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拍造假：1956年后一些著名照片的真实来源（图文）

摆拍造假：
1956年后一些著名照片的真实来源（图文）
2009年03月31日 16:46天天新报

文献摄影讲究客观真实，然而在1956-1959年期间，中国摄影呈现出时代大背景下的特异景观。假照片、假新闻风生水起，浮夸之风盛行，给中国摄影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作者立足我国1956-1959年中国摄影史上的问题与争端，如照片的摆布与加工、左叶事件、大跃进中的摄影争辩等，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摄影的真实面貌。
摆拍之争 北海公园事件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在当时被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一致反对；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方法而已。时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墙报上率先对杜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摄影记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拍照发稿是不对的，并请当事人考虑她的意见。分社内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展开，并上报了总社。
对1956年的中国新闻摄影界，乃至后来3年的整个摄影界来说，“北海公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局甚至构成一个隐喻，并带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预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摄影组对这件事认识一致: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但随着大量文字记者加入讨论，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一些文字记者倾向于认为杜这样做应属于“虚构”与“摆布”，分社领导没有批发这张照片是对的。摄影记者带去的人，目的不是游园，而是为了给摄影记者当新闻图片中的“模特儿”。
显然，文字记者的加入，使得讨论增加了不少思辨色彩，问题更被推而广之:
摄影记者带自己的孩子充当“演员”或“模特儿”，可以在选取角度上、构图上更方便，这似乎是采访中的“捷径”，如果推而广之，我们拍摄和平利用原子能或其他什么展览会，都可以叫记者本人或家属充当“参加者”，采访人民选举等也可以依此类推或效仿——这种做法我们想是不应该被承认的。
此刻，杜修贤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自1953年，他所供职的新华社对照片的“摆布”、“组织安排”、“客里空”、“虚构”、“造假”等问题正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包括总社、各地分社在内的一批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了。有关此事的讨论一直进行到这一年年底。
组织拍摄 “这是大报的记者，胆子也大”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在讨论中举例说，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国家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
艾丁在陈述了以上问题后，评价道:
这样“组织加工”，虽然可能达到记者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实性。
艾丁又举了个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组织加工”的例子:《人民日报》记者林沫在翁牛特旗乌兰敖都牧业社采访时，曾组织一个妇女去绣一双已绣好的绣花鞋，说这位妇女是为了迎接“七一”。
艾丁还举出了《人民日报》画刊上曾经刊登的喂小鸡、喂猪两张照片。事实上，那位喂鸡的妇女自己根本没有鸡。
摄影记者的这种行为在当地有什么影响呢？艾丁转述了中共昭乌达盟盟委一位部长的话:这是大报社的记者，胆子也大。
艾丁并没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仅仅停留在曝光别人的事情上，他还说出了自己“做过的一些使人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他在翁牛特旗乌兰陶格牧业社采访时，“补拍”了共产党员尔登忙来教女青年团员南斯拉玛学驾驶打草机，和社主任朋斯格去检查过冬准备的两张照片。
1956-1957年间，来自新闻界内部，另一种声音也开始鸣放，葛力群、黎航的总结颇有代表性:有谁愿意欣赏那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原始素材呢？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手段，“摄影记者”们“组织加工”一下，“摆布”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雪印文章的标题是《是组织加工呢？还是摆布？》，胥志成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报道工作的一些体会》，田建之文章的标题是《与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获》。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袁苓这年6月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采访时拍摄的照片。“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是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胥志成证实了雪印的说法:
这张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组织的。事后，我觉得组织得过分了。不应该这样组织加工。我们是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却在没有试制“解放牌”汽车前把照片拍了（当时还没试装“解放牌”汽车，正在用苏联的总成装吉斯车）。我们拍的是苏联吉斯车，把一辆吉斯车的水箱外罩和发动机外罩换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张照片的内容是“在发动机车间的活塞工部里，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活塞”。
田建之叙述了“这张图片的拍照经过就是这样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在场，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活塞，活塞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他们把活塞摆在检查台上。十多个活塞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活塞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摆拍特例 徐建春给毛主席点烟
这是一次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组织”行为。多年来，几乎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个故事的同事，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行为赞赏有加，来自摄影记者供职机构的官方评价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与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这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
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
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觉得“不过瘾”。后经观察，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他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工作照”。
另一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摄于1962年，也是吕厚民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起“导演”出来的。
李鸣生评价道:
肯定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留下了“毛主席喜欢打乒乓球”的深刻印象，就是因为看到了吕厚民先生拍摄的这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便以为毛泽东真的是很爱打乒乓球，甚至有的还以为，毛主席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呢。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除了酷爱读书、游泳、散步之外，打乒乓球并非真正所好，他不过是偶尔在茶余饭后挥动几下拍子而已。
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并不为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所知晓。“红色摄影师”们的拍摄手段，更没有在业内引起争论。相反，大家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更能体现一个时代中个人或群体的情感诉求。因而，这成了“组织加工”、“摆布”讨论中的极为特殊的“成功”个案，而没有进入争论者的视野。
严厉批评 “新闻照片怎能弄虚作假？”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类新闻摄影中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等问题，曾明确反对过。
的确，中国共产党摄影历程中的诸多事件都与周恩来有关。1950年4月，在新闻总署设立新闻摄影局；1952年，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等工作，都是在周的亲自操持安排下成立的。
对于新闻摄影中的加工、摆布等问题，周总理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吴群对此也有记述。
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会时，周总理发现一位摄影记者因未拍上代表在现场投票的情形而要求补拍，就严肃地批评说:
新闻照片怎么可以弄虚作假呢？
周总理在审查照片时，看到一张农业生产的照片上有一排标语和一幅毛主席像，就提出质疑:
这是为照相摆的吧？平时能这样吗？
他看到一张自己和外宾谈话的照片把当时在场的翻译修掉了，就批评说:
没有翻译，我怎么同外宾谈话？会见外宾，也不是我一个人，参加会见的同志都一样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周总理还多次从技术层面指出摄影记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摄影记者的基本功不过硬，摄影时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只会摆好了照，不会照活的。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也可以向国外记者学习，以便提高摄影技术。
“早稻卫星照”是如何出炉的？
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照片——一颗早稻大“卫星”，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那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
其中一幅照片，四个孩子站在生长着的稻穗上。照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
这张影响广大、甚至被当作“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到底是如何出炉的呢？
1958年《大众摄影》九月号（总第三期）第17页刊登出于澄建写的拍摄经过。这篇文章的刊出时间（1958年9月20日），距离照片见报时间（1958年8月15日）仅仅过去一月余。“一颗早稻大卫星”与“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这一名称指的是同一张照片。
