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我在三十年改革中的三点体会

我在三十年改革中的三点体会
吕日周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最发愁的事情是“落实”二字，每次开会都要说大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就是因为落实抓不好。我在下面工作时就发明了一个落实的公式，“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
今年是改革30年，在这些年里，我从农村队长、村支书，到县委书记、市长、省体改委主任、市委书记，再到省级干部，到现在的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可以说一直从事着改革实践，我就琢磨着以改革为题，就改革30年来的几点体会来和大家做个交流。这30年来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解决问题，我和学者不一样，学者是讲道理的，我是解决问题的。群众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千方百计地解决什么问题。这引起了很多风波，经常让领导把我叫回去说，你的方法不对，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样做对你的反映很大。我知道不是方法不对，而是创新方法有人接受不了，就说：方法不好，但是效果好。过去方法好，但是效果不好。我去长治之前，上访人山人海，经过半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到北京上访、没有一个人到太原上访，市委市政府的大门拆了，没有人站岗，老百姓也没有围攻过一次政府的大门。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在市里转，突然有一个同志拦住我说：“吕书记啊！我有一封信。”我说：“好，你放在我自行车前面的篮子里就行了。”他就放在我的篮子里，我也就骑自行车就走了。我坚信一条，为人民服务就得解决问题。今天，我主要谈以下三点体会：
三个口号贯穿三十年改革
第一点就是这30年中党中央重视改革案例，这就是重视人民的实践，把实践作为第一标准。
具体表现为：有改革，作评估；有争议，作结论；有认可，发文件。推广小岗村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本人在改革30年，经过了六任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一些做法受到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王庭栋、李修仁、王森浩、王茂林、卢功勋、郑社奎、张长珍、胡富国、孙文盛、郭裕怀、田成平、刘振华、张宝顺和孟学农的认可与推广。我个人的感受是他们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重视案例，支持我所领导的地方和部门的改革。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取得成绩。在改革实践中我也感觉有的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这很误事。
毛泽东当年说，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我认为在新时期，光说这两句话、这两个内容不够了，我想再加一句，领导干部就是要出主意、用干部、做案例，领导干部要做出案例来，给我们党的改革增加一些内容。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案例出发的，邓小平还搞了“四化”，“四化”中的年轻化、知识化最为重要。我就是那个时候走上领导岗位的，没有邓小平的“四化”，就没有我们这一批人。1983年一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有同志说中国搞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30年是齐头并进的，但是现在更需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光有经济体制改革，那改革是取得不了成功的。没有1983年那一批年轻的“四化”干部的上台，我们改革30年来取不到这么大的成绩。
回想这30年来，我提出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伴随了整个30年改革的全过程。
第一个口号，政府搭台，人民唱戏。我在原平当了六年县委书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在这个县进行了改革。后来，我到了新建的朔州市当市长，我和同志们一块研究，提出了“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
后来我到了长治市做市委书记，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党来创造纪律、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一整套的口号。我一直就认为，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公共产品、创造环境的，政府通过创造环境为企业和社会服务，让全社会来创造财富。
我到哪里工作都不主张政府去招商引资，政府是要创造环境，把环境创造好了然后让社会、企业家去招商引资。这就是我的思路，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招商引资，他有他的办法，看最后谁的效果好就是谁的办法好。我的方法是在城市里种树，我在城市里慢慢种林，那鸟就飞来了。我曾经到广州来，广州的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政府种草、企业养牛”，这个观点很符合我的想法。政府创造环境，政府的哪一个部门影响了环境的创造，那么这个部门就是当地人民的敌人。我就提高到这个地步，你必须是要为人民创造环境。
我曾经做过三个碗，每个碗上面写着一句话。
第一个碗上的话是“吃税人多、纳税人少是一个地方穷困的主要原因”；第二个碗上写着“企业家是党政官员的衣食父母”；第三个碗上面的话是《龙年档案》的作者柯云路写的，“政府好坏企业知”。好政府还是坏政府，企业家最知道，要定期让企业家来评论政府。我在长治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本来按老规矩开会时是县委书记坐第一排，我让企业家坐第一排，让银行家、金融家坐第二排，县委书记只能坐第三排。这样就创造了环境，处理好了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政府和金融家的关系。
我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大批领导干部都支持过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什么也干不成。但是，肯定也会有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这就很误事。
中国改革的三个基本国情
第二点就是改革30年来党中央给我们留足了改革空间，这就是号召人们大胆创新，勇敢地去探索实践。
党中央给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坚持与完善之间、在对党负责和对民负责之间、在发挥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与坚持法制之间留足了充分的空间，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践行了中国式社会主义。
我在改革实践和理论抽象中，认真学习过吴敬琏、王珏、厉以宁、林子力、吴象、贾春峰等同志的理论研究成果；也认真学习过陆子修、温元凯、温铁军、张瑞敏、仇和、内蒙古卓资县县长张楚、山东枣庄市市长陈伟、河北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年广九、步鑫生等改革人物的实践经验。
