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市场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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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评介
《新经济导刊》袁毅红2001/10/23
 
新千年之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表彰他们对信息不对称理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的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他们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形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同时也改变了经济学家分析市场机制的思考方式。他们提出的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解释从传统农业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本文旨在评介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工作及其应用,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创立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分析方法“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 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
乔治?阿克洛夫于1940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196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196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印度统计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1980年起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戈德曼经济学教授;他是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副总编。
阿克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是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最经典文献之一,它开创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的先河。在这篇文章中,阿克洛夫首次提出了“柠檬市场”的概念(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意思为“次品”获“不中用的东西”),现在,“柠檬”已成为每位经济学家最为熟知的一个隐喻。柠檬市场主要是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私人信息)。阿克洛夫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旧车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旧车市场上,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结果是,市场上出售旧车的质量逐渐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降低,更多的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这样,剩下的都是低质量的车(柠檬)。于是,只有低质量的车才能成交,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会导致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所谓的逆向选择。
在这篇文章里,阿克洛夫不仅论证了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而且也注意到了逆向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信贷市场,当地农村的放贷者索要的利率是大城市贷款利率的2倍。然而,有些中间商不了解当地农村借款者的信用风险,他们试图在这两个市场之间进行套利。而当地农村的那些借款者都是信用状况比较差的人,结果,那些中间商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976年阿克洛夫在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运用了不同的案例,如等级制度和工作环境等,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除此之外,阿克洛夫借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他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工作是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研究。他指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沟通以及同事之间的和睦相处所形成的感情会促使工资上涨,甚至会达到引起雇员失业的水平。同时,它也考察了等级制度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
二、 斯彭斯与信号传递
米切尔?斯彭斯于1943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市,196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197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84年起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自2000年起退休成为斯坦福大学的荣誉教授。
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为了抵消逆向选择带来的不利影响,解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斯彭斯提出的信号传递(signaling),即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卖方)通过信号将信息传递给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买方);其二是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信息甄别(screening),即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买方)通过提供多个不同的合约诱使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卖方)披露其私人信息。
信号传递是斯彭斯教授最先引入经济学的,它是指卖方为了使买方相信他们产品的价格和质量,而采取的可观测的行动。斯彭斯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信号传递的观点并使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同时指出了它在不同市场中应用的重要性。有关信号传递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只有不同类型的“发送者”发送信号的成本有差别时,信号传递才能成功。斯彭斯在1973年其开创性的论文《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和1974年的著作《市场信号传递》中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模型。在该模型中,他把教育当作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如果雇主雇佣新工人时不能区分低能力和高能力劳动者,劳动力市场便可能萎缩成一个只剩下低能力劳动者以极低的工资被雇佣的市场。
在劳动力模型中,斯彭斯分析了如何利用信号传递可以避免上面的情况发生。在这个模型里,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但雇员的受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了有关雇员的信息,一般来说,只有高能力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文凭。于是文凭就成为了传递雇员能力的信号。雇主认为那些不接受较高教育的雇员一定是低能力的,因而支付较低的工资,而对接受较高教育的雇员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模型中受教育的程度传递了能力的信号,将不同的劳动者区分开来。这里关键是我们假设了高能力的人接受同等教育的成本(如努力、时间和费用等)低于低能力的人,正因为如此,高能力的人才能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同低能力的人区分开来。如果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无关,教育就不可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因为低能力的人会模仿高能力的人选择同样的教育水平。
