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大学的症结何在？[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2:30:55
中国大学的症结何在？
作者：范美忠 来源:问题与主义
今天又在新浪上看到一篇北大、复旦等的学生批评各自学校的文章，他们所说的问题肯定存在，象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一样，都严重到了非常紧急的关头。但他们徒有批评的激情却没有说到点子上。以下是对北大的批评：
“然而北大曾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大师、智者、专家的荟萃之地，是谠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北大曾经因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学的这些本质特征而成就斐然，为人称道。然而在社会转型、价值观断裂和迷失、功利主义泛滥以及其它外力作用下，北大正载沉载浮，无所适从，泯然众人。”
这些话说的都是事实，虽然北大也还有几个在发出批评声音的，比如钱理群，比如余杰，虽然他们的学识我不敢恭维，但能够说出一些东西，还能够愤怒，就不错，不过他们几个人的存在无改于北大整体堕落，丧失精神批判和原创能力的事实，正是因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我不仅没有读北大的研究生，还写了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专门进行批评，当然我也是对现状进行地陈述，却没有去反思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中国大学的危机又岂止从今日开始，建国以后，中国各大学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和教化的工具，被党所控制，完全丧失了学术自由，还谈什么大学的功能，谈什么批判精神？校长也是由官方任命，还谈什么蔡元培这样的校长？那个时候是北洋军阀当政，国家分裂时期才有这样的自由空间。其实如果给我足够的自由，我都可以去当个大学校长成为蔡元培。
回想起来，文革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尤其北大不是没有重续五四传统，创造新的辉煌的机会，八十年代不仅北大，整个大学校园思想不都非常活跃吗？虽然不免浮躁，喧嚣，食洋不化，功底不扎实的毛病，但那样的热情，那样的风气却是非常可喜的。但八九一年成为分水岭，中国思想知识界遭受毁灭性打击，一部分远走太平洋彼岸，一部分进了监狱，一部分噤若寒蝉（仍呆在大学的），一部分流落江湖。普遍的绝望情绪弥漫知识界。从此思想式微，学术勃兴，批判缺席，乾嘉考据之学蔚为大观。陈寅恪被奉为一代宗师。思想的火焰顿然暗淡。万马齐喑的局面分外沉闷。不仅想起世纪初鲁迅宛如空谷足音，黄钟大吕般的呼声“质之当今中国，为思想界之战士者安在？”
大学本是知识分子和思想的摇篮，但根本的问题是大学能否象五四时期的北大那样，有完全的学术自由，能够自由地不拘一格地聘用真正的做学问的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人才？比如假如我来当北大的校长，我肯定要单独招生，大学文科的考试肯定要取消，我会聘请林贤治到北大讲鲁迅，何清涟到北大讲经济学，北岛到北大讲现代诗歌。但是我能当上大学校长吗？连私立学校都逃脱不了控制，因为他们怕被关闭，何况公立大学？林据说现在是黑名单上的人物，何已经被驱逐到了美国，而北岛九二年在北京机场呆了不到二十个小时就被驱逐回去了。倒是陈平原那类书呆子，季羡林那类老糊涂在北大非常风光。
当然，由于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作为参照，我们现在对北大的现状是极不满意的，但也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自然，现在北大的老师肯定不可以在课堂讲民主，自由，人权，可以慷慨激昂地批评政府和社会。谁敢这样肯定马上被停课或者解聘。但它的精神是不死的。这种精神的薪火相传仿佛是由于它的传统已经融入了北大的血脉当中，每一个进入北大的学生似乎自然就承继了传统的许多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北大的学生出来以后跟别的大学的学生比较体现出来的，我们的关注层面明显不一样，别的大学出来的自然也不乏思想者，但是极个别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关注社会正义，关注民主和自由，一个学校的学生如此之多，都那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但大家在从事不同的工作的情况下比较普遍的具有一种社会关怀则是事实。看看中国目前比较具有批判意识两大媒体《南方周末》和《南风窗》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编辑记者北大毕业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当然，与八九一代相比，我们这一代北大的学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他们那一代普遍具有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激情的话，我们这一代分化就大得多，实用主义成了普遍的选择，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这样的人在现在的北大毕业生中属于另类。重要的是就算平时并不太关注思想，也并不想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北大人他们至少对我们这一类人是理解支持的，可以交流的，跟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至少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书呆子，是反动分子，是疯子。
当大学根本缺乏学术自由和批评的空间的时候，被政府控制得死死的时候，批评大学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不起来争取自由，但你是批错了对象，因为目前呆在大学包括北大的大多数人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在目前的优汰劣胜体制下留下来的渣宰，他们不是没有勇气的问题，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渴望。对于他们来讲，只要不象何新等人那样充当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只要不象当年的周一良，冯友兰等人那样曲学阿世，我们对他们也就无可指责了，因为他们选择学术并非是为了所谓学术理想，而是为了混碗饭吃，应该质疑的是体制，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占据北大的位置？至少就目前的大多数学者来看，虽然不学无术的混混很多，但一般都还拒绝做御用文人，做帮凶。
那么，照我这样说，大学的现状就没有改观的可能了吗？是的，大学的问题跟新闻媒体的问题一样，跟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变化，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转向，大学的糟糕状况还会持续下去。那是不是我们就只有忍受黑暗奴役的现状，无所作为了呢？不是的，我们至少可以写文章，报刊杂志发不了，网上发，我们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哈维尔说，人性的尺度是最终的尺度，我们扎实地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是会有收获的，也就是说可以影响人心。最后铁屋子也会打破的，有些东西会整个地崩溃，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肯定会到来。
