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振勇：郭沫若与反右运动

作者：贾振勇   发布时间：2009-11-19    阅读次数：364次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反右运动，是迄今仍存在很多历史盲点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在党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关系框架中，由于不对等的关系结构，文人知识分子处于绝对弱势。事情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谁是主宰者、谁是被主宰者。
从思想文化界脱颖而出后步入庙堂的郭沫若，经过建国初期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早已经能非常熟稔地运用官场政界的潜规则，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出来表态、该什么时候发表官样文章。他非常清楚自己立身之本的所在，处世之道越来越圆熟，他的言行越来越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通晓超然于政治斗争漩涡而不伤身的不二法门。郭沫若堪称是检视党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关系的风向标。在50年代中后期的“百花齐放”、“整风运动”、“反右运动”中，郭沫若的言行很值得分析和深思。他在运动中对政治脉搏的把握，相当敏锐与准确，一些党内高层人士也望尘莫及。如果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或许就不会存在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了，文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也就泯然消失了。
一
1956年1月15日，郭沫若以人大副委员长[1]等显赫的政治头衔，随同其他党政要员，参加了一个重要仪式，这就是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数十万人庆祝北京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集会。随后，全国各地亦举行了类似性质的盛大集会。一系列盛大仪式的举行，是在向国内外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宣告，中国社会已经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如果说，此前党的主要政治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按照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构想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那么到了1956年前后，这种变革已基本完成，用惯常的政治话语来叙述的话，即：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绝对主体，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也就意味着，党要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全面、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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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段，国际政治军事局势相对缓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战火停息，以空间技术、核能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这些情况，对中国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要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只依靠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改造，更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增强国家和社会的实力。在国内外新的政治、经济局势下，党意识到了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对这些社会成员实行社会总动员，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成为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50年代初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是一个生活在压力和疑虑中的受压抑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但被束缚在思想改造的机制中，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也常常因为与资产阶级沾边，而畏手畏脚。如何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并进而发挥作用呢？
经过大量的酝酿和调研工作，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由全国党、政、军、群等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共计1279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和精神，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解决之道有三：“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有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以最高领袖的身份申明：要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3]周恩来、毛泽东的先后讲话，表明党已经从物质分配到精神鼓励、从生活待遇到政治信任等多方面，开始大力吸引和鼓励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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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于党的这一政治意向，自然是积极响应。在1月31日的政协会议上，郭沫若作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形势报告，从“贡献力量”、“扩大队伍”、“提高水平”、“自我教育”、“加强团结”等五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应承担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教育”部分，今天来看，它传达的信息是双重的：既显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积极做贡献的政治要求，也暗示了知识分子政治上不要盲目乐观。结合他在3月份“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前后发表的谈话和祝辞，结合他在3月24日写的应景诗篇《学科学》中“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走”等诗句来看，潜台词就是：知识分子千万别忘记自己的政治身份，应该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这既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对党的政策的积极回应，又可看出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本能的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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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调动文人知识分子积极性方面所采取的第二个重大举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力提倡。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口号，它的提出是在1956年春天。