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庆黑社会是中国黑社会缩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03:32:30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6日11:14 《方圆法治》杂志
“打黑”风暴重庆样本
□文/本刊记者 韦洪乾
“我研究黑社会15年了，在这次重庆打黑之前，没有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但这次不同，目前已经有几十家境内外媒体记者采访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告诉记者，他刚刚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和其他专家教授一起，从理论和法律上对这次重庆打黑进行总结，包括如何建立一套预防和惩治黑社会的长效机制。
汪力认为，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因此不能指望消灭，只能控制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如何拒绝和减少“简单牟取暴利的机会”是预防和惩治黑社会长效机制的关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新旧体制磨合较好，黑恶势力相对较少。”
据汪力介绍，在一次座谈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要送我们一个礼物”：“他对我们说，一个城市做这么一件事(打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对重庆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对研究者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与其说是给你们任务，不如说是送你们一个礼物。”
对薄熙来的说法，汪力非常赞同。作为一个研究黑社会的法学教授，最近的各项活动“非常繁忙”，下一步还要协调法院，对判决的涉黑案件进行个案研究。
“为什么是重庆？对全国来说，黑社会还处于发展期，但重庆比较突出。”汪力打了一个手势，“这自然与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包括重庆独特的地理位置。”
重庆黑社会是中国黑社会的缩影
“从经济上讲，重庆的经济基础有三个特征，一是老工业城市，二是直辖市，三是大农业地区。重庆下辖四个农业地区，都是原来四川省的地市级区划，全是国家级贫困地区，高校招生都有降分照顾。”汪力教授分析说，“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是重庆的市情。重庆直辖后，加速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内外资本大量融入。由于是老工业城市，产业工人多，而且是大量下岗。另外，城市扩建，大量失地农民流入城市。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当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给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以重钢为例，下岗的产业工人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边就是高档写字楼、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认为，这是黑社会产生的社会基础。旧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碰撞使产生黑社会的空间变大。这种碰撞，比其他城市更为激烈，而直辖后，既有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又有国内外大量的资金投过来，黑社会发展的机会大大增加。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位于群山之中，与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人口，重庆都是一个中等省的规模，境内3000多万人口中近70%为农民，其中150万仍在贫困线之下挣扎。虽然1997年6月重庆直辖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年递增10%以上，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快速发展的重庆，俨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缩影。
重庆因水而兴，江湖上“码头”文化盛行。而巴蜀地区的江湖传统，“袍哥”首当其冲。这一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社团，进入近代以后，经历复杂而漫长的蜕变，逐渐演化为今日黑道社团。汪力认为，这是重庆黑社会产生的文化背景。从历史上看，重庆地处西南，民风彪悍，哥们义气深重，匪患不绝，“袍哥”组织根系发达，年代悠久，影响深远，解放后一度销声匿迹，但在改革开放后，其以新的形式，重新滋生并发展起来，以致警匪勾结、官黑勾结、错综复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公然与政府对抗。
“码头文化需要一种团队精神，大家一齐喊号子。而山城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需要团结合作。譬如，重庆满大街行走的棒棒军，哪怕是送一台电视机，也需要大家团结合作才行。”
“政治上讲，重庆直辖以来，重视经济建设，而领导更换频繁。”汪力认为，“红帽子现象促进了重庆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家一旦发家了，就有官员傍大款，主动给这些民企老板一顶红帽子，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是政协委员。戴了红帽子，就有特权了。黎强开始并不是黑社会，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有红帽子戴着，又有官员庇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黑社会势力也快速坐大坐强。经济发展速度与黑社会发展速度，大体相适应。”