没有实践、没有案例，中央也不可能凡事都具体地提出该如何做，但有的同志是不发文件就不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但同时又提出了要完善土地制度，土地要进行流转。基层要大胆地进行实践，因为中央给我们留足了充分的空间，也指明了方向。1979年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这是改革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不逾越并不意味着没有事干，中央同时还指出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大胆地突破现在的模式，不断地去创新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模式。
我觉得中国的国情是三个大方面。
第一个国情，中国搞了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但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就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要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一切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国情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国情，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是我们的党怎么领导？江泽民同志说，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所以，我们是研究共产党怎么更好地领导、如何更好地发挥我们党的宗旨，我们是要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既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组织原则。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我们必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但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同时也要完善民主集中制，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完善民主集中制。
我在长治当市委书记时，提拔干部时就是把提名权交给全社会，比如某地要提拔一个局长，谁想当都可以来报名，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他人推荐，但你为什么要报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必须上电视说清楚。记得曾经有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怎么样？我说行啊，谁推荐都可以，领导推荐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有一条规定，推荐人以及推荐的理由都要在报纸上电视上公布。这个领导一听就说那就算了。我说那不行，还是推荐吧，他再三说算了算了。推荐之后，组织部要进行审查，审查完了之后进行情况调查，按照组织程序来办，调查完之后到常委会上完成一个程序，进行差额票选，我觉得干部必须有度量衡，就是差额票选，没有别的方法。我觉得这些就叫完善民主集中制。
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空间里做工作，我在三年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每一天的报纸上都有批评的内容。上海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统计这三年里我在报纸上批评的领导干部有970个人，从我本人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党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觉得可以再往前进了一步：第一点，理论联系干部自己的实践案例。我在下面工作的时候，每一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必须要联系自己的实际，而且在电视上讲，全市人民都要看的，如果没有联系自己的实践就立即让他下台。第二点，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密切联系那些最需要解决问题的群众，尤其是哪些上访的群众。第三点，要公开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了。当时有人给我提出“批评”，“吕书记，我给你提出一条意见，你就是不注意你的身体健康”。话说得很好听，但是这种批评有什么用呢？我说，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登在报纸上。他当然就不敢了。新闻媒体的监督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就可以，从工作出发，没有什么多大的风险。
但是我也感到，在这些方面，我们还要注意解决三个问题，今后应在党与民、党与官、党与廉的三大问题上进一步推进加强党的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事业。
首先是解决党与民的关系，就是我们党和老百姓的关系。要注意解决干部的作风，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方面问题不少。光解决干部的作风还不行，还必须要带动老百姓参与执政。执政是人民的执政，我们不能代替人民执政，一定要正确坚持代表、带领、带动人民参与执政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把某些地方代替人民执政和代替人民管理干部的错误倾向扭转过来。最近我去四川雅安考察，发现他们研究出很多方法，比如说投票都是在秘密投票间里，别人看不到，从而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
第二是解决党与官的关系，就是党与干部的关系。执政党必须运用“自逼机制”使上来的干部必须为民干活，通过“追责机制”使不干活的干部不要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另外，要把表现好、老百姓认可的干部通过创新的民主集中制提拔到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我做市委书记时使用了“自逼机制”，我在工作岗位上就提出了几句话，“谁不干干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谁不调整经济架构就调整谁”。
第三是解决党与廉的关系，这里不仅要抓案例，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制度上下深工夫、苦工夫。比如说对于广大干部的福利待遇货币化，又比如说我们干部队伍太庞大，要启动“转业干部”的体制解决减少干部后提高待遇问题，再比如说要明确因贪处分干部的度量衡标准，并严格执行之。
用渐进的方法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第三点就是改革30年来党中央重视推动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充分认识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作为纽带的方法的重要性，用渐进的方法推动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因此，我们党的制度、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干部每天都在实践，辛辛苦苦开会，辛辛苦苦工作，但是为什么现在仍然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我认为最主要是要解决方法问题，不解决具体的方法，这就很难把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落到实处，必须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来配套。