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出指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而郭沫若的一项举动，就成为党向全国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发布这一信息的第一个公开渠道。这就是1956年5月26日，郭沫若邀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的报告，是对毛泽东指示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这项方针的提出，显示了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成果的乐观估计。这项决策，有两点应予特别注意：一是党要给予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调动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和能力；二是告诫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知识分子批评党的错误。但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政治限度就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周恩来、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讲话中就有表露，陆定一在报告中也似有若无地提及了这点：“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4]
可以看出，党在提倡这一方针的最初，是将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作风，批评官僚机制的弊端等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设想和预定为：党控制下的政权运行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八大”，重申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初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反复进行了强调。直到1957年夏季“反右”时，才在政治上重新定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由人民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
对于党的意图，郭沫若的领会非常到位。他大力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党的意识形态追求：做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在1956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答保加利亚〈我们的祖国〉杂志总编辑包果米尔•诺涅夫同志》中，郭沫若这样解释请陆定一为知识分子们作报告的动机：“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职员，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政策方针，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那么这种“正确的政策方针”该怎样来理解呢？他在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中，早就有些很值得文人知识分子们认真加以回味的话：
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出史无前例的雄壮的交响曲。万众乐器齐奏或叠奏，但总要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乐谱。我们要“争鸣”，而不是要“乱鸣”。
……
我们不是光“争鸣”，而是要“争鸣”得好，鸣得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一阵的乱叫或乱打响器，别人便只好蒙着耳朵，或索性请你退出乐厅。
郭沫若的这种理解，在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答保加利亚〈我们的祖国〉杂志总编辑包果米尔•诺涅夫同志》中，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如果是反革命的创作和言论，应该没有它的自由。因此，政策推行的结果，我们相信是不会产生多么大的不健康的趋向的。人民有选择，国家有法律，这些都是防腐剂。
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是不能一刻中止的，要让他们随时启发自己的自觉自愿，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精神，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大力鼓动文人知识分子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政治限度、强调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态度积极、含义复杂，而且文章刊载在最有政治权威的《人民日报》上面，这是很值得全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认真细致地体会的。且不论这些文章是郭沫若自己写的，还是党的有关部门帮助起草的，也不管郭沫若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还是仅仅在做政治传声筒，很明显，这是党通过郭沫若的文章，向全国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们，传达自己的真实意图，传达这一政策的执行范围和政治限度，传达党对知识分子的实质性要求。借郭沫若的嘴来传达，是一种政治技巧，总比冷冰冰地传达党的政治文件，更有示范作用，更加有效果。这样做，既不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含蓄地点明了党的政治底线。在这点上，郭沫若和党，配合得非常默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的岁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党尽管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国内外政治局势，并非风和日丽。这一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抛出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严厉谴责斯大林的专制独裁，诱发了国际共运内部的动荡。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和游行，遭到军警镇压，举世哗然。国外是风云动荡，国内亦波澜四起。这一年的下半年，在城市，发生了大量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游行示威事件；在农村，新建立不久的人民公社，发生了大量闹社、退社风潮。这些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风波，使人们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开始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怀疑。思想、文化和知识界私下或公开表达不满的现象，开始剧增。
面对风不平、浪不静的政治形势，党面临着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其实，在国内外一系列政治风波面前，毛泽东和党也在困惑中寻求突破。当年，毛泽东和党在打倒蒋介石专制政权时，发动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游行示威是拿手好戏。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深谙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的历史合理性。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历史主动性。今天，在自己的政权的范围内，出现了自发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群众游行示威事件，能简单地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吗？可是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显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思考视野。