罚的行径你根本就没做过。”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斯科尔兹尼的案件却没有了更多的只言片语，他告诉自己可能是负责调查战争罪行的部门负担太重了——已经有上千件此类案件被交到该部门，所以他的事情被合理地拖延下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时间，从他被解除手铐那天开始，他就天真地认为自己的投降已经被接受了，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战争中每一个军人都会尽到的责任而已。
他关在监狱里的时间已经几乎与他从事特种部队的时间相近，他现在有时间认识到盟军对他如此憎恶的原因了，但他只想尽快忘记这一段被浪费的时间：令人厌倦的重复审问，反复的旅行，在纽伦堡戈林自杀前后的搜身。
他看了看监狱指挥官的办公室，在一圈热烈期盼着的新闻记者里面是一群官员，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秘书，然后又有8名犯人被带进房间来。官员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德国机构，斯科尔兹尼认为他们都会同意释放自己的。

（在达豪集中营内开设的战争罪行审判法庭，达豪集中营曾被美国第三军用于关押德军战犯。上图仅仅是一个参考图片，并非开庭审判斯科尔兹尼，而是审判阿登战役中的另一个急先锋——约阿希姆?派普，他涉嫌在马尔梅迪惨案中枪杀美军战俘，与他一起被押上审判台的还有其他一些党卫军成员，包括塞普?迪特里希。）
这时，一个高大潇洒的美军军官走进办公室，他就是罗森菲尔德上校，在阿登反击战期间他负责最高部门的安全工作，也是对斯科尔兹尼被捕表示严重怀疑的人物之一。
罗森菲尔德上校开始宣读一份文件，他拉长了语调，他的每句话都被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成德语，斯科尔兹尼隐约听见“穿着美军军装进行作战”等，其他的不很清楚。
两种声音单调无聊地继续着，一项指责是说他盗窃给战俘的红十字会包裹——对此他难以相信，他完全听明白了，还没等他说任何话，另一个官员又提出了另一项指控——斯科尔兹尼虐待战俘，他折磨并杀死了至少100名美军战俘。
这些德国的官员是什么人？斯科尔兹尼盯着他们略显紧张的脸仔细想着，除了两个外，其他人他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这搞的是什么阴谋？
罗森菲尔德上校制止了这些，斯科尔兹尼觉得震惊和困惑，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新一轮闪光灯的“袭击”，武装警卫们赶紧过来带着犯人们到院子里去。斯科尔兹尼陷入了一个令他恐惧的问题中，一切都是含糊不清的：谋杀的指控从何而来？屠杀美军战俘？何时？何地？在他过去所受到的审问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这次看来是某些人提出的新的指控。
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他所得到的乐观的承诺再一次被法庭打碎了。这九名犯人分别被关进三间囚室，不过这至少能让他们凑在一起商量一下“防御手段”。他的那些“室友”好像是从陆军、海军、空军中随便挑出的几个军官，其实他们都是第150装甲旅的成员，他们都被关押了好几年。和斯科尔兹尼一样，他们也觉得监狱的大门已经对他们敞开了——随即又砰的一声关上，有些人已经到了精神即将崩溃的地步。从停战到现在已经过去26个月了，从阿登反击战开始算则是30个月了，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新的指控再被提出来指控他们，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危险指控。
这些陌生人并没有用“同志友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面临的不幸，他们中的三个人甚至在其他人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第一个人，曾经在医院里签署过宣誓认罪的文件，结果他又反悔了；另一个人，基本是毫无价值，最后证明他提供的证词对任何一方都是毫无作用；第三个人是一名年轻的海军中尉，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她告诉他要痛恨德国的一切。过了几周，这个年轻的中尉找到斯科尔兹尼承认了自己冲动，他愿意做些事情消除大家的误解。现在他们开始彼此了解了，这个年轻的中尉会成为一个忠诚的同志。

