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金融危机原因的惊人发现

金融风暴是怎么形成的？先前，经济界的结论是：次贷危机导致了这次金融风暴。次贷债务人无还贷能力，造成银行大量债权损失，银行倒闭或者银行害怕损失，紧缩信贷，使得出现大面积信贷紧缩——因缺乏资金导致商品市场低迷——工厂较少生产或停工——原材料价格暴跌——劳动者因失业或开工不足收入减少——消费品市场需求减少价格下跌——工厂更大面积地停工或破产……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当中。
那我们要问，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具有更深刻的背景？次贷危机源自美国的超前消费意识，那这个超前消费意识又是什么前提促成的？这个责任是美国人自己的还是许多力量促成的？
通过分析，情况逐渐明了，全世界对美元的盲目崇拜，促成了美国高额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又导致了美国大量举债消费别国强推给他们的商品，使美国成为全民借贷消费的国家，美国人得到了商品，支付了美元，新兴国家又把美元借给美国消费者继续购买新兴国家的商品，这样不断累积，美国国民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人群。
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美国生产力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平衡状态。美国生产创造的价值相对于消费的价值小。相当于说，美国人通过劳动挣得的收入满足不了美国人现实的消费，现在还有继续加剧的趋势，新兴国家在商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地位，越来越冲击美国的商品生产。美国人要满足现有消费能力，又期望收支平衡，期望收入增加会进一步加剧生产成本的提高，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人这种不需交换的单方面消费商品，必然导致无偿还能力的超前消费欲望膨胀，必然造成债权人的债权损失，只不过时间上或迟或早。而且早发生比晚发生好，发生的越晚对全世界的金融灾难越大。因为，这种收支的不平衡，如果不经过一次大的金融风暴是根本无法缓解，只会加剧。
金融风暴本质是债务人无偿债能力，导致债权人债权无法收回，债权人破产，市场放债能力下降，超前消费的信贷没有了来源，形成了恶性通货紧缩的局面。表面上看美国是此次金融风暴的制造者，实际情况是新兴国家过度的积累政策和美国过度的消费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要使今后的经济良性发展，各国都要保持生产力和消费水平的同步增长，保持贸易平衡，消除贸易顺差，这才是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缓解金融风暴带来的危害，贸易顺差国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顺差，极大地刺激内需，激活市场，消化自身生产能力产出的商品，振兴企业生产，扩大就业，增加工资，对困难人群全民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国家负担，教育全免费。如若不然，前期的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货币，将成为自己名义上的财富，并且这种名义上的财富在继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继续增长，继续刺激发达国家的没有偿还能力的消费需求，最终等于把财富白白拱手送给别人。有什么理由还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自慰我们外汇储备大，偿还能力强，买别国的国债影响别国的政策。而自己的国民生活窘迫，没日没夜地劳作，当着葛朗台一样的富豪，让别人成为满身债务的奢侈的穷人。我想问一问：你的劳累就是为了维持别国的消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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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说得再好也是卖国
窦含章
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 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眼前就有一例。
24日，茅于轼领衔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茅于轼认为，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如果中国粮食不够吃，可以到国际市场去买。
如果是一项单纯的学术研究，对其结论可赞成、可批评，大可不必定性为“卖国”。可是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卖国的定义是这样的：“为了私利投靠敌人，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从这一定义出发，茅于轼们搞的这个“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其本质就是卖国。
资助茅于轼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搞研究，就判定是“卖国”。美国福特基金会还资助过许多中国研究机构，中国的科研院校和学者每年都会得到国外的各类资助，当然不能说这些接受国外资助的机构和个人都在卖国。可是，拿外国人的钱虽然不是卖国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如果研究成果又是以危害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替外国利益服务，那么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就是卖国。
在过去几千年中，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没饭吃，就要饿死人，就要天下大乱，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以粮为本，都把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当成头等大事。可是在过去几千年中，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解决温饱问题。前些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乱占耕地、浪费土地资源的事情愈演愈烈，针对这种现象，中央提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对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后制定的国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正确政策，在过去几年中，违法乱占地现象增多、耕地面积快速减少的势头才得到有效遏制，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保证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可中国人刚吃饱没几年，一些居心叵测的言论就开始不时冒出头来。
茅于轼说，中国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粮食不够吃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买，还说什么“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但众所周知的现实国情是，中国有世界1/5的人口，却只有世界7%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40%，而且中国每年要新增大约近700万人口，如果不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人口上升、耕地减少，中国吃什么？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何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国际粮价就会飞上天。
今年上半年，国际粮价飙升，一些国家和地区马上出现了“米荒”，直接造成民众生活困难、社会动荡。但中国并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靠的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这才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如果作为基础性物价的粮价不能保证稳定，那么中国就会物价飞涨，社会就会不稳。至于说到房价，不过是茅于轼唬人的把戏，中国现在房价正在往下降，各地的土地拍都拍不出去，说明中国房价的涨跌跟18亿亩耕地红线压根儿没多大关系。
茅于轼抛出谬论，谁最欢迎呢？很显然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外国人拿钱资助茅于轼们研究的题目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得出的结论却是粮食很安全、耕地不需要保护，搞这种把戏的目的，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近些年来，学者拿钱替特殊利益集团代言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果把这种现象当成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也还说得过去。可是，像茅于轼这样置本国百姓的安危于不顾、拿外国人的钱，替外国人办事的行为就不该容忍。（窦含章）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12/25/content_10556247.htm