就现有公开发表的各种资料来看，毛泽东渐渐将党的执政方式和工作作风，视为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特别是对党内腐败的官僚阶层的产生，尤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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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党的这种判断，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依据和历史远见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内幕，已经昭然若揭、毋庸多说，已是前车之鉴。在本国党内呢？许多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以国家和社会的功臣自诩，趾高气扬地做起了官老爷，不但骄傲自满、蛮横自大，搞得党和群众、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在物质和精神各方面，都渐渐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特权阶层。这和党领导革命的初衷，和党的远大革命理想，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在政权建立前后，就反复告诫党内：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勿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倒。可是，党才执政几年，许多党员干部就在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些腐败现象，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政治警觉。
但是，毛泽东和党并不认为这是制度设计本身所造成的必然弊端，而是认为这是党内成员遭受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影响与侵蚀的后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为了缓解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为了妥善解决国内日益激化的政治矛盾，一场在国内外政治矛盾刺激下的应变式党内整风运动，不得已拉开了帷幕。整风运动，是中共解决党内问题的老传统、老方式。在国内外政治风浪迭起之时，这种老传统、老方式，就渐渐纳入毛泽东和党的考虑范围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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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八、九月份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多次强调：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切实反一下，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到了年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整风运动正式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使用武力来解决。”在会上，党的领袖们对脱离群众的党内贵族阶层的产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毛泽东强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18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如果我们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5]对危险爆发的防患于未然，对党可能蜕化变质的担忧，应该是毛泽东和党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政治动机。
进入1957年后，毛泽东和党开始全面部署整风运动。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3月12日，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两次讲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向党内外进行了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巨大反响和关注。这一年的春天，毛、刘、周、邓等中央高层领导，分头到各地视察，传达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精神。中共中央同时连续发出一系列指示和方针，具体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强力推动下，从上至下进行整风运动的思想总动员和部署，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到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运动”在党的高层领导的强力推动和循循善诱下，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需要看到的是，这次运动，是在党内外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社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满腹怨言，蓄积已久，对此毛泽东和党非常清楚。但是党内的不满和抵触也非常强大，“毛本人在4月宣称有90%‘党内同志’对新的‘百花齐放’政策持消极态度，并说‘我没有群众基础’。事实上，在中下级干部中的确普遍存在着反对意见，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负责控制知识分子。这些权力（包括特权）岌岌可危的中下级干部与上层官员的看法是不相同的，他们害怕这一运动失去控制，所以不但不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反而对批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指责”。[6]
党内的压力，使毛泽东感到不安和不满。5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就指责一些党内同志，很不了解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其实，在整风运动酝酿和部署之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党内的抗议之声，就已经滋生暗长。有代表性的，当属解放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陈其通[7]与其下属马寒冰、陈亚丁、鲁勒联名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党内此起彼伏的不理解和抵触情绪，毛泽东相当生气，他不但在1957年春天的连续数月内，在各种会议和场合批判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而且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王若水等，指责《人民日报》在宣传“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方面消极怠工，致使人们对党的政策和指示采取观望态度。毛泽东对党内不满和抵制的批评之严厉，令党内反对者十分紧张，马寒冰就因无法承受政治压力而服毒自杀。但是党内意见的分歧，实际上也为日后迅速展开“反右”运动，埋下了一个政治伏笔。
再回过头来看看郭沫若发表的那些文章。他在文章中，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知识分子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警告和暗示文人知识分子们不要突破政治底线。以郭沫若的聪明智慧，他不能不敏锐地觉察和揣测到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展风向。他不但成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吹鼓手，而且也堪称是党的意识形态哨兵，一件小事即可说明：1956年10月16日，郭沫若为江西文艺月刊《星火》题写刊名，并以刊名为题，赋诗一首，表达对政治形势的高度警觉：“革命的星火已经燎原了，但需要有火种不断添加，并防止反革命的死灰复燃。”[8]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各种不同意见的折衷和综合的反映。
郭沫若的言行，是一种非常谨慎的、聪明的政治表态：既旗帜鲜明、坚决响应，又模棱两可、左右逢源。众所周知，在1956年夏天，郭沫若曾经兴致勃勃地想选出一百种花做出一百首诗，在为毛泽东助兴的同时，展示对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积极响应。但是只做了《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就搁置了。他自己解释说：“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要搁置？’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而并非深知（譬如问你：桃花是几瓣？恐怕有不少朋友不能顿时回答），所以有困难。”[9]
