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和

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杂志
小昙
近代上海，在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同时，其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城市社会的人员结构不同了，文化诉诸的对象也不一样，过去是士大夫特权的文化，在某种机制的催化下，成为了社会上更大一部分人的消费。要评价文化上的这些变化对于文化发展本身的利弊，也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研究清末民初开始的文化转型是在如何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却是历史研究中很有意义的工作。
应该说，清末民初的“小说革命”其实际影响对于上海、广州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和对于中国内地是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内地，小说革命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民国建立以后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发生更大的作用，而对于上海等沿海城市，因为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人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新的要求和趣味，新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时刻成长为城市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融入整个都市生活中。写作成为职业，阅读成为消费，在都市社会经济结构下变成了现实。当然，这个过程在晚清就开始进行。
民国初年的上海文坛，是一个小说风行的时代。上海小说的繁荣始于晚清，这个过程实际上同近代上海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近代小说的读者就是那些近代城市中正在成长的新市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中人们文化趣味的变化。晚清上海小说的发达正是新的文化趣味的表现之一。有人认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小说的鼓吹，造成了小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正相反，是小说在一般市民中日益蔓延的流行趋势，使得梁启超等人产生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愿望。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功利性是十分明确，而且他们那种广告式的语言，把小说变成了一种神话：“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比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至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新小说始。” 〖1〗本世纪初年的政治小说，只是满足了当时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对社会也没有对文化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世纪初的亢奋过去后，上海社会又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小说重新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社会心态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小说的欣赏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同时，从晚清到民初小说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信息，民初上海的文化消费者比晚清要年轻得多。晚清上海流行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在民初已经渐失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哀情小说。这表明晚清的小说读者大多数还是旧文人，到民初，小说读者已经有了大量的学生（包括女学生）。
一、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源流
哀情小说，也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一词的出现是带有贬义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民初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一批文人作家的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据研究者考证，较早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2〗周作人这里的“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 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的《论“黑幕”》一文中曾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 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谈到：“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3〗很明显，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眼里， “鸳鸯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艳情小说。他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主要基于道德上的，认为这类小说“贻误青年”“陷害学子”。对于民初艳情小说，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艳情小说是“青年之罪人”：“近来中国之文人，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一编脱稿，纸贵洛阳”，青年子弟，“慕而购阅”，结果“毁心易性，不能自主”。