（达豪军事法庭开庭的情景，场内基本座无虚席，在座的除了一些平民，很多都是美军官兵，现场维持秩序的是带着白色钢盔的美军宪兵。）
斯科尔兹尼想尽办法提高他这些精神沮丧的同志的士气，努力把他们团结起来去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情指控。但是随着负责为他们辩护的首席律师的到来，公正审判的希望似乎破灭了。上校罗伯特?杜斯特是一名美国军法律师，同时也是某个学校的骑术教官，他执业守口如瓶，锐利的眼神和坚定的下巴似乎表明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律师。杜斯特律师穿行于各间牢房逐一拜访了他的委托人。斯科尔兹尼所遇到的所有审问，据他所知，这一次是最严厉的。杜斯特律师并没有流露出对他这些德国客户有丝毫同情的痕迹，他细致的盘问甚至让人觉得他在强迫自己的委托人交待情况。
杜斯特律师第四次的来访就不同了，他脸上带着开朗的微笑并与斯科尔兹尼握手：“我可以确定你在每一项指控上都是无辜的。”随即这位律师宣布：“我现在知道你对我毫无隐瞒，我会为你全力辩护的，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
杜斯特律师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带着远见和勇气去对抗那些棘手而又无情的指控。与他一起致力于拯救这些过去的敌人的还有他的两个下级，中校唐纳德?麦克克鲁和少校霍洛维兹。就如同麦克克鲁中校后来在法庭上说的那样：他们花了几周时间去仔细了解这些犯人的情况，他为自己带领下的这些成员觉得自豪。
但是，在这三名美军军官开始认真工作准备辩护之前，已经有六名德国律师自告奋勇地出来为被告辩护——尽管毫无赚钱的可能，这些被告都是一贫如洗。其中有一个奥地利律师，安吉曼博士，甚至自己也被逮捕了，跟着一群新的犯人被押进达豪集中营，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平民穿越新建立起来的德奥边境（意思是这位律师帮助别人非法越境）。

（这是位于达豪的法律办公室，大家可以看见每个人都在忙碌着。）
这一群法律天才的内部产生了问题，杜斯特上校（律师）指出，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乱七八糟地辩护一气，那他只好放弃他提出的辩护主线——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能让斯科尔兹尼单独提供证据代表全体犯人的话。一些德国律师反对把德国人的生命托付到一个美国律师手中。斯科尔兹尼相信杜斯特律师，但他认为杜斯特的提议——一个犯人代表其他犯人来说话——是个过于奇特的提议。在斯科尔兹尼的建议下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他的犯人一致同意给予杜斯特律师和斯科尔兹尼以全权。三名德国律师退出了，剩下一个缩小的律师团，但却是团结一致的团队。
在开庭前的这几周，监狱里来了一些小偷、扒手以及新招募的波兰看守，波兰人对德国人没什么好感，至少他们比不上美国人。波兰人告诉斯科尔兹尼：就算他有幸逃过美国人的绞刑架，等着他的也是俄国人的刽子手，俄国人吞并德国其他地区会很快进行的。波兰人从“党的立场”这一角度出发当然希望俄国人能得到斯科尔兹尼，除非他能为波兰自己所用。
一天夜里，一个犯人走进了斯科尔兹尼的单人牢房，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名波兰军官，目前作为苏联间谍正在等候宣判。他之所以能在监狱里享受自由是因为他的看守也是共产党员，他随时可以离开监狱，只要他愿意，还可以带着斯科尔兹尼一起，因为“在铁幕后面有美好的前景等待着这位营救过墨索里尼的英雄。”
斯科尔兹尼听完后笑了起来，他觉得这个波兰人在自吹自擂说大话。结果三天后，这个波兰人就在看守的帮助下出了狱投向东方，这让斯科尔兹尼大吃一惊。
