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落体坛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4期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23日  这是一本极其语焉不详的书，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点到为止欲言又止
胡焕/文
两年前的2007年8月29日，当天出版的《中国体育报》，在头版登发了一篇在体例上有些特别的文章——《申奥6鳞》。作者署名李志坚。
让局外人陷入迷茫和猜测的，是文章中充满义愤的段落：
“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正如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一样，与内部不同力量的角力往往超过了与外部力量的角力。在申奥合纵连横思路实施的关键时刻，在莫斯科全会即将投票的时候，我们内部人士中‘不投罗格，投金云龙’的声音又在大庭广众中有意地发散开来。”
李志坚实际上已经不挑明地告诉读者，这个被奉送“体育外交家”美誉的“内部”人士是何振梁先生。
文章的最后，有两行黑体字：“作者先后在北京市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现已退职，两次参加北京申奥。”李志坚“退职”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袁伟民之后的“二把手”。这篇文章同时分送给《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未发表。
（一）
2009年10月11日，《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在南京首发。袁伟民即席感慨：“我今天很爽！”这本书的“腰封”列举了卖点——申奥、兴奋剂、足球等。一时洛阳纸贵。
“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何振梁是会长）书面要求出版社停止发行《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只有一两家媒体转发了这封书面信函，大多数媒体静观其变。袁伟民第一时间就知道此事：“去查查那是个什么组织？有没有存在的依据？吓唬人呢！”
何振梁必须、也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国际奥委会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袁伟民）是到哪儿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是谁跟他说的？”
“哪儿查到的”或“谁说的”如果确有出处，是断然不能呈堂证供的。国际奥委会是真正的五湖四海，是国际江湖。《何振梁申奥日记》2001年7月15日的一篇写道：开会过程中（选举新主席），金云龙、加拿大庞德、罗格都“开了人名单子”让我们（吕圣荣、于再清）做工作，“争取这些委员的支持”。
7月16日，罗格59票当选。
何振梁写道：“我是第二个向他祝贺的人。第一个是他的老乡，瑞士的霍德勒。”在这之前的3月3日，何振梁在日记里面写道：“告诉罗格，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罗格表示，这是正常人际关系。”何振梁8年前已“勿谓言之不预”。
如果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如果何振梁还有更硬的“货”，这场“口水官司”将会无果或撕开更大的口子。
中央电视台在2001年搞了“中国电视体育奖”，参照的是“奥斯卡”，取代了以往的“中国体育十佳评选”。何振梁当选“终身成就奖”。此后，国家体育总局“拒绝”这一评选活动，严令总局各部门、各项目中心不得与此有染。
与CCTV的“奥斯卡”抗衡，体育总局有关部门推出了“劳伦斯”体育奖。这是一个“合资”项目，为此成立了一个“公司”。插曲：欧美媒体推出20世纪对体育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人物，央视体育部主管马国力名列其中（他是把NBA和一些国际赛事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体育报》将其名字“省略”。
（二）
马俊仁。“马家军”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被体育总局“满门抄斩”是因为兴奋剂。这是袁伟民书中唯一可以“对号”的事件。
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马家军”横刺杀出，女子中长跑“枪扎一线，棍扫一片”。中国田径几十年想干干不成的事，让马俊仁一天就干成了。别说外国人，中国人都觉得有点离谱。
最早提出“马家军”这个名号的是一个专写田径的体育记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与马俊仁渐行渐远了。马俊仁成了“国宝”级人物，连同他的“鳖精”。弄得国人吃王八，养王八。赵本山春晚小品也受了启发。这是马俊仁的聪明之处。吃“跑得最慢的东西可以跑得最快”，是马俊仁的“辩证法”。
报告文学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在最近距离解剖了马俊仁。
该报告文学正式出版被删去（确切地说，是作者和出版者共同商议拿下的）大约4万字，正是“涉药”的核心部分。袁伟民的书直指马俊仁后，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第一时间联系赵瑜，不惜代价让他“出让”这未发表的4万字。赵瑜，山西硬汉，迟迟未答应。外界对他不愿意“落井下石”的推测显然浅显了，在这样一个当口。
有些“故事”（最初是“事故”）是颠覆性的。比如国际上的“飞行药检”，马俊仁们如何回避，如何转移；列车如何临时停靠，如何“消解”。药，一是吃，二是注射。马俊仁的药从何处来？用什么方式让队员就范？
马俊仁是个“移民”，从山上到山下，养过猪，赶过大车，当过监狱的看守，做过民办教师，现在是养藏獒的“中国第一人”。他的药物（兴奋剂）知识，他对药物作用曲线的认识等等应该是非理性的（他最初只认“王八炖公鸡”）。那么是谁，谁们指引了他？