“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拍摄经过
“欢跃在早稻‘卫星’上”这张照片是在全国早稻高额丰产声中拍摄的。当我听到了湖北省麻城县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了这颗早稻卫星的消息后，我以十分兴奋的心情随湖北省委验收组的同志一起到了现场。茁壮饱满的稻穗长得密密层层，一片丰收的喜悦景象呈现在我的眼前。题材是最好的，但为难的是表现方法问题，如何使照片表现得新颖，而且能说明高产丰收，这是我在去麻城的路上已经再三思索过的问题。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很好，用禄来福来相机矮克发，21/100°DIN胶片，f/11，1/125秒，加二号黄滤色镜。由于拍摄距离较近，虽用1/125秒还嫌慢，所以右边两个孩子因跳动而稍显模糊，但有人说这样正可以表示动感，我也觉得有些道理，还希望大家指正。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以上是我这次拍摄中的尝试，这次拍的照片还不够理想，不过通过这次拍摄，我深深感到:一切有意义的题材都蕴藏在美好的现实生活中，一切生动的表现方法也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
后来，于澄建说: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十几亩地的水稻并在一块稻田里面，并在一块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了，那又根据这几分地的产量算出来整个大概平均亩产36956斤。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
大跃进摄影展:“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将要出现”
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以后，新闻界部分农业报道人员的情绪就开始处在亢奋之中。其实，对于各地出现的高指标，许多人是有看法的。亩产几千几万斤，大都知道是瞎说的，但在不断“反右倾”、“拔白旗”的压力下，少数人瞎吹，多数人不吭，党报一宣传，谁还敢说什么？至于在新华社总社编辑部内，这种情绪也普遍蔓延——亢奋，充满诗意及浪漫想象的气氛在一群脱离农村实际、又握有稿件编辑生杀大权的编辑中弥漫。新闻史上的诸多“奇迹”都是这种编采“共鸣”的产物。
1958年5月31日，《中国青年报》二版刊登了于澄建拍摄的照片，介绍湖北谷城县2.5万多亩小麦获得空前丰收，画面是共同社青年突击队连夜抢收小麦的情景。照片说明写道:已经收获的地区，平均亩产高达500斤，比去年增产一倍，还出现了许多“千斤社”和“千斤乡”，目前，全县农民正全体动员，日夜收割，争取颗粒还家。
6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刊出两张于澄建拍摄的照片，反映湖北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29亩小麦，每亩产量达到2173.7斤，其中11亩达3215斤。这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8月4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登于澄建拍摄的照片，标题为“早稻亩产一万五千多斤的创造者”。这张有三人站在水稻田中的照片，记述了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社长、全国劳动模范官本生和驻社的区委书记洪申，及青年实验组的官木堂，在早稻丰产实验田里的情形。
8月12日，于拍摄的“长风社的青年突击队员们正在加紧打稻谷”的照片，也被《中国青年报》二版采用。
上述照片只是作为版面上文字报道的附属物出现的，虽照片说明中，包括亩产数量已出现浮夸倾向，但照片基本上还是那些热热闹闹，实行人海战术的大场面，没有对普通人的认知能力构成挑战。
但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的四张组照——一颗早稻大“卫星”。正是这组照片中，四个孩子站在稻穗上的那一张，突破了一般人的正常感知范围与理解力，构成了对公众经验的挑战。于的这一创造，对随后的“大跃进”照片拍摄者产生了示范作用。
8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于澄建拍摄的各地来建国一社丰产田“取经”人员络绎不绝的照片。
经媒体广泛传播，这组照片产生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同时，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在榜样的感召下，大量农业“卫星”照片应运而生了。
在于澄建的那组“一颗早稻大‘卫星’”照片发表一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左下角相同位置以“本报芜湖21日电”为电头，刊出消息《东方红红遍天 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这则消息报道了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放出一颗惊人的大“卫星”，在1.03亩的田里共收干稻44367.13斤，平均亩产43075.9斤，创造了全国水稻亩产新纪录。这则消息还配发评论《向安徽人民致敬》，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文章认定，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大面积丰收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出钢铁、出粮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组报道只配发了作者漫画家苗地所画的插图——“跃进，再跃进”，没有配发照片。但在6天过后的8月28日，有关这一题材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二版头条位置。
署名“戈永坤摄（新华社稿）”的照片说明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收割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好奇地爬上了稻颗，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颗没有多大的影响。
