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与前苏联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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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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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与前苏联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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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与前苏联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比
阿麟 2006-12-04 00:10:55   1楼
在网上看了一篇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文章(刘凌:《“社会主义民主”匮乏的悲剧——苏联崩溃的根本教训》),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分析了苏联失败的原因,其中对苏联经济状况的描述与分析,与我们现今社会的所见所闻似曾相识,摘录部分与大家分享: 一、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1985年,苏联GN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度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因而难以持久。 相反,苏联经济存在严重的不民主现象: 1、 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 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 另外,苏联党政官员虽名义上不能占有,而实际上却能支配。这就使他们既可不负责任、不关心效益,却又可捞到好处。这就导至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缺位,进而导至效益低下。 2、分配不公,干部特权 由于人民毫无分配权,便形成主宰分配的特权阶层。罗曼.罗兰称之为“共产党贵族”。这个阶层大约有50至70万人,加上其亲属约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陆南泉等《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23页) 党的政治局成员是这个阶层的塔尖。他们享受专门的医疗保健,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免税低价的西方进口奢侈品,住上国家提供的公寓和别墅,有专用的车队和位于马路中央的专用快车道,还有专用的狩猎林区和疗养海滩。他们的子女可以轻易地入党,进入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名牌大学深造,并在外交部、外贸部和驻外使馆这些地方找到最棒的工作。这个阶层还包括军队、克格勃的首脑,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官员。次一等的阶级为工厂厂长、银行经理、地方领导和党支部书记一类人物。还包括忠诚的技术人员、突击手、工人精英。斯达汉诺夫就享受种种特权:奖金、住房、电话、沙发、疗养证、晚会专坐等。 特权者最高工薪与劳动者最低工资之比,十月革命时期是3倍;后来扩大到1922年的8倍;1934年的30倍; 1945年的44至56倍。(宫达非《苏联剧变新探》第66页)不仅如此,官僚特权阶层还化公为私,把公有财物变成私有财产。各级官员、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旧卢布。 前述全民福利(教育、休养),也都是分等划级,底层群众受到种种限制。 共产国际活动家瓦尔加院士叙述:“莫斯科郊区拨出大片土地建造带警卫的政府别墅。里面配有花工、厨师、女佣、医生和护士,每个别墅的服务人员达50名,全是国家掏钱。专机、专列、专用游船,还有许多为他们和家属准备的汽车。他们几乎是无偿地获得一切食品和日用品。在美国,只有亿万富翁才能过这种生活。”(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第333页)这难道还是社会主义吗? 高层官员们经常在豪华别墅中举办盛大宴会,醉生梦死,与人民的贫苦形成强烈对比。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就已看到:“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住房而进行难苦的斗争。”(《莫斯科日记》第117页,上海人民1995年版) 四十年代曾长期驻苏的原南共领导人米洛凡·杰拉斯,在多次参加苏共领导人宴会后就感到,“苏共上层人物的生活是多么脱离人民,多么空虚和多么贫乏”。斯大林本人正处于这种特权金字塔的顶端。他在莫斯科和格鲁几亚有多处别墅,经常在家中举办豪华宴会,也经常出席政治局委员们的宴会。   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这就是所谓“公有制”吧。人民委员卡岗诺维奇在失去职务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取消了信封,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供普通工人去的疗养所(张建华:《推倒红墙》)。甚至卡岗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因此,特权成为控制官僚的有效手段。   后来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取消了一小部分官僚特权:信封、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却遭到特权阶层的嫉恨与抵制。他的下台,就与此有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迎合特权者需要,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使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官僚们还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会所。这些被称做“小屋”的私人别墅往往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设施(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非常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六栋别墅。 特权阶层是个封闭的小圈子。他们互通婚姻、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实际上是把苏联人民分成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他们不劳而获的生活,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普通苏联公民日益丧失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并促使一部分人走向非法攫取财富的道路。