郭沫若的解释，既合情又合理。诚然如此，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使他暂时搁置了呢？来看看这三首诗。《牡丹》一诗的开篇这样说：“我们并不是什么‘花中之王’，/也不曾怀抱过所谓‘富贵’之想”，《芍药》一诗中也说：“我们也讨厌人们夸说什么‘王者香’，/也讨厌人们说我们是‘花中君子’。”诗歌一开篇，不是否定句式，就是否定语态，仿佛是谦虚的声明，又似乎是因为得不到理解而辩解。整体来看，诗句所显露的心态，应该说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抑和自贬，并夹杂着自我澄清的味道。而在《芍药》中，心态似乎又变得昂扬起来：“有人竟贬谪我们为‘花之奴’，/我们却不愿受这样的污辱。/委屈生活过了不知多少年，/如今是奴隶翻身，/人民作了主。”
一会儿是谦虚的自我表白，一会儿又是翻身作主的精神振奋。思想和情绪，在表述委屈和寻求认同之间来回游移，可谓真实再现了郭沫若作为一个紧跟毛泽东和党前进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实际心态。如果诗意的抒怀，仅止于此，也就罢了。可是，《牡丹》一诗的最后一节，却又似乎与“百花齐放”的精神相违背：“尽管被人称为国色与天香，/尽管有什么魏紫与姚黄；/花开后把花瓣散满了园地，/只觉得败坏风光，令人惆怅。”花开败落固然令人扫兴，可是主旨是歌颂“百花齐放”方针政策的诗歌，竟有这样的泼冷水的诗句，难道不同样令人扫兴？这是预见？是不满？是提醒？还是政治嗅觉的敏感？
上述解诗，当然也不是欣赏诗作，而是从字里行间窥测和揣摸一下郭沫若的政治心态。从这一角度来说，诗中表达得较为复杂的、模糊的政治心态和情绪，是否是郭沫若对现实政治形势的一种反馈？只写了三首便搁置了，解释为对花不熟悉，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有没有政治形势的变化莫测带来的影响呢？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以每天平均十首的速度完成了“百花齐放”，不但艺术上与《牡丹》、《芍药》和《春兰》三首相比同样乏善可陈，而且也没有看出郭沫若对百花的熟悉更上层楼。前后一比较，不是很奇怪吗？
一个可行的解释就是，当时不甚明朗的政治形势和政治走向，影响了郭沫若的创作心理，造成暂时搁置。与其在政治局势模糊（特别是党内意见分歧）的状态下盲目跟风，不如等到大局已定时再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了许久，知识分子们依然在犹豫和观望，党内的抵触和不满渐渐聚集。郭沫若的左右逢源，恰恰可以视为是国内外复杂、多变和模糊的政治环境的一个征兆。不过，在毛泽东和党的高层领导的强有力的部署下，政治形势暂时趋向明朗。毛泽东在党内采取的严厉批评、以儆效尤的方式，暂时抑制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在党外采取“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式，将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胆量激发出来。
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显然没有经受住劝说、鼓励和循循善诱这一关，在再三鼓动下，开始直言不讳、放言无忌了。
三
多少年后，人们将这场运动形容为“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一方面认为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后果，一方面又认为反击右派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妥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55万右派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摘帽，仅有大约3000人未予改正，在这些维持原案的人中，也大多肯定他们曾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从这些事实和数据来看，反右斗争扩大化，也太过扩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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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运动中，郭沫若是坚决和毛泽东与党站在一起的。如果说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他曾经“瞠然自失”，忙不迭地写检讨、申明政治态度；如果说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浪潮中，还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强调一下与人为善；如果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风紧时就跟风；那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中，郭沫若对毛泽东和党的政治意图，是绝对的心领神会，了然于胸。
在毛泽东和党鼓动文人知识分子们大鸣大放之时，在公开的谈话、文章中，就反复暗示、告诫文人知识分子们，切莫向党的领导权挑战。且不论这是来自党的授意，还是出于自己的高度政治敏感，仅仅是从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立获得者这一层面来看，郭沫若也决不会赞成那些激烈的右派言论。当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时，郭沫若旗帜鲜明地发扬了“党喇叭”的精神。在6月27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次日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毛泽东对此文相当重视，指示胡乔木说，“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10]这篇文章，可以称之为是郭沫若在整风运动、反右运动之中，一次姿态鲜明、观点明确的政治表态：
为了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又抱着十分负责的态度，要对党内可能有的不良作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进行整肃；同时，也诚恳地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整风，有墙拆墙，有沟填沟。这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态度。要不是共产党，谁还能做到这样呢？但是，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偷天换日，竟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右派分子看来，这好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根据右派分子的估计，共产党是不得人心的，这个“党天下”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他们开始蠢动了。他们得意忘形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天下了。……有些糊涂的知识分子也在跟着嚷，说什么“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呀，“知识分子遭了浩劫”呀，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右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资本主义复辟。
不但如此，郭沫若还对毛泽东和党的政策的前后不一致，进行了解释：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的言者无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田地要种粮食，不要说毒草，就是杂草也应该拔除。
反击右派，是不就是“收”？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政策。反击右派是大争。只有把右派分子茁发出来的毒草铲除干净，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杂草除尽，花会开得更好。杂响除尽，鸣会争得更好。
