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双灵魂的眼睛

一、缘起
读刘小枫先生的书，已是上大学的事情了。那时刚到学校不久，我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惘。在一个昏暗的下午，我在图书馆翻着哲学类的书，翻到一本叫《走向十字架的真》的书。书是全新的，没有借过。刚读几页，我就被书里传达的思想所吸引：他表达的东西不正是我平常所思考的吗？我的思维方式不是与他很相似吗？
书很快就被我读完了，一个叫“刘小枫”的长者则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后来，我碰到了他的老师阎国忠先生，谈到了刘小枫。刘小枫是一位虔诚的思想者，他从美学、心理学、哲学、神学转向社会政治学，到现在又开始梳理中西的经典思想，他的那种对国人的大爱令人感动。我不敢说刘小枫的思想达到何种程度，但我敢说刘小枫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思维方式。
刘小枫是一位充满才情的思想者。深邃的思想在他笔下成了一种诗意的表达，空灵而回味无穷。一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浸透着他对个体自由和圣爱期盼的感情，由此也影响了好几代人。10年过后，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的增订本，收集了刘小枫先生10年来所思考的文章，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启示。
二、刘小枫的那一代人
刘小枫先生生活的时代正好赶上共和国的成长时期，亲眼目睹过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自己也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成长。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刘小枫笔下的是一代充满革命激情的人。“革命”一词带有敌我的性质，显现的是敌我之间的暴力行为。所以，敌我之间的暴力之争又是集团性的。在革命年代，个人是被纳入集体的，并听从集体的统一安排。在那个时代，我家也被卷入了革命中去。从土地革命到“文革”，这样长达26年的时间，家族的所有东西都被纳入集体，还被打上“地主”的记号。这倒不是最严重的，最不幸的还是发生在家人身上的荒唐事情。祖父被批斗组送来送来，父亲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家族成员也由此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作家艾特玛托夫在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中同样讲到了那个时代的荒唐事。小说叙述的是一位老牧民塔纳巴伊一生的悲剧性遭遇。塔纳巴伊生活在吉尔吉斯坦的一个农村里，以养马为生。老马古利萨雷是马群中最强壮的，为塔纳巴伊赢得了荣誉，也成了他的一个知心朋友。他常骑着老马到旷野中去，追着落日，唱响一支古老而遥远的民歌。但这样的日子却是短暂的。新上任的农庄主席伊勃拉伊姆看中了这匹，便以集体财产的名义要将塔纳巴伊的老马归入集体。在强大的集体面前，个体生命毕竟是卑微可怜的，塔纳巴伊终于动摇了，将自己心爱的马送给了农庄主席。
荒唐的年代有着荒唐的逻辑。比如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完整的德国被一堵墙分成了东西两半。刘小枫这样感慨道：“柏林墙绝不是一种仅在德国出现的现象，它不过是在世界之中处处存在着的各种隔绝人身、诋毁人身的有形和无形的凝聚。”在那样的年代里，全国各主要大学的教授外国哲学的教授都被送到了北大进行思想改造。所以，革命会以各种的理由将人纳入集体中，接受各种各样的改造。于是，就有了革命献身之说。众多革命都带催眠之功效，将人引入一个虚幻的理想中去。“为了这一目的，个体必须欲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记念冬妮娅》）
刘小枫说：“这一代人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被教导，继而是被规定只能相信、献身于唯一的历史理性。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凭着历史的信念开始义无反顾的历史的行动的时候，历史却无情地摆弄了他们。”刘小枫在阅读革命题材小说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关系。革命与爱欲是一对特殊的关系。革命是群体性的行为，而爱欲则是私自性的行为。而在革命年代，爱欲是不被允许的，革命取消人自身的个体行为。革命年代的恋爱，是为献身革命。保尔与冬妮娅最终不能走在一起，正好说明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刘小枫认为：“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位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个体生命的私自性行为，应是人类自身的最基本行为。满足自身的私自性行为，这是对人最基本的尊重。“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我们所能呼吁，也即将肉身从集体话语中脱离开来，成为自由的肉身。
也正因为如此，那一代人不懂得什么叫做“怕”和“爱”，身上有的是“仇恨”与“破坏”。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最容易染上“革命”与“献身”的色彩。其实，“怕”和“爱”是一个正常人所应该具备的精神品质。对于那一代人而言，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从学习“怕”和“爱”开始。
