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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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扭曲的朱熹
朱熹和严蕊
这大概是朱熹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名的故事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八卦精神和八婆精神,向来是天下无双的。这个故事最早在洪迈的《夷坚志庚》中虚构: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虚构之一: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包养,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的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虚构之二: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的很明白,这首狗屁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乘坐高级轿马出入妓院的时尚青年。虚构之三: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作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了。
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税警交警衙役等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官家的库银就是他家的。唐仲友干的最有创新意义的一件事是官鸡勾结以残民,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包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关于名妓严蕊的伟大事迹,束景南教授考证的极详细。)呵呵,现代派的官和现代派的鸡,唐是一个贪官兼嫖客、文人又流氓的人物,在今日的中国似乎不难遇到。
朱熹的可恶之处在于不懂得做人要厚道,前后六次弹劾唐仲友,终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卖红薯了。
政治上学术上朱熹均是洪迈的大仇人,而唐仲友是洪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洪写《夷坚志庚》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在庆元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这一时间很值得关怀,因为这一年朱熹被政府封口,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在家中接受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迫害。此前洪迈主修国史时肆意篡改历史,被朱熹多次批驳,洪迈就在朱熹不能发声时来诬陷了。洪迈中伤朱熹,是必然的事,两人结仇很久。不仅是学术上有分歧,道德上也对立。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了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洪迈后来也使金,竟至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他早年依附汤思退(秦桧的亲信,秦死后掌权,延续了秦的那一套),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似乎也特别痛恨洪迈,在陈俊卿的墓志铭中直斥洪为奸佞小人,这样的墓志铭古今罕见。
沈继祖弹劾朱熹的真相
庆元二年十二月,沈继祖弹劾朱熹,其第六条有“诱引尼姑以为宠妾”,“家妇不夫而孕”的话。这是后人最喜爱引用的指责朱熹是伪君子的例子。但这完全是造谣,陈荣捷和束景南辩驳最为详细。其实这很容易想象。朱熹天资极高,年未弱冠就享有盛誉,宋人最喜爱写笔记,朱熹这样的名人(尤其还是个千夫所指的名人)作出出格的事,还不被人记入私人blog?但竟没有朱熹的糗事的记录,所有后世针对朱熹的诬陷,几乎都来源于沈继祖这个满纸谎言的弹劾。呵呵,有趣。
沈继祖弹劾朱熹是在庆元二年十二月(《宋史》本纪第三十七宁宗一),很凑巧,和洪迈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的时间相同。其时朱熹落水狗一条而已,没有任何反驳的能力。
沈继祖弹劾朱熹,其实是胡纮的稿子。《宋史胡纮传》载:“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纮)独稿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胡纮创作了朱熹的诸多糗事,但他升官了,不是言官不适合弹劾朱熹。恰好沈继祖因为攻击程颐升任言官,所以胡纮让沈继祖去贴这张大字报。胡纮和朱熹的结仇,非常可笑。“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朱熹一生贫苦,每天都和学生一起吃些粗茶淡饭,《朱熹传》:“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这纨绔子弟胡纮以为穷人家最少也应该有鸡吃有酒喝,朱熹给他吃粗米饭就是不近人情,最终报复了朱熹,人心之险恶如此!
