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同志被捕、牺牲前后的情况 金再及

罗亦农同志被捕、牺牲前后的情况  金再及
1928.4.15.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同志在上海被捕，4.21英勇牺牲于上海西郊。同年5.30，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二十期发表了题为《悼罗亦农同志！》的悼词，深切悼念罗亦农同志，并对他革命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
一、被捕经过
1928.4.中旬，有两个外省代表到中央来接头。14日晚，李维汉同志到静安寺愚园路亨昌里中宣部机关罗亦农同志的住处报告了这件事，随后商定：第二天由罗亦农同志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中福里129号半党中央机关接待山东省委代表，由李维汉同志去哈同花园南边成都路机关，和另一个省的代表接头。次日晚，李维汉到罗亦农的住处汇报接头的情况，在那里等了很久，罗也没有回来。不久，传来了罗亦农被捕的消息。通过党在英国巡捕房的内线，很快知道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女人，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不久，又弄清楚了，这个女人就是何家兴的老婆贺稚华。
何家兴夫妇都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分配在戈登路党的接头处看守机关。他们迷恋奢华生活，经常出入酒馆、舞厅，并且不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为此，罗亦农曾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了他们的忌恨。当时，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只有20元，满足不了他们的挥霍需要。于是，他们便不惜出卖党和同志，与英国巡捕房搭上了关系。经过密商，英捕房答应以一笔钱和出国护照为代价换取他们出卖所知道的党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为了取信于捕房，他们第一个便出卖了罗亦农。
4.15.上午10时，罗亦农到戈登路机关后，何家兴夫妇即叫奶妈给站在路口的华捕送了一封信，告知罗已到。当时罗亦农正合山东省委书记吴**接谈工作，英捕头洛克带领数名英、华捕探，包围了机关。洛克用德语和贺稚华交谈后，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均未被捕，放置在抽屉里的中央文件也未被抄。（8801质疑：何家兴夫妇应该知道来与罗亦农接头的都是共党负责干部，为何不将他们连同“抽屉里的中央文件”一起出卖给英国巡捕，好多换俩英镑花？）
二、营救计划的落空
罗亦农被捕后，党立即组织营救。开始曾准备以4万元的巨款，买通敌人，争取释放。以后考虑到由于叛徒告密，罗亦农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公开营救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决定改用武装抢救，等罗亦农由英租界巡捕房押往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时，在路上以武装劫救。
关于这一营救计划，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同志曾作了详细叙述：
“关于营救亦农的计划，是顾顺章告诉我的，没有看到文字材料。当时顾说：已经和英国巡捕房接了头，他们要价4万元，考虑到敌人是很狡猾的，只怕把钱给了他们，人还是救不出来，落得人、财两空。因此决定拿出两万元作为经费，等敌人把亦农从租借引渡到龙华时，拦路把他抢下来。当时计划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我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随伪装送葬队伍的工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里取出武器，把亦农抢下来。顾顺章要我找何家兴夫妇探听亦农引渡的时间。他说：英探洛克懂德语，亦农被捕时，何家兴的老婆曾用德语和他打过交道，还送给他一只钻戒，可以叫她去找洛克探听引渡的时间。当时，他并没告诉我正是这一对夫妇出卖了亦农。”
“我到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处。那时，他们已经从戈登路搬出来，住在一个党给他们找的旅馆里。我在那里等了几个钟头，贺稚华才从外面回来。她穿一件天蓝色的长袖丝绒布拉吉，披着一条粉红色的纱披肩，打扮的格外妖艳。她看到我贸然来访，象外国人那样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不等我开口，就摆了摆手，示意我不要哭。接着就假装亲热地把我拉到床上，小声咬着耳朵对我说：他们是秘密搬的家，不能让人知道戈登路那边的事。随后又讲了些亦农被捕时的情况，讲的眉飞色舞，表功说幸亏靠她，才保护了来接头的山东省委代表和党的文件。
我说：你认识洛克，和他说过话，又送过钻戒给他，能不能去找他了解一下亦农到底什么时候引渡？我说了几句，她就不说话了。当时我知道一时得不到回音，只好走了。