斯科尔兹尼的下一批来访者是三名美军军官，这几个家伙因为走私陷入了麻烦而被关进监狱。在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后，几个美军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屠杀战俘”的指控，因为美军也曾不止一次地枪杀过已经投降的德军，他们可以提供证据。斯科尔兹尼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就算两个错误能变成一个正确，他也没有杀害过那些放下武器的美军俘虏，他的部下也没这么做过。
斯科尔兹尼虽然拒绝了这些美国人，但他暗地里不由得把这些具有骑士风度的“敌人”与他所谓的一些“朋友”做了比较。有一个是德国将军，几个月前以证人的身份关在纽伦堡，他在战争期间曾收集并制作了一个关于盟军违反国际法的详细目录。虽然斯科尔兹尼没有时间去搞这些应对法律的奇思妙想，但杜斯特律师认为这位德国将军也许能提供关于英国突击队袭击的某些证据。但这位将军不愿意冒得罪德国新主人的风险，所以，只要一谈到该名单，他总是叹着气说他已经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注：这位德国将军的顾虑并非多余，空军元帅米尔希在纽伦堡努力为戈林开脱责任，结果被恼羞成怒的美军投入达豪集中营。）
与此同时，监狱外对这场审判的兴趣也在日益升高，斯科尔兹尼听说对于法庭的判决，赌博的赔率分成两种，他的看守也押上了10元赌他最终会被绞死。据报道，某些律师和官员很支持这种看法，这个关于斯科尔兹尼的赌博席卷了美军，最远甚至到达了慕尼黑的军营。
当审判的日期确定下来后，斯科尔兹尼试着让自己进入状态做好准备。日子被定于1947年8月18日—— 四年前的这个日子，他正坐着飞机在撒丁岛水域寻找墨索里尼的踪迹呢，那一次行动只有1∕100的机会生存，可他做到了，所以这一次他也一定能在法庭上打败那些低赔率的赌博！
8月18日，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了让法官满意地看到整洁统一的犯人，他们被换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制服，全部穿上美军新发的战俘制服，胸前还挂了一个写着号码的纸牌子。斯科尔兹尼挂的牌子上写了个大大的“1”号，然后他就像一个获奖的动物那样，带领着一帮囚犯从监狱的侧门走了出来。
穿过50码的庭院就到了法庭，犯人们被武装警卫看押着来到了一间改建的兵营木屋，屋内有许多宪兵。卫兵们站在犯人们身后，手放在手枪皮套上，戴着白色钢盔的宪兵在法庭内星罗棋布，他们仿佛已经准备好应付一切事件了，斯科尔兹尼只希望这些如临大敌的防卫措施不要给法庭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斯科尔兹尼向前走着，他觉得自己被法庭里的几百双目光护送着到了他的位置，旁边就是他的辩护律师们，公众长凳上挤满了美军官兵和德国平民，这些老百姓明显比战争结束时要胖很多，商人们带着他们的公文箱，长发的年轻人没人穿着制服，现场还有大批的新闻记者。

（关于斯科尔兹尼被审判的照片非常少，我只能借用其他的照片来替代。上图为审判“马尔梅迪惨案”的法庭照，注意，星条旗下手托下巴的美军军官就是罗森菲尔德上校，他是个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对这种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在到达豪法庭之前他审理过200多宗案件。）
九名戴着勋带的美军校级军官进场，在星条旗下的法官席上就座，这几个人坐下后，他们的目光一齐穿过法庭看向另一个人——上校罗森菲尔德，首席检察官。检察官先生站在挂满了地图的墙边，他开始根据自己的起诉书来对照着地图进行讲解。等这个做完后，他要求传唤控方第一证人：卡尔?拉德尔！
卡尔?拉德尔？斯科尔兹尼在震惊中以为自己听错了，但随着拉德尔走进法庭就座于证人席时，斯科尔兹尼才慢慢反应过来——拉德尔，他最亲密的朋友，将向法庭提供证据指控他！
拉德尔的脸涨得通红，他用哽咽的嗓音证实说：当那些志愿者加入“第150装甲旅”化装成美军时，他就在弗里登塔尔部队指挥部工作，他了解“格里芬”计划。随后的几个问题让拉德尔离开椅子，他需要走上前去确认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已经不能用“有争议”来形容，而是“卑鄙的”—— 这是当初陆军元帅凯特尔为了帮助建立这支“说英语的部队”下发的号召令。
斯科尔兹尼的律师——杜斯特上校站起来表示反对，拉德尔面对指控不得不说，这完全没有必要。难道他打算让斯科尔兹尼的朋友都认为他的副官也已经转过头来反对他吗？