汪力用“成长晚，发展快”六个字来概括重庆黑社会的特点。“黑社会作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是全国人大首次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列入刑法。随后，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庆也搞了，并把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早期，重庆黑社会还处于发展时期，主要以开赌场、放高利贷为主，不像现在，以公司形式存在，并渗透到各行各业。”
重庆黑社会迅速变大变强
根据自己的研究，汪力教授认为，重庆黑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80年至1990年初的孕育期；二是1990年中期至2004年的生存期；三是2005年以后的快速发展期。
从这次落马的黑老大发家史来看，黎强、陈明亮、陈坤志、王天伦等，虽然有的作案时间长达10年，但财富聚集的鼎盛期都是在2005年以后。
“连续发生数起枪杀案，而且破不了案，就已经说明，重庆的黑社会非常严重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一飞告诉记者说，“长期以来，由于公安机关的问题，导致重庆积案较多，无论是反黑，还是反贪，都有历史欠账。”
高一飞也被指定为从理论上研究和总结重庆打黑的专家，曾出版专著《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他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没有黑社会吗？也有，但其他地方没有重庆“积累的问题多”，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形势下，人民群众有特殊的要求，这就是重庆的特点。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1999年以来，重庆市有1400多起命案尚未侦破，还有近500名杀人犯在逃。2008年，重庆发生涉枪案件955起。对此，薄熙来在多个场合重复这样一段话：“这些杀人犯总要抓回来，这是底线，不把杀人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怎么还受害者以公道？老百姓又将怎么评价我们的政法队伍？”
涉枪案件多，命案难破，大都与重庆的黑社会有关，也是黑社会坐大坐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7月29日，重庆市长寿区渔民易大德的三儿子过生日，因为老易一直不答应让重庆大洪湖水产有限公司无条件收回鱼塘，该公司纠集黑社会人员近百人前来闹事，双方产生冲突。对方人员手持凶器将易大德一家和亲属5人砍成重伤，其中二儿子当日下午死亡，四儿子脑子受伤留下后遗症，大儿子和易大德也躺在医院。奇怪的是，报案后当地警方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现场，且无一人被警方当场抓获。而侦办此案的就是被称为文强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
出院后，易大德多次到公安机关请求缉拿凶手，但警方就一句“正在调查”。多日苦等之后，易大德的三儿子跑到朝天门爬到一个30多层的楼房上跳楼。当时，现场来了很多各个区公安局的局长，协商未果，在楼顶上耗了4个多小时，最终是“打黑局长”王立军赶到现场把他给背了下来。
今年10月9日，这位老农做了一件惊动全国的大事：他自己掏10万元在《重庆商报》登了一个整版彩色广告，上书：“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五天后，10月14日，谢才萍涉黑团伙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时，一些曾经被谢才萍团伙迫害过的市民带着家人当初被害时血淋淋的照片赶来，在现场泣不成声。庭审一直持续至10月15日深夜，但法院大门口依然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上百名群众始终聚集在法院门口不肯离去。
经过打打杀杀的原始积累，重庆黑社会已经坐大坐强，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建立了一个以“老大”为核心的、组织严密、体系完整的犯罪集团；二是实现了“企业化”的存在方式，以企养黑，同时以黑助企，将通过黑社会犯罪活动攫取的“黑钱”通过企业经营的方式“漂白”；三是千方百计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四是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增强黑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欺骗性，从政府手里争夺民心。
“典型的案件有两个，一是枪杀哨兵事件，二是出租车罢市事件。”高一飞说，这是重庆打黑最直接的原因。“王立军的担子还很重，今年3月19日某驻渝部队营房遭歹徒持枪袭击，哨兵身亡，步枪被抢，至今未破案。”
重庆警方曾公开披露，已有104个涉黑涉恶团伙在警方的掌握之中。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接受重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重庆黑社会有这样一个概括性描述：重庆市的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黑恶势力渗透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小到粮油菜肉的各领域；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不少集团集“黄、赌、毒、枪”于一体；黑恶势力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
重庆打黑运筹帷幄
“重庆打黑，有个铺垫期。”高一飞把王立军从辽宁锦州到重庆后开展的“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称做这次打黑风暴的“铺垫期”，当时，重庆满大街就流行一个说法，文强要被抓了。“擒贼先擒王，这是重庆打黑的关键一环。”
