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彪事件后江青欲除掉许世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2:52:06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10-19
核心提要：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战功赫赫，为我党我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一伙却视三位上将为“眼中钉”，阴谋将他们打倒。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赤男
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来之时，周恩来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尽管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一，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这是正常信件；其二，这不是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因在传阅中传至林彪处再未上送，情况一目了然；其三，周恩来将信退回王良恩，就再无追查之意，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随后却引发了一场风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会议中获悉，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马上寻找那几封信。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彪一伙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会议中期，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所以，当时许多老帅、老将和老同志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江青对这些人都很熟悉，而这些人又都是她的“眼中钉”！
王良恩是由许世友推荐、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杨德中是周恩来在中办的左右手。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青的反对票，王良恩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了毛泽东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先楚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青对此很是恼火。多少年来，江青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她指挥不动。所以，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江青大笔一挥，深感得意。依旧是老一套办法，她先找毛泽东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她唠唠叨叨，毛泽东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还有几位老将写信之事。“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泽东的不悦，江青心里有数了。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老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
1972年底，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中央代表分别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谈话：“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一边是老将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开了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江青一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良恩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王良恩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面目，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急败坏。参加会议的人被逼着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绝望之中，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中央办公厅逼死了人，老将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许世友不痛快，也不写检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希望老将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周恩来请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老将的检讨上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许世友及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没了下文，过关了。
1973年5月4日，毛泽东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延伸阅读——
江青：军队有两霸，许世友和韩先楚
核心提要：韩先楚“胆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间说法很多。比如说，韩先楚的胆，有鸡蛋那么大。江青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
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来源：中国经济网
1985年10月，李先念与韩先楚。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不久后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13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吴家嘴村的韩先楚，就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起初，韩先楚被编在红二十五军的交通队。交通队是个后勤运输队，没有配发武器，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给养弹药。用韩先楚的话说，就叫“在二线部队当兵”。
在一次转移中，走在部队后面的交通队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交通队的多数战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喝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带领交通队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有了枪的韩先楚，再加上他的“胆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每打一次胜仗，韩先楚就晋升一级。
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西征，扩大新根据地。红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北路单独行动的就是韩先楚指挥的红七十八师。
5月20日，当部队行至定边城关时，侦察员报告城内有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营。韩先楚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先头团二三二团，与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研究打定边的计划。他们在看地形时，发现敌人骑兵营既不出击，也不打枪骚扰，又不逃走。团政委刘懋功分析说:“敌之所以固守孤城不敢行动，一是惧怕被我围歼，二是怕弃城逃跑交不了账。”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www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4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后，韩先楚犹豫起来:打，则违令；不打，则太可惜，将来攻取定边，肯定要付大代价。
思前想后，韩先楚决定:“打！”
6月16日晚，红七十八师3个团进入隐蔽地域。深夜12时许，各团开始登城。部队很快攻进了城。这时，部队在城内乱得很，因为是夜间，又是巷战，各连的建制都乱了。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转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韩先楚带着警卫员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团长在那边整顿部队。”
周庆安回答完毕后，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我们还没有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周庆安担心地说:“现在很乱，师长你可不要乱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消灭了敌人才安全。”
将在谋，兵在勇。由于韩先楚谋事在先，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多匹。
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在定边召开总结大会，师政委崔田民宣读了彭德怀发来的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即宋时轮、宋任穷任军长、政委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1936年10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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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赤男