作者：范美忠 来源:问题与主义
今天又在新浪上看到一篇北大、复旦等的学生批评各自学校的文章，他们所说的问题肯定存在，象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一样，都严重到了非常紧急的关头。但他们徒有批评的激情却没有说到点子上。以下是对北大的批评：
“然而北大曾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大师、智者、专家的荟萃之地，是谠论、诤言、建言的重要渊薮，是道德和学问并举的风范之地，是民族新知、远见、勇气、良心的重要载体。北大曾经因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大学的这些本质特征而成就斐然，为人称道。然而在社会转型、价值观断裂和迷失、功利主义泛滥以及其它外力作用下，北大正载沉载浮，无所适从，泯然众人。”
这些话说的都是事实，虽然北大也还有几个在发出批评声音的，比如钱理群，比如余杰，虽然他们的学识我不敢恭维，但能够说出一些东西，还能够愤怒，就不错，不过他们几个人的存在无改于北大整体堕落，丧失精神批判和原创能力的事实，正是因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我不仅没有读北大的研究生，还写了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专门进行批评，当然我也是对现状进行地陈述，却没有去反思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中国大学的危机又岂止从今日开始，建国以后，中国各大学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和教化的工具，被党所控制，完全丧失了学术自由，还谈什么大学的功能，谈什么批判精神？校长也是由官方任命，还谈什么蔡元培这样的校长？那个时候是北洋军阀当政，国家分裂时期才有这样的自由空间。其实如果给我足够的自由，我都可以去当个大学校长成为蔡元培。
回想起来，文革以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尤其北大不是没有重续五四传统，创造新的辉煌的机会，八十年代不仅北大，整个大学校园思想不都非常活跃吗？虽然不免浮躁，喧嚣，食洋不化，功底不扎实的毛病，但那样的热情，那样的风气却是非常可喜的。但八九一年成为分水岭，中国思想知识界遭受毁灭性打击，一部分远走太平洋彼岸，一部分进了监狱，一部分噤若寒蝉（仍呆在大学的），一部分流落江湖。普遍的绝望情绪弥漫知识界。从此思想式微，学术勃兴，批判缺席，乾嘉考据之学蔚为大观。陈寅恪被奉为一代宗师。思想的火焰顿然暗淡。万马齐喑的局面分外沉闷。不仅想起世纪初鲁迅宛如空谷足音，黄钟大吕般的呼声“质之当今中国，为思想界之战士者安在？”
大学本是知识分子和思想的摇篮，但根本的问题是大学能否象五四时期的北大那样，有完全的学术自由，能够自由地不拘一格地聘用真正的做学问的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人才？比如假如我来当北大的校长，我肯定要单独招生，大学文科的考试肯定要取消，我会聘请林贤治到北大讲鲁迅，何清涟到北大讲经济学，北岛到北大讲现代诗歌。但是我能当上大学校长吗？连私立学校都逃脱不了控制，因为他们怕被关闭，何况公立大学？林据说现在是黑名单上的人物，何已经被驱逐到了美国，而北岛九二年在北京机场呆了不到二十个小时就被驱逐回去了。倒是陈平原那类书呆子，季羡林那类老糊涂在北大非常风光。
当然，由于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作为参照，我们现在对北大的现状是极不满意的，但也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自然，现在北大的老师肯定不可以在课堂讲民主，自由，人权，可以慷慨激昂地批评政府和社会。谁敢这样肯定马上被停课或者解聘。但它的精神是不死的。这种精神的薪火相传仿佛是由于它的传统已经融入了北大的血脉当中，每一个进入北大的学生似乎自然就承继了传统的许多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北大的学生出来以后跟别的大学的学生比较体现出来的，我们的关注层面明显不一样，别的大学出来的自然也不乏思想者，但是极个别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北大的学生都是关注社会正义，关注民主和自由，一个学校的学生如此之多，都那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但大家在从事不同的工作的情况下比较普遍的具有一种社会关怀则是事实。看看中国目前比较具有批判意识两大媒体《南方周末》和《南风窗》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编辑记者北大毕业的占了很大的比例。
当然，与八九一代相比，我们这一代北大的学生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他们那一代普遍具有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激情的话，我们这一代分化就大得多，实用主义成了普遍的选择，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这样的人在现在的北大毕业生中属于另类。重要的是就算平时并不太关注思想，也并不想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北大人他们至少对我们这一类人是理解支持的，可以交流的，跟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至少他们不会认为我们是书呆子，是反动分子，是疯子。
当大学根本缺乏学术自由和批评的空间的时候，被政府控制得死死的时候，批评大学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不起来争取自由，但你是批错了对象，因为目前呆在大学包括北大的大多数人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在目前的优汰劣胜体制下留下来的渣宰，他们不是没有勇气的问题，他们是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渴望。对于他们来讲，只要不象何新等人那样充当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只要不象当年的周一良，冯友兰等人那样曲学阿世，我们对他们也就无可指责了，因为他们选择学术并非是为了所谓学术理想，而是为了混碗饭吃，应该质疑的是体制，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够占据北大的位置？至少就目前的大多数学者来看，虽然不学无术的混混很多，但一般都还拒绝做御用文人，做帮凶。
那么，照我这样说，大学的现状就没有改观的可能了吗？是的，大学的问题跟新闻媒体的问题一样，跟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变化，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转向，大学的糟糕状况还会持续下去。那是不是我们就只有忍受黑暗奴役的现状，无所作为了呢？不是的，我们至少可以写文章，报刊杂志发不了，网上发，我们可以影响周围的人，哈维尔说，人性的尺度是最终的尺度，我们扎实地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是会有收获的，也就是说可以影响人心。最后铁屋子也会打破的，有些东西会整个地崩溃，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肯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