大约过了一天，我又去找她，到那里已是早上九点多钟，何家兴夫妇还没起床，直到看见我去了才懒洋洋地起来。我问他们：有回音了吗？他们说：搞不清楚，人家不告诉我们。何家兴夫妇早已与敌人暗中勾结，怎么会把亦农被引渡的时间告诉我呢！结果这样一来倒做了反面工作，反而使敌人警觉起来，亦农很快地被引渡了。这个营救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4.18.罗亦农被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据李维汉同志1980.5.14回忆：当时，党中央还曾经布置了在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罗亦农，但也没实现。
三、在狱中的情况
罗亦农被引渡后，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于罗亦农在狱中的情况，现在已无文字资料可查。据当年先于他被捕、关押在那里的张维桢同志于1980.1.25回忆：
“罗亦农同志被捕后，关押在我们牢房后面一排，正和我们的牢房斜对着。我是1928.2.16被捕的，我们这个案子一共20多个人，包括郑覆他（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许白昊（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那次是三个机关：浦东区委、江苏省委组织部和上海总工会同时被破坏，是唐瑞林告的密......我们被捕后，罗亦农、顾顺章组织营救我们。当时，我们和外面有联系，情况都清楚正在营救过程中，罗亦农被捕了，对我们的营救也中断了。罗亦农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所以，他站在窗口和我们说话，当然话也不能说的很多。看到他被捕，我们心里很不平静，所以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都站到窗口旁边来听。他要我们赶快写信给外边，告诉组织他被捕了，设法营救。这是他的原话，我印象很深。其实敌人已经知道他就是罗亦农，怎么营救得了？就是花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呀！但当时我们没考虑这些，赶快写信告诉了外边。”
“唐瑞林叛变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罗亦农也不知道，当他被关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以后，敌人把唐从我们隔壁的牢房调到关押罗亦农的牢房，这时我们才发现唐有叛徒嫌疑。大约过了四、五天唐就被释放了，这时罗亦农已被杀害。罗亦农被害的照片，一个和我们有关系的看守曾拿给我们看过。”
四、英勇牺牲
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罗亦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被捕前，他曾多次向大家讲述过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后牺牲的上海码头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陶静轩的英雄事迹。他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的有骨气！”1927.11.初，中央决定把罗亦农从武汉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行前，他写信给在长沙的王一飞说：“今日我动身赴沪，吉凶未卜，但君命急召，加以此次之行程关系极大”因而决定“冒险而去”。他不顾敌人悬赏通缉的危险，毅然回到上海，不幸遭敌逮捕。
1928.4.21.下午二时，关押罗亦农的牢门打开了，罗亦农神情自若，毫无惧色，安详地跨出牢门，走向刑场。据1928.4.22.的《申报》、《新闻报》报道：临刑前的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态度仍极从容，并书遗嘱一纸”。他留下遗书两封：一封给妻子李文宜同志，要她“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李文宜同志谈话记录》1980.3.2.）；另一封给党中央，“勉励在外同志继续奋斗”（王若飞同志为罗亦农烈士写的证明材料）。
罗亦农牺牲后的第二天，党组织立即通知了李文宜。1980年，李文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最后一天早晨，顾顺章敲门叫醒了我，告诉我：快到龙华去，在有条马路上面有文治大学四个大字的地方，你去看看电线杆上贴的什么字。
我立即叫了出租车，看见文治大学四块方形的铁牌，一字一块悬在一条马路口上方的一根横的铁丝上，就下车寻找电线杆，看到电线杆上贴的布告上写的是.....奉蒋***令....共党要犯罗亦农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四月二十一日.
我的腿都移不动了，但我必须找到行刑处和亦农的遗体，就顺着马路前行，那位司机就跟着我的身后。在马路右边，凹进去一块草地当中有桌面大的一汪血，旁边地上斜倒着一个纸标，写得是共匪要犯罗亦农字样，还有一方折叠整齐的我送给亦农的洁白的手帕。我不由得倒了下去，右袖筒掉进血泊里。司机把我拉起来。大概是哭声引来不少过路人，其中一位穿黑色衣服、背上背着一个不大的蓝布包的人，他长叹一声，请我到不远的他的家里去休息一下。他告诉我是头一天下午二时执行的。我问他临刑的情况和尸体在什么地方，他说：临行前听到大声还什么万岁吧，我听不懂，尸首不知是不是善堂收了，我可以领你去看。
我跟着他仍顺着这条马路走不远，看到右边一块土地上，矗立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在阴雨绵绵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标志......我凄然站了很久，仍乘原车回旅馆向顾顺章汇报并提出我的要求，不料顾顺章已退掉旅馆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
----李文宜：《给李强同志的信》，1980.7.4.