林彪出逃后，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关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的三封信件，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所以，当专案办公室将这几封信第二次再呈周恩来之时，周恩来作为这一案件的负责人，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尽管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一，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这是正常信件；其二，这不是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因在传阅中传至林彪处再未上送，情况一目了然；其三，周恩来将信退回王良恩，就再无追查之意，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孰料，随后却引发了一场风波。
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会议中获悉，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马上寻找那几封信。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彪一伙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会议中期，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所以，当时许多老帅、老将和老同志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信件很快摆在江青的案头，信件涉及到周恩来、王良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人。江青对这些人都很熟悉，而这些人又都是她的“眼中钉”！
王良恩是由许世友推荐、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的。王良恩和杨德中是周恩来在中办的左右手。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青的反对票，王良恩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了毛泽东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先楚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青对此很是恼火。多少年来，江青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她指挥不动。所以，这几封信，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江青大笔一挥，深感得意。依旧是老一套办法，她先找毛泽东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她唠唠叨叨，毛泽东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还有几位老将写信之事。“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有了毛泽东的不悦，江青心里有数了。她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老将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
1972年底，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中央代表分别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谈话：“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一边是老将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一天，召开了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江青一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良恩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王良恩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面目，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急败坏。参加会议的人被逼着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绝望之中，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中央办公厅逼死了人，老将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许世友不痛快，也不写检讨，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希望老将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周恩来请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
1973年5月，三位老将的检讨上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许世友及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没了下文，过关了。
1973年5月4日，毛泽东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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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军队有两霸，许世友和韩先楚
核心提要：韩先楚“胆大包天”的故事，在民间说法很多。比如说，韩先楚的胆，有鸡蛋那么大。江青说:“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有人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回答是:“他有勇有谋。”
韩先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来源：中国经济网
1985年10月，李先念与韩先楚。
当了师长的韩先楚，胆子更大了，大得连彭德怀的命令都敢违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红军不久后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13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吴家嘴村的韩先楚，就在这时参加了红军。
起初，韩先楚被编在红二十五军的交通队。交通队是个后勤运输队，没有配发武器，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给养弹药。用韩先楚的话说，就叫“在二线部队当兵”。
在一次转移中，走在部队后面的交通队与当地国民党的十几名民团兵遭遇了。交通队的多数战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看到民团兵肩上扛着枪，自己手里只拿着竹扁担，不免有些害怕。在这关键时刻，韩先楚轻喝了一声:“大家不要怕，要沉住气。”接着，韩先楚像个指挥员一样，迅速叫几个人绕到民团兵的后面，自己带几个人迎了上去。民团兵发现前后都有红军，顿时吓得乱了阵脚。韩先楚趁机喊了一声:“冲啊！抓活的！”这一喊，民团兵更是愣住了，认为红军不开枪，为的就是要抓活的，便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韩先楚带领交通队用扁担俘获民团兵一个班的英雄事迹，一下子在红二十五军传开了。军长吴焕先决定:调韩先楚到红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二营五连当排长。
有了枪的韩先楚，再加上他的“胆大包天”，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每打一次胜仗，韩先楚就晋升一级。
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西征，扩大新根据地。红十五军团分两路西进，北路单独行动的就是韩先楚指挥的红七十八师。
5月20日，当部队行至定边城关时，侦察员报告城内有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营。韩先楚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先头团二三二团，与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研究打定边的计划。他们在看地形时，发现敌人骑兵营既不出击，也不打枪骚扰，又不逃走。团政委刘懋功分析说:“敌之所以固守孤城不敢行动，一是惧怕被我围歼，二是怕弃城逃跑交不了账。”
“分析得对。”韩先楚说，“你们看，这城墙虽坚固，但并不高，准备云梯，可以攀登，完全有把握消灭守敌。”
www看完地形后，韩先楚让参谋长发电报给彭德怀司令员和红十五军团部，报告攻打定边的决定:“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我师决计克城歼敌，望速核复。”同时向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下达命令:“务于下午4时前赶到定边准备参战。”
彭德怀的指示很快下来了:“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事后，彭德怀说:“当时顾虑，若定边攻取不下，会影响整个作战行动。”
接到彭德怀的命令后，韩先楚犹豫起来:打，则违令；不打，则太可惜，将来攻取定边，肯定要付大代价。
思前想后，韩先楚决定:“打！”
6月16日晚，红七十八师3个团进入隐蔽地域。深夜12时许，各团开始登城。部队很快攻进了城。这时，部队在城内乱得很，因为是夜间，又是巷战，各连的建制都乱了。
“彭义隆同志在哪里？”
二三三团政委周庆安转身循声望去，原来是韩先楚带着警卫员在自己跟前，忙回答:“彭团长在那边整顿部队。”
周庆安回答完毕后，一边派人找团长彭义隆，一边问韩先楚:“师长，我们还没有打开城门，你从哪里进来的？”
韩先楚笑了笑，反问道:“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城墙吗？”
周庆安担心地说:“现在很乱，师长你可不要乱跑，要注意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消灭了敌人才安全。”
将在谋，兵在勇。由于韩先楚谋事在先，红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打到拂晓就结束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营全部被歼，还俘虏了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多匹。
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在定边召开总结大会，师政委崔田民宣读了彭德怀发来的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即宋时轮、宋任穷任军长、政委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不久，红七十八师到达盐池。1936年10月，韩先楚率红七十八师又从盐池出发，开赴海源，迎接红二、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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