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
关键词：底层社会；政治抗争；集体行动；理论解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而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大量的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在美国，这一潮流首先就包括民权运动——即非裔美国人争取投票权以及构成完整公民权的其他权利的运动。这一潮流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早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并随后席卷美国大地的言论自由运动。这潮流还包括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该项运动后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这一潮流亦包括环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现代化理论也是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同时，现代化理论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
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说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被深深卷入到社会运动中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很难解释这样的情形。因此，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例如，柯岚·布林顿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革命之剖析》。在书中，他主张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特别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也就是说，人民向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
特德·罗伯特·戈的一本题为《为什么人们造反》的书则进一步发展了心理学的路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书可以使用这样的标题了，因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题目 。但是倒回到20世纪60年代，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出版一本是用这种标题的书还是被允许的。在他的书中，戈强调他所说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相对剥夺”这个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强调在人们希望它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与他们实际预期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欲望和预期之间的鸿沟就被戈称为“相对剥夺”，也简写为“RD”。戈详细阐释，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另一本詹姆士·戴维斯写的题为《为什么人们起义》的书则提出了另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戴维斯这里说的所谓J形曲线，指的就是在一个X轴表示时间、Y轴代表某种GDP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点状的倒J形曲线。他相信人们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之时会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象一个倒J形），人们参加到造反之中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到造反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已经衰退之时，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种理论均基于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径。这个理论主张说，当人们因某种原因感觉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当然，这个理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时常会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变得有攻击性。同时，这个理论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起义或者革命以及社会运动，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得以合作的。举例来说，一个“挫折—攻击理论”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如果我对我兄弟生气我就会打他，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参加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以克服心理学路径的缺陷。
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他曾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当时我跟随他学习），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关于集体行动，蒂利强调几件事情。首先，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他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东西。以往大多数的学者强调人的类别而非关系网络，并将之视为动员的基础。例如，马克思强调经济阶级——它植根于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另一些理论家强调教育作为分类标准，他们主张说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参加到抗议活动中去。还有一些理论家强调年龄、收入、种族、性别或者其他对人的分类，但蒂利强调类别并不如关系网络重要，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并非你的背景特征，而是你与其他人的联系。我们可以把种类想象成为一些包括了同质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来自于同一所学校的人，所有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人，所有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的人，等等。相反，关系网络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或纽带——这些人可能来自也可能不来自同一个类别。蒂利提出某种他称之为“种类关系（CAT-net）”的东西——在这里种类和关系网络互相重叠，而它对于理解社会行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动的人群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这构成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动员起来。蒂利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当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时，蒂利写下了对于政治学家很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学家们关注心理学也关注社会学，但他们却忘了关注政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同时他提醒政治学家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拥有大量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想要参加到社会抗议中去，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对于蒂利来说，国家的压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同样关注在面对一个挑战国家的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时，国家会发生什么。国家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当然可以使用压力，但是有时国家政权中的某些成员们甚至可能加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变得与社会运动合作起来。因此，当我们关注国家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它的压制能力，或者警察、军队等等，我们更需要关注国家是否统一，或者国家自身是否分裂。
蒂利深受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在法国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写的新文化历史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一代全新的学术群体开始强调法国革命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侧面。蒂利在他的题为《抗争性的法国人》这本书里开始发展出他的关于“抗议台本”（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所谓台本这个概念来自于戏院。演出某一特定戏剧有很多不同的办法，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也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戏剧。然而，这戏剧本身却仍然保持某种熟悉的特定的剧本形态。
在他的早期著作里，蒂利指出了在西欧现代历史上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即“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他主张说，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发展。如在16世纪，竞争性抗议是常态；在17和18世纪，反应性抗议是常态；在19和20世纪，主动性抗议是常态。
所谓竞争性的抗议，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这些冲突中争斗者们或多或少的在资源占有方面较为平等；他们互相争斗是为了夺取对稀缺和需要彼此争夺的资源的控制权。中国的械斗是竞争性抗议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他们也同样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延续这种冲突。他们的抗议台本由特定的口号和服装等组成。
第二种类型，“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粮食暴乱这样一类事物。反应性抗议与竞争性抗议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我们发现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这些抗争在17和18世纪党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时候变得普遍起来。反应性的抗议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了保卫国家税收或市场价格正从他们手中拿走的资源的努力。这些战役的诉求及组织形式都与更早年代的竞争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个种类的抗议，“主动性抗议”，是在19和20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这里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他们的这种抗议形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抗议台本。
