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的社会经济学

（一）衣着背后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层
提到白领，我就想起我一位学界朋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就致力于经济改革研究，参加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九十年代初中期，他参与了海南著名的洋浦开发区工作，担任部门要职；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他转而从事国家战略产业研究，是非常资深的专家，最近还担任了中国大飞机项目论证组成员。但他为人十分低调朴素：夏天所穿的衬衣总是很皱，磨得有些发毛的领口有时被汗渍染成了黄褐色，再配上一双军用黄胶鞋，形象就与我们的民工兄弟差不多。2002年我邀请他参加我供职的单位召开的一次会议，因为走岔了路，我没有接着他，他直接去了会场，结果被拦在了会场外遭到盘问。后来，仍然有人问我请的到底是什么人：“你看别人都西装革履，他怎么这副打扮？”我当时想动怒，后来只是无奈地说了句：“别人当然可以穿得比他体面，但永远达不到他的学术与思想境界！”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上班一般穿工作制服，下班就穿很休闲的衣服。说起来可能有人不相信，一直到1997年那年我都没有置一套西装以及与之配套的白衬衣。但有一回被难住了：我兼职的一个学术单位邀请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年度会议，因为一位领导同志最后要接见，所以邀请函上明确写明男士必须穿所谓“正装”，即西装配白衬衣打领带。万般无奈，我花钱买了一件像样的白衬衣，借了别人一套西装，算是蒙混过关了。
最近还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即将毕业的贫困大学生找工作时，即使吃不饱饭，也要抠出费用买一件好的白衬衣。白天穿着这件衬衣到处递简历赶面试，晚上赶紧洗好晾干，第二天再穿。为了保持领口鲜白，有的学生还特地买了数个假衬领，出门前就换一条。按这些大学生的说法：没有一件像样的白衬衣，有的单位连门都进不去！
（二）白领的身份焦虑：无根的一群
我曾经被一位“白领”朋友拉入过某城市的一个主题餐厅。这餐厅模仿的竟然是监狱的管理。进去的人按自己的意愿被戴上手铐脚镣，被装扮成监狱警察手里拿着皮鞭等刑具的服务员吆三喝四任意摆布。在这个我觉得会令正常人不安甚至窒息的环境里，我发现了那些“白领”竟然十分受用：其中一位女性白领在号啕大哭中吃着所谓“监狱相思饭”。事后说自己终于完全放松了，明天又可以以新的面貌面对工作了。
一位心理学朋友告诉我，这些到监狱餐厅用餐的白领，都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这种心理问题直接表现为他们觉得生存空间与生活环境对个人的逼压。他们进入模拟监狱，就是对这种精神受逼压的一种物理确认，然后再通过自身进入被监禁者的角色后的情绪放纵，而将受逼压累积的不满尽情发泄出来。这就是监狱主题餐厅受到白领青睐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除了这种监狱主题餐厅之外，现在的城市还为白领阶层准备了各种其他发泄的场合：包括群魔乱舞的迪厅、情调暧昧的酒吧甚至还有供白领发泄心头怨恨的真人击打场所。
我在“百度”搜索中填入两个词“白领”、“心理问题”，出现的网页多达二十二万三千个；再填入两个词“白领”、“自杀”，出现的网页竟多达一百八十三万个。有一份报告称，在上海，白领感觉有压力的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七，因压力大考虑过自杀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三！
那么，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白领”们的心理压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我称之为“身份焦虑”。
“白领”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被系统地予以研究，应该归功于C·怀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开头，他就这样描述白领阶层：“这些人的内心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在外部的生活中，他们要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纵使他们得到了行动的意志，由于缺乏组织性，其行为与其说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是由互不关联的竞争交织成的纠纷。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有什么独立性。”
这段话点明了白领在经济社会中面对的现实：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归属感的一群。
首先，白领阶层中的大部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是依附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阶层的。在工商企业界，经理阶层依附并听命于大资本者；“在政治家的身旁，他们是系着领带、拎着公事包和计算尺的口齿伶俐的领薪水官员”；而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从业的知识者，其地位也同样取决于其他人的评价。至于推销员这样的角色，更是要看客户的脸色行事。
可能有人会说，蓝领产业工人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者，白领阶层应该不算这个社会中依附性更强的。
但是，有两个社会学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常常听蓝领工人骂白领是资本者的走狗，我们何曾听过白领认为蓝领会成为资本者的走狗呢？第二，某位“白领”经理刚对着工人骂骂咧咧，一转身被老板骂了个狗血喷头，回个头来还要在偷着乐的工人面前表现出“老板很赏识我”。
对于这种现象，米尔斯这样解释：白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尤其在心理上对别的阶层的更大的依附，首先表现为白领人员比蓝领人员更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生产线上的工人，他的操作是固定的，他只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做好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操作就行，这使他与其他人在工作性质上的依赖其实很低；而白领人员完全不同，他们的工作表面上自由度高一些，但每一项工作几乎都来自于他所服务的对象的命令。
