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们：尝试报道真实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17:09
9月4日，中国作家余华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纽约时报》形容余华是，“目前中国最炙手可热，最有争议的作家”。采访余华的是《纽约时报》驻中国上海记者张大卫。余华对张说，“我的作品□《兄弟》□可能显得有些极端□但你能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找到这些场景……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在中国，张大卫不仅采访文艺界的人，更多的时候是以财经记者身份出现。6月的一天，张大卫坐在一辆宝马车上，纵横太行山脉数百公里。那是个暮春的雨天，汽车在山路上飞驰，草木葱郁的山林间偶尔可见些黑点子，那就是煤矿。2006年，纽约时报年度报道的主题是“能源”，“中国煤”是重大话题，这是张大卫第二次来山西。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一样广大，发生着如此迅速的变化。我在这里能看见横跨19世纪到21世纪的场景。”张大卫说，“这是每个记者的梦想之地。”从冬季到暮春，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煤炭的报道也从原定的一篇扩展到四篇。
对于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北京站站长埃力克而言，正为奥运报道忙得焦头烂额。“北京办公室要增加两名记者，参与奥运报道。”他在电话间隙，抬起头说。NBC得到了北美奥运报道的独家转播权，此次奥运会对他们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个体育盛会，这是一个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埃力克说。
据外交部新闻司统计，截止2006年2月，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291家机构，516名记者在华常驻。与2002年相比，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93家，记者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常驻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沈阳，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张大卫至今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场景。那是2002年11月，《纽约时报》出资让他去中国旅游两周，从而决定是否驻华。
清朗的晚秋，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沿着高架桥穿过上海繁华的市区时，“那一刻，我想起了纽约。”张大卫说。此前，他的好友兼同事杨金新(JamesYardley□2005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得主)，一直告诉他，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去那里肯定能写出了不起的报道。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张大卫就给总部写报告：“我申请来中国。”
目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已经达到5名，成为该报最大的外国记者站。正有越来越多的记者申请来华。“在中国就意味着你必须写出更多更好的报道。”张大卫说。随着中国报道力度的增加和所占版面的日益重要，中国正成为各国记者的乐土。
截止到2005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2005年已刊登了3000多篇涉及中国的报道，其中445篇出自其驻华记者之手，86篇新闻上了头版。与1995年同期相比，报道总量是原来的3倍多，头版文章数翻了一番。
英国记者华衷□JonathanWatts□近两年回国，常常遇到野心勃勃的同行们：“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学习普通话。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国(他们想接替)。”“天哪，我希望至少呆到2008年奥运会。”华衷说。华衷所服务的英国“卫报”□TheG□于1999年将办公室从香港搬到上海，2003年，从上海搬到北京。华衷把他的办公室安在了北京大山子艺术区内，那里几乎聚集着所有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不仅是西方媒体，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于2002年来到中国。在其北京办公室的入口处有个宣传画，上书：“如果每个人都看CNN，CNN看什么？”目前，阿拉伯世界共有4名记者常驻北京。来自巴勒斯坦的体育记者马蒙常听朋友说：“你就留在中国吧，这里没有战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这样描述他所认知的外国现任驻华记者：他们大多有比前任更好的语言背景；很多人有中国文化背景，有的夫人是中国人，或者本人是华裔；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在记者采访的8名外国驻华记者中，两名在1980年代之前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体会可能比“80”后的新生代还要深，属于老资格的中国通。其余四位有过长时间的在中国求学的经历。路透社的储百亮(ChristopherBuckley)甚至选择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专业──“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此项专业惟一一名外国人。“我希望了解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储百亮说。
张大卫有位中国太太，他在美国时就结交了很多中国好友，来中国后经历了3个多月的语言培训。华衷来中国前在日本当了七年记者，对中国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解。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华衷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上各种中国俗语，便于记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这几天，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Hutzler)正忙着招兵买马。目前美联社在中国共有25名工作人员，面对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报道及各家通讯社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个人数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正尝试着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普通人在这个国度里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命运在时代中的变化。”韩村乐表示。
