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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问题
大学问题不单纯是教育问题，因为大学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兴衰。随着本科生、研究生的不断扩招以及学历、文凭和其他各种证书的泛滥，招生腐败、学术腐败、教授嫖娼等丑闻的不断披露，大学的神圣性和纯洁性遭到玷污，大学的精神魅力在减损，大学的人文资源在流失。前段时间，《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某些“特别能考研”的地方院校不正常的教育模式进行质疑和批判，有辩护者搬出“教育公平”的理论来为热衷考试而疏于学问的弱势高校学子开脱，其论述热血沸腾，愤世嫉俗。但仔细考虑，这不是把学问当作兴趣，而是一味把“考研”当作向上爬的跳板，当作改变“低下”出身的终南捷径，说到底还是对大学本质的一种歪曲。
理想的大学体制，是保障学术自由，张扬学术追求，鼓励学术探索的机制。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洋溢的理想主义热情和“乌托邦”情绪早已无处寻觅，甚至连一颗潜心学问的平常心也成为稀有品了。
诸多大学不约而同地提出“创世界一流”，早已招惹各方批评。其实，这些口号不过是教育官僚的政绩设计而已，难以成为大学师生共同而自觉的追求。网络和媒体炮制出若干版本的大学排名，暴露了教育评价的数字化、类型化倾向和好大喜功的心态。殊不知，大学的吸引力来自其独有的精神高度和学术热度，而与消费时代的种种炒作和热闹无关。物质的丰盈并不能增长大学的活力，反而会给大学带来精神上的萎靡，教师的学术活动日趋游戏化，学生的校园生活日趋享乐化。大学所提供的想像空间和情感皈依与世俗社会趋同。导师被称作“老板”，学生环绕周围，靠攒书、参加企业家和地方官员组织的非学术活动牟利。利益攫取的心思冲淡了学术政治和心灵冲突，学术上的“异端”和“另类”越来越少，过去大学校园里时常见到的学术“怪人”也在市场行为中恢复了功利生活的“常态”。为了获取学术利益的最大化，复制、拼贴、模仿、抄袭成为最常用的手段。做学问本来是一个慢功夫，可是一旦和金钱、名利挂钩，自然就耗不起时间了。大学由“研究型”向“实用型”的靠拢，固然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却失去了对冷僻学科的尊重，牺牲了长期培育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下，强调大学的精神修炼功能，似乎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味道，但是，过分追求“有用的学问”，必然会戕害学子的学术崇拜、学术信仰和对知识的天然渴求。其实，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对英语、计算机等实用性学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是时代改变了一代人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大学能够负载这么多的道德重任和人文期许吗？过去安于清贫的知识者在市场中苏醒过来，他们意识到没有物质的呵护和金钱的服侍，许多崇高的目的难以实现，甚至连思想生活都难以为继。打着适应社会、适应市场的旗号来降低大学教育的精神高度，放弃对社会正义的发问和追究，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大学的世俗化、平庸化最终会导致一代人的世故、投机甚至无赖。大学因为工具理性而成熟，也因工具理性而堕落。趋利性选择诱使大学想方设法将其内在资源转化为外在权力，知识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与奖金、评级、评职称等挂钩，这样一来，学术共同体能不被一种商业化氛围所笼罩吗？无论“一流大学”还是“一流教授”、“一流学者”、“一流成果”，这些名堂后面都潜藏着对“一流”功名和利益的诉求。喊得越响，炒得越爆，好处聚集得就越多。沉默意味着死亡，缓慢意味着弱势。灵魂的炼狱者被抛在了路上，大学的“真精神”便被搁置了起来。不甘寂寞、不甘清贫的大学，不可避免地与商业社会同流合污。教授面孔的市侩比小贩面孔的市侩更加可怕，危害更深。“乌托邦”信念的缺失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淡薄，使得大学渐渐丧失了与商业喧嚣对抗的力量，只能向金钱原则妥协，混同于一般的营利组织。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加剧的今天，大学应当成为公共良知的代表，成为关怀底层命运、汲取草根智慧的一个精神团队。这是由大学相对独立的知识体制决定的。知识分子退居社会边缘，并不意味着死亡，因为不依附于任何利益，所以获得了火热的良心、清醒的理性和民间的资源。大学具有自己内在的精神秩序，不仅在专业内部发言，而且向整个社会发言，以显示金钱以外的另一种价值。在“人心唯危”的浮躁年代，大学应当是安详、从容的。因为超越了功利主义，所以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纯真。大学的美丽即在于此，她应该是一个匮乏时代的希望所在。她的尊严在于拒绝时代的贿赂、心灵的麻木和精神的荒芜。在这个没有救世主的年代，大学是否应该有如此沉重的担当？这种诘问的普遍化从表面上看有一种解构神圣、躲避崇高的平常心，实则是精神失范的一种表现。大学应当强化自身的精神来防止时代的精神空白蔓延开来。强调大学的人文性，就是为了阻挡大学精神功能的萎缩和退化。作为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资历，一种生存资本，而且是一种激情，一种力量，一种责任，一种信仰。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说：“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放弃独立判断，放弃自己的声音，对社会盲目跟风，无疑是对教育公器的一种亵渎。维护大学的梦想，捍卫知识生活的尊严，已经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使命。蔡元培提醒教育者，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扫除浮泛于大学这个精神现场里的谎言、势利、扭曲和平庸。
大学不是风向标
