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主义之 三 之 《个人崇拜规律》 孙越生 作

个人崇拜规律
按照官僚政治元模式而组织起来的单向支配系统开始运用之后，必然导向个人独裁为其极致形态。当官僚政治的首脑由革命功利主义者一旦变为革命果实垄断者的时候，个人权威欲和剥削欲就会无限地膨胀起来，越来越具有排他的倾向。汉高祖诛杀韩信、英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立胡惟庸、蓝玉案，清康熙诛杀鳌拜集团，雍正兴年、隆诸狱，都说明首脑为了杜绝权相重臣窥伺神器，不惜杀戮大批功臣、战友。而清初逐步取消旗主诸王的“合议制”的过程，则说明独裁者地位巩固之后，也绝不允许任何集体领导来瓜分他的权力，染指禁脔。久而久之，那些在“杀鸡惩猴”过程中深受教训，留下来仰承帝王鼻息的高官显宦们自然要高唱“皇恩浩荡”了。
从官僚的私欲看来，天经地义的逻辑就是：帝王是权力的化身，真理的源泉，苦难的救星，荣耀的施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管它什么主义和阶级，皇上的智慧只能以全民的愚昧来对比，皇上的金口何妨以全民的哑巴作陪衬；皇上的天赋万能不惜以全民的精神白痴为条件；皇上的纵欲，应该以全民的禁欲来增效添趣；皇上的光荣可以用全民的耻辱来换取；皇上的神化当然以全民的奴化为代价。
从帝王的权欲看来，地义天经的逻辑就是：他既然占尽人间春色，朕即国家，当然要进一步与天公试比高，步入神的仙境。所以秦皇一即帝位，就嫌肉身凡胎的终身制与世袭制的不足，而要遍寻长生不老的仙药；汉高订定朝仪，百官便须三呼万岁而后已。几千年历史哪个帝王的寿命不被颂扬得与天地同辉，哪个帝王的威信不被神化得与日月争光。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无非说明万岁的梦幻虽醒，性急的黄粱难苏，总以为个人的意志能够加速地球的旋转，主宰千万代子孙的命运。这便是官僚政治由个人独裁而来的神化首脑的个人崇拜规律，实质上就是权力拜物教。有了权就以为有了一切，左右一切，权力万能。这种权力拜物教在富有父家长制宗法传统的国度里，对死去的首脑会产生祖先崇拜，对活着的领袖会发展为个人迷信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官僚政治中的权力至上，与资本王国里的金钱万能，实有相互辉映，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原本是压迫欲和剥削欲这对恶德的必然表现，同反侵略斗争中的团结奉献和劳动生活里的分工合作这种善德的表现一样，都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人类的大旗上已经出现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生态环境这类大同文化因素的新口号时（这说明绿党的思想无疑已成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还有人毫不知耻地手捧“权经”，赤裸裸地高喊：权!权!权!而在80年代，当改革成为人类一次最伟大的觉醒浪潮时，权字却同时成为改革过程中最巨大的难题。不言而喻，在困难的顶峰，则是受个人崇拜规律所支配的那种权。
人民如果不甘心悲观得把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地交给一种自然过程来支配，又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奇迹，即以权力中心产生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过程，那么，人民所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努力，靠亿万人凭各自的良知良能逐步形成各种公共生活准则，并按照它努力做一点既有利于增进自己幸福与知识，也有利于增进社会幸福与知识的和平演进工作。
只有使自己得到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和平与幸福，同时又不透支下一代的和平与幸福，从而能确确实实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前进一步的人民，才是普普通通而又比较成熟的一代人民。那种易于轻信理想，易于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人民，反而是比较不成熟的一代人民，不容易制约权力的人民。而国家机器则只需要用法律与财政手段去支持和保证这些公共生活准则的有效实施，就是称职的、真正廉价的政府。几千万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这股最强大的社会有组织力量，如果能够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这种陈腐迷信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的现实，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到带头去形成和执行这类公共生活准则，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成功的最现实的道路，上述奇迹才易于出现，人民才会把共产党当做最亲密有益的朋友
轮流坐庄规律
权威欲和占有欲并不是帝王一人的天性，只要是人，莫不都有这种恶德的萌芽。问题是有没有权力来实现和有没有善德来克制。根据官僚政治的元模式，百官既然是皇帝权力的等价形态，代表皇帝的绝对权威实行对人民的绝对统治，那么，那些有权缺德的官僚自然要在代行皇帝权力的过程中以权谋私，分一杯羹。在对皇上实行个人崇拜的同时，当然也要求下级实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于是，官僚政治中的上行下效现象就成为一条规律。而且往往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变本加厉地扩大权力单向支配的效应。上既有三千粉黛的风流天子，下必有霸占民女的花花太岁；上既有急性病，下必多催命鬼；帝王的权山利壑之欲没有穷尽，百官的人欲横流哪有止境?
自从奴隶制王朝和贵族制封建结束以后，帝王百官便没有了以血统为标准取得特权的借口，“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口号，就把竞争机制引进到权力之争中来。当旧王朝把百姓压榨到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时候，野心家必然会高举“替天行道”的招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个人崇拜口号，“取彼而代之”。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丝毫也不新鲜，完全是专制官僚社会的老把戏。
所以，几千年来个人崇拜的历史，随着人治的盛极而衰，衰极又盛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其实是百家姓中轮流坐庄崇拜的历史。老百姓拜完了这家拜那家，拜完了此姓拜彼姓。中国的专制帝王少说已换了几十姓。所以，个人崇拜规律，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实是轮流坐庄崇拜规律。当个人崇拜未换姓之际，必须先有一个君权式微过程。这时，官僚政治元模式就开始发生变形，首脑支配百官的权力逐渐名存实亡，中央的令不行，禁亦不止。有势力的权臣、武将、门阀、豪右往往会内外勾结，结党营私，或拥兵自重，自立山头，把皇帝老儿架空，甚至“挟天子以号令天下”。这时的专制官僚政治权力就出现多元化的倾向，由有序的封闭系统转化为无序的开放系统，统一的王朝就会陷入分立甚至混战不已的局面。原先隐蔽的各种山头公开化和严重化是轮流坐庄规律竞争机制的必然环节。
中国中古时代，自魏晋以后分裂割据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瓦解后最大的危险。轮流坐庄规律和山头规律，其实只是个人崇拜规律的变形而已。因此，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