2008年6月，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不带“一兵一卒”，只身来到重庆，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正厅级)。一个月后的7月10日至9月30日，重庆开展了为期80余天的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据官方数据，全市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以至于重庆的看守所、拘留所爆满。此次严打规模空前，是重庆25年来最大的一次，有10名警察因虚报数字、弄虚作假被停职。
2009年3月，王立军从常务副职上扶正，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原任局长刘光磊转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重庆警方在王立军的统帅下，一直在摸黑帮的底。”
一直到今年6月3日，在重庆市区发生了爱丁堡枪杀案(与陈明亮团伙有关)，并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重庆警方的打黑行动才从秘密转为公开。
“重庆黑社会来势凶猛！”汪力说，“我理解，薄熙来所说的‘被逼打黑’就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了。打黑有个时机问题，黑社会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在黑社会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面临侦查取证难，这是一线警察普遍反映的问题。我就亲历过一个涉黑案件，因为没有充分暴露，警方抓获后因为难定性，又把人放了，造成很坏影响。”
汪力认为，黑社会经营的产业，形式上都是合法的，不像杀人、贩毒等明显违法。“大凡以企业形式存在的黑社会，又戴上了红帽子，比较难打。需要让他们充分暴露，让他们跳出来表演，才能抓住他们的尾巴。”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有两个关键人物非常重要，一是薄熙来，二是王立军。用汪力的话说，就是“强势领导与打黑英雄的结合”，“薄熙来长得高大、威风，单从说话的语气上就给人非常强势的感觉。他是一个硬派政治人物，作风硬朗。王立军就不用说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其他地方怎么借鉴？”
2007年12月，薄熙来主政重庆，半年后，远调自己的老部下、打黑经验丰富的王立军空降重庆，两人密切携手合作，一个幕后策划、支持，一个前台指挥、行动，强有力的领导指挥能力是重庆这次打黑模式的显著特征。其次，薄熙来和王立军都是外来干部，与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毫无瓜葛。
在打黑的每个关键时期，薄熙来都会出来公开讲话，以“消除杂音”。譬如，针对打黑“作秀”说，“适可而止”说，“见好就收”说，薄熙来多次公开看望打黑干警及政法工作人员，并表态“一定要把专项斗争进行到底，请大家放心！”“打黑除恶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们温柔，黑恶势力不会温柔，而且要杀人的！”
“这次打黑在宣传声势上也是空前的。”汪力说，“文强被双规后，媒体不时就有文强的消息出来，包括照片，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一方面说明办案的透明，另一方面还有威慑作用。特别是后来的公开审判，起诉书部分上网，都向外界表明重庆的开明与开放。”
“打黑”风暴重庆样本
□文/本刊记者 韦洪乾
“我研究黑社会15年了，在这次重庆打黑之前，没有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但这次不同，目前已经有几十家境内外媒体记者采访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告诉记者，他刚刚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和其他专家教授一起，从理论和法律上对这次重庆打黑进行总结，包括如何建立一套预防和惩治黑社会的长效机制。
汪力认为，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因此不能指望消灭，只能控制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而如何拒绝和减少“简单牟取暴利的机会”是预防和惩治黑社会长效机制的关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新旧体制磨合较好，黑恶势力相对较少。”
据汪力介绍，在一次座谈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要送我们一个礼物”：“他对我们说，一个城市做这么一件事(打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对重庆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对研究者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与其说是给你们任务，不如说是送你们一个礼物。”
对薄熙来的说法，汪力非常赞同。作为一个研究黑社会的法学教授，最近的各项活动“非常繁忙”，下一步还要协调法院，对判决的涉黑案件进行个案研究。
“为什么是重庆？对全国来说，黑社会还处于发展期，但重庆比较突出。”汪力打了一个手势，“这自然与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包括重庆独特的地理位置。”
重庆黑社会是中国黑社会的缩影