沈继祖弹劾朱熹,称朱熹“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俺见过本朝哲人某某某某等的著作,言必称朱熹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剥削阶级的豪富。这是俺见过的好笑话之一。陈荣捷先生曾经“从朱子之家世,俸禄、穷困、印务、受与诸方面,考其固穷境况,以见君子固穷在我国历史上,少有如朱子者。”(《朱学论集》)。
朱熹的天理人欲
后世对朱熹批评最为激烈的,首推戴震。戴氏认为程朱理学将“天理”和“人欲”对立割裂开来,灭绝人欲,“以理杀人”,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对理学家的抨击,影响极大,有其合理之处。但理学家有没有以理杀人呢?陈荣捷先生的回答是理学家并没有以理杀人,也不主张禁绝人们的正常欲求。他说:
戴震痛击理学,一则曰理学家“如有物焉”,再则曰理学家以理杀人,三则曰宋儒主张绝欲。查理学家未尝言理如有物。清朝皇帝利用理学以责人而铸成残酷大狱则有之,惟理学家未尝以理杀人也。程朱之书,不见“绝欲”之词。朱子曾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此即是“明天理,灭人欲”,不外扫除私欲以明天理,非男女饮食之欲皆灭尽也。(《朱子新探索》)
朱熹所谓的“人欲”就是私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要求,朱熹所主张的,是抑制饮食男女不正当的私欲。饮食男女如得其正,便是天理而非人欲(人之私欲)。人的欲求若无节制,便流入与天理相对的人欲中去了。陈荣捷引用了大量朱熹自己的说法来证明朱熹并不主张灭绝人欲。如《朱子语类》中“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 但为外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食。......此道心之正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在俺看来,朱熹说的“天理”,首先是主要是指自然、社会及人类个体思维的法则或规律。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何谓“心之本然”?他说:“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自高明,但为物欲所累,故于高明有亏。”人们如果按照“天理”进行思维,亦即按照心灵本身固有的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则“心自广大”,即人心自能反映广大的客观世界,而且“高明”透亮,清楚无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为物欲所“蔽塞”所“系累”,那就不能按照“天理”,亦即不能按照“心之本然”,亦即不能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那就会走入邪门歪道。因此,所谓“心之本然”,就是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实际就是保持心的理性思维作用,既不为物欲所蒙蔽,亦不为感性知觉所干扰,从而能真正格物穷理,认识事物的规律或法则。这也是西方哲人们一再在朱熹的思想中看到的伟大之处。
“天理”,是大自然发展之规律,是社会伦理法则与道德规范,“人欲”是人类个体的欲望。在俺看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条普适的真理,在尽力破坏自然资源尽力破坏伦理道德的今日尤其难能可贵。虽然在这个社会,朱熹注定要被抛弃了。
魔由心生,恨能成魔,爱竟也可以。我就是你的心魔,我是你心底不能实现的爱里种出来的花朵,开成毒蛊。
2005-5-31 09:21 PM
aurora
超级版主
朱熹与自然科学
今人多有把中国明清之际的愚昧与落后归因于朱熹的理学。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想当然的谬论。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更注意自然科学对一个国家的兴盛所起的作用。朱熹本人曾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以罕见的篇幅来讨论朱熹的科学思想。究其原因,乃是朱熹的理学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李约瑟认为:“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在朱熹手中,中国的科学经过千年积累,到了破茧化蝶期,但那个质变一直没能出现。我们能归罪于启蒙者朱熹么?我们只能去责备那个扭曲与利用了朱熹思想的制度吧。
李约瑟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它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认为:“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 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 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莱布尼茨是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和牛顿同为微积分的创建人。他也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大概是受朱熹的影响,这也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启因之一。黄仁宇评朱熹:“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莱布尼茨对朱熹的“理一分殊”与“万物一体”的命题特别感兴趣。朱熹强调整体和个别的联系,宇宙总体与万物的联系,天地的总理与万物的理的联系。这种初步的原始全息相关的思想,被天才的莱布尼茨所认同与接纳,是很自然的事。
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认为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 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 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朱熹在贫病之中,在层层的政治迫害中,替中国人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他的祖国,他的思想被扭曲和利用,他被不断的批判。但在西方,通过莱布尼茨的传入,通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先贤的启蒙,朱熹的思想被有机的融入现代文明中。读史至此,俺只有付之浩叹。能责怪谁呢
中国事之所以糟,糟在太多人作圣人状。李耳先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幼时不知其含意,曾以鼻嗤之,而今渐渐悟出一点道理。盖“圣人”这种东西,实在稀少。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连孟轲先生都是“亚圣”——亚者,二流货也。但我们的社会却是鼓励人希圣希贤的,等于赶鸭子上架,五千年只不过赶上了一个鸭子,便大喜若狂,自以为孔丘先生可上,人人可上,把中国人一个个赶得疯疯颠颠,灵性全失,真是一大悲剧。要是当初没有孔丘先生,说不定中国的文化到了今天,更会光芒万丈。现在形势既然成了这个样子,叹气也没有用,只希望别再有圣人出笼啦,也别再教青年人希圣希贤啦,能教他们做一个好好的人——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自尊的人,就可以啦。圣人那玩艺,千万搞不得。
附朱熹简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生前对家乡不胜怀念,曾两次回归婺源故里。绍兴二十年(1150年),朱熹二十一岁,在中进士不久回故乡扫墓。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春,朱熹四十七岁,再次回故乡扫墓并讲学。为了寄托乡思,他曾写下下面这首诗,至今也还是感人的。对月思故乡
沉沉新秋夜,凉月满荆扉。
露泫凝余彩,川明澄素晖。
中林竹树明,疏星河汉稀。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