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不出击“权力资本”，中国就难以趋至稳定和谐

 
官方媒体披露，中国近4年来共追究40余万人次的行政执法责任。据《法治日报》报道，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要求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初步解决了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目前，北京等30个省级政府、石家庄等49个较大的市以及8成以上的地级市，已经梳理完毕行政执法依据，依法界定职责，并向社会公布。国务院法制办今年的一项目统计表明，河南等16个省级政府、南京等45个较大市政府已相继建立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吉林等25个省级政府、大连等45个较大市政府、8成以上地级市，已组织开展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工作。有效地减少了行政执法的不作为、乱作为。
但尽管如此，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办的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第1天就因流量过大被挤爆，电话也始终忙线。为加强对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监督，中纪委10月29日统一开设了检举网站。《广州日报》记者在网站开通第1天试着上网，但连结不顺，而多次尝试拨打检举电话也都是忙线状况，直到晚上8时才正常。有网友猜测是头一天开通，太多人尝试相关服务，导致伺服器承受不了所致。中纪委的检举网站事前就受到关注，多数大陆网友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中国网友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检举人身份是否会曝光。一位内蒙古网友说，现在上网检举，只要是高手一查或人肉搜索，就能轻而易举曝露检举人的讯息，“所以怎样保护好举报人不受到打击报复才是关键！”
近年来，中国在职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中腐败行为高发，形势严峻，不仅引起民众不满，也引起中央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反对腐败列为“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提出要把反腐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网络反腐被中国近两年的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全民反腐手段：江苏江宁区“抽天价烟房产局长”周久耕、江苏徐州“一夫两妻荒唐区委书记”董锋、浙江鹿城区“滞留外国区委书记”杨湘洪、深圳海事局“酒后涉嫌猥亵幼女局长”林嘉祥等一大批官员都倒在了网络反腐的利剑之下。中国现有3.5亿网民，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网。
但曾几何时，反腐败成了国民心中的一个情节，又曾几何时，反腐败成了政治斗争中铲除异己的工具。所以当某某地方又揪出几个腐败高官时，很多人并不是欢呼雀跃，而是在想这里面又有什么阴谋。
从历史上看，中国官场就少有清廉的时期，腐败是常态，清廉是沙里淘金。而目前的体制对腐败之风又推波助澜。在50，60，70年代政权靠共产主义信念召唤各级干部为其工作，那时没有腐败，不反腐而自清。不过那时是不是好时代，大家心里也明白。
从90年代初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破产后，现行体制靠什么来换得官员的支持呢？在广大人民的心中，现行体制已失掉民心了，如果再得不到官吏的支持，政权就成了空架子。于是就以金钱腐败为诱饵，换得整个官吏阶层的忠心。试想，如果做官不能发财，靠那点工资，谁愿意做官呢？如今，贪污腐败就像一把金手铐，把大小贪官们同政权牢牢锁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让现行体制反腐，就等于贼喊捉贼，与虎谋皮。
在现行体制里面，科长以上的官员100%的腐败，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小到超标坐轿车，公款吃喝，大到上亿元的贪污；以新加坡或香港的廉洁标准来看，中国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清官"。据一份调查表明，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的贪污在亚洲名列前茅，中国排名最贪污国家第六位。普通百姓对反腐也需要反省，许多人对腐败爱恨交织，只恨自己不能贪，羡慕别人贪，于是大骂贪官。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的话，他们保准贪得饱饱的，一点不比贪官差。就像他们骂明星换国籍一样，不是普通人多么爱国，而是他们没机会出国。正如韩寒语：“给你美国籍，电脑前的你要不？”
中国的腐败有多么的不得人心，就有多么的受人欢迎。腐败已经侵染了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代代相传，要清除它已经是积重难返！
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凸显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那就是“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本无可厚非。但是，儿辈经商如果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来牟取私利，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挑衅。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官家子弟享有的更多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权力有了更大的寻租空间，官家子弟的心理优越感也迅速调整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上世纪八十年代“官倒”盛行一时，“官父商子”现象初露端倪。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今天，“官父商子”现象已脱离了靠一纸批文赚钱的初级阶段，有逐渐泛滥之势，并日益演变成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渗透与掌控。如果整个国家政商命脉都被少数权贵阶层掌控甚至裹挟，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贫富悬殊、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等，这无疑是值得特别警惕的。
日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刘军宁先生在《凤凰周刊》发文《节制资本节制谁？谁节制？》，再次引爆长期以来的争论。