2004年下半年起，外国媒体的中国报道渐入高潮。美国《财富》杂志、加拿大《环球邮报》、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推出了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2005年3月，BBC将政治辩论节目“提问时间”移到了上海。5月4日，CNN举行了“聚焦中国”的报道，历时一周。其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纷纷推出中国特刊。
姚明、章子怡，还有更多的普通中国人进入到他们的视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选取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1995年、2000年、2005年的中国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有所变化。研究员周庆安表示，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主题设置上：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传统话题仍然存在；但经济话题有了大幅增加，社会、文化领域报道增多，纯粹的政治报道比重有所下降。
以经济题材报道为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占所有涉华报道的1／3；从社会报道来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与1995年相比，有两家报纸提高了15％以上。 专业财经类媒体的中国历程无疑走得更快些。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有了自己的中文网站。《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上，除了翻译英文报道之外，还邀请了中国的专栏作家撰写中文稿件，讨论社会问题。目前的热门话题是“中国有无中产阶级”。
英国人华衷至今记得刚到“卫报”时，编辑说的一番话：“人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社会新闻是“卫报”中国报道的重头戏。环境、收入分配、土地以及妇女地位等等，都是他们非常热衷的话题。华衷采访过一位30多岁的建筑工人。他在上海工作了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楼，他居住的工棚边上，便是车水马龙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这让华衷想起英国工业革命。“不同的是，英国用了近百年才走完这一历程。”华衷说。他觉得自己正在中国经历历史。清华的研究者认为，在文章的倾向性上，根据2005年数据，3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平衡报道占多数，大约在40％左右，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占涉华报道总数的60％到70％。
对于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而言，他感觉这一变化出现在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主题。1999年前后，韩村乐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则故事，说京郊一个村落的农民见到了UFO。韩村乐于是驱车前往采访，那是个非常偏僻的村庄，位于狭长的山谷中间，交通极不便。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要采访UFO，热情的村民叫来了村支书。村支书很健谈，他跟韩村乐说了几分钟UFO之后，就开始大谈村子的发展计划，如何发展旅游业，盘活经济。
“这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们对我如此热情的真正原因。”韩村乐说，“我感觉到，发展经济的渴望已经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韩村乐对此有自己的理解。“1980年代，外国媒体把大量的报道篇幅花在改革本身，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随着经济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去了。所以，媒体就把报道的重点从改革本身转移开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消费“中国制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于中国能源、贸易、环境等任何环节的问题，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张大卫在山西腹地的小村庄看到这样的场景：源源不断的煤炭从地底挖掘出来，它们被装上火车，运往东部各省份；煤炭转化成动力，支撑着东部巨大制造业基地的正常运转；然后，那些产品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运往世界各地。全球化巨大的利益链条，让这个遥远的村落不再是异域情调。张大卫觉得自己看到了整个世界。
NBC北京记者站站长埃力克承认，作为一家美国电视台，首先必须提供美国观众喜欢的新闻。在他看来，1980年代是西方媒体与中国的蜜月期。时处冷战时期，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且，中国正在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降至冰点，此时的美国媒体把大量的目光集中在人权及相关政治话题上。其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利益格局的改变，报道热度又起，关注点自然有所变化。
清华的研究者综合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2005年中国形象的描绘。经济形象：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政治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内也有问题；社会形象：传统文化魅力久远，但公共卫生和环境水平需要提高，社会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目光追溯到20多年前，则是另一番图景。1978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随着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胜利，国外主流媒体纷纷入驻中国。《纽约时报》来了，《时代周刊》来了，“美联社”来了，CNN、NBC都来了……“就像一扇封闭很久的大门忽然打开，一个神秘的国度终于开放，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埃力克说。
1980年代的主题是改革。埃力克他们做了大量关于改革的故事。“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北京的老字号饮食店改制。现在说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却是很不平常。”埃力克说。1980年代的中国，外国人少见，外国记者更是特殊。埃力克有时申请去农村采访，采访车辆刚刚开进村庄，就被好奇的人们包围了。“我觉得自己像熊猫进了动物园，完全没法工作。”埃力克说。
而之后，中国报道在1987年前后达到了高潮。1987年，NBC经过一年的申请与准备，成功派遣了150人的报道团队来到中国，展开题为“变化中的中国”特别报道。当时北京的涉外饭店有限，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记者团队前来，连住宿都显得紧张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中国的画面与符号出现在NBC荧屏上，天安门、长城、外滩还有大熊猫。