无论是专业的摄影记者，还是各地的摄影通讯员，显然，他们也在拍照中开始了相互攀比、模仿，施放起照片“卫星”来了。
在丰收的田野上，不断地涌现奇迹:稻穗上能放鸡蛋，紧接着，稻穗上站着三个胖胖的小孩，不几天稻穗上又坐着一个欢乐的姑娘，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
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将要出现。
这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改写的照片说明，发表在这份报纸1958年9月5日二版上，配在由新华社记者李志昭拍摄的13个青年“稳稳当当地站在稻穗上”的照片下面。这段文字既是对前一段时间媒体刊发农业题材“放卫星”照片的总结，同时，也放出了更大的一颗“卫星”: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亩产跃过6万。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右下角，也刊出图文并茂的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 一亩中稻六万斤》。报道说，这是“把六十二亩二分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最高度的密植”得来的。
报道中的图片也放了“大卫星”，图片说明是这样的:这块中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新华社记者 李志昭摄（传真稿）
如果说人们对于密植的水稻稻穗上能否站四个孩子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的神话，就该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与造假了。包括摄影记者在内，此刻，相互攀比、集体造假行为已经登峰造极。只是事后，众多的参与者都没有留下姓名，恰恰是摄影记者把名字留在了照片旁，成了遭人诟病的靶子。
1958年5月20日至28日，一次早产、仓促的展览——“大跃进摄影展”在北京开展，共有96人的155幅作品参加展出。展览内容包括领袖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工业建设的新面貌，农民们改造自然的斗争等。展览本身也是摄影界“大跃进”的产物。新华社摄影部陈正青看了展览以后，“感到摄影界已和全国人民一样投身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
时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陈蝉鸣看完展览后，把这次展览与先前举办的几次其他类型展览做比较，认为“从其展出思想上来看，就有很大不同，它具有新的特色和新的风格”。他以不加掩饰的赞赏口吻写道:作品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又丰富地揭示出当前时代的风格——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东西不多，但美不胜收，朴实而又不平淡，紧紧抓住了时代的心弦，共产主义的思想贯穿在每一张照片中，看后使人振奋，激发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和责任感。
《人民日报》编辑:这“诗一般浪漫的年代”里，自己在办报，又好像在做诗
1958年初春的“大跃进”声浪中，首都新闻摄影界大都提出了“工作全面跃进”的口号，甚至包括具体指标，这被业界称作“多年未有的新气象”。拥有重要地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更是身先士卒，摄影组在《人民日报》大楼的楼梯口，贴上了醒目的大字报:
赶上新华社的快、追上青年报的活泼和多、做到工人日报的准、学到北京日报的美和稳
3月1日，《人民日报》召开全社跃进动员会。3月2日，摄影组经过热烈讨论，宣布了全组跃进计划。这就是《人民日报》摄影组组长高粮代表“摄影组的同志响应本报编委会号召，向党、向领导所表示的决心”。
问题是，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1957年，《人民日报》摄影组共有8位记者，全年部门记者见报图片810张（其中包括280张人头像）；而在1958年，摄影记者人数减至4人的情况下，全年指标仍是实际见报720张，要保证每天摄影组有4张经总编辑签字认为可见报的图片，而这中间又要保证有两张实际见报。
在这个指标的要求下，保证把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允许我们报道的新闻）和版面临时需要配合的图片都包下来，随叫随到，答应就有，及时供应。在图片的思想内容和光线角度上保持本报独特的风格。
仅仅四位为了完成工作量，只追求“多”，却常年不得一日休息的摄影记者，还能够做到“快”、“活泼”、“准”、“美”和“稳”吗？这些各报优点之集大成设想，在四位奔波着的摄影记者急促快门声中，真的能够成就高粮所称的“本报独特的风格”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但，在刚刚到来的1958年，《人民日报》整个报社都在大跃进中，“新的英雄的革命干劲激励着每个人的心”。这股“飓风”涤荡着“长久以来《人民日报》摄影组缺乏朝气，工作中有被动和埋怨”情绪的局面，甩掉“老资格包袱”和“骄气”，杜绝等待见报后再搞下一个主题的“坏习气”和不见报就不如意的“臭怨气”，迫在眉睫。《人民日报》一位编辑在回忆中称，这“诗一般浪漫的年代”里，自己在办报，又好像在做诗。
1987年5月，于澄建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发表《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文中于“积三十年摄影记者工作之正反面经验”，“深感调查研究的重要”。他在回溯这段经历时写道:
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水稻亩产36000斤”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应终身引以为戒。
1980年7月，著名摄影家蒋齐生对此有一段评述:
50年代，正是弄虚作假的摄影为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影响。
○摘自《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晋永权 著 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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