关于抗议台本的问题允许我们进行一些有趣的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我早先的学生杰弗里·瓦瑟斯特姆，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名叫《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观察》。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学生唱“国际歌”——这后来成为中国学生抗议活动的重要标志。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两次悲剧后，展示在抗议中被杀害的烈士们血染的衣物成为了在中国抗议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象征。这些都是与美国学生的抗议台本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发展它的抗议台本的观点的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开始分析美国的民权运动。麦克亚当同样强调文化因素。非裔美国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标志进行动员。当然，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他的布道中，他运用宗教象征主义以动员和黑色美国人群体站起来要求他们作为完全公民的权利。当麦克亚当考察民权运动的动员结构时，他发现最重要的关系网络乃是教堂。所以，无论是从组织还是文化象征主义上讲，宗教都是居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地位。
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东西。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动员网络。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称之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东西。这包括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东西，如蒂利强调的国家的压制能力，或国家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等。第三个要素就是抗议台本。而第四个要素就是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的东西。这与抗议台本的概念有所重叠，乃是指如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袖借以展示他们的理念以动员人民的方式。所谓框架即包括用可以与潜在的跟随者的文化认同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规划抗议的标志和旋律。
政治过程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占有统治地位。希德尼·塔罗写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运动中的权力》，为政治过程模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简述。塔罗也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个称之为“抗议循环周期”（protest cycle）的观点。借此他试图揭示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60年代期间，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发生。某些抗议是怎样推动其他类型的抗议发生的？究竟什么可以揭示这些循环周期的潮起潮落？塔罗利用政治过程模型的诸基本要素来解释一个抗议循环周期。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都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而此时这个模型已经在美国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圈里占有统治地位。大量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作品的质量是机械的、无甚新意、令人厌倦。整本的新杂志，比如《动员》（Mobilization）发表一些非常狭隘的文章。这个领域变得高度职业化和相当的非政治化。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三位学者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这个项目在4年间每年开会2-3次，并且他们邀请了另外四名学者加入到他们中来，包括我本人作为唯一一个研究欧洲或美国之外的地区的成员。我们一起试图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的途径。我们采用了“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词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
这个项目的成果是一系列的新著作，包括有研究生完成的新作品。因为在我们七位教授之外，我们还有相当数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与我们一起开会，讨论观察“抗争性政治”的新途径。我想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抗议活动研究的更大程度的融合。我以前的学生特丽萨·怀特认为，在中国所使用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在美国和欧洲所认知的那种关系网络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即国家政权强大而市民社会弱小，有效的抗议网络往往得益于同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并且，互信这个问题，即你可以依赖于你的抗议同伴，在这种情形下变得尤为重要。
在斯坦福项目的最后，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写了一本题为《抗争的动力》的新书。其中他们考察了许多不同的地点和事件，包括菲律宾的“民主黄色革命”（the Philippine Democratic Yellow Revolution）,肯尼亚的“毛毛起义”（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Kenya），美国的民权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意大利的劳工运动（the Italian Labour Movement）。他们提出，尽管存在着基本的情景差别，但所有这些抗争的例子都证明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可供比较和对比的共同过程和机制。
实际上，我本人对这本书是颇持批评态度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成功地处理那些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联合项目中解决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们试图去发展一个更具动感的，或曰更积极的，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他们指出，他们以前的政治过程模型是静止的；它并不能解释随时间而来的变化。他分析了所有社会运动的四个成分，但却并没有解释这些运动本身是如何“运动”的。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们尝试发展一个关于过程、运动和机制的理论。我认为，这本新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他们在各个事件都剥离出了他们特定的历史情景。我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历史，通过研究事件如何展开，才能理解运动和过程。蒂利的早期著作是高度历史性的，但他最近的工作却没有那么历史化了。我们很难比较美国民权运动、非洲“毛毛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端不同的事件，各自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差别巨大的政治含义。我也感觉到这本书缺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早期著作里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权力的成分。倒回到20世纪60和70年代，那些撰写社会运动理论的人一般都亲身参与其中并与这些经历保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联系。这使得他们的著作生动和富有投入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职业化的，缺乏显著的政治意味和影响。
除了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的这本书之外，这个斯坦福项目所产生的另一本书是由参加项目的所有七名学者共同完成的，题为《抗争性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这本书尝试突出那些在我们目前研究社会运动和正义性政治的路径中还没有被给以足够重视的课题。它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中还没有收到足够考虑的课题。它旨在为这个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回答问题。
在许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我也主张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抗争性政治时，需要采取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直到陈胜和吴广那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岁月变迁，抗争性政治在中国也在不同的地点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曾尝试发掘这些存在于中国民众抗争中的区别。在我的第一本书《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中，我探讨了几种不同形式的传统起义，并且试着解释引发这些起义的原因，以及这些起义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基础性的差异。在我的另一本书《上海罢工》中，我意在强调不同的工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他们中的一些追随共产党，另一些与国民党结盟，而还有一些则保持着不属任何党派的相当独立的地位。我还试图探究其间形成这些政治模式之间差别的原因，或基于出生地，或基于技术水平，或基于性别，或基于大众文化，等等。
我关于当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我相信研究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这个题目有着强烈的个人和政治兴趣的人能在学术上也加入到研究中来。对于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而言，没有谁比中国学者更有资格参加到这样的研究活动中去。中国学生和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这个领域做出贡献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阎小骏，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译注：裴宜理教授提到的这本书的原名Why Men Rebel中的Men在英语词法中一般专指男性的人（复数），故有此语。汉语中则无此区别。
原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