1980年代末至到1990年代上半期，外国驻华记者站的规模也有所变动。纽约时报在1990年代初期，驻华记者从以前的3名(2名北京，1名香港)，变至2名(1名北京，1名香港)。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这些数字又发生了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张国庆老师，长期关注美国政治与媒体研究，他说了个很形象的比方：“19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19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时光如白驹过隙，时刻奔腾，不舍昼夜。或许很少有人记得，中国与外国记者的渊源可上溯至百年前。
莫里逊报道八国联军入侵，并将慈禧太后推行立宪告知世界，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首先向世界披露了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美国记者斯诺夫妇采访陕北红军，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和中共领导人面对面；白修德则因为描写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中国的惊雷》而名扬世界。20世纪早期，动荡不安的中国局势为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举成名的绝佳舞台。
“早在1904年，我们就在东交民巷了。”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说。100年前，中国的精英阶层，与西方媒体也接触甚多。1896年，时值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74岁的李鸿章访问美国。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这位老人抨击了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称之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纽约时报》还采访过袁世凯，那个时候，他还在天津。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记者与中国的联系并未切断。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今日的外国记者更为专业和职业化。澳大利亚人储百亮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名记录者与写作者，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择业原因：“爱八卦，爱故事，爱政治，爱中国。”
在埃力克加盟NBC的1984年，所有外国记者都需入住外交公寓。那是个物质贫乏时期，极为耀眼的建筑群，专为外交人员及国外记者设置。埃力克戏称之为“京城豪宅”。当年住房紧张，外国记者几乎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租赁办公场所。
如今，已没有严格的居住和办公选址限制。《时代》周刊记者崔淑珍(SusanJohannaJakes)把家安在雍和宫边上。那里青砖黑瓦，草木旺盛，每户门前都打着红格子屏风。一墙之隔便是典型的北京胡同。崔淑珍认识胡同里的每一位中国邻居。
笼罩在外国记者身上的神秘色彩正日渐淡去。“以前，我们是大部分地方不能去，少数地方能去。现在应该说是，大部分地方可以去，少数地方受限制。”埃力克说。7月20日，埃力克坐在他那间东南亚风情的办公室里回顾一生。1971年8月，菲律宾大学生埃力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见到了一个红色的国度。其后，菲律宾马科斯政变，埃力克被迫滞留。
从政治难民到外国记者，埃力克在中国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直至改革开放。如今，作为NBC记者，他已在中国工作了整整22年。中国有他的家和事业，中国报道让他获得了一次“艾美奖”。“一切恍如梦境。”埃力克说。
在中国，张大卫不仅采访文艺界的人，更多的时候是以财经记者身份出现。6月的一天，张大卫坐在一辆宝马车上，纵横太行山脉数百公里。那是个暮春的雨天，汽车在山路上飞驰，草木葱郁的山林间偶尔可见些黑点子，那就是煤矿。2006年，纽约时报年度报道的主题是“能源”，“中国煤”是重大话题，这是张大卫第二次来山西。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一样广大，发生着如此迅速的变化。我在这里能看见横跨19世纪到21世纪的场景。”张大卫说，“这是每个记者的梦想之地。”从冬季到暮春，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煤炭的报道也从原定的一篇扩展到四篇。
对于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北京站站长埃力克而言，正为奥运报道忙得焦头烂额。“北京办公室要增加两名记者，参与奥运报道。”他在电话间隙，抬起头说。NBC得到了北美奥运报道的独家转播权，此次奥运会对他们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个体育盛会，这是一个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埃力克说。
据外交部新闻司统计，截止2006年2月，共有来自46个国家的291家机构，516名记者在华常驻。与2002年相比，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增加了93家，记者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常驻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沈阳，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张大卫至今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场景。那是2002年11月，《纽约时报》出资让他去中国旅游两周，从而决定是否驻华。
清朗的晚秋，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沿着高架桥穿过上海繁华的市区时，“那一刻，我想起了纽约。”张大卫说。此前，他的好友兼同事杨金新(JamesYardley□2005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得主)，一直告诉他，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去那里肯定能写出了不起的报道。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张大卫就给总部写报告：“我申请来中国。”
目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已经达到5名，成为该报最大的外国记者站。正有越来越多的记者申请来华。“在中国就意味着你必须写出更多更好的报道。”张大卫说。随着中国报道力度的增加和所占版面的日益重要，中国正成为各国记者的乐土。
截止到2005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2005年已刊登了3000多篇涉及中国的报道，其中445篇出自其驻华记者之手，86篇新闻上了头版。与1995年同期相比，报道总量是原来的3倍多，头版文章数翻了一番。