口号往往是常识的敌人。喊口号的重要功能就是给人以兴奋和幻觉。口号所制造的语言快感和话语泡沫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使人远离理性和冷静。口号的本质在于谋求话语霸权，获得强势地位。但由于意义的虚空和价值的缺失，口号在作出完美假设和漂亮承诺的同时，也便成为落实的障碍和实现的屏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口号的荒诞性，是在被国内若干所大学广泛复制之后显露出来的，因为一个量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不可能成百上千的大学都是“世界一流”，被普及了的“一流”本身就是一种恶俗的符号。“世界一流大学”一旦成为一种假想的身份，就会成为大学堕落的一种辉煌契机。从扩招热、升格风到大学城的圈地运动，大学越来越好大喜功，越来越呈现商业膨胀的态势。
丁学良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强调一流大学关键在于精神气质、学术风度和灵魂塑造力，并不在于论文、成果、招生数量等的表面热闹。然而，大学的精神风范不是一天造就的。英国学者阿什比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学的生长本身就是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大学是动态的学术遗产，因为大学每天都处于积淀、传承和创新之中，人为打断这一规律就会造成大学精神的虚空。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缺少规则的特殊团体，具有松散性和无序性。正是这种超功利的从容和安静，才能够保持一种探究高深学问、培育闲逸好奇的学术兴趣。而今，这种无拘无束的学术风气正被以市场化、产业化的名义侵蚀和损害着。学术成了投机，教育成了交易，知识成了功利工具。虽然“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和官员腐败、司法腐败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前者更多的是一个道德自律问题、学术风气问题、规范管理问题，但一旦大学放弃了自我批判和精神净化，就会造成学术标准的自觉降低和精神堤坝的轰然崩溃，从而使得大学不但与社会的腐败同构，而且会成为某种精神源头。
在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维护大学精神的独特性关键在于拒绝和批判。这些年，几乎没有一所大学站出来向官员、企业家、大众明星的非学术进入说“不”。相反，大学总是掩饰不住用这种无原则的亲密来证明自己的开放和前卫企图。这种迫不及待的献媚行为暴露了大学的底气不足和价值选择的不坚定性。大学不是成功人士的俱乐部，一味地巴结上层就会丧失精神平等的气质，就会失却关怀下层的亲和力。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写道：“一种贵族的平等感，对所有生灵都有平等感，而且有一种天赋，一眼便看出全貌，并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火花，不会让思想的火花失去其意义的活力。”大学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贵族的平等感”，对靠苦学改变命运的下层子弟给予特别的关照，而对穿梭于校园的大款和高官报以最大的警惕。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对大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因为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无数的平民子弟正是靠了学校的助学金才得到求学和进入城市的机会。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上，更浸润于种种细节之中，态度决定一切。大学的生命在于与师生保持一种温暖的情感联系，如果失去这种情感的滋润，上大学也就纯粹成了一种交易，人们只能用商业眼光来打量大学这个“市侩之徒”了。上海医科大学原校长张镜如教授退休后，在参加一期进修班开学典礼时说：“刚才主持人介绍上医时说上医培养了很多高级领导人，多少什么长。我认为这样讲是不确当的。上医不是培养领导人的，上医是培养医学家和优秀医生的。”其实，不仅医科大学这样，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这样，大学的真正光荣在于她塑造了多少坚强有力量的人才，将多少盲目、迷茫、随欲望而动的灵魂训练成靠思想生活、用思想驾驭人生的人，杜威在其《人的问题》中说：“教育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的方式。”至于将官员的产量作为大学的炫耀资本，完全是“官本位”传统影响的恶果。有的大学在校庆时，总是乐此不疲地统计自己培养出多少厅局级、省部级、国家级领导人，以官位论英雄，这体现了学校管理者“为我所用”的世俗聪明，也暴露出其目光短浅和趋炎附势的心态。丁学良说：“大学的运作要相对独立于政府机构，也要相对独立于工商财界，即使大学的资源主要来自政府和财界。”大学保持高傲和清心寡欲的精神姿态，不是作秀，也不是什么象牙塔情结，而是因为唯有坚守精神上的独立性才能够抵挡得住各种外在的诱惑，才能自如地投入自己认定的学术目标，而没有别的顾虑和负累。我们的大学之所以官僚气太重，太迷恋“体制内生存”，说到底还是由于学术个性和文化底蕴的不足。丁学良的判断是独到的：“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在那些最具争议的、对社会走向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中，每一方都有本校的毕业生，那就说明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什么都敢于想像，什么都敢尝试，是这所大学的最佳表征。”仅仅用培养多少官员作为大学的光荣，势必会抹杀其他类型人才的价值，使得大学变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
保守性本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总是追风，总是趋新，不仅难以寻得新欢，反而会将自己固有的东西丢失。大学不是万能的，不必紧跟时代。英国有句谚语：“上帝做不到的，剑桥大学也做不到。”大学合并的潮流过去之后，我们除了看到几乎每个省份都出现了一两所航空母舰式的大学外，并没有看见与庞大规模相匹配的大气魄、大进步。学术资源和精神要素的整合仅仅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完成的。按照地方官员那种“政绩工程”的思路来经营大学，必然会把大学建设成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式单位”。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说：“大学不是一个风向标，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大学应当有与时代“唱反调”的勇气，特别是在社会急躁疯狂的时候，大学应当保持卓然不群的精神姿态。