……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要保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从发表谈话到写批判文章，郭沫若不但予以全面配合，而且表达忠心的“诗意”也屡屡袭来。最能体现其政治态度的，当属《纪念“七七”——用鲁迅韵》[11]，其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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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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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
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
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霄共振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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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通过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历练，郭沫若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正符合了毛泽东和党所要求的那类文人知识分子的典型：既帮助党改正错误，又衷心拥护党的领导；时而竭力鼓吹，时而严肃示警。郭沫若作为党喇叭的作用，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党的“合作”，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相得益彰。胡乔木曾经披露过毛泽东和郭沫若有知音之感的一个材料：“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也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12]尽管胡乔木所讲的，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引发的惺惺相惜，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中，也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依然是“有经有权”。“经”自然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权”则仅仅是指“帮助共产党整风”，权变绝对不能动摇经纬，这是郭沫若看到的和恪守的一个政治底线。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郭沫若在诗、文中，频频用了一个词：蠢动。这一词汇的褒贬色彩，自然不必多说。这仅仅是作者下笔时的兴会所至吗？“蠢动”一词，是对那些遭殃的文人知识分子看不清政治形势的讽刺？还是为自己能准确理解和传达了领袖和党的政治意图而庆幸？这是否流露出郭沫若的某种特殊而复杂的心态呢？“凡事有经有权”的郭沫若，当然已经不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而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权衡了。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郭沫若内心深处的想法，和公开的言行完全一致；也不一定意味着郭沫若恪守“有经有权”时，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五六十年代和郭沫若交往频繁的陈明远曾回忆说：“当时正是反右高潮，但他们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反右的事，压根儿就不谈。现在回想起来，反右运动不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以为和批《武训传》、批胡适差不多，开开会就完了，照样工作。没有料到后来处理这么严重，送那么多人去劳改。那些老人空余的时间还是谈谈诗，解解闷。……反右的时候，郭沫若听到丁玲是右派大吃一惊，听到艾青是右派又大吃一惊。丁、艾都是老党员，对郭震动很大，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13]这段材料如果属实的话，那么说明郭沫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决非是轻装上阵，而是在一定的政治压力和政治焦虑下的应变式选择。不但是改造不好、骄傲自满会成为右派的问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主流政治所抛弃。
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对党的“双百方针”的理解时，郭沫若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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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讲过这样的话，费孝通在当时很不满意我的体会。他在背地里说：“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陆定一开了前门，郭沫若关了后门。”其实我不是“关了后门”，而是同时开了后门。[14]
现在来仔细分析的话，郭沫若的抱怨是有道理的。费孝通的所谓“关了后门”，与郭沫若的“同时开了后门”，其实说的是一回事。这就是“大鸣大放”的政治限度问题。费孝通不满的可能是，既然让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怎么又警告说不能“乱鸣”呢？郭沫若否认“关了后门”，并说自己“同时开了后门”，难道不是暗示和告诫党外人士和文人知识分子们：尽可以历数弊端、大发牢骚，但千万不要触及毛泽东和党的政治底线，千万不要向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不是郭沫若的“马后炮”，因为事实已经验证了郭沫若的政治预见。这到底是郭沫若政治警觉的自然流露，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的指示和授意？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仿佛换了人间。但是，那段挥之不去的历史总是无法安详地躲避在尘埃之中。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的健康成长。
[1]1954年9月27日，郭沫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担任此职直到去世。
[2]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
[3]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50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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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定一文集》，第504页.人民出版社，1992.
[5]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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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载有一张郭沫若与田汉、陈其通等人的合影插图
[8]转引自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第967页.津人民出版社，1992
[9]郭沫若：《百花齐放•附录一》.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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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转引自王锦厚：《毛泽东论郭沫若》（上）.载《郭沫若学刊》2004年第2期
[11]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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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94
[13]胡化：《高处不胜寒——关于陈明远的访谈》.载《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
[14]郭沫若：《进一步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本文链接：贾振勇：郭沫若与反右运动 文章来源：《粤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