艳情小说造成了“今之青年，诚笃者十居二三，轻薄者十居七八”。〖4〗新旧人士一样反对艳情小说，只是，新文化人士认为那是复古的祸害，旧派人士认为那是趋新的弊端。实际上，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和团体组织，加上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新文学在整个社会的思潮中取得了较优异的地位，遭其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就被当作落伍、腐朽的一种反面标靶，同时其涵义和人员不断地扩大变化，并且不断地被非文学化。以至于到后来，鸳鸯蝴蝶派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维持时间最长、人数也最为庞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新文学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二是三十年代初。
应当说，民初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指当时在上海十分流行的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哀情小说。最早被人目为鸳鸯蝴蝶派，是指围绕着《民权报》和《民权报》系统（如《民权素》）的杂志以及徐枕亚主编的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有人认为《民权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小说丛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5〗这些人主要有：徐枕亚、徐天啸、李定夷、吴双热、胡仪、刘铁冷（刘铁冷，名绮，又名文魁、字汉声，又字松涛，宝应人，家学渊源，民初任《民权报》编辑并执教于上海各学校，著有《铁冷丛谈》、《铁冷碎墨正续集》、《四六丛话》、《鸥梦轩诗牍》等，小说有《征夫恨》、《斗艳记》、《野草花》等。）、蒋箸超、包祖香（包祖香，别署独醒，吴兴人，曾任《民权报》本埠新闻版编辑，著有弹词《玉女怨》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三鼎”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这些人大多数是江南文人，文化背景和趣味非常接近，加之又是十分相投的朋友、同事，互相间影响呼应，并且几乎同时在《民权报》上发表长篇哀情小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风气，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徐枕亚的《玉梨魂》。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觉，别号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徐枕亚的祖父是当地的名儒，父亲也擅诗文，他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诗词，1904年毕业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后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员。（这个小学是徐的父亲徐懋生创办的，名叫“善育小学”，两年之后，徐懋生病故，学校也就关门了）1909年执教于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6〗1912年，经哥哥徐天啸推荐，徐枕亚进入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在编辑的同时，他开始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玉梨魂》，小说甫刊登，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追着每期连载的报纸阅读，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在报纸上刊载完了以后，《民权报》的总务主任将小说印成单行本，以民权出版社的名义发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年，这本十万言的小说再版了十次。〖7〗二次革命失败后，《民权报》骨干戴季陶和何海鸣流亡日本，《民权报》也因其反袁的政治态度，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抑制遂于1913年底关闭。《民权报》部分同人集资创办《小说丛报》，请徐枕亚担任主编，徐为了筹集入股资金，同民权出版社交涉收回《玉梨魂》版权事宜，结果最后通过诉诸法律才将版权收回。此后十年里，《玉梨魂》又印行了23版，这还不包括上海以外的大量翻版盗印。
《玉梨魂》的主要故事情节，来自于徐枕亚的亲身经历。徐在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教书时，特别喜欢班上有个名叫蔡如松的学生，对他悉心指导，其母陈佩芬因此深为感激，并对徐枕亚产生了爱慕之情，徐也从心里爱着她。陈佩芬是个年青的寡妇，迫于礼教，两人没有勇气结合。最后，陈佩芬竭力促成侄女蔡蕊珠与徐枕亚结婚。但徐枕亚总觉得除却巫山不是云，心中一直郁郁难解，据说，直到很久以后，朋友还在徐枕亚的卧室里看到陈佩芬的大幅照片。〖8〗在《玉梨魂》一书中，故事演化成：书生何梦霞在无锡富绅崔家当家庭教师，与崔家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由互相倾慕到爱恋，但两人的感情“发乎情而止乎礼”。为了了却两人的情病，白梨娘移花接木，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梦霞，自己以身殉情，崔筠倩因对包办婚姻不满也郁郁而死。历经感情坎坷的何梦霞因之万念俱灰，东渡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以身殉国。临死时怀揣他与白梨娘互相酬唱的诗词册。