丁学良认为：“模仿世界一流就是要模仿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这种移植式的改革设想不免遭遇传统的诘难和本土资源的限制。中国的改革者总是有一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躁和不安，大学的改革也被各种立竿见影的任务指标笼罩着，学术权力的操纵者对于以短期效益为目标的制度设计情有独钟。丁学良宣称，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耍你，都不怎么难。丁氏主张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大学，这种方案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想像和误读之上的，能否获取预期的改革效益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学术失范与学术投机
建立学术规范是保障知识生产的健康发展的需要。学术研究是一项自由思考、大胆探索的事业，是反对循规蹈矩、亦步亦趋的。但学术规范作为一条底线，又是一个必要的警戒。近年来，伴随知识增量和论文产量剧增的是不绝于耳的 “学术打假”声。职称评定、学术评奖等功利机制催生和助长了学术腐败。学术规律受到了急功近利思想的冲击，平静的、从容的学术创造空间被打碎，在“注水货”和冒牌货粉墨登场、批量繁殖的态势下，货真价实的学术作品遭受“劣币驱逐良币”原则的诘难。学者们普遍感到，不遵守学术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道德也无从体现。学术失范造成了学术失语和学术投机，朴素的、艰苦的学术劳作被淹没在浮泛的学术泡沫之中，遮蔽了光芒。学术的生命在于创造，而剽窃、抄袭却无情地消解了学术的原创性，使得学术研究成为复制、粘贴的拙劣制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可见，学术生产是容不得人为地拔苗助长的。可是，当下对学术研究进行量化管理的制度，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这一把尺子衡量学术成就，使得慢功夫、精细化的学术研究失去了生存空间。苦学传统的中断必然会造成大师和名作的夭折。元遗山有言：“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一篇没有经过苦思冥想、反复求证的学术论文，其耐读性和学术分量必然大打折扣。即使是学术天才，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朱光潜先生说：“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谓，但是在潜意识中他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过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成果的优秀程度是同研究者的努力程度成正比的。将学术研究固定在统一的学术评价周期里，用发表论文的篇数和字数来证明一个人的学术业绩，并与各种名目的评比、考核、提级、课题审批挂钩，将学术研究限制在有限的利益空间之内，使得学术研究成为一项目的性十分明确的功利工作。非学术因素的侵入，破坏了学术活动的自治性。近年来，不断爆出的署名之争、排名之争、评奖之争都反映了功利规则对学术本性的扭曲。为了单纯追求发表的数量和规模，导师挂名，学生捉刀所拼凑的学术庸作在学术市场上鱼目混珠。与传统的皓首穷经的研究方式相比，这种用剪刀糨糊操作的所谓学术研究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思维成本不知要低几百倍、几千倍！
学术作品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广博深入的阅读，没有对资料的充分占有，就难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陈平原说：“五四那代人，说说不读中国古书，或者把线装书扔进厕所里，那都无所谓。他们那代人本来就是从古书堆里钻出来，担心的是无法摆脱古书阴魂的纠缠。可‘不读古书’的口号，经过几代人的复制，传到我们口里，已经由于脱离特色语境而变得有点滑稽可笑。”速成的学术因为缺乏扎实的读书功夫而显得苍白无力。在“不发表即死亡”的逻辑支配下，人们只能用浅尝辄止的研究态度来应对过度量化的学术机制，许多论文所提出的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和翔实可靠的资料的支持，文献资料的引证混乱模糊，有的将转引的资料化为自引，有的甚至出现大段大段具有剽窃嫌疑的文字。但由于学术甄别和学术批评的缺席，这些粗制滥造的论文却照样堂而皇之地获得不实之誉。杭州师范学院教授周伟良发现博士论文《传统武德及其价值重建》在学德和学识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和失范，随即致信某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指出论文存在的硬伤、常识性错误以及剽窃之处，但这篇论文不但顺利通过答辩，而且被推荐参加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学术权力的滥用造成了学术评价的混乱。学术不是纯个人的活动，学术评价是一种公共行为。无视学术规律和科学标准，将利益驱动、人事关系和近亲繁殖转化为潜规则，以获取非正常的学术资本，所付出的代价是学风的空疏和学术道德的堕落。
其实每一篇改头换面、胡编乱译、错征误引的论文都形成或正在形成欺世盗名的事实。它们之所以能够得逞，说到底还是由于现有学术体制的保护或疏漏，或学术批评和科学批判的缺失。于是，学术产品中的非真理成分和错误因素畅行无阻，以讹传讹，无情地侵蚀着学术薪火的生命。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把学术职业看成“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学术腐败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揭露，就会给“我们怎样做学问”这个题目提供一个错误荒谬的答案，从而使那些寻求学术道路上的“终南捷径”的后来者纷纷效仿，最终将导致学术职业的整体扭曲。“国家以学术为存亡”，维护学术公器的纯洁和健康不仅仅是学界的事情，而且是关系教育兴盛和人才建设的大计。这些年，中国大学不停地扩招研究生，大量没有学术研究潜质和学术兴趣的年轻人为了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踏上了考研之路，成为浮躁学风的推波助澜者和劣质论文的生产者。反对学术腐败的道路依然艰难。