“从经济上讲，重庆的经济基础有三个特征，一是老工业城市，二是直辖市，三是大农业地区。重庆下辖四个农业地区，都是原来四川省的地市级区划，全是国家级贫困地区，高校招生都有降分照顾。”汪力教授分析说，“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是重庆的市情。重庆直辖后，加速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内外资本大量融入。由于是老工业城市，产业工人多，而且是大量下岗。另外，城市扩建，大量失地农民流入城市。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当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闲之徒，给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以重钢为例，下岗的产业工人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而旁边就是高档写字楼、商品房，反差太大，一些人肯定心理不平衡。”汪力认为，这是黑社会产生的社会基础。旧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碰撞使产生黑社会的空间变大。这种碰撞，比其他城市更为激烈，而直辖后，既有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又有国内外大量的资金投过来，黑社会发展的机会大大增加。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位于群山之中，与北京、上海、天津截然不同，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人口，重庆都是一个中等省的规模，境内3000多万人口中近70%为农民，其中150万仍在贫困线之下挣扎。虽然1997年6月重庆直辖以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年递增10%以上，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快速发展的重庆，俨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缩影。
重庆因水而兴，江湖上“码头”文化盛行。而巴蜀地区的江湖传统，“袍哥”首当其冲。这一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民间秘密社团，进入近代以后，经历复杂而漫长的蜕变，逐渐演化为今日黑道社团。汪力认为，这是重庆黑社会产生的文化背景。从历史上看，重庆地处西南，民风彪悍，哥们义气深重，匪患不绝，“袍哥”组织根系发达，年代悠久，影响深远，解放后一度销声匿迹，但在改革开放后，其以新的形式，重新滋生并发展起来，以致警匪勾结、官黑勾结、错综复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公然与政府对抗。
“码头文化需要一种团队精神，大家一齐喊号子。而山城重庆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需要团结合作。譬如，重庆满大街行走的棒棒军，哪怕是送一台电视机，也需要大家团结合作才行。”
“政治上讲，重庆直辖以来，重视经济建设，而领导更换频繁。”汪力认为，“红帽子现象促进了重庆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些民营企业家一旦发家了，就有官员傍大款，主动给这些民企老板一顶红帽子，要么是人大代表，要么是政协委员。戴了红帽子，就有特权了。黎强开始并不是黑社会，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有红帽子戴着，又有官员庇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黑社会势力也快速坐大坐强。经济发展速度与黑社会发展速度，大体相适应。”
汪力用“成长晚，发展快”六个字来概括重庆黑社会的特点。“黑社会作为刑法上的罪名，是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是全国人大首次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列入刑法。随后，在2001年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庆也搞了，并把保护伞——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早期，重庆黑社会还处于发展时期，主要以开赌场、放高利贷为主，不像现在，以公司形式存在，并渗透到各行各业。”
重庆黑社会迅速变大变强
根据自己的研究，汪力教授认为，重庆黑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80年至1990年初的孕育期；二是1990年中期至2004年的生存期；三是2005年以后的快速发展期。
从这次落马的黑老大发家史来看，黎强、陈明亮、陈坤志、王天伦等，虽然有的作案时间长达10年，但财富聚集的鼎盛期都是在2005年以后。
“连续发生数起枪杀案，而且破不了案，就已经说明，重庆的黑社会非常严重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高一飞告诉记者说，“长期以来，由于公安机关的问题，导致重庆积案较多，无论是反黑，还是反贪，都有历史欠账。”
高一飞也被指定为从理论上研究和总结重庆打黑的专家，曾出版专著《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他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没有黑社会吗？也有，但其他地方没有重庆“积累的问题多”，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形势下，人民群众有特殊的要求，这就是重庆的特点。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1999年以来，重庆市有1400多起命案尚未侦破，还有近500名杀人犯在逃。2008年，重庆发生涉枪案件955起。对此，薄熙来在多个场合重复这样一段话：“这些杀人犯总要抓回来，这是底线，不把杀人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怎么还受害者以公道？老百姓又将怎么评价我们的政法队伍？”
涉枪案件多，命案难破，大都与重庆的黑社会有关，也是黑社会坐大坐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7月29日，重庆市长寿区渔民易大德的三儿子过生日，因为老易一直不答应让重庆大洪湖水产有限公司无条件收回鱼塘，该公司纠集黑社会人员近百人前来闹事，双方产生冲突。对方人员手持凶器将易大德一家和亲属5人砍成重伤，其中二儿子当日下午死亡，四儿子脑子受伤留下后遗症，大儿子和易大德也躺在医院。奇怪的是，报案后当地警方用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现场，且无一人被警方当场抓获。而侦办此案的就是被称为文强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
出院后，易大德多次到公安机关请求缉拿凶手，但警方就一句“正在调查”。多日苦等之后，易大德的三儿子跑到朝天门爬到一个30多层的楼房上跳楼。当时，现场来了很多各个区公安局的局长，协商未果，在楼顶上耗了4个多小时，最终是“打黑局长”王立军赶到现场把他给背了下来。