斯科尔兹尼的另一个部下，维尔纳·汉克上尉则拒绝开口作证，可怜的汉克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不得不忍受拉德尔的讽刺称呼“我们的中国通”，弗里登塔尔部队里也总是张贴他作为“远东专家”的错误。没错，汉克确实是出生在中国，但在他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回了家，而且在那以后他从未离开过欧洲。现在，他给难堪的拉德尔上了一课——关于“一言不发的艺术”。

（在达豪法庭上受审或作证的德军，他胸前的号牌表明了他的被告身份，注意他依旧穿着一件军用橡胶大衣。）
下一个上来作证的后勤军官可能会给几个囚犯带来坏运气，他是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才调入弗里登塔尔部队的，而且他很快与部队里的其他军官关系搞得很僵。斯科尔兹尼倒是在下属中间常帮他说好话，维护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斯科尔兹尼常说：要是没有他的后勤工作，他们在奥得河桥头堡不可能支持那么久。现在，这个人也跑到法庭上来作证了。
在法庭上，这个“证人”躲避着他那些过去同僚的眼光，他结结巴巴的供述吸引了旁听席的那些记者，记者们飞奔到电话间抢着把最新得到的消息发回报社。消息确实很轰动：斯科尔兹尼曾经发给手下一些标有红圈的子弹，这些都是有毒的子弹，用于杀死美军——在阿登反击战期间。


（上面两张图片就是当年达豪战争法庭指控斯科尔兹尼的原始档案，英语好的朋友可以大略看看，但我只传了两页，全文大约4——5页。）
由于出现了新的证据，法庭要求闭庭。退庭后，杜斯特律师问斯科尔兹尼对这个新的指控怎么看，他的回答很奇怪：他不否认在弗里登塔尔部队里确实有这种毒药子弹，他也不否认确实分发过这些子弹。
斯科尔兹尼回忆着：有一次在俄国，一大群兴奋的围观者，原来德军抓住了两名偷偷潜入靠近斯摩棱斯克德军司令部的苏联特工，他们承认被派来是为了暗杀德军的将领。他们被缴获的手枪里有一种不太一般的子弹，经过检验才发现这种子弹里充满了一种新的致命毒药，有人对着动物开了一枪，腿部中弹的动物在一分钟内死亡。
德国专家仿制了一些这种子弹，然后送了25发这种子弹到弗里登塔尔部队。斯科尔兹尼曾交给手下每人一发毒药子弹，因为这些部下很担心在即将执行的秘密任务中一旦被捕恐怕会被迫泄露机密，“把这发子弹放进左轮手枪的最后一个弹巢，”斯科尔兹尼对他们说：“这会给你们一些信心，哪怕你根本就用不上它。”斯科尔兹尼自己也留了一颗放在左轮手枪里，他也不想在战斗中活着落在敌人的手中。
斯科尔兹尼告诉杜斯特律师，这些子弹，必须知道那个证人对此是如何区分的——除非他被这两种不同的子弹搞混了。反正明天早上就会知道了。
回到自己的单身牢房后，斯科尔兹尼忙着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证据。在关押期间，他已经赢得了一到两个看守的帮助，现在他必须要偷偷传递一个消息给拉德尔——拉德尔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外面的普通战俘营。拉德尔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战俘营里的秘密渠道把这个信息又传递到镇上的朋友那里。第二天早上，答案和斯科尔兹尼的早餐一起被送来了——子弹塞在一块面包里。
法庭继续开庭，杜斯特律师开始盘问那个证人，这个“证人”——后勤军官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在杜斯特严厉的诘问下，他不得不承认，他还曾经在纽伦堡法庭作过证指控他的德国同志——但那些证据已经被证明是错的！然后，杜斯特律师拿出了斯科尔兹尼交给他的那颗子弹当众展示。
“这就是你说的毒药子弹吗？”杜斯特律师问道。
法庭上的人都伸长脖子看着那颗子弹，随即，这颗子弹被法官们拿着传看：这是一颗看起来很普通的子弹，但上面有一道红圈。证人看完后说：“是的，这就是斯科尔兹尼在阿登战役期间分发给突击队的毒药子弹。”杜斯特律师宣布，这仅仅是一颗防水型普通子弹，与毒药子弹完全不同！
上面描述的庭审也许仅限于说明斯科尔兹尼的记忆里有不少空白，在这期间，他的脑中不断闪回过去的那些事件并努力回忆那些记错的事情。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他不时地在上面记录下自己的想法和论据。斯科尔兹尼的涂鸦每天都要撕下上百页，由那位年轻的海军中尉翻译成英文转交给杜斯特律师。