大学史与精神史
大学史是教育史、学术史，也是心灵史、精神史。大学不仅传承着学术薪火，也展示着一种情怀，表达着一种梦想。大学的魅力是内在的，解读大学的沧桑需要一种“招魂”的勇气。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志大才疏的精神气象，“重建一流大学”的口号已经变得一文不值。这些年，大学在疯狂地扩招，硕士、博士批量分发，导师成为“老板”，桃李亲吻着大款，大学充满了庸俗的市侩气。在这个时候，考量大学史，无疑是在追问：“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陈平原先生近年来在治文学史之余，对大学史进行了一番追究，对大学的真精神热切地呼唤，对隐藏在校庆热后面那种名至而实不归的危险给予了提醒，对大学校格和校魂的失落进行了批判。
中国的大学是道地的舶来品，而非传统“大学之道”的承继。反传统成为中国大学的传统。百年中国的大学史也就是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相互冲击碰撞的历史。高深学问与叛逆思想并存，特立独行者与保守正统者通行。大学的特性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大凡著名的大学，都有几个怪才作为标志性人物。大学风格的形成从来都不是靠模仿获得的。近代中国的大学遵照的是欧美教育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移植了苏联办学方式，原发精神的匮乏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使得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脉并不生动鲜活。可怕的是，讲求实用，鄙视玄虚，使得大学精神不再纯粹。功利教育虽然能够赢得短暂的利益，却无法获得永恒的荣耀。大学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对形而上的迷狂和对玄思的沉醉。学术理想具有排他性，容不得你见异思迁，斜枝旁逸。高尚学术人格的养成需要丰厚的教育土壤和坚韧的精神专注，“机械化”、“凡庸化”的教育只能出产单面的学术人。大师所确立的不仅是一个知识高度，更是一个道德高度。大师的魅力在于建构于渊博的学识之上的精神修养。大学精神传统的演变往往是以大师的影响为界限的，那些亲耳聆听大师上课的一代学子，与后世校友的精神气质迥异。从接受学的意义上讲，大学之大，不仅在大师，更在仰慕、热爱和追随大师的弟子，大学的任务是培育学生对伟大人物身上的伟大思想的敬畏和求知兴趣。一代对大师无动于衷的学生，一代只认准托福和比尔·盖茨的学生，其内在精神与大学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商业时代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过分考虑、计算成本和收益，不符合大学的品性。英国教育学家纽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说：“知识不仅是达到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的方式，或是自然地发展某些技能的基础，而且是自身足以依赖和探求的目的。”大学从骨子里反对世俗，蔑视和排斥市侩。商业对学术的侵袭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成为一种带有铜臭的支配力量，把学术变成一块滋生利润的肥肉。商业侵扰激活了学术霉菌的繁衍。学术腐败，实质上就是学术商品化的失控的结果。把学术的直接目的定位在赚取金钱和名利上，必然会加速学术的物化。用学问来兑换金钱，从表面上看，不值得大惊小怪。商业社会，除了金钱，还有什么东西更能衡量学术和知识的价值呢？这个提问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一种误解甚至侮辱。为了知识而知识的信念，在现在的大学里已经成为讥讽的对象。对商业风气的迎合加速了大学的堕落。大学向来都是一个敢于说“不”的地方，蔡元培那句“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即使抛却政治背景，也仍然是振聋发聩的精神宣言。能否保证知识分子干分内事的自由，是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公正的重要标志。大学是讲究精神立场的，无论坚持还是否定都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展示。爱德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说：“知识分子总要有所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大学的人文关怀和立场选择是基于自我良知和学术人格，而非趋利避害的算计。在公理和正义面前，大学拒绝暧昧，拒绝沉默，拒绝献媚。陈平原告诉我们，老大学的生命力之所以旺盛，不仅在于它们拥有深厚的文化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经济形势中保持自己的主见，形成自己的态度。当然，大学的坚硬只是一种内力，一旦与社会现实发生碰撞，就会变得不堪一击，这对大学精神的保全是一种莫大的威胁。陈平原用侥幸的口气说：“乱世也有乱世的好处，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对放松；各种太平年代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的改革，反而因其‘无关紧要’而容易得以落实。”给大学充分的自由空间，原本不是社会的本意，但乱世中的大学人却偷得了这种自由，在无人问津中遂行着自己的浪漫、天真和执拗，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大学的风气