袁伟民出书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做歪门邪道的走在前面了。包括兴奋剂。你道高一尺，他魔高一丈。总是有一批（人）踩钢丝，要铤而走险。有些不是钱的问题，是政绩。牵涉到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说，运动员是受害者。”一层窗户纸被捅破。
（三）
体育总局龙潭湖住宅小区被“审计”已不了了之。3个多亿的建筑成本中的60％由下属单位和“购房”职工集资。剩下1个多亿的缺口由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累的自有资金补齐，并非财政拨款。这事掰扯清楚了。
小区东临龙潭湖，西望天坛公园，毗邻总局高尔夫练习场、游泳馆、健身房等等，得天独厚，区位价值贵中之爵。小区原是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赛车（练习）场，拆掉后弄出一片高档住宅。现在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已不可求。
当年集资，每套大约在二三十万。“所有这些分到房子的干部职工都很感谢袁伟民、李志坚”，“群众隐隐约约地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位领导至今还为这件事背着‘黑锅’呢！”
书中的这些话是实话，也是委屈。用20页的篇幅讲这件事，是积压在袁伟民心中5年郁闷的爆发宣泄。
这事再“链”一下。对体育总局的审计后来“蔓延”了。涉及总局下属的多个部门，审计署派员入驻。“体彩中心”被查出了问题：“中心”下属公司在采购彩票终端机出票的“热敏纸”上行为不端等等。
（四）
袁伟民最近说：“（这本书）奥运会开幕前开写，结束时基本完成。”北京奥运会一共十来天，完成38万字是不太可能的。他说的可能是“统稿”。也就是最后的定稿润色等等。“说的都是事实，我放不放（在书里面）得考虑一下，以后再版时再说。”
这本书最后定稿发排付印删去的部分，应该不是一个小数。这是对中国体育潜心关注的读者不难看出来的。
袁伟民多次特别提到了《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而这本书正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出版方12年前策划出版的。后来，又有一本《中国不高兴》接续《中国可以说不》。换个角度看，袁伟民这本书也是“可以说不”，也是“不高兴”。套用小品《不差钱》的台词：“这个，可以说。”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著者化名“远山”。该书策划北京凤凰联动公司透露，“远山”是由“4人组成的神秘班子”，“是体育圈内人”，“与袁伟民关系很铁”。在版权页上的“特约编辑”中，列出了“圈内”黄伟康的名字。但他不应该是执笔者，这是显然的。
黄伟康原是专攻田径报道的记者。很早以前就对“马家军”一直存疑。后任《新体育》杂志副主编，上海籍。而当时《新体育》主编是何慧娴女士。
何慧娴女士退休前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宣传司司长，总局以及中国奥委会新闻发言人，兼任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社长，中国体育记者协会领导人等要职。何女士长期跟踪采访报道中国女排，一些“标志性”报道均出自她的笔下。她与写女排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鲁光，并驾齐驱而且先后在同一部门工作。
细心的读者发现，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收录的图片中，出现次数仅次于袁伟民的是何慧娴女士。书中引用了很多人的话和文章，但“全文转载”的只有何慧娴的《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文。1997年中国足球队金州主场负于科威特队，世界杯出线破灭，群情震怒。
何女士对中国足球的定位是“亚洲二流”。舆论和球迷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中国足球“脱干系”，为中国足协乃至体育总局“砌台阶”。《北京日报》有一篇评论针锋相对，言词尖锐。文章作者后来离开了体育报道领域。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写手，叫李里江。
中国足球的“二流”论事实上是准确的。在亚洲，中国足球岂止“二流”；在国际足坛，中国足球肯定“不入流”。这是后话。
作为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离职后的感慨是：“无奈的心病：遗憾的足球与足球的遗憾。”
他在任时的两届足协“掌门”，王俊生、阎世铎功过已昭。足球“打黑”，“杀无赦”。“杀”了一个“坦白从严”的龚建平（受贿裁判，交代后被判刑，保外就医后病亡）。点燃这场旨在清除中国足球场内场外“某种势力”药包导火索的新华社记者杨明，只说了一句，“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或许，袁伟民在今后，在“以后再版时”再说这件事和足球“圈内”的那些事。这是人们并不抱太大期望的期望。
就在此刻，拿到了一本刚出版的中英文《中国体育》。该杂志主笔房学锋的一篇文章：“《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背后的故事——破解神话”，或许可以使读者从一个更近的角度了解出版“背后”的事。这是一本市面上不容易见到的杂志，因此引两段：
“据我所知，虽然‘合纵连横问题’、‘执委竞选问题’、‘审计风波问题’都是这本书很大的卖点，但是其他的关于竞技体育的章节里，才有那个叫‘远山’的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和最想表达的事件。”
“这是一本极其语焉不详的书，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点到为止欲言又止。这些内容所包含的惊人内幕和海量信息，估计需要等到若干年后解密和解析了。”
应该能从中读出一些无奈和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