英国记者华衷□JonathanWatts□近两年回国，常常遇到野心勃勃的同行们：“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学习普通话。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国(他们想接替)。”“天哪，我希望至少呆到2008年奥运会。”华衷说。华衷所服务的英国“卫报”□TheG□于1999年将办公室从香港搬到上海，2003年，从上海搬到北京。华衷把他的办公室安在了北京大山子艺术区内，那里几乎聚集着所有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不仅是西方媒体，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于2002年来到中国。在其北京办公室的入口处有个宣传画，上书：“如果每个人都看CNN，CNN看什么？”目前，阿拉伯世界共有4名记者常驻北京。来自巴勒斯坦的体育记者马蒙常听朋友说：“你就留在中国吧，这里没有战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这样描述他所认知的外国现任驻华记者：他们大多有比前任更好的语言背景；很多人有中国文化背景，有的夫人是中国人，或者本人是华裔；由于上述原因，他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在记者采访的8名外国驻华记者中，两名在1980年代之前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体会可能比“80”后的新生代还要深，属于老资格的中国通。其余四位有过长时间的在中国求学的经历。路透社的储百亮(ChristopherBuckley)甚至选择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专业──“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此项专业惟一一名外国人。“我希望了解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储百亮说。
张大卫有位中国太太，他在美国时就结交了很多中国好友，来中国后经历了3个多月的语言培训。华衷来中国前在日本当了七年记者，对中国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理解。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华衷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上各种中国俗语，便于记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这几天，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charlesHutzler)正忙着招兵买马。目前美联社在中国共有25名工作人员，面对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报道及各家通讯社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个人数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正尝试着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普通人在这个国度里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命运在时代中的变化。”韩村乐表示。
2004年下半年起，外国媒体的中国报道渐入高潮。美国《财富》杂志、加拿大《环球邮报》、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推出了以中国为主题的系列报道。2005年3月，BBC将政治辩论节目“提问时间”移到了上海。5月4日，CNN举行了“聚焦中国”的报道，历时一周。其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纷纷推出中国特刊。
姚明、章子怡，还有更多的普通中国人进入到他们的视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选取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1995年、2000年、2005年的中国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有所变化。研究员周庆安表示，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主题设置上：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传统话题仍然存在；但经济话题有了大幅增加，社会、文化领域报道增多，纯粹的政治报道比重有所下降。
以经济题材报道为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比1995年提高了20％以上，占所有涉华报道的1／3；从社会报道来看，3家报纸2005年的报道量与1995年相比，有两家报纸提高了15％以上。 专业财经类媒体的中国历程无疑走得更快些。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有了自己的中文网站。《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上，除了翻译英文报道之外，还邀请了中国的专栏作家撰写中文稿件，讨论社会问题。目前的热门话题是“中国有无中产阶级”。
英国人华衷至今记得刚到“卫报”时，编辑说的一番话：“人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社会变革中人的命运。”社会新闻是“卫报”中国报道的重头戏。环境、收入分配、土地以及妇女地位等等，都是他们非常热衷的话题。华衷采访过一位30多岁的建筑工人。他在上海工作了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楼，他居住的工棚边上，便是车水马龙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这让华衷想起英国工业革命。“不同的是，英国用了近百年才走完这一历程。”华衷说。他觉得自己正在中国经历历史。清华的研究者认为，在文章的倾向性上，根据2005年数据，3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平衡报道占多数，大约在40％左右，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占涉华报道总数的60％到70％。
对于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而言，他感觉这一变化出现在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主题。1999年前后，韩村乐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一则故事，说京郊一个村落的农民见到了UFO。韩村乐于是驱车前往采访，那是个非常偏僻的村庄，位于狭长的山谷中间，交通极不便。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要采访UFO，热情的村民叫来了村支书。村支书很健谈，他跟韩村乐说了几分钟UFO之后，就开始大谈村子的发展计划，如何发展旅游业，盘活经济。