今年10月9日，这位老农做了一件惊动全国的大事：他自己掏10万元在《重庆商报》登了一个整版彩色广告，上书：“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五天后，10月14日，谢才萍涉黑团伙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时，一些曾经被谢才萍团伙迫害过的市民带着家人当初被害时血淋淋的照片赶来，在现场泣不成声。庭审一直持续至10月15日深夜，但法院大门口依然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上百名群众始终聚集在法院门口不肯离去。
经过打打杀杀的原始积累，重庆黑社会已经坐大坐强，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建立了一个以“老大”为核心的、组织严密、体系完整的犯罪集团；二是实现了“企业化”的存在方式，以企养黑，同时以黑助企，将通过黑社会犯罪活动攫取的“黑钱”通过企业经营的方式“漂白”；三是千方百计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四是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增强黑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欺骗性，从政府手里争夺民心。
“典型的案件有两个，一是枪杀哨兵事件，二是出租车罢市事件。”高一飞说，这是重庆打黑最直接的原因。“王立军的担子还很重，今年3月19日某驻渝部队营房遭歹徒持枪袭击，哨兵身亡，步枪被抢，至今未破案。”
重庆警方曾公开披露，已有104个涉黑涉恶团伙在警方的掌握之中。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接受重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重庆黑社会有这样一个概括性描述：重庆市的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黑恶势力渗透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小到粮油菜肉的各领域；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不少集团集“黄、赌、毒、枪”于一体；黑恶势力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
重庆打黑运筹帷幄
“重庆打黑，有个铺垫期。”高一飞把王立军从辽宁锦州到重庆后开展的“夏季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称做这次打黑风暴的“铺垫期”，当时，重庆满大街就流行一个说法，文强要被抓了。“擒贼先擒王，这是重庆打黑的关键一环。”
2008年6月，时任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不带“一兵一卒”，只身来到重庆，担任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正厅级)。一个月后的7月10日至9月30日，重庆开展了为期80余天的社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据官方数据，全市公安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以至于重庆的看守所、拘留所爆满。此次严打规模空前，是重庆25年来最大的一次，有10名警察因虚报数字、弄虚作假被停职。
2009年3月，王立军从常务副职上扶正，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原任局长刘光磊转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重庆警方在王立军的统帅下，一直在摸黑帮的底。”
一直到今年6月3日，在重庆市区发生了爱丁堡枪杀案(与陈明亮团伙有关)，并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重庆警方的打黑行动才从秘密转为公开。
“重庆黑社会来势凶猛！”汪力说，“我理解，薄熙来所说的‘被逼打黑’就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了。打黑有个时机问题，黑社会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在黑社会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面临侦查取证难，这是一线警察普遍反映的问题。我就亲历过一个涉黑案件，因为没有充分暴露，警方抓获后因为难定性，又把人放了，造成很坏影响。”
汪力认为，黑社会经营的产业，形式上都是合法的，不像杀人、贩毒等明显违法。“大凡以企业形式存在的黑社会，又戴上了红帽子，比较难打。需要让他们充分暴露，让他们跳出来表演，才能抓住他们的尾巴。”
在重庆打黑风暴中，有两个关键人物非常重要，一是薄熙来，二是王立军。用汪力的话说，就是“强势领导与打黑英雄的结合”，“薄熙来长得高大、威风，单从说话的语气上就给人非常强势的感觉。他是一个硬派政治人物，作风硬朗。王立军就不用说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其他地方怎么借鉴？”
2007年12月，薄熙来主政重庆，半年后，远调自己的老部下、打黑经验丰富的王立军空降重庆，两人密切携手合作，一个幕后策划、支持，一个前台指挥、行动，强有力的领导指挥能力是重庆这次打黑模式的显著特征。其次，薄熙来和王立军都是外来干部，与当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毫无瓜葛。
在打黑的每个关键时期，薄熙来都会出来公开讲话，以“消除杂音”。譬如，针对打黑“作秀”说，“适可而止”说，“见好就收”说，薄熙来多次公开看望打黑干警及政法工作人员，并表态“一定要把专项斗争进行到底，请大家放心！”“打黑除恶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们温柔，黑恶势力不会温柔，而且要杀人的！”
“这次打黑在宣传声势上也是空前的。”汪力说，“文强被双规后，媒体不时就有文强的消息出来，包括照片，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一方面说明办案的透明，另一方面还有威慑作用。特别是后来的公开审判，起诉书部分上网，都向外界表明重庆的开明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