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管”出来的
人民网《大庆：好医生是“管”出来的》报道：
2008年初，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通过实施医德考评制度，建立医德档案，作为医护人员绩效考核、岗位聘用和奖优罚劣的参考依据。实施一年来，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的医疗投诉率同比下降12.9%，患者满意率明显提高。
制度规定，医德考评每年进行一次，采取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和医院评价三个步骤；考评内容，包括遵纪守法，廉洁行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七方面；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较好、较差四个等级；被考评人员，集团在职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及窗口服务人员、导诊、陪诊等4650名医务人员。
“考评不是走过场，奖惩将在集团公示。”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总经理孙希明说，考评为优秀或良好的，要进行奖励；考评为较差的，轻则取消评先选优、晋职晋级等资格，情节严重者将予以缓聘、解职待聘，解除执业医师资格。
2008年年终考评结果是：310 名人员受到奖励，64名人员受到处罚。“看来干好干坏就是不一样，医德考评制度公开透明，奖罚分明，我们服气。”结果公示后，在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医务人员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对此议论纷纷。
大于感到这则报道不错，其中特别值得品味的是报道的题目“好医生是“管”出来的”。把这个题目发挥一下，可以说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管”出来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是“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管”出来的，共产党的好传统是党内不断整风“管”出来，好干部、好作风、好环境、好的社会风气都是“管”出来。
像大庆“管”出了好医生这样的例子很有意义。它说明不管什么问题，只要用科学的方法认真去“管”，都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比如这些年来网上低俗之风蔓延，性，暴力，谎言一幕幕肮脏的图景在网上充斥蔓延，对社会风气带来极坏影响。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开始“管”起来了，马上就有了一定的效果。
反之，如果没有一个规矩，或者本来有规矩还去坏了规矩，对坏东西放任自流，甚至姑息养奸、沆瀣一气不去管理，那么好的会变坏，坏的则会更坏。好多的坏东西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也在最近，广东省检察院1月6日下午在对外公布的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 “十条意见”中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这些“意见”就有些让人有些担心，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对企业高管可以“管”松一点。如果真有这个意思，那实际上可能会害了这些企业高管。
最后，建议所有的领导同志认真读读这篇报道，它说的道理虽然很简单，意义却很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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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搞第二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需要搞第二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不过这一次不是让人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具体的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也未必全得带动后富地区，但总的来讲，它应与后富地区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具体的就是在中国搞先富带后富，其实未必见得有多么的合理。因为先富的因素有时可能很多、很多。这里既有历史成因，也有一定的政策实行后果。所以全都搞先富带后富，那实际无异于饮鸩止渴，望梅止渴。搞先富带后富，不一定合理，那么搞全盘统筹是否也有必要呢？这个问题也得分开来讲。在有的地区，有的内容上搞一些统筹发展，不仅不会破坏市场发展的正常进行，而且实则有弥补市场发展空缺的含义。但总的来讲，靠统筹发展终归不是什么新鲜的发展，不是什么具有与时俱进时尚的发展。恰相反，它许多不是沿袭了旧有的统筹兼顾，合理竞争，就是承袭了要计划发展的历史格局。而这种格局不仅不会对未来的中国发展能产生出多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而且实则有贻误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的倾向。所以总的来讲，要想在中国解决当今所由发展，由改革，由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所交困引起的问题，比如腐败等等，我以为，首先的可能就是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发展方法。具体的就是我们不搞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因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方法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但却应该可以搞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因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是统筹了以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后来的不能让后一部分人也不富起来的，我们经常所讲的科学发展观的综合品质。以实行一种有发展，也有统筹的兼顾的品质。
具体讲，在我国，在改革后期，其实无论是在发展和稳定的内容上，都已积压、积累了一定的很深层次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既表现为改革进展速度不够积极，同时 也表现为既有的发展矛盾，想不解决也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刻。而这样就是说，如能双管齐下，比如既统筹发展中的矛盾，比如不均的矛盾，差距拉大的矛盾。但又能同时使原有的改革起点，能在一个更高层次的领域积极推进，那我以为，无疑应该是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和改革，是能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作用的。具体的就是我们搞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可能要同以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有一些方法上的区别。比如原先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通过搞市场经济搞起来的。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则可能就得是通过一定的市场经济同一定的计划经济的相互不同的“对峙”搞起来。具体的就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上的市场化改革，那其实首先应是参照某些还不富起来的所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去参考着改革。这样就是说有对比总比没对比要好的多。而如不搞这种对比，相反一律参照着外国的模式去搞对比，那有时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有时可能还容易弄个南辕北辙。我们搞改革总得有个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是参照外国的好？还是参照本国以前，本国现在，甚至本国将来，可能确实有好多使人感觉不如意的地方去改，去搞？我以为，答案应该是明晰的。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当前应该能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我以为起码有使改革不再呈现一种想积极改革，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动力的状况。其次是能有使改革总不至总在一个水平上的发展。最后，是应该能有利于化解当今改革现状中所存在的诸多种矛盾的解决。搞两种经济体制的两种不同改革，目的也就在此。详情请参阅本人昨日发的文章“两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始终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