“这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了他们对我如此热情的真正原因。”韩村乐说，“我感觉到，发展经济的渴望已经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韩村乐对此有自己的理解。“1980年代，外国媒体把大量的报道篇幅花在改革本身，是否改革，如何改革，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随着经济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去了。所以，媒体就把报道的重点从改革本身转移开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今，整个世界都在消费“中国制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于中国能源、贸易、环境等任何环节的问题，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张大卫在山西腹地的小村庄看到这样的场景：源源不断的煤炭从地底挖掘出来，它们被装上火车，运往东部各省份；煤炭转化成动力，支撑着东部巨大制造业基地的正常运转；然后，那些产品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运往世界各地。全球化巨大的利益链条，让这个遥远的村落不再是异域情调。张大卫觉得自己看到了整个世界。
NBC北京记者站站长埃力克承认，作为一家美国电视台，首先必须提供美国观众喜欢的新闻。在他看来，1980年代是西方媒体与中国的蜜月期。时处冷战时期，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且，中国正在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降至冰点，此时的美国媒体把大量的目光集中在人权及相关政治话题上。其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利益格局的改变，报道热度又起，关注点自然有所变化。
清华的研究者综合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2005年中国形象的描绘。经济形象：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政治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内也有问题；社会形象：传统文化魅力久远，但公共卫生和环境水平需要提高，社会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目光追溯到20多年前，则是另一番图景。1978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随着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胜利，国外主流媒体纷纷入驻中国。《纽约时报》来了，《时代周刊》来了，“美联社”来了，CNN、NBC都来了……“就像一扇封闭很久的大门忽然打开，一个神秘的国度终于开放，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埃力克说。
1980年代的主题是改革。埃力克他们做了大量关于改革的故事。“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北京的老字号饮食店改制。现在说起来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却是很不平常。”埃力克说。1980年代的中国，外国人少见，外国记者更是特殊。埃力克有时申请去农村采访，采访车辆刚刚开进村庄，就被好奇的人们包围了。“我觉得自己像熊猫进了动物园，完全没法工作。”埃力克说。
而之后，中国报道在1987年前后达到了高潮。1987年，NBC经过一年的申请与准备，成功派遣了150人的报道团队来到中国，展开题为“变化中的中国”特别报道。当时北京的涉外饭店有限，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记者团队前来，连住宿都显得紧张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中国的画面与符号出现在NBC荧屏上，天安门、长城、外滩还有大熊猫。
1980年代末至到1990年代上半期，外国驻华记者站的规模也有所变动。纽约时报在1990年代初期，驻华记者从以前的3名(2名北京，1名香港)，变至2名(1名北京，1名香港)。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这些数字又发生了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张国庆老师，长期关注美国政治与媒体研究，他说了个很形象的比方：“19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19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时光如白驹过隙，时刻奔腾，不舍昼夜。或许很少有人记得，中国与外国记者的渊源可上溯至百年前。
莫里逊报道八国联军入侵，并将慈禧太后推行立宪告知世界，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首先向世界披露了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美国记者斯诺夫妇采访陕北红军，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和中共领导人面对面；白修德则因为描写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中国的惊雷》而名扬世界。20世纪早期，动荡不安的中国局势为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举成名的绝佳舞台。
“早在1904年，我们就在东交民巷了。”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韩村乐说。100年前，中国的精英阶层，与西方媒体也接触甚多。1896年，时值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74岁的李鸿章访问美国。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这位老人抨击了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称之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纽约时报》还采访过袁世凯，那个时候，他还在天津。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记者与中国的联系并未切断。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今日的外国记者更为专业和职业化。澳大利亚人储百亮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一名记录者与写作者，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择业原因：“爱八卦，爱故事，爱政治，爱中国。”
在埃力克加盟NBC的1984年，所有外国记者都需入住外交公寓。那是个物质贫乏时期，极为耀眼的建筑群，专为外交人员及国外记者设置。埃力克戏称之为“京城豪宅”。当年住房紧张，外国记者几乎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租赁办公场所。
如今，已没有严格的居住和办公选址限制。《时代》周刊记者崔淑珍(SusanJohannaJakes)把家安在雍和宫边上。那里青砖黑瓦，草木旺盛，每户门前都打着红格子屏风。一墙之隔便是典型的北京胡同。崔淑珍认识胡同里的每一位中国邻居。
笼罩在外国记者身上的神秘色彩正日渐淡去。“以前，我们是大部分地方不能去，少数地方能去。现在应该说是，大部分地方可以去，少数地方受限制。”埃力克说。7月20日，埃力克坐在他那间东南亚风情的办公室里回顾一生。1971年8月，菲律宾大学生埃力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见到了一个红色的国度。其后，菲律宾马科斯政变，埃力克被迫滞留。
从政治难民到外国记者，埃力克在中国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直至改革开放。如今，作为NBC记者，他已在中国工作了整整22年。中国有他的家和事业，中国报道让他获得了一次“艾美奖”。“一切恍如梦境。”埃力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