晚上，斯科尔兹尼就在自己的牢房内继续工作，他的囚室里没有灯，只能依靠门上的一个洞透过来的走廊上的灯光。问题、意见、提示贩贩贩一晚上他要写出二三十张纸，他作为其他囚犯的代表人，既然已经挑起了这个责任，就必须仔细检查，不能有任何一点漏洞，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要了他们的命。等他写好后，这些笔记就马上被送到另一间囚室翻译成英文，然后再传递回来准备第二天开庭时交给杜斯特律师。
最后，首席检察官罗森菲尔德上校提出了最主要的指控——战斗中身穿敌军制服“违反了1907年海牙公约附件的相关条款”。罗森菲尔德上校有两名证人，一名美军中尉作证说被抓获的德军士兵穿着美军的防风夹克，随后又送来了一名被俘的德军士兵的口供——他因病待在医院里，口供上交待，他在穿着美军军装时曾向一名美军士兵开火，但没打中。
斯科尔兹尼的辩护律师质疑这一说法：在混乱喧嚣的阿登战役中发生的短暂事件，准确吗？就算这位缺席的证人确实开枪了，如果他与对手根本就没有接触，这种开枪算不算“战斗”？
这一大有希望的争执被医院里再次传来的新证词打断了，在见过辩护律师后，医院的那名伤兵撤回了他的证词。
关于盗窃红十字机构的包裹的指控，根据控方的记录，有一名美军军官作证说，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成为俘虏，而他应该得到的红十字会包裹却被德国人没收了，为此他瘦了三磅。斯科尔兹尼的律师反驳说：斯科尔兹尼从被捕到现在，体重下降了50磅，这能说明什么？
长久以来，包括斯科尔兹尼在内的所有囚犯都很担心“杀害了超过一百名的美军战俘”这一指控，但检察官罗森菲尔德上校却当场宣布撤销这一指控，随后控方暂停了对这一案件的指控。
杜斯特律师要求立刻释放他的当事人，但对于“杀害美军俘虏”的指控，他表示，很可能真正的罪犯并不在法庭上。
法庭决定，关于这起案件的审判应该继续下去。现在，其他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楚，被告们的命运就在于“身着美军军装非法进行战斗”这一指控了。
随后，法庭宣布休庭四天，杜斯特律师正好利用这几天来准备斯科尔兹尼的证人问题。公众的兴趣开始减退了，辩论反复来反复去，法庭上的那些焦点问题逐渐消磨掉了这些旁听者的耐心，现在，法庭旁听席的板凳已经空出了三分之二。记者们也都走了，他们确信真正的轰动新闻已经发生过了。
杜斯特律师告诉法庭，他首先要做的是消除大众对斯科尔兹尼的偏见，检方试图把他宣传成一个恶棍兼畜生，而杜斯特律师就是要证明斯科尔兹尼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无耻的不忠及背叛，另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斯科尔兹尼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在战斗中总是注意保护那些生命——包括对他的敌人，就像对他的部下一样。（注：杜斯特的说法是真实可靠的。阿登反击战期间，有确凿的人证——美军俘虏——表明，斯科尔兹尼从党卫军其他单位接收了这些战俘，完全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并提供人道的待遇。可惜当时的法庭并未发现这一证据，而是到很多年后才由幸存的美军战俘提供出来。）
对杜斯特律师的提法，斯科尔兹尼举出了实际事例来证实他确实努力采取不流血政策。例如，在营救墨索里尼行动之前，他就曾下令“在我开枪之前不许任何人抢先开火——无论敌人采取什么行动，哪怕他们已经先开枪了！”结果，没有一个人开枪。
然后就是“格里芬计划”，斯科尔兹尼对着墙上的地图，对他的部下讲解了一番——这些讲话他到现在还能记得住，哪怕是在睡梦中。一切都很顺利，杜斯特律师不禁问起了那个著名的话题“暗杀或绑架艾森豪威尔将军”，现在这个话题已经被总统亲自下令排除了：公开法庭上不许讨论这一话题。
OK，现在的中心问题是：穿着敌人的军装参加战斗，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像杜斯特律师在监狱里告诉他的那样。斯科尔兹尼认为，关于格里芬计划，应该能够象德国媒体那样在法律条款上达成某些共识：你可以穿着对方的军装冲上前去，但应该在开始战斗前把那该死的军装脱掉。
但现在由产生了新的问题，在纷乱的战场上如何能快速地脱掉外面的敌军军装以至于不违反法律？到底靠得多近算“接近敌军”？在多远的距离内这种伪装是合法的？关于“战斗”的定义又是指什么？也许一家法庭能精确到吹毛求疵地解释并严格定义这些含义，但换了另一个法庭也许就大度地不予追究。