对于这样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的原因，后人多有评说，有人认为《玉梨魂》出现在一个传统礼教社会行将到头而新的理想社会还没有出现的特定时代，社会情绪中充满的压抑感和悲剧感，使读者很容易在这个流露着不可抗拒悲剧命运的小说中找到共鸣。有学者说：《玉梨魂》“对中国的旧文学和旧道德忠心耿耿，他却引发了读者对中国腐败面的极大恐惧感，其撼人程度，超越了日后其他作家抱定反封建宗旨而写的许多作品”〖9〗。作为小说，《玉梨魂》是很特别的，它是用四六骈文形式写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完全用骈文对偶文体写的小说并不是很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考证过，最早用骈体作小说的是唐朝的张的《游仙窟》，后继者有清代陈球的《燕山外史》。〖10〗当然，经过晚清大规模的西学传播和文体革命，出现于民初的《玉梨魂》虽然采用的四六骈体，但同晚清的小说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在骨子里有更多的融会中西文化的东西。有研究者指出，《玉梨魂》的骈文体和《燕山外史》的骈文已经有很大不同，前者全书仍以散体为主，掺入大量骈句，用典也大大减少。而民初社会极为推重骈文，政府发表文告、通电多用骈文，以至许多军阀都专门聘养会骈文的秘书。〖11〗有人注意到，《玉梨魂》受到了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影响，如它在开头写何梦霞荷锄埋葬梨花构筑香冢时，吟颂“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影子，而白梨娘以身殉情的情景，人们也可联想起《花月痕》中秋痕上吊自尽的故事。〖12〗被认为是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李定夷也曾谈到《花月痕》与《玉梨魂》的承继关系：“同光间魏子安写的小说《花月痕》，系白话章回体，亦极为一般人所倾倒。后来在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的牙慧。”〖13〗同时，《玉梨魂》还受到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夏志清认为：“今日我们虽可笼统地说，晚清小说家看了西洋小说的译本后，多少有兴趣试用新技巧，《玉梨魂》是第一本让人提得出证据，说明是受到欧洲作品影响的中国小说”。〖14〗法国作家小仲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小说《茶花女》，在欧洲社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轰动后，被林纾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本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最早的刊本是己亥（1898年）正月福州出版的木刻大巾箱本，此后这本小说风行海内，先后有十二个版本再版二十多次，成为晚清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洋小说，当时的文人将它比作西洋的《红楼梦》。这部小说改变了中国士大夫头脑中“唯中国有文学”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乃至在社会上的地位，严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叹。〖15〗“《茶花女》一书，显然对徐氏有巨大影响，不仅提供了高洁女性血泪史的西洋例子，更重要的是，供给徐氏写小说结尾的一个直接样本。”〖16〗同《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样，《玉梨魂》也采用日记形式交代故事的结局，最后又都采用“后记”形式来交代“叙述人”的凭吊。徐枕亚在《玉梨魂》第二十九章中写到：石痴校长知作者素有东方仲马之名，故嘱其作《玉梨魂》，可见徐枕亚对《茶花女》的借鉴是十分自觉的。
李定夷（1889--1964），字建卿（一作建青），署墨隐生、墨隐庐主，江苏常州人。出生世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并开始其著译生涯，有三十多部作品传世，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1912年夏，李定夷入《民权报》任编辑，并兼任《中华民报》编辑，他在这两家报纸副刊上连载哀情小说《鸳湖潮》、《陨玉怨》、《茜窗泪影》等。1914年，他协助徐枕亚编辑《小说丛报》，他撰写的《潘郎怨》（1915年 12月出版单行本时改名《昙花影》）与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同时在该刊连载。1919年，李定夷因其挂名所办之中华编译社的主事者携款卷逃，心境大坏，远离上海，1925年起脱离文坛，供职于财政部，经北洋政府而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1957年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吴双热（1884--1934），本名吴光熊，字渭渔，别字双热（吴原来别字恤，把恤字拆开取热血热心之意，此为双热之本意。〖17〗），又暑一寒。江苏常熟人，他同徐枕亚是同乡兼同学，两人又结金兰契。吴双热在《民权报》主编文艺副刊，为该刊附赠的有光纸石印《民权画报》连载小说《兰娘哀史》，并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另一部长篇哀情小说《孽冤镜》二十章，与徐枕亚的《玉梨魂》相间刊登。其后又与徐枕亚一起编辑《小说丛报》，并曾赴广东任《大同日报》编辑。晚年任中学教师。
如果说，《茶花女》在晚清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于知识分子和文人中间，那么，作为民国初年最流行的小说《玉梨魂》的读者则要更加广泛，这是因为时代发展的关系。经过晚清废科举、兴新学的运动，到民国初年已经初步享受到了教育普及的成果。尤其是象上海这样发展较为迅速的开埠城市，在晚清时已是新学和新式教育的重镇，而新学和新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是教育普及的过程，是为适应近代化的城市经济文化而培养城市市民的过程。上海的新式教育是从开埠以后外侨开始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华人自己也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到1906年清廷正式颁诏废除科举以后，上海的新式教育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建立了一整套从初级到中级直至大学的完整的教育新体系，上海市民的文化素质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二十世纪头十年，上海一地仅华人自己设立的新式中小学就有一百六十余所，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六十余所，不算教会学校和起其他外国人开办的学校，这时仅上海县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就有几万人。〖18〗这些学校为民国以后的文化普及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如此氛围下，《玉梨魂》这类小说的影响也就能走出文人圈，在一般社会中激起反响。