财产的前社会起源，劳动是财产的源头，声称具有没收财产的神圣权力的统治，找不到自然或者前社会的依据。私有财产对抗专制权力，带来自由的可能，在中国也就是80年代。凡是宣布资本或者财产权与自由抵抗挂钩的，都是试图展开抵抗和自由化的目的。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私有财产权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私有财产权具有抵抗和自由的含义，是在社会主义国有制于强大的语境急需要私人财产来保护个人自由，出于免于强制的自由诉求。刘军宁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当局政治路线的参与，而是出于最低的人权底线和自由诉求，而被迫防守反击社会主义国有制及其野蛮征收掠夺。反私有化者强加于刘军宁“站在私有化的政治立场或政治路线之上”，并且通过批判强加于刘军宁的东西，来否定刘军宁的努力。
文革十年浩劫造成几乎全体国民对专政都有一种疏离和抵抗。在话语场域讨论的，只有两种人，自由抵抗者及其自由抵抗的背叛者，后者例如拥护专制的左派，例如主动或者被动官商勾结的民营企业家。
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不过是权贵的附庸。专制毒性越少的，在政治越没有地位；对政治影响越大的，专制毒性越大。上层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成为权贵。下层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基本影响不大，不过是疑似权贵与想坐稳的奴隶。例如浙江的民营资本，根本不是政治力量。民营资本从来受制于政治，没有反作用的能量，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些非政治的情绪。
刘军宁的政治理想，如果寄托在民营企业家，就会把资本和财富理想化，假冒成私有财产，并且处在急迫实现的渴望中。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政治冲动，几乎没有现实可靠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为依托。那么需要经济自由的启蒙运动来撕开这个口子，需要通过政治路线斗争来撕开这个口子，这时候刘军宁就会不情愿地被迫卷入社资之争的漩涡当中。
刘军宁这一代人深信经济自由奔向政治自由，财产权与资本和财富的混淆。可以从这一些不假思索的前提，看到他们这一代人最核心的爱与怕，恐惧、希望和绝望。
节制资本就是节制资本权力。没有超出权力关系之外的资本。也可以说没有关乎自由的资本，只有财产才是关于自由的。资本本身无善恶，但是如果放在社会关系当中，对他人产生影响，例如让人服从，这时候资本就是一种权力。资本本身来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接近国家权力。只有当资本家掌握或者有人代表著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也就是一个重商主义或者权贵资本的国家里面，资本成为重要政治问题，节制资本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出路。如今的节制权力，也主要是是节制资本化权力，这是当下权力的最主要特征。次要的才是节制行政权对自由、人身、财产的侵犯。基于资本化权力而做出的侵权，才是当前最主要的政治特征和首要矛盾。对知识分子自由的侵权，只有与前者二位一体的情形之下，才有普遍代表性。可以说当下不具有普遍性。
在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提交了一份《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的建议》的提案。该提案指出，“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会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牟利，获得超额利润。”他甚至在提案中直接点名，“以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为首的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厉以宁先生，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有严重的利益勾联，厉以宁先生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厉以宁先生却始终拒绝做出解释和澄清……”
而凑巧的是，在这一年两会闭幕不久后的3月28日，荣信股份在深圳中小板ETF上市，开盘后股价大涨174.60％。据悉，公司实际控制人正是厉以宁之子厉伟、厉伟之妻崔京涛及其一致行动人左强。厉伟夫妇共计间接持有荣信股份839.62万股，按照当日荣信股份收盘价51.90元计算，厉伟夫妇间接持有的荣信股份839.62万股市值已超4.35亿元，成为荣信股份上市的最大受益者，身家一天暴增近2.76亿元。
“老子掌权，儿子捞钱”，若干贪官就是纵子捞钱的捷足先登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官父”们还常常收有一堆“干儿子”。在此类“干父子”关系中，“商子”主动“认官作父”，“官父”也愿意“多子多福”；“商子”开发“官父”的权力，“官父”看中“商子”的票子。这种“官父商子”现象的泛滥，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制度的衰败。
中国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部门仍然掌握著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利用它来进行“权力寻租”。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学者吴思称之为“官家主义”；还有学者称之为“权力场”。权贵资本的肆意作为，使社会形成了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比如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著国家70%以上的财富，而赤贫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数量有增无减。一些国家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权贵资本不仅大量侵吞国家财富，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时代周报》一篇名为《中国91%亿元户为高干子弟社会贫富悬殊受关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有人对此组数据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0那就是官家子弟对国家政经资源的把控。
时至今日，多少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业界龙头和上市公司，特别是房地产巨头，不是流淌著权贵资本的血液和血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10%富人贡献80%税收形成强烈落差的是，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中国富人的纳税额仅仅占税收总额的30%。这揭露了一个真相：中国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得多。这种现象若得不到彻底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就难以趋至稳定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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