据统计,全苏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大约形成了2400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苏联社会日益呈现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的局面(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 二、政治上:党组织渗透、控制一切社会组织,缺乏真正的自由结社 自由结社,既是民主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的基本保障。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志趣的自愿结社,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监督的基本单位。单个人力量极为微弱。公民可以以此为依托,表达利益诉求,与其他利益团体乃至国家进行利益博弈。国家与结社代表交流,也比与孤立的公民交流,更能节省成本。历史经验证明, 民主制度的成熟性, 实与人民的组织化程度成正比, 与自由结社的广泛性紧密相联。在欧洲,“民主的道路是与各协会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民结社运动“把西欧推向作为文明生活方式的民主”,“从本源上讲, 民主就是一种结社”。 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也需自由结社。马克思在1844年初曾写道:“工人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 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 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反之,“专制主义最可靠的保证, 就在于人们彼此间的孤立”, 对于专制主义来说,“良好的公民就是那种自我封闭的公民”。统治者还会对分散的国民分化瓦解, 制造互不信任, 如纪德访苏所见, “每个人都当心着别人,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每个人都受到监视。对谁都不能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这样,“对一个大国的控制”,就“比对在海洋中一只船上的水手的控制还容易”。 共产党当然也是一种结社,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自由结社。但大量的普通群众也需要结社,表达与先进分子不同的利益诉求。何况,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分子,他们也需要结社。不能用党这种结社取代、控制其它所有结社。然而, 声称“为劳动者实行管理”的苏共政权, 却决不允许劳动者自由结社, 不允许存在群众领袖, 它只允许党这一种结社, 一切非党的结社均具非法性。它把任何自愿结社行为,都视为敌对行为。象工会、妇联、共青团、作协看似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党牢牢控制的外围组织。其领导机关不过是党的派出机构, 负责人也由党来任命。 斯大林就明确指出:工会、共青团、女工代表大会、学校等群众团体,都是党的“引带”,是党“藉以变成先锋队、工人阶级藉以从分散的群众变成真正的政治军队的联系网和传达网”。 这分明是把群众组织当成党的驯服工具,而抹杀其独立性。这哪里是自由结社?以工会为例, 党就不允许它成为“一种独立的组织上孤立的力量, 而应当作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机构之一”,“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辅助机关”,党「借助於工会,通过苏维埃及其支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他还提醒人们,要警惕工会“成为党的绊脚石”。这与当年列宁的设想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会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其任务,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满足群众合理的可以办到的要求”;“对于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因为“工会应当是非党的”(全集2版42卷367-368,1版33卷157-158)。 以党组织代替自由结社,必然压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诱发政治冷漠和政治低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群众就会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为某些招摇撞骗的政客所俘虏。苏共面临灭顶之灾时,曾向人民发出呼吁,但应者寥寥,即使想帮忙,也力相帮了。因为苏共早已对人民做了政治阉割。而一旦唯一的社会整合力量苏共倒台,也就是国家的解体,因为民间已毫无整合能力。教训何等惨痛啊! 三,文化上:严密控制文化组织,使文化团体行政化、官僚化。 本来,文化学术团体最需要自治。但在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下,却使各种科学技术学会,人文、社科和文艺团体变成准国家机关。它们都根据党和政府的决议和命令,进行组建或改组;主要领导人都由上级委派,基本上由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领导担任,并长期保持不变;其社团性质、机构设置和活动方式,都与党政机关相似。如对“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的活动方针,就作了如下规定:“它不是单单从事各种理论问题探讨的研究性质的团体,而是敏锐地倾听着全国理论战线发生的一切,并对其做出迅速反应的战斗的组织。”俨然成了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所以,除了列宁的某些著作,苏联哲学社会科学实在乏善可陈。而科协的任务,竟然是揭露“知识界的反动分子”、“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 严密控制精神生产过程和内容 苏共最高当局,乃至领袖斯大林往往直接干预各种精神生产,向科研人员下订单。斯大林经常约见一些学者、作家,提出课题、观点和数字,让他们限期交货,还不容讨价还价。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谢皮洛夫,就曾从斯大林处接受一个任务,让他和另两名经济学家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是,三个人就躲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根据授意闭门造车,而苏斯洛夫则每周打电话催问,似乎写书比母鸡下蛋还容易。在肖洛霍夫生日那天,他借邀请作家作客祝贺生日之机,又要求肖洛霍夫写二战中的天才统帅,显然是要作家为他树碑立传。 斯大林曾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所以,当他借《联来(布)党史》简单图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教授们谁也不再敢独立研究这个题目,而只能给斯大林作注、赞美他。1944年,他在同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声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三十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就已敏锐发现:苏联社会已“挑起一个向斯大林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斯大林主义不就变成了苏联人的宗教信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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