我说的科学工作法也就是五步工作法：第一是要发现问题，把干部派到基层去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问题不能回来。第二是公开问题，把问题上报纸、上电视、上文件、不能遮掩。第三要举一反三解决面上的所有问题。第四是要追究责任，我不赞成问责，我赞成追责，追究责任，一直追到底，把每个问题的最核心的根子挖出来。第五是形成案例，进行教育，不仅在本地单位、本地区进行教育，甚至于在全省、全国、全党进行教育。
改革必须要搞，现在不搞今后会痛苦，这一辈子人痛苦，下一代人也会痛苦。改革不要怕吃苦，最终党和人民会肯定你。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我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皇甫平”系列评论作者周瑞金先生曾在《“吕日周现象”透视》一文中这样评价吕日周：
平心而论，吕日周是个有个性的平凡人。他出生农村，上世纪60年代末大学毕业，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知识分子。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激情，充满一展抱负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心。一旦遇上改革开放良机，国家大批起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人才，他便脱颖而出，跨进执政党领导干部行列。他30多岁当上县委书记，40多岁当了朔州市首任市长，接着调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2000年就任长治市委书记，2003年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吕日周这样的仕途经历，尽管中间也有过曲折和委屈，但总的说来是顺利的，称得上是时代的幸运儿。
客观地说，吕日周又是个不甘平庸的传奇人。无论在可以大展鸿图的一线任上，还是在相对沉寂的二线岗位，他都满怀激烈，奋斗不息。他决不随波逐流，混日子，当个光说空话不做实事的官员。在长治市委书记任上的三年，是吕日周从政生涯中的华彩乐章，是他人生所积累、所铸造的改革意识、民主观念、施政作风、人格素养的一次成功实践和集中喷发，也是他从政的才能、学识、见解、经验的一次夺目升华。他独树一帜的“传媒治市”举措，改写了一页历史，创新了舆论监督，使他成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人”。
现场互动
「现场提问1：」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逆淘汰机制，就是想作为、敢做事的人就很容易出事，出了事就要承担责任就下台了，反而是不做事或少做事的人不会出问题，所以就蒸蒸日上了。吕日周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几次提拔是多么不容易，对于这样不利的逆淘汰机制，你有怎样的看法？
「吕日周：」我们中国有一种病，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体制病。我们中国的制度好、理论好，方针路线目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体制方面很难和我们的制度、理论配套，所以我们得的是体制病。你刚才问的问题，属于干部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好的，我们要选择德才兼备的四化干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干部，但是我们现在的干部体制还在改革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那些积极参与改革的干部，尽管你做得对，上级也不一定一下子就知道你做得对，他还要经过一定的观察才能知道你做得对还是错，在这个过程中搞改革的人肯定是要付出牺牲和代价。牺牲和代价正是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今天牺牲了，明天党一看你做得对，还会提拔你、重用你，人民永远都会记住你。你个人付出了牺牲和代价，但暴露了体制的问题，使旧体制尽快得到改革。这样的同志也是贡献。
「现场提问2：」我是通过南方周末知道你的改革事迹，我对你非常钦佩。中国还有仇和等地方官员也在进行改革，你对这些改革有什么看法？
「吕日周：」你刚才说到仇和同志，他比我小12岁，我们是朋友，他在江苏的改革，我去那里学习过。今年我还花了半年的时间，带了几十个专家到昆明去考察他的改革。我认为仇和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贝，是一位敢干事、能干事，也愿干事的领导干部，他的这种案例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还有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最近我也去那里调查过，她推进基层民主的改革，对传统的方法有所突破，已经从村到乡，乡再向镇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民主政治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经济是配合民主政治的，是车之两轮、人之双脚，缺一不可，所以中央特别重视民主政治的发展。邓小平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如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再到社会民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在我注意到贵州等地方，已经进行很多大胆的试验，这个试验是成功的。我在那里进行过实实在在的考察，我认为他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也会逐步地得到中央的认可。我们现在正在实践当中，当然暴露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最终肯定是要靠制度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案例你不能靠制度，因为制度没有这些案例，没有这些创新的东西，只能靠领导干部的不怕牺牲，就像成千上万的仇和那样的领导干部。当然，创造案例的只能是少数人，所以创造案例的干部不要和别人去比如何升官，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都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要让老百姓说好。第二目标，要让历史说好。第三个目标，要让领导说好，让领导把你提拔了。我也有这三个目标，我也希望领导把我提拔了。但是，你得把这三条的位置摆明白，第一是让老百姓说好，第二是让历史说好，最后才是尽量能提拔，提拔不了不要不高兴。当时领导不想提拔我了，就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去做个政协委员，我说我不当，我真是不想当，但是我没有意见。我真的没有意见，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已经是厅级干部了，还能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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