权力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干扰，特别是当权力的触角伸展到本应纯洁一些的领域如教育界、学术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令人讨厌的“官不官，文不文”的怪胎。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和“官本位”传统可谓并行不悖，各得其所。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一级一级驮负着不能动弹”（鲁迅语）的权力塔中，最大的利益总是属于那些官大一级的人。争夺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利益。与权力媾和在一起的大学，必定是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而这恰恰违背了教育和学术的本质。一个教授是否令人敬仰，我们要看他的学问，而不是看他是否相当于厅局级。过于迷恋权力，就必然会心气浮躁，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做学问的人如果也跟官场中人一样一心往上爬，就必然会把心思用在投机取巧上面，这正是学术腐败的根源所在。在“官气”的熏染下，我们的大学越来越世俗化、市侩化。王元化在参加某大学的校庆时，校方称他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而不尊其为思想家，这到底是抬举还是贬抑？大师是大学的荣耀，也是大学的精神标志。大师来自学者，而不是来自行政管理人员。可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教师、学者却是“三等公民”，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权力，一些实际的利益都被那些不站讲台、不近书桌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南京一高校的膳食科长不是也忙着申报博导职称吗？
大学是一个聪明人集中的地方。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她不是仅为谋生而服务的智慧，因为她“遗世而独立”的精神气质。大学以立人为本，她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追逐社会潮流，不哗众取宠。这样的大学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实则体现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如果一个社会连大学都变得油嘴滑舌、八面玲珑，那就真的不可救药了。蔡元培说：“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而非为了做官。”做官不是一件坏事，但一心想做官的人就会把心思用在琢磨人情世故上，从而荒废学业。现在，大学校园里潜心读书的“书呆子”已成了稀罕物，而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精”则遍地都是。大学已彻底被社会风气所控制，“象牙塔”早就四处透风了。与社会保持必要的距离，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审视和反思。而今，研究生导师被称为“老板”，大学生也忙着开公司当经理，商业气浸染着校园。课堂上此起彼伏的手机和传呼，催促着教师和学生去赚钱或应酬。这种现象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已是司空见惯。本来大学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净化社会风气的责任，而今却成了不良风气的集大成者。闻一多先生就曾主张“用教育的手段和教育的态度来改造政治，把整个国家、社会变成一个学校”。大学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先兆。
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种“纯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心而不分心；一方面是指研究纯粹的学问，而不管这种学问是否有用。现在的大学生为了就职和考研，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外语和计算机上面，很少有人去读哲学和文学名著，因为这些书籍“没用”。媒体上拼命宣传的是“知识改变命运”，暗示人们要去学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地改变自身命运的知识。大学在众多家长和学子的期望中，是一个大官或大款的预修班。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是回报率高的财经、法律和信息技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成为“冷门”。大学成了典型的名利场，校园熙熙皆为利来，校园攘攘皆为利往，如此而已。“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读书的老路，哪些东西该学，哪些东西学了等于白学，就如同市场行情，学子们了如指掌，至于陶冶情操、培育人格，那只是说说而已。这也就难怪校园里花钱买论文、考试雇枪手已成为新的交易方式了。
大学与“多余的知识”
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公式化的，教材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枯燥单调。为了评职称，图虚名，大学成为粗劣论文的原产地。在金钱的刺激下，各种名目的“办班”，各种形式的“讲学”，使得某些大学教师更像学术贩子。梅贻琦先生说：“普通大学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而今这种“出身”和“资格”的文化含量大大降低。过多过滥的“扩招”，降低了大学的门槛，而急功近利的培养目标却造成了人才的异化。以我的母校曲阜师范大学为例，这所大学的荣耀在于考研率几乎可以和名牌大学相媲美，学校被一种浓厚的应考氛围所笼罩。有的学生从大二开始，便搞起了题海战术，四处搜集考研资料，闭门背书。出于就业压力和对高学位的畸形追求，大学教育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应试教育，大学生把目光盯准了规定的考试科目，对与考试无关的课程态度冷漠，一些基础性的理论课无人问津。梅贻琦认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是“通识授受之不足”。学生把接受大学教育完全当成了一种工具和手段，一切学习都是为了获取高学位，获得好职业，人文思想性学科被当成一种“多余的知识”而遭受冷落，学生们急于用热门专业武装自己，而无暇顾及学术经典。大学教授已经无心给学生们开一个“最低限度书目”，他们清楚，如果这些东西不冠以“考研冲刺”之类的名号，学生们是不会理睬的。至于大学面向官员开办的学位教育，则大多是一种权学交易。大学出卖了自己的荣誉和学术尊严，滥发文凭、乱授学位，使大学越来越不值钱。
