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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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政令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故而不在乎专研学术的教员,而追捧来兼课的政府高官,因为毕业后可倚为靠山。
    蔡元培认为“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他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指斥的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文凭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他的办学主张,更足以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据梁漱溟回忆,1917年自己受聘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时,年仅24岁。蔡先生是因看到他论述佛学的《究元决疑论》后提出聘请的,他本不敢应承,蔡诚恳地对他说:“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这几句话打动了梁漱溟,于是应承下来。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
    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
    蔡元培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                    
    为推行“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这个建议获得通过,由北京大学试行。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 “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立教授会,推行“教授治校”制度。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后来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他曾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当时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认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在主张“兼容并包”的同时,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理念:“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
    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曾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的《茶花女》、《迦茵小传》等言情小说,同样有悖封建伦理。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林长民5月2日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
    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令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于5月9日挂冠出京,经天津南下转抵杭州。
    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蔡元培这三个“不”,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他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大师生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才应允回校。回校以前,他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同年9月20日,蔡元培重新回到北大视事。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掌校十年有半。其间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此后,他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身后备极哀荣。陈独秀尝论其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位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