曾朴的《孽海花》在晚清上海是一部很畅销的小说，“不到一二年间，竟再版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19〗而《玉梨魂》，据研究者称“它的读者以百万计。”〖20〗近代城市大众媒体的建立和完善，也是《玉梨魂》成为流行的很重要的原因。《玉梨魂》等小说首先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持续不断地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如《玉梨魂》就有单行本的版权纠纷，作者的续书《雪鸿泪史》以及关于《玉梨魂》故事的本事背景等等。），造成了小说的畅销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时时兴的新剧、电影等，都从流行的小说寻找题材，1916年上海民鸣社将吴双热的《孽冤镜》编演为新剧，郑正秋、凌怜影、顾无为分饰剧中主要人物。1924年明星影片公司又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影片《玉梨魂》的班底是当时明星公司拍悲情伦理片的黄金搭档：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主要演员有王汉伦、王献斋、杨耐梅，影片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小说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民兴社还把《玉梨魂》搬上了新剧舞台。直至三十年代，有人还将《玉梨魂》翻译成白话本出版。（1933年9月，上海明华书局出版了顾羽整理的《白话玉梨魂》。）《玉梨魂》开创了民国上海都市文学史上流行小说的成功模式，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流行小说的类型即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这种类型几乎差不多的时间在上海其他文艺形式中如新剧中的家庭伦理戏、电影中的悲情伦理片也逐渐形成。
关于近代上海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十分有意思、又十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清到民国，由于整个上海城市近代化形态和格局的巨大变化，在文化方面的格局和情形也同以前大不一样。《玉梨魂》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以后，从作者到出版商都非常自觉地希望利用这种影响。1915年徐枕亚又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雪鸿泪史》，这部小说的题材和人物都是延续《玉梨魂》的。该小说在徐自己主编的《小说丛报》上连载，分十八期刊完，以后又有单行本面市，也很畅销。此后，徐枕亚还写过哀情小说类型的《双环记》（1916年）和《余之妻》等，当然，畅销的势头却没有再继续下去。民初是一个小说很畅销的年代，小说在民初成为一个时髦、文化的东西，民初的上海不仅一般的报纸都有副刊刊登小说，专门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杂志也很多。
二、《礼拜六》及其民初的小说
在民初这些小说杂志中，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无疑是《礼拜六》。《礼拜六》创刊于1914年6月6日，周刊，它的创办受到了美国周刊《礼拜六晚邮报》的启发。〖21〗主编王钝根。
王钝根（1888--1950），名晦，字耕培，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祖父王鸿钧是清末有名的古文家，父亲也是秀才出身。辛亥革命前夕，王钝根在家乡青浦创办《自治旬报》鼓吹反满革命，名播乡里。同乡席子佩闻其名，聘为上海《申报》编辑。王钝根入《申报》后，创“自由谈”副刊，并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3年底，王钝根与天虚我生（陈蝶仙）创办《游戏杂志》。《礼拜六》创刊后，王钝根辞去《申报•自由谈》的编辑职务，专心主持新杂志。《礼拜六》标榜休闲，内容以当时正流行的小说为主。“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22〗后来，周瘦鹃也加入《礼拜六》与王钝根共同负编辑之责。《礼拜六》为32开本，每册三四十页，售价1角，其发行所中华图书馆设在河南路广东路口（隔壁是扫叶山房）。由于王、周两位主编的尽心，《礼拜六》周刊在民初的众多小说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民初最成功、最流行的杂志，最多时销路达到每期二万份（而民初一般同类杂志每期只有一二千份）。 “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23〗王钝根在《礼拜六》创刊时曾向读者许诺杂志将争取“夙富盛名于社会”的小说为作者，以造成“名作如林”之势，〖24〗实际上《礼拜六》做到了这一点。《礼拜六》是一本比较纯粹的小说杂志，它所容纳的小说范围也比较宽泛，有长篇，也有短篇，有创作的，也有翻译的，题材方面也不局限于哀情小说，几乎包罗万象。因此其作者也比鸳鸯蝴蝶派要复杂的多，当然它有一些基本的和主要的作者，如周瘦鹃、王钝根、陈蝶仙、陈小蝶、胡寄尘、姚雏、许指严、罗韦士、叶小凤等，以后，这些人就被认为是礼拜六派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礼拜六派”，都是从当时论争的需要出发，并不是从研究的出发去命名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中人物的指派也是很随意的，象刘半农原先也在《礼拜六》杂志上写了许多和其他作者差不多情趣的小说，由于他后来站到新文学这一边，自己出来批判这种情趣，所以也就不被认作是这一派。同样是《礼拜六》杂志的一个重要作者叶圣陶，因为后来也成为新文学的一员，也就从不被认为是同鸳鸯蝴蝶派或者礼拜六派有牵连。1916年4月，《礼拜六》在出版了第100期后宣布因为欧战影响，时局不靖，邮递常误，纸价昂贵等原因，杂志停刊。1921年3月又重新复刊，至1923年2月出至第200期后终结，后一百期的杂志除了小说之外还刊登一些笔记杂文之类。由于《礼拜六》是当时最畅销、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小说杂志，它几乎变成了一种模式和说法，《礼拜六》式的刊物也就是小说杂志，《礼拜六》作家也就是小说家。民初的小说杂志培养了许多小说迷，出版家张静庐在回忆录中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在民国二年到民国四年间（16—18岁时）如何迷上小说的情形。〖25〗