罗亦农同志英勇牺牲后，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依旧在奋勇战斗。据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黄玠然同志说：“1928.3、4月间，我在《布尔塞维克》党刊工作， 罗亦农曾到我们那个机关去过。不久，接到警报说罗亦农被捕了。按党中央的规定，凡有人被捕，他所知道的机关马上要转移。但我们是编辑机关，书很多，二楼、三楼全是书，俄文的、法文的、中文的，什么都有。怎么办呢？大家都相信罗亦农不会供出来，对他有这个信心，但按党的纪律必须搬开。于是我们夫妻俩、郑超麟等人只好躲了出去。躲了三天，报上就登载了罗亦农牺牲的消息，连他牺牲后的照片都登了出来。又过了一、两天，见没什么动静，我们就回到了机关。我们的机关罗亦农去过，直到他牺牲后仍安然无恙，这就证明他被捕后异常坚定。”----《黄玠然同志谈话记录》，1980.4.1.
罗亦农牺牲后，李文宜在龙华附近看到的“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是党组织派人去安葬的。
后来，中央同意了李文宜的请求，备好了棺木和衣服，由李强同志派人挖出了原葬的薄板棺材。启棺后，由于烈士面部被枪击后已完全变形，难于辨认；但从腿上的松紧带，以及衣服、枕头的毛背心，完全证明是罗亦农的遗体无疑。于是，将烈士遗体重新入棺后，抬到安徽会馆，佯称安徽人停放在那里。
1931.3.中旬，党组织又把迁葬烈士遗体的任务交给了李强。大约在3.16，他和李文宜一起到安徽会馆认了棺材，然后抬到江湾第二公墓，和苏兆征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一起。当时在仓促中来不及立碑；不久，李强分别用毕觉（罗亦农）和姚维常（苏兆征）的化名，在烈士墓前立了碑记。
令人痛惜的是：在日寇占领上海后，因改建飞机场，强行迁走了公墓。全国解放后，李强、李文宜都先后到上海去找寻过烈士们的坟墓。结果，通过原管墓人，只找到了苏兆征等烈士的灵柩；而罗亦农的灵柩已不知去向。
五、严惩叛徒
罗亦农的遇难，激起了大家对叛徒何家兴夫妇的无比愤慨；同时，由于这一对叛徒掌握了党的大量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当时在党中央工作的李维汉和邓小平同志共同商定了严惩叛徒的决策。
据李维汉说：“当时，俺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何家兴夫妇告的密，但表面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共同做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我在党中央秘书处的楼上和中央特科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叛徒相信我们对他们没起疑心，就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即戈登路机关）不能住了，要他们搬个地方，搬家前先到南京路一个客栈去暂住几天。当时南京路有许多大铺子，有的两个铺子之间有个小号子，进门就是楼梯，楼上接通两个楼。特科找了个这样的客栈，要他们先搬进去住。我并约了他们在哪儿相见。见面前，特科做了周密的布置，楼上、街上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和掩护；万一出事，我可以悄悄从后面走掉。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我到那里和他们见了面，我说：你们受惊了，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还是另外找个房子住，躲避一下。我又给了他们一些钱，要他们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他们见我亲自去见面，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因此，搬家后很快把地址告诉了某同志，其实这个同志是特科的。”
----《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1980.5.14.
(8801评：感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哄骗了：何家兴夫妇能出卖罗亦农，为何不出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领导上海地下党的的李维汉？就算不在自己暂住的客栈里下抓捕，告诉巡捕房远远的跟踪，到了大世界再下手，或者干脆跟踪到李维汉的机关，来个一网打尽，岂不是能换好多英镑花花？联想到跟罗亦农接头的山东省委吴书记并未跟罗亦农一道被捕、文件也未被抄走，在加上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仅仅凭这对“海归”夫妇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就认定他们“思想有问题”，很缺乏说服力。
何家兴夫妇出卖罗亦农、红队击毙何家兴的故事情节，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有所表现，是由孙红雷扮演的红军团长（以陈赓为原型）将何击毙的，剧中也有共党实行反间计，陷害顾顺章的情节。)
特科在接受了任务，弄清了何家兴夫妇的住址后，迅速采取了行动。4.25.即罗亦农牺牲后的第四天清晨，陈赓同志亲自带领红队，闯进何家兴夫妇得住处，由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何家兴从梦中惊醒，躲避不及，被当场击毙。贺稚华额上被击一枪，见势不妙，立即连滚带爬，钻进床下。红队同志以为已将其击毙，其实她只是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事后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在此期间，特科又布置人去医院把她打死，由于防范很严，无法下手。
红队严惩何家兴夫妇的行动，制止了叛徒进一步出卖党组织的罪恶活动，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部发行） 定价：0.5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