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被教育者人格的完善，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大学有责任赐给学生大量“无用的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不能给学生带来眼前的利益，却有助于培养学生高贵的精神气质和理想主义品格。大学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商业化的。大学教育并不能符合“成本—受益”的商业计算，一些基础性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无法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大学教育如果不能打破“应试教育”的模式，而是把接受教育与获得高分完全画等号，只能制造出一批相似性的知识容器，无法造就大师级的人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兆武先生给学生出考题，他跟教务处说，没有标准答案。在何教授看来，考试不过是激发学生智慧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程序设计。独立思考远比照本宣科重要。
大学生可能会辩解，在物质时代，靠思想无法生存，活不下去。漫无目的的学习和阅读固然会获得一种思想自由，但是，成本太高，我们负担不起。看来问题出在我们这个社会身上，由于对教育产品的近视性评价，大学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学术兴趣，甚至放弃独立思考的习惯。在考研大军中，有几个是甘愿为学术献身的？大学的责任在于造就一群具有优秀品质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向社会输送一批市侩。大学在功利面前应当保持一种必要的愚钝。唯有如此，才能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倘若一有风吹草动，便骚动不安，跃跃欲试，哪里还有心思读书？大学的学术热情被商业关注所取代，结果只能使大学成为市场的一个零部件。大学已经名不副实，干脆改称“教育公司”算了。学生既是受服务者，又是挨宰的冤大头。他们一般不会跟赚好处的学校讨价还价，因为有父母买单，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所以出手大方。
古希腊哲人就提出，人的本性是爱好智慧的。大学是这种爱好的催生剂。如果大学教育非但不能催发这种爱好，反而遏制这种爱好，排斥这种爱好，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种教育的有害性。教授首先是真理的崇拜者和追求者，视学问为命根子，纵使穷困落魄，也无所顾忌。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教授不是学术食客。在“脑体倒挂”时代，教授们以吃饭的名义，心安理得地降低精神尺度，乍一看，有点儿逼良为娼的味道，实质上是学者的自我堕落，平庸无聊，苟且偷安。随着知识的升值，教育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在“知识经济”的招牌下，教授们急于把知识兑换成金钱，随意挂名当主编，四处赶场搞“讲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少大学教授已经成为学术活动家，奔波于高官与大款之间，好不快活。他们在获得荣华富贵的同时，也背离了大学的精神，他们已无法“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只能在心灵之外游荡。
城市与大学
大学是城市的灵魂。每到一个城市，我总是忘情地寻找大学。找到了大学，也就找到了城市的精神根蒂。
这几年，与大学合并热潮并行的，是大学迁校热。沿海地区的城市纷纷建设“大学城”，吸引大学前往设立学院。贵州一家著名的医学院迁往广东，内地不少名牌高校也蠢蠢欲动。大学里聚集着一群知识精英，不仅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而且是城市文化品位的象征。没有大学的城市，是庸俗而浅薄的。虽然大学在围墙里面，与社会的对话是有限的，但接纳一所大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利用，因为大学并不是实用技术研究所，它的作用不只是给企业充当技术顾问。养活一所大学，一个名校，一批大师，一群独立思考的青年，给他们自由思考和言说的场所，必然影响到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个性。
城市是实用的，因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物质丰富、市场活跃的前提下，但一个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城市注定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大学具有浪漫而虚幻的色彩，它从骨子里排斥城市、对抗城市甚至蔑视城市。城市的热闹和喧哗与大学的沉静和玄思格格不入。但大学又离不开城市，因为城市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大学保持了本质上的一致。城市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五花八门的职业，容纳了无穷的可能性，它既不要求女性从一而终，也不在乎风流少年见异思迁。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人们的生活花样和选择方式就越多，口味就越复杂，禁忌就越少。城市是拒绝封闭，拒绝因循守旧的。流言和绯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报纸、电台里自生自灭，很难像乡村社会那样，构成一种让人活不下去的危险性。而大学正需要这种游戏心态。各种流派、学说，孤僻的或疯癫的教授、学者，都可以在校园里自说自话。大学是批判性的，是有刺的，用通常的社会价值尺度来衡量，大学有许多出格的地方。在大学里，教授可以大放厥词，学生可以放肆欢笑，有人牢骚满腹，有人闷闷不乐，总之，大学是一个不必强颜欢笑、阿谀拍马、巴结上司的地方。