《礼拜六》是一本依靠市场发行生存的小说杂志，因此它的商业性倾向也是毋庸置疑的。从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初的小说被怎样分类标售。研究晚清到民初的上海小说史的人，注意到小说被类型化的倾向，而这种分类的依据和习惯，大多数不是出于文学上和美学上的要求，更主要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它提供了不同的读者对某种他们所需要的小说的“导购”。据研究者指出，在1902年以前，中国各杂志也偶尔刊载著译小说，只是一般不标类型，惟独1898年底，在由梁启超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上，开设过“政治小说”专栏。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所载小说已一律标上类型，（如第一号上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以后又陆续增设语怪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等）；此后创刊的小说杂志或刊载小说的杂志，纷纷模仿其作法，而且分类越来越细。〖26〗这些分类是很随意的，但人们不难由此“格物致知”，找到各自希望了解的内容。从不同时期杂志的小说分类，我们也可以较清晰的看出不同时期读者口味的变化。实际上，大众媒体上分类的作用，不仅使读者查询信息的需要，也使这些信息更容易成为人们日常的交流。在言情小说成为时尚的民初，《礼拜六》杂志对言情小说的分类尤其精细。在第一期的杂志上，就有侠情、哀情、怨情，以后还有苦情、写情、艳情、忏情、惨情、爱情、痴情、奇情、幻情、丑情、喜情等，所以后来人把《礼拜六》当作是鸳鸯蝴蝶派的同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相同主要是时代风尚反映。当然，每期“行销二万”的一份小说周刊，对于当时小说在社会上的流行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小说时代及其意义
小说成为流行的风气在晚清上海就形成，但民初时其意义更有不同。民初上海的现代文化事业，经过晚清的发轫期，到这时已进入一个更加发达的时期。这种飞跃，一是发展的自然过程的积累，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覆灭以后，文化人普遍感到意识形态上的解放感，使从事文化事业有了更大的积极性。所以，民初上海文化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使这个市场中容纳的文化人要比晚清时多得多，卖文为生成为不少人一种可能和自觉的生活方式。晚清时，许多文人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是没有报酬的。早期在《申报》刊登诗文，不但没有稿酬，还要比照广告向报馆交纳刊登费用。徐枕亚的《玉梨魂》在《民权报》副刊连载时也是没有稿费的，而民初以后，作者对于作品畅销而带来的利益有了更大的关注。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在刊例中已经明确规定的稿酬标准：“投稿中选的，分为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两元，来稿不合，立即退还”。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上海小说稿酬的市价，普通的是千字二元，特别高的也有到千字五元、六元的，而当时象包天笑这样人家的家庭日用每月有五六十元已足以应付。〖27〗吴双热的朋友曾为他订立卖文润例：“文言千字三元，白话千字二元”。〖28〗由于许多文化人是依赖文化市场为生计，所以他们自然就非常看重作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一般作者如是，报刊亦如是。《玉梨魂》的畅销，造成了许多作者对哀情小说这类风格的模仿，（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李定夷的《陨玉怨》、《伉俪福》、吴热双《孽冤镜》、周瘦鹃的《九花帐里》、陈蝶仙的《泪珠缘》、《玉田恨史》、包天笑《补过》。）在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出版后，日记体的小说也流行于上海文坛，如周瘦鹃的《花开花落》、《珠珠日记》、李涵秋的《雪莲日记》、包天笑的《飞来之日记》、吴绮缘《冷红日记》等，鸳鸯蝴蝶因之被人目为成派。
有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的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名称是由群众起出来的，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因而公赠了这个佳名。”〖29〗平襟亚则说了另外的掌故。1920年某日，姚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人在汉口路小有天叙餐，叫局征及北里名妓林黛玉，因林喜吃洋面粉制的花卷，故席间以“洋面粉”、 “林黛玉”为题作诗。朱鸳雏出口成句曰：“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这时，正在隔壁用餐的刘半侬也来到这边，朱鸳雏指着刘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于是席间有人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于是席间各人引出关于鸳鸯蝴蝶的旧诗，并讨论这些诗句的得失，有人认为“最恶俗的如‘屏开卅六鸳鸯住，帘卷一双蝴蝶飞’”，也有人说“最要不得的是言之无物，好为无病呻吟，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刘半侬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于是，就有人开始接受这种说法，把徐枕亚称为“鸳鸯蝴蝶派”，并由此而定名了一个文学倾向。〖30〗
民初上海小说界（实际上可以说是整个文化）中的活跃人物都是江南人（而且主要是苏锡常一带的人），他们有着较为相近的文化背景，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比较深厚，但对于新文化决不抵触和隔膜。他们较早进入上海的文化领域，供职于各学校及报刊杂志社，成为上海第一代的职业文化人。这些充满江南文化气息的人，对上海文化、生活和娱乐的趣味、方式影响甚大。晚清上海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人们把这里称为“小苏州”，主要是指文化上娱乐上的相近性。而且，在民初的上海，这些文化人开创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的潮流，其他的文化色彩则相对有些异样。
鸳鸯蝴蝶派作品题材的局限性很大，但民初其他的小说家却不受哀情的限制，他们的范畴也从艳情扩展到包括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等各项内容，蔚为大观的作品才支持了民初繁多的小说杂志，创造了上海文化上的小说时代。