除了信号传递方面的工作之外,斯彭斯在产业组织领域中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75年到1985年期间,他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创者,他在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工作是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和市场准入模型,其中寡头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已经对其他的领域(如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斯蒂格利茨的逆向选择与信息甄别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196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3年起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97年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2000年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对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为:证明了在交易过程中,信息弱势的一方可以采取信息甄别(screening)的方式来间接地从信息强势的一方获得信息。即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约供信息强势的一方选择,从而使信息强势的一方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最优合约。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查尔德(Rothschild)1976年合写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是研究逆向选择问题的经典论文之一,是对阿克洛夫和斯彭斯工作的一个自然补充。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保险市场为例,研究了没有私人信息的代理商(保险公司)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何行动才能改进他们的结果(即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具体说,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状况,而保险公司并不清楚。但不具有私人信息的保险公司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潜在投保人,通过提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约(对较高的免赔额实行较低的保险费率),把客户按风险大小分成不同的类别,这样,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特征选择一个合适的保险合约。
斯蒂格利茨对于信息不对称市场理论也做出了许多其他的贡献。在信息经济学的文献中,它可能是被引证最频繁的研究者。在他大量的论著中,斯蒂格利茨多次指出建立经济模型如果不考虑不对称信息,则很可能得出错误结果。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考虑,许多市场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正如人们对公共管制所持的看法各不相同一样。他的许多论文已成为许多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里程碑。
关于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斯蒂格利茨和威伊斯(Weiss)的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指出:对银行来说,为减少不良贷款的损失,限定贷款的额度比提高贷款的利率更为可取。这种观点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它对于公司金融、货币理论及宏观经济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80年,斯蒂格利茨和格鲁斯曼(Grossman)研究了金融市场有效性假说。他们引进了所谓的格鲁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如果一个市场是信息有效的,即所有的相关信息都被反映在了价格之中,这样就没有人有动机去获取反映价格的信息。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不知情者,那么他们会雇人去获取信息,从而使自己变为知情者。因此,信息有效的均衡是不存在的。这一工作对金融经济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同时,斯蒂格利茨也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信息不对称和经济激励不只是学术中抽象的概念,还可以被广泛用于解释发展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经济现象。他研究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种田分成(sharecropping),一般情况下,收成依赖于一些外部环境(如天气)和佃农的努力程度。按照传统的假设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随财富的增加而递减,因而最优的结果似乎应该让富有的一方(即地主)承担全部风险。然而,现实中,收成分配合约规定收成被平均分配给两方,斯蒂格利茨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由于地主不能观测到佃农的努力程度,如果不让佃农承担风险就不能给予其有效的激励。
除此之外,斯蒂格利茨还建立了效率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在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自然资源经济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四、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应用及政策含义
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对市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这一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现实市场许多经济现象的理解,而这些经济现象不能完全地被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解释。此外,他们提出的经济模型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机构的出现,而这些社会机构的目的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副作用。他们创立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金融市场到产业组织直至到发展经济等领域。
在金融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解释:对有些行业,股东为什么会成为股份公司逆向选择的受害者。在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例如IT产业,在我国亦如此),大多数公司在不知情的投资者看来都是相同的,然而一些内部交易者可能拥有关于公司未来利润的信息。由于有不知情者参与交易,因此,低于平均收益水平的公司会被市场高估,于是这些公司倾向于发行新股(而不是贷款)来开发新的项目。与此相反,高于平均收益水平的公司会被市场低估,并且发现通过发行新股进行公司的扩张成本高昂。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低质量”公司(较低的预期收益)比“高质量”公司发展更快,意味着市场将逐渐被“柠檬”占领。当不知情交易者最终发现这种情形时,股价就会下跌(IT产业泡沫破裂)。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现金股利税远远重于资本利得税(大约2倍),但是为什么有些股份公司还是选择了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而不选择将利润留存,通过股价的上升提高资本利的而使股东受益更多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股利能够充当股票市场中“高收益”公司的可以信赖的信号。因为只有好内部信息的公司才能够向股东派发股利,而这一信号对拥有不良内部信息的公司来说太昂贵了。因此,股票市场将这一“昂贵”股利作为判断公司前景良好的信号,投资者也愿意为其公司的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一般情况下,股价上升足以补偿股东为股利多缴的税款。
产业组织领域,在消费者不知道产品质量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的厂商为了向消费者传递自己产品的“高质量”,常常采用“高”价格这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该公司不害怕需求的萎缩。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厂商把产品广告和保修计划作为高质量的信号,当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投入昂贵的广告费仍能获利时,均衡就会达到,这在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公司中是不会出现的。
信息不对称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低教育水平者可能被升迁到高职位。如果一个雇主想对其它有竞争力的雇主隐瞒关于自己雇员的个人信息,他不会有动机提升有竞争力的工人。但是一旦低教育水平工人的能力被其他竞争者发现,雇主为了留住他就会给其提高职位,这种提升对于雇主来说是最优的,而雇员所具有的能力足以享受这种高工资。
另外,信息不对称有着较强政策含义,金融市场的运行基础就是信息,投资者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如果不知道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产品的竞争力和公司的管理层的变动等信息,投资者就很难确定自己购买的公司股票真正价值,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易。因此,《证券法》和证券管理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要充分披露信息,禁止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从而尽量使信息不对称减少到最低程度,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如资本市场的不规范、就业问题、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等。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给经济带来的无效率,不能完全靠自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消除信息不对称,更正自由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