继续开庭！
当然，在眼前的这个法庭上，对上述这一点的疑惑显然比较严重。于是，在这个含糊不清的领域内，杜斯特律师带着斯科尔兹尼满怀希望地在敌对方寻找一个确实的证据。杜斯特律师很谨慎地询问斯科尔兹尼：你是否尊重战争法则？并在执行格里芬行动时也同样遵守了该法则？
斯科尔兹尼回答：“是的，我强调了命令，不允许在穿着美军军装时开枪，这身伪装应该一直穿到他们到达目的地为止。”
下一个问题就表明了杜斯特律师想要做的事情，他将按照他的方式，沿用一些前例——盟军的前例来证明斯科尔兹尼的无罪。如果他能找到盟军采用过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以夺取胜利，那么就可以证明“战争法规”已经被淘汰或者证明盟军士兵一样有罪。
斯科尔兹尼告诉他，自己并不是第一个采用盟军制服进行作战的人。实际上，德军遇到的这个问题，他们的情报部门早就报告过盟军在行动中采用过。斯科尔兹尼回忆着，他记得在匈牙利抓获的英军军官就是身穿敌军军装，但对方没有开枪；同样，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德军的仓库经常遭到袭击，被抢去的军装随后就被游击队穿着加入战斗；1944年，波兰爱国将领玻尔就穿着德军军装发起了华沙起义；在俄国，据他所知，俄国人多次采用这一伎俩；日本人也干过同样的事情；而美国人也一样！
扫了一眼专注聆听的法庭，斯科尔兹尼重复了希特勒曾经告诉过他的事情，美军在进攻亚琛的战斗中就穿过德军军装。还有其他的例子，在萨尔劳滕，美军用欺骗的手段开着一辆德军坦克过了桥直抵法兰克福，但是，就是亚琛战役中的欺骗行为让希特勒打定主意要在“格里芬行动”中如法炮制。斯科尔兹尼还提到了在这些例子中。那些美军都拿着武器，如果有必要，他们肯定会开火的。
两天的作证过程中，斯科尔兹尼和杜斯特律师象伙伴一样并肩站立在法庭上面对那些乱糟糟的法律问题。他们认为提出的证明具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是可信的，但法庭不这么看，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最要命的是乱糟糟的德国在覆灭前毁掉了大量的原始档案。但是，杜斯特律师对法庭指出：现在看来，使用或者滥用对方军装进行作战的情况比原来想象的更加普遍，当然，比官方公认的也更加普遍，在这么多关于战争法规的争论中，有谁能说自己就是正直的呢？
杜斯特律师恳请法庭上在座的那些高级军官，以他们作为军人多年的经验来说说看，国际法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它包含的法则和规定是被很多国家在过去正式承认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常识开始产生变化，根据习惯和习俗产生的变化——而这种不成文的习惯往往也被交战国广泛接受并予以遵守。
杜斯特律师解释着：在指责斯科尔兹尼使用美军军装这一案例上，控方援引了1907年海牙国际公约的一个附件，但这个条约附件已经有40年的历史，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种立法者做梦也没想到的经历后，这种法规已经显得过时了。
杜斯特律师通过他的辩论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相关的法律必须要能跟得上各种新式武器、新式技术甚至新的层面的发展，例如关于空战，迄今为止始终没有一个贴切的法规。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法律新思维，但杜斯特律师知道，这可是军事法庭，在这种法庭上，一盎司的实践比一吨的理论更加重要。法庭里的听众们对他的理论有些迷惑不解，于是，杜斯特律师请求传唤他的一名证人——空军中校弗雷斯特?托马斯。
片刻，一个结实的身影走进法庭——身穿褪了色的蓝色皇家空军制服——走到证人席坐下，他看起来有点疑惑不解。斯科尔兹尼觉得奇怪，这个地球上难道还有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愿意为他这个被告作证吗？他注意到这名空军中校身上戴着一些特殊的勋章，其中包括法兰西英勇勋章以及乔治十字勋章。
杜斯特律师，显然很喜欢这种突然袭击，而斯科尔兹尼在此不久后就了解到了这位中校的传奇经历。在此之前，托马斯中校有着令人畏惧的眼神以及坚定的个性，这些特点甚至连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也很欣赏，于是招募他加入。