由改良群治、教化社会为号召的小说革命，在民初的上海所体现的实际文化成果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民初的上海文人，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小说这一文化形式在现代上海社会这样的都市里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努力。它所建立的文学类型化趋势，以及所找到的同读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许多作为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中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因此，对于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研究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当新文化运动展开以后，鸳鸯蝴蝶派等民初活跃的小说家就一直被当作新文化的对立面，文艺革命的对象，并在尔后的批判中，逐渐将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非文学化、道具化。鸳鸯蝴蝶派从从晚清一直贯穿到1949年〖31〗，对于它的命名和认定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歧见各出，五四时期有五四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三十年代有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总结民国时期的文艺时，又发现了一个比民国历史还要长的民国文艺流派，比现代文学史还要长的现代文学流派，而且鸳鸯蝴蝶派的活动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创作风格流品之复杂，令许多人瞠目结舌。
三十年代初，瞿秋白在倡导“第三次文学革命”（即五四运动之后的再一次文学革命）时，又把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作为批判的靶子，认为《良友画报》、时事小说《蒋老五殉情记》、以及桃花歌舞团等等，都是新礼拜六派的东西，也就是文学革命的对象。瞿秋白把这场斗争看着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派和礼拜六派斗争的继续，新青年派和礼拜六派斗争的焦点是文言和白话，最后以礼拜六派接受白话作为胜利。以后，接受了白话的礼拜六派由于投降了旧文学变成了新礼拜六派，所以斗争将一直进行下去。〖32〗也有人指出鸳鸯蝴蝶派的要害在于对文学的态度，郑振铎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33〗阿英把鸳鸯蝴蝶派看作是封建余孽和小市民的代表，他认为即使这些作家在一二八事变后写出一些反映抗战爱国内容的小说，也是充满了封建的和小市民的情调，所以必须加以批判。〖34〗鲁迅则不同意这样绝对得看法，他认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35〗
如果，我们不是以政治上的褒贬来评判鸳鸯蝴蝶派，不是先验地把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贬义词，那么，用鸳鸯蝴蝶派来概括民初上海文坛上的出现的这种新的小说倾向，也未尝不可。作为民国以后上海最早出现的文学现象，应当说，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同一定的阅读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晚清的传统文人，在民初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了自己谋生方式的转变。都市生活也由此创立了新的文化形式。小说对于改造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绝不象关于“小说革命”言论中所说的那样骇人，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受到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却是由民初的鸳鸯蝴蝶派逐渐造就的形势。而且由民初职业文人所建立的报刊、小说、戏剧、电影之间的共同关系，对于文学的传播和扩大影响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实际上，阅读的趣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就这个意义而言，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创造了上海城市的阅读趣味。作为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我们应该看到鸳鸯蝴蝶派在民初上海文化上的广泛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这种历史的影响无限推衍，毕竟小说和文学都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上海的文学成就和文化是众多文化人工作的心血结晶。
作为新出现的文学形式，鸳鸯蝴蝶派小说还有着许多粗疏的地方，如果从这一要求去批评它是完全合理的。五四时期，在粉碎旧文化创立新文化的理想下，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情趣之类进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情趣上来讲，鸳鸯蝴蝶派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看看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无情抨击，那么，鸳鸯蝴蝶所遭受的并不是太过分。当然，创造新的道德思想文化，是永远的理想，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这种追求的精神应该矢志不渝。其实，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意义的是通过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形成的历史原因探究，真正认识近代上海的文化机制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并从中发现一些人所未见的东西。
xuzg 发表于 2007-4-9 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