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外来和尚念经　中国难怪走歪路（外一篇）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嫉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但是我们非常有必要检讨自己——包括我在内，都没有预测到国际油价竟然会崩盘，我当时真的以为油价涨过２００美元／桶只是时间问题。体制外的我们享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所以我们更有必要，更有义务寻找正确的答案。这样我们终究会打败旧体制的“智库”，夺占话语权。有创意，才有未来。金浩请外来和尚念经　中国难怪走歪路
《东方日报》
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内地由宏观调控到救市，政策进退失据，暴露了决策一再失误。显然同信息混乱、智囊无能有关。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北京当局病急乱投医，刚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计划于六月下旬在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五百强企业领袖为平稳增长出谋划策。在当局眼中，外来和尚会念经，殊不知，这些和尚很可能将中国引入歪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来头很大，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领头，成员包括原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春正、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等人。据说该研究中心将成为北京当局最为倚重的经济智囊团。
遗憾的是，高人云集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开张，却没有给中国重病缠身的经济开出任何药方，反而要请全球各路神仙给中国「病夫」问症，显示这家来头很大的智库，研究水平也不过如此。
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崇洋媚外传统，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事实证明，有些洋和尚根本不知中国国情，开出的药方往往水土不服，不仅不能给中国对症下药，反而让中国误入歧途。至于一些心怀叵测之人，则不断给中国灌输错误观念，以此影响中国的决策，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
颠倒是非 屡屡误判
事实上，中国研究机构在今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屡屡误判，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听信了洋和尚的馊主意。比如，在美国次按危机爆发之初，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储局的宽慰之言，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大」，导致国务院在去年仍然出台降低出口退税政策和提高劳工待遇标准，致使外贸企业倒闭潮加剧，失业人口上升。
再比如，去年七月份，当国际油价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有美资大行危言耸听地提出二百美元一桶的预测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异口同声，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二百美元一桶的预测。为此，国内不少大型国企与国外投资银行和有关机构进行燃油套期保值的对赌，损失极为惨重。
国外势力通过资助的方式，影响中国智库的观点，再通过中国智库影响中南海的决策，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一次调查，发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百分之五十的资金来自外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因此，很多中国智库人员刻意粉饰太平不说，而且颠倒是非、指黑为白，误导决策。
数据造假 国家癌症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之所以罔顾事实，公然造假，就是为了通过发布数据，编织谎言，以达到所谓「鼓舞信心」的目的。但这个拙劣的愚民政策，在事实的映衬下，一捅便破，政府反而失去诚信。
类似的情况在前年经济高速通胀的时候也出现过，当楼价、粮价、肉价拚命上涨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胀数据却相当温和，与老百姓的现实感受完全相反，国家统计局因此被老百姓骂得狗血淋头。事实上，这几年宏观调控之所以屡屡失效，甚至几经反复，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失真，致使决策被误导，政府出台的政策自然不能对症下药，甚至离题万里。
中国的数据造假，已成为国家癌症，上行下效，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概莫能外，但最终受害者是执政当局。当谎言不断被戳破时，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必会大打折扣，甚至给政府扣上谎言政府的帽子。
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很多时候，老百姓不惧现实的残酷，而是更担心政府造假，因为这让大家失去安全感与方向感，缺乏相应的稳定。可以预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智库峰会」，来的未必全是诸葛亮，其中部分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
我国最高级别智库面临尴尬境地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6日05:58  时代周报
一个最高级别智库的成立，将改变中国智库格局。但是细究发现，这个新智库并没有促使更多的空间被释放出来。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刘洪庆 发自北京
隐退一年之后，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国经中心，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知名学者、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
“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内容处于保密阶段，下一步具体怎么走，仍未明确。”4月6日晚，厉以宁在电话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其实，早在成立大会上，曾培炎已经为国经中心标明了方向：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中心将架设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桥梁，加强同国内外智库、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扩大中外经济合作服务。”曾培炎如是说。
同时，国经中心还列出包括金融危机第二轮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亟待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称其为“砖家”。国经中心的成立，致使外界对其发展方向充满期待。
中国智库的尴尬
早在国经中心成立的前一天，3月19日，新华社《瞭望》杂志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
《瞭望》称，2007年底，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两个月后，CPI达到8.7%的高值，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2%；2007年底，次贷危机来临时，学者又提出“对中国影响不大”观点；2008年7月，国际油价冲击每桶147美元时，国内的能源机构专家几乎统一口径预测年底油价冲到每桶200美元，而最终35美元的新价位才棒喝住了这一切。以致于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曾培炎说：“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避免政策重复，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该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坦言：“在中国获得详细的资料，确认中国智库的地位并非易事。”
事实上确实如此，智囊机构参与决策的具体机制仍处于一种不透明状态，甚或没有形成成熟的机制。
智库崛起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希望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制定很多改革方案，开始在各部门大规模地搜集人才到中南海讲课。素有中南海讲师之称的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致使国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听取智库的意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促进智囊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机关，创立研究机构。
仅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然而，直到2006年，中国智库意识到被动，开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首届、第二届智库论坛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这两次会议中，民间智库则大量缺席。
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自主发展意识才刚刚起步。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趋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看领导脸色行事
调查发现，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
据《瞭望》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 “求钱若渴”的状况。
与此同时，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尤其是经济学专家，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薛澜说。他表示，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
“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政府部门所属的政府机构，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地是承担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资深智库告诉记者：“方案制定中，不符合领导意愿，被迫多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的现象仍旧存在。”
尽管，高层领导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逐步开放促使其发展。但是，这种开放仍仅局限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则相对萎缩。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据了解，90%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自己在家里搞。”茅于轼说。
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
“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
空间仍未打开
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相较之下，按照中国官场惯例，高级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但是，近几年来，一批高级官员选择在智囊机构发挥余热。
在曾培炎入主国经中心之前，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休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
郑必坚在担任中国开放论坛不久便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很快为中央领导所接受，而这一思想一直成为今天中国外交的主题思想。
国经中心引进了几位在任主管部门高官，这也使中国智库“上达天听”渠道更为畅通。茅于轼说，“思想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接受。思想影响政策，才是最终目的。”
“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可能长期被政府独家垄断，智囊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仲大军说：“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原来政府的研究机构统统民营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将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
仲大军设想的同一起跑线，还没有出现。
“难以说国经中心成立会带来变革，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并没有新的空间被打开，更宽松、更完善的环境被打开，中国智库还需要很长的路子要走。”薛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