战争期间，托马斯中校的代号是“白兔”，这个名字后来在法国地下抵抗者中非常出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个领导在伦敦直接指挥法国的地下抵抗力量，他用电波联络法国人时就是使用这个代号“白兔”，但这位领导先生仅仅采用言语激励的方式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这使得法国地下抵抗力量限于困境，于是托马斯决定自己亲自去参与法国人的组织。

（这就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托马斯中校—— 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英勇不屈的典型，1943年9月他被空投到法国去执行秘密任务，行动之前8小时，他拍摄了这张照片。）
首先，托马斯被空投到被德军占领的法国，他找到了他的那些朋友，在得知了他们目前最需要的东西后，托马斯又赶回了伦敦——离开时他对那些法国朋友保证说他很快就回来，而且他没有空着手回来。
如果运去武器装备交给那些法国地下的乌合之众，难道就能让德国人的日子过得不愉快吗？很浪漫的想法——专家指出——但完全不切合实际。面对专家的质疑态度，托马斯单枪匹马跑到唐宁街，要求与丘吉尔“只谈5分钟”。最后他赢得了丘吉尔的支持：无论我们的财力多么匮乏，我们都将武装这些法国地下抵抗者。于是，托马斯又返回法国把这个消息通知给法国人，并促使法国地下组织的不同政治派别团结起来，做好计划一待盟军开始登陆就发动武装起义。
后来，托马斯由于叛徒的出卖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白兔”受尽了酷刑，但他丝毫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后来他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D-DAY后他设法从该集中营逃脱，他回到盟军的战线后继续参加了战斗。战争结束后托马斯又回到了德国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为布痕瓦尔德战争罪行审判提供证据，在他的帮助下，22名布痕瓦尔德的看守及医生被处以绞刑。（注：和斯科尔兹尼一样，托马斯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很长的作品，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没有人相信他会在战争犯罪法庭上为另一帮德国人做出有利的证据。但杜斯特律师仔细研究了他在布痕瓦尔德所做的证明——他觉得托马斯有他的特殊方式，就像战争期间他隐藏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一样——非常中肯。
托马斯中校的出现给审判带来了新的转折以及几乎不可能的疯狂高潮，但法庭以外的人几乎从未听说过这个人。那些记者们已经回到了他们位于伦敦、巴黎或者法兰克福的办公室，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战争审判的各类新闻，他们已经把斯科尔兹尼抛之脑后了，唯一要等的仅仅是审判结果。而对于现在的这个新情况，记者们普遍觉得困惑：很显然，这个英国军官不可能喜欢他过去的敌人，但是，在退役两年后，他又穿上军装跨越欧洲跑到德国来为他们作证，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而且惊人的坦率！托马斯中校告诉法庭他从来就不认识斯科尔兹尼或者他的那些部下，他所作出的“关于战争犯罪”证词将是完全正确无误的——无论对方是否犯过那些罪。从他所听到的一切看，犯人的表现极具绅士风度。
这个证人坦率的话语显示出他是个真正的男人，毫不含糊毫无遮掩。杜斯特律师邀请他证明的将是国际法的误区。有一个盟军战士天真地问他“冒充敌人的身份进行作战是不是一种战争的手段呢？”
托马斯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是的，敌人的军装、标记、武器以及其他一切装备！杜斯特律师请他在自己进行过的行动中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