大学是固执的，它是人类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不会轻易向世俗的价值观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也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大学从骨子里有一种傲慢的东西。在权贵面前，它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一个城市要想与大学恰如其分地相处，就不要设法去同化它、控制它，让它变得温顺、听话，否则，就只能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们习惯于把大学称作“学府”，这是因为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政府，它以学术为中心构建一套独立的精神秩序。学术不会听命于行政指令。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大学校长是另外一重意义上的校长。因为大学可以不理睬城市，而市长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大学的意见。如果一个城市不承认大学的评价者地位，那么这个城市必定目光短浅。梅贻琦在其《大学一解》中说：“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校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大学的责任来自它的智慧，也来自知识分子的良知。大学理应是最敢说话的地方，也最具有发言权。大学位置超脱，目光长远。面对社会不公，如果连大学都不能仗义执言的话，恐怕再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如果大学身上被一种市侩气所笼罩，其精神魅力将荡然无存。
一个腐败的城市与一个腐败的大学往往是不期而遇、不谋而合的。城市的官僚们沉迷在灯红酒绿里不能自拔，而大学教授们也在“创收”的名义下出卖着学术的尊严，有的大学周围被录像厅、按摩屋、洗头房簇拥着，年轻的学子成了这里的常客，听说按摩女还开出了“学生价”。城市与大学沆瀣一气，共同沉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所腐败、浮躁的大学非但不能提升城市的品质，反而还会使城市心安理得地腐败下去。一辆辆豪华轿车携虚荣的教授、浮华的女生在大学里进进出出，金钱和权力腐蚀着心灵，诗意在消失，梦幻在变色……
大学的精神孤独
蔡元培把北大的宗旨定为“为学问而学问”,这个口号在今天已不被大多数学生所接受。蔡先生在北大1918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义本身即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叛。在蔡元培看来,“为××而学习”是一个十分空洞的口号,为了富贵,为了做官、做“人上人”,演化到现在,就是为了做白领、做大款、当明星。可惜,这个口号在商业社会，特别是在市场化初期，往往得不到充足的印证,因为许多暴发户和大腕的成功并不是以厚实的学问功底作根基的。这让那些专攻计算机、外语而把文史哲等基础学科撇在一边的大学生心里不踏实。让学生学到实用的本领不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大学应当成为启蒙之地、激情的源泉、精神的家园。真正的人才必须独立思考,发出“真的声音”,并且坚持知识分子的操守,不当精神奴隶。所以,蔡元培并不主张大学过分与社会亲近,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是一种尊严,也意味着责任。一旦大学成为社会潮流的追逐者,大学的精神便从此沉沦下去。
精神意义上的大学是孤独的,因为它开风气之先,竖历史之标杆,所以,大学是先行的跋涉者,没有人喝彩,也没有人辱骂,完全可以自行其是,任意选择。然而,这往往也会成为自由的阻力,茫然会让孤独者“转了一圈又回来”；更为可怕的是,寂寞会让孤独变成毒液,思想者喝了它会在精神痉挛中痛苦地放弃自由。有时候,自由是在我们渴求的时候,悄悄从我们身边滑过的。蔡元培并不欣赏精神叛徒的极端行为,他希望人们能够像孔子那样,以中庸的态度对待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可兼得的时候,一定要偏重精神方面。同样,尽管蔡元培承认“教育是要个性与群体平均发达的”,但在个性与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应当保全个性,无个性的集合只能是一盘散沙。
孤独的大学是纯粹的精神殿堂,它不仅仅为教育而存在,而且构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灵魂。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孤独者的呐喊和呼唤,如果孤独者从此放弃了独立的精神品格,启蒙便成了空话。大学仍然需要孤独下去,正如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所言:“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五四不止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现代中国的精神坐标,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课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五四是北大持久的精神孤独的扩充,以思想文化的变动来印证精神的力量。五四的声音来自独立的思想群体,而思想群体的独立是以教育的独立为前提的。启蒙是对眼前利益的抑制,对麻木心灵的唤醒。启蒙运动是大学的形而上品质塑造的结果,真正的教育家首先应当是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再三呼吁“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他为捍卫大学的精神孤独而奔走。
