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理想形象与金规则

吴　思　（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我认为我们国家很久以来缺少理想。毛泽东时代有理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跃进，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过渡失败了，理想也破灭了。
毛泽东时代之后当然有追求，温饱、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属于穷人或穷国的梦想。一个人整天想着吃饱穿暖，不挨饿，不挨打，能算有理想吗？这些追求都属于物质层面，而且是防御性的，努力达到及格标准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物质方面的，富强梦也是如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看到满脑袋这种梦想的人，一门心思赚钱，甚至不择手段，抓紧时间学习各种赚钱本领，再练练武，以免被人打，我们会觉得他有点粗俗，近似经济动物，恐怕不会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不好说他有理想有抱负。
温家宝总理这次和文艺界谈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温家宝总理有理想。他说：“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
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我们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在物欲和权势横流的世界，这种理想非常可贵，让我感到很温暖，如沐春风，带着春天温馨的气息。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他非常体谅人，尊重人，经常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用老话来说，这是一个仁义的人，厚道的人。所有文明教化，最终都体现在对人心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之中。政治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民主法制就是对民众的尊重，就是对每个人一视同仁的尊重，就是现代的大仁大义。
所谓精神文明、国民素质、道德力量，这些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衡量其品级高下？这条标准，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心比心就能找到这些标准。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同情心就是仁的发端。王阳明把内心的仁义标准称为良知。温总理这个讲话提到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道德也是刻在人们心底的东西。这些说法，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心自有一杆秤”。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金规则”。遵守这条规则，就要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各种平等权利，尊重和保护这些权利，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顺着这条路走，就是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走，这样的理想可谓顺乎天、应乎人。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尊重这套道理。反过来，不尊重这个道理，不仁不义，说破天也别想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心悦诚服的尊重。
总之，我认为，温总理这个讲话表达的立国理想，是可以得到世界各民族理解和尊重的理想，也是可以得到中国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理解的理想。我认为这也是分寸恰当的理想。如果理想再伟大一些，伟大到需要人们牺牲的程度，需要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分寸恐怕就过了，或许这可以成为某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团体的理想，却不适宜成为全社会的理想。
民主法制不仅是目的，不仅是构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形象的核心，还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有效手段。
温总理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总结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思想解放是对作家头脑的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温总理说，“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条件，一内一外，正是文化繁荣和创新喷涌的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魏晋南北朝是乱世，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思想解放有了可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于是有百家争鸣，而不是罢黜百家，一家独尊。
强汉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汉朝的文化创造，最精彩的不是铺陈张扬的大赋，而是民间的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唐朝最伟大诗人也不是官方御用的。诗仙李白不断在正统之外寻找生活的意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毫无阿谀奉承之色。官方容忍或忽略了这种行为和作品，最伟大的诗人因此有了诞生的可能。
北宋苏轼时代，官方的控制力也不弱，我细读过每一首苏词，这位诗词成就极高的豪放派大家，有一段时间的作品却惨不忍睹。那就是乌台诗案之后的挨整时期，风格委琐，近乎谄媚。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由的保障，中国历史上最具天才的创造精神也会被权力和小人联手扼杀。
作为一种科层组织，政府的优势在规范，不在创新。政府从事文化活动，主要成就也是工程性的，体现在可以发挥组织优势的领域，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紫禁城，颐和园，御窑的陶瓷，精美的丝绸等等。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文化地位，哪里比得上元曲、明清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这些民间创造？再往前说，《诗经》的精华，就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民谣。孔夫子也是私人办学的首创者。
中华民族有伟大而强盛的创造力。一旦思想解放和对创作自由的法律保障结合起来，再加上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创新将获得千古难逢的好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社一个编辑，读了温总理的讲话，又读了许多作者的来信来稿，冒出来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