三、言说罪恶
不仅如此，刘小枫将目光投向了20世纪的苦难上。在20世纪，世界发生了众多大大小小的灾难，譬如两次世界性的战争，譬如极权国家的文化恐怖，带给人类的却是无尽的苦难。苦难彰显的是人类的痛苦与不幸。历史拉着沉重的轮子在述说着昨日的苦难，浸透泪水的20世纪则是一部人类的苦难史。苦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它刺伤的不仅是人类的肉身，更将人类的精神世界搞得满目疮痍，人类自身的爱则破碎成一个个碎片。人类的苦难是自身罪恶泛滥的结果。当初上帝将洪水降临于世，为的是什么呢？原因还不是人类自身制造的罪恶。时间到了20世纪，人类的科技发展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苦难却由此而消失匿迹吗？答案是否定的，技术能将人送上天，但不能消除人类的苦难。刘小枫在《苦难记忆——为奥斯维新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悲愤地写道：“在集中营里，异死不是未确定的偶然，它是已确定的现在必然；不是人将走向异死，而是异死已走向人。如果仅从生命的自然形态来看，一切已不复存在。以致正义、良善、爱在异死的阴影中更显得无凭无端。”人类在疯狂的屠杀中，失去了任何的尊严、人格、正义、友爱和信仰，所有的生命在被“异死”。这种不幸不再是某地区某一民族的不幸，而已是整个的不幸。“因为，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恶；而且是有知识的人犯下的罪恶；亦是人类所遭受的不幸，因而是属所有人的不幸。”（《苦难记忆——为奥斯维新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
那么，诞生罪恶的根源何在呢？奥斯维新之后，有人就断言“诗已不复存在”。诗意的表达已被罪恶所强占，荒漠是最大的真实。这又要回归人类自身的问题上来。作家福斯特认为：“心理学家已经打碎了‘人’的完美理念，他们证明在我们每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某些无法预知之物，随时可能爆炸毁掉我们日常的均衡。”肉身的人没有了一定的文化理念，没有了一定的精神支撑，他对这个世界的毁坏可能性是极大的。刘小枫认为，人类的这种罪恶在奥斯维新之前就已经诞生，“负疚感的缺失，显明了精神质素中最基本的情感之丧失，这正是罪恶产生的根源之一。” 不仅是在奥斯维新，而且在我们中国更缺少这种“罪感”。正由于这种“罪感”的缺失，使得人类在精神上一无所赖。道德层面的空缺，让肉身的欲望有了可溢之机。
于是，“一切自然性的存在从来就对人间罪恶和人所遭受的无辜不幸默不作声，它们没有也无法对一切伤害提出指控，更不曾也不能抚慰不幸的悲惨，以至于罪恶和不幸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麻木是在所难免的。人们会将眼前的一切罪恶当作习以为常的景象，不会有悲愤与怜悯之情。所以，回忆的反思是必要的。刘小枫说：“回忆，更是一种灵魂的开悟，有如基督教的忏悔感，是灵魂对自己的清洗。这种清洗是用灼热的眼泪，渴求新生的眼泪。正是在此意义上，回忆是一种思。它思的只是，寥落的灵魂知向谁边。”也许历史的理性会抹杀掉曾经所犯下的罪恶，但只要人类的深处有了那么一点反思的回忆，并将以这种回忆来唤醒灵魂深处的“罪感”，我想人类的希望还是会穿越漆黑的世界的。
四、我们需要一双灵魂的眼睛
诗人顾城在《一代人》中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刘小枫为此提出了彼岸拯救人类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以“默默”为笔名发表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神学的随笔，这举动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谈到人类的希望，他沿着神学家莫尔特曼的思路，提出了“十字架是大地的希望”：“莫尔特曼一再强调，希望之源乃是使被钉死的基督复活的上帝，希望指向死者的复活、永恒的生命、爱和正义的实现，只有追随那从受难中、从遭上帝离弃的死亡与坟墓中复活的基督，才能见到真正的希望。”所以，人类是需要彼岸世界的。这种超自然的彼岸世界，是对人间罪恶的否定，也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希望。“只有当人的生息在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圣怀抱中有一席之地，人间罪恶和人之不幸才不会是自然而然的。” （《苦难记忆——为奥斯维新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而作》）
当然，对一个民族文化品质的培养，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是如何进行教育的。刘小枫先生认为：“人类的教育，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倘若我们的教育是为迎合现实的需要，只是单纯地培养技术的人才，那我们的灵魂是相当粗糙的。我们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爱”和“怕”，不用说什么“灵魂的高贵”了。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多一双灵魂的眼睛，向高贵的灵魂的学习，向高贵的心灵看齐。
希望在路上，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读一读刘小枫先生的文字，有必要让自己的心灵多一份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