此外，使白领变成心理上更大的依附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白领人员所做的工作结果更加依赖于外在的评价，这使得“白领的工作和最终产品之间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当一辆汽车从企业投放到市场上去时，蓝领工人知道哪一个螺丝是他拧上去的，哪一个轮胎是他安上去的。与此同时，蓝领工人一般是固定工资工人，在雇佣期间他做好了他的生产线上的工作就不必担心上面的评价。而与此完全相反的，白领并不知道他与这辆汽车有何具体的联系，他的工作绩效只能取决于上级的评价。现代公务员制度中，低阶的公务员也取决于上司的评价；而知识分子的工作更依赖于外在评价，如果在同行中得不到好评，在读者中得不到反应，他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搭。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白领的这种依附性，可以套用一句老话：白领是“皮上之毛”，常常不得不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农民的根在土地，蓝色工人的根在现代企业，而土地与现代产业是恒常不变的。只有白领阶层根植于其他人群，是变动不居的。因而，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独立性的阶层。
白领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同样被中国学界看成是一件大事。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讨论会。在会下与一位社会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即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未来理想的所谓橄榄型转变，有赖于一个中产阶级的产生，而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就是中产阶级的最初成员，尽管目前这批成员人数还很有限，但其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使命非常重大，而且也是基本力量。
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一位老经济学家。他更是认为，所谓中产阶级，不仅仅是财富的标志，更是负责任的标志，而中国社会转型有赖于这一负责任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也认为白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
由此看来，在一个因自由市场“马太效应”而出现贫富分化进而出现不同人群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白领作为一个阶层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使命：整合阶层分歧，弥合阶层鸿沟！
白领阶层之所以被认为应该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其原因可以用三个隐喻来说明：
一是“看门狗”。不可否认的是，白领的确受惠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市民社会使他们享受到世俗给予他们的地位。米尔斯说过，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对自己的能力形成深以为然的幻觉，对制度体系产生共同的信赖感”。即他们一般情况下是崇尚能力本位的，因而也对根据能力分配资源的正常的市场制度抱以欢迎的态度。而也正因为他们对市场如此信赖，他们的状况又更取决于市场正常运作的程度，所以他们对于类似权钱勾结、黑箱操作等等可能侵蚀正常市场体系的任何异常，也格外敏感与反感。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却能在更大程度上容忍一次分配中因能力不同造成的社会分化，更大程度上支持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提供更倾向于弱势的公共服务。所以，白领阶层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看门狗”：当市场运作不健康时，他们会发出警告；当社会出现分化的趋势时，他们利用这一阶层自身更大的张力与弹性，仍然维持着共同体的存在；同时，利用自身的政策影响力，引导政府出台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政策。
二是“螺丝钉”。从大的格局看，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社会被认为呈现出两大板块结构：一边是资产阶级，一边是无产阶级。两个板块之间的鸿沟使得社会也呈现出分裂的态势。而“白领”的出现就像是螺丝钉将两大板块拉近并拧在了一起。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中，“白领”都是连接断裂面的“螺丝钉”。有了这一阶层的缓冲，资本者再也不直接面对工人，而是通过与工人相对来说更为接近的白领经理与管理人员与工人集体谈判；政府科层制体系，也使得高高在上的政客可以通过中下级公务员接近百姓了解民意；知识人不再停留在“象牙塔”中间，可以通过文化市场中较低阶的“白领知识掮客”使知识、思想与观点更深入民众。白领填充了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罅隙。也正因为这些“螺丝钉”的存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再呈现出板块碰撞时的剧烈程度与颠覆性，而主要通过谈判与妥协达成“最低共识”。
三是“管道”。市场经济给每个人最大的“心理安慰剂”就是保存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人上人”的梦想。而白领阶层的存在在保存这一梦想中又发挥了最大的效用：因为白领被认为是每个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管道”。白领阶层流动性强固然使得这一阶层本身出现“身份焦虑”，但却使更低阶的“小人物”看到了希望：当边上的“小人物”上升为“白领”然后经由“白领”进一步升为“金领”时，更多的“小人物”会认为自己也有上升的可能性；即使看到“白领”下滑到“小人物”时，更多的“小人物”也会认为，看来“白领”与我们所处的阶层并不远，因而我们上升到“白领”是可及的。在一个社会中，白领阶层越强大，“小人物”上升的“管道”就越为畅通，社会也因此更加有活力。而一旦“管道”封闭后，“小人物”因为意识到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成为“人上人”，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同时将是一个分配性冲突激烈、充满暴戾气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