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一些国家正在默默地为通货崩溃作最后的准备

过度的路径依赖是非常可怕的。这里所谓的路径依赖，包括：思维逻辑；管理团队；工作方法；政策传统等等。由于巨大的管理惯性，开辟新的路径是极其困难的。对于最高决策层来说，放弃路径依赖意味着重大变革。路径依赖的反义词，是流程再造。流程再造，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过去称之为反潮流。毛泽东就是反潮流的高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率先打破民主革命的路径依赖，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从联产承包制入手，仍然是以农村为突破口，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邓小平并不迷信西方激进市场化的主张。大政治家，都是反潮流的高手。相反，戈尔巴乔夫之类投入主流的“聪明”政客，往往落入“主流”的陷阱，最终沦为历史小丑。
反潮流，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当这个潮流仍然是主流的时候。反潮流，就需要预备好极大的道德勇气和超乎寻常的智慧。
当现实和事实都已经证明，旧有的体制完全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的时候，就必须开始伟大的变革。当然，变革绝对不会有捷径。变革，首要在思想；其次，在人和机构；最后，才是方法和政策。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只是末流。
中国当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国内外形势的严重误判。基于这种误判，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种误判不仅仅是水平和能力问题（当然存在这种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利益集团及其相关者们，有意在误导最高决策层，使他们集体错误判断形势。这种集体的错误判断，为国内外利益集团操纵中国经济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笔者极其震惊的是，国内外利益集团不仅仅是操纵经济的高手，更是操纵政治的高手。他们出手阴毒险绝。他们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仿佛任何敢于说出不同观点的人，都是在唱反调，都是在动摇信心，都是政治不正确。这种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教条主义今天重新上演了。
笔者认为：国际经济形势极其险恶；国内经济形势非常脆弱。值此内外巨变的非常时期，理应采取非常策略。请看客们收起自由主义和凯因斯主义的幌子吧！中国人应该采取中国人自己的方略。
国际经济形势大体会经历四个阶段：结构型通缩；结构型通胀；全面通胀；通货崩溃。笔者认为，考虑到全球通货超发行严重失控的现实，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没有根治的可能性，通货崩溃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式。通货不断膨胀以至于崩溃后，将迎来全新的通货再造。那些能够成功跨越通货崩溃的国家才有资格进入全新的经济纪元。一些国家正在默默地为通货崩溃作最后的准备。是的，如果解决危机的方法是一次可以控制的通货崩溃，那末，另一些国家反通货崩溃的努力将是非常愚蠢的。这里没有垂死挣扎，这将是一场凤凰涅槃。而那些没有能力跨越崩溃的国家将会陷入动荡、分裂和战争。
国内经济形势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尽快实现三大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速度与效率的平衡；城市化与就业的平衡。显而易见，中国极其有限的财政金融资源应当用于实现上述平衡。而绝对不是继续刺激经济总量的扩张。如果，将有限的资源，在国际形势巨变的前夜，耗尽于所谓的保发展，我们将错过通货崩溃再造的历史时刻，将使国家和国民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开始进行有序的战略收缩。在风暴即将到来的时刻，要作好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储备，关门闭户，以逸待劳。
笔者认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要作战略调整。应清醒地认识到，依靠生产规模扩张来增加就业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中国解决就业问题要有新思路：第一，价值重心必须向第一产业转移。简单地说，就是理顺农副产品价格。第二，彻底开放服务业。第三，国家大力投资环境修复工程（修理地球）。
笔者认为，为了占领未来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中国始终要把管理进步和科技进步放在解决经济问题的首位。敢于投资人才和技术。制定系统的鼓励创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法律规章制度。可以考虑遴选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给予对于技术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奖励。
笔者认为，中国领导人要不遗余力地降低制度成本。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所在。绝对不能容忍制度成本突破警戒线（请参阅笔者拙作《政府的死亡底线》），阻止整个国家过早贵族化和退化，避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出现历史性的停顿。
最后，功夫在诗外。环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良策（遑论金融良策）。我们必须回到政治。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需要道德的勇气。所有解决经济问题的钥匙，都在政治变革的抽屉中。老实说，我们已经受够了学者们的“智慧”了，我们现在更需要政治家的良知。笔者的所有建议，无不涉及利益分配，无不属于政治的范畴。危机终于给予了中国政治家创造历史的机会。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要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最低限度，我们不能丧失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当然，历史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家。只有伟大的人民才能缔造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共同创造伟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