现在的大学已不再孤独,流行文化打通了校园与社会的联系。实用的求职知识和陈词滥调的流行歌曲使校园热闹得像一个娱乐场，功利和欲望这两种破坏精神孤独的毒剂被当作可口可乐被学子们争相分享，僵硬的教育体制扼杀了许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兴趣,造成了青年一代智力上与心理上的双重残缺。大学赋予学生的往往只是一种空洞的优越感而已,它的作用只是在于让学生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竞争中的败将。蔡元培认为,大学不应被流行思潮所左右,大学教育理应对时代热点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只有抗拒实用主义,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达到心灵的自由。实用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急功近利会使浮躁的民族心灵迅速膨胀而粉碎,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蔡元培完全是以非功利的态度来对待教育的,他说:“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商。”政治化使教育成为陈腐的说教,商业化则使教育流于世俗,二者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文精神匮乏。在今天的大学里,基础性学科无人问津,实惠的学科吃香,这种排斥思想追逐实利的教育,其生命力实在让人担忧。蔡元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完全之人格”,唯有具备完全人格的人才有孤独的资格。孤独是大学最耀眼的精神标记。
1998年是北京大学红火的一年,许多人卷入以“百年”为名号的流行炒作,这是对大学孤独的一种嘲讽。漫无边际的大学教育与松散的大学生活使青年对自由选择和生存设定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它阻止了青年的顺利成长,使青年从中吃了不少苦头。相当一部分大学没有大师,没有开明的校长,没有名牌教授,甚至没有才华横溢的学子,尽管他们后来成为双学士、研究生。不少人的大学四年是在谈恋爱、老乡聚会、打扑克以及整宿地聊天吹牛中度过的。这种“放羊式”教育的苦果是什么呢？我们失去了培育坚定信念的最好时机。自命不凡而又缺乏责任感,对生活不抱以真诚而又挑三拣四、指指点点,这样的一群青年是多么令人讨厌！
大学是理想主义者的火炉，浪漫主义者的绿地。美国记者大卫·丹比在《伟大的书》一书中写道:“在一个功利的、庸俗的、被媒体弄得眼花缭乱的社会里,大学是仅有的几个诚挚热切的地方之一。”可见,大学是孤独心灵的温暖怀抱。
大学的权力与学术对话
北大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积淀着中国知识者一个世纪的反思和追问。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因为它包容了太多不安分的读书种子。蔡元培所开创的“兼容并包”的风气，不仅显示了一种气度，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学术自由的规则，这是最根本的学术秩序。大学的权力只有用在激活思想上，才能焕发出内在的活力。那些将极端或边缘的思想者置于死地的所谓大学，其实是一座思想的囚牢，在那里，人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问权”上面，“问学”其实是徒有虚名。大学的魅力来自思想者的创见，创见来自钻研和追问。大学如果放弃对时代发问的资格，就必然丧失自我身份，陷入价值迷失的误区。学术对话是大学优化配置思想资源的动态方式，一个取消或阻碍对话的时代是匮乏的时代。当然，在问罪于思想的时代，也并没有毁灭人们追求思想和真理的信念。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十八训导书》所说：“一个人只要用心去找上帝，就总能找到，如果他阻止别人去找，那其实是帮助那人找。”顾准、张中晓等思想者就是在话语霸权的重压下，进行独立思考和潜在写作的。他们用无以复加的孤独审视着眼前这个时代，从事不合时宜的发言。他们只能和自己对话，和内在的信仰对话。这是贫瘠时代所赐予的大勇气。
对话是问题的生长点，是向多元化思想图景的努力。学术对话并不必然导向政治话语中的“达成共识”。政治家习惯于用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而思想家则喜欢用一种自由来应对另一种自由。在学术链条上，质问、诘问、反问、一问再问都是必要的环节。从学术对话中，我们不仅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而且感受到知识者的精神气质。用一种从容的心态来对待学术是至关重要的。在商业语境中，越来越多的诱惑考验着知识者的学术自信，唯有保持这样一种自信，才能发出批判的声音。儒家的入世精神体现在知识者身上，不但是对现实的关注与参与，而且是用独立的精神尺度来对时代价值进行衡量的坚韧。知识者的清醒显然不同于在媒体上喋喋不休的时评家，知识者的价值关怀来自对知识和真理的守护。对学术对话缺乏兴趣的知识者大都忙于用其“冷淡的智力”换取时代赐予的好处，他们用遏制自我表达的愿望的方式来完成对流俗的适应和迁就。
学术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是个性与个性的互动，与集体话语是背道而驰的。在学术对话的叙述框架下，思想冲突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必要的。师生之间的对话总是缺少一种平衡性，师生之间的学术血缘，从根本上抑制了对话的挑战性和超越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学生都喜欢听有激情、有见解、有创造的老师的课，不管其是教授还是讲师，课余时间也喜欢围着听他们大放厥词，不过瘾就跑到他们家中“蹭观点”。这种熏陶足以影响一个学子的一生。学术对话打破了平均化的教育模式，体现了精英教育的魅力。知识思想信仰的延续，不仅要靠对经典和大师的敬畏，更要靠对精英思想的不懈靠拢和背叛。鲁迅说：“民众总是用士大夫的思想去思想的。”这是因为两者之间不是一种对话关系，而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或干脆叫作奴役关系。
学术对话的本质就是一种思想游戏，顿悟和灵感就产生在这种思想游戏当中。没有反反复复的追问与探求，就会制造出大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无本之学”。考察思想的背景有时比原原本本接受一种思想更为重要。李零举了陈寅恪的例子，陈的不少再传弟子认为，陈先生有很多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大师其实是开启风气的，而开启风气也就包括了可能要犯很多错误。大师所提出的问题更有可能是全错，因为他是从整体提出问题的。即使全错，也是带动全局的”。可见，通过学术访谈来把握学者的思想律动和思想方法、视角，绝非多余。一个想把自己纳入“学术共同体”的人，最好把自己浸泡在这种“灵魂对话”的氛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