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哪里来：追寻汉语的祖先

追寻汉语的祖先
分子人类学关于东亚人群DNA的研究，给了语言学家们莫大的启示，这也许为破解汉语起源之谜提供更多的线索。
文/国家历史记者孙展


汉语从哪里来？一直是个谜团。
17世纪，一名叫作韦伯的学者写道，“汉语是伊甸园中所讲的最初语言。”而另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学者干脆说，汉语是“被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国家的某位圣贤一下子发明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居住在周围的不同民族的人群之间能够用这种语言进行口头交际。”
实际上，在中国人内部，这样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也同样代代相传。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汉语才被用来和其他语言类比分析，但有关汉语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东亚人群迁徙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
语言的足迹
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路经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尼。在经过了数月的航行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令船员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发现，虽然相距遥远，但当地的马来语与他们途经的马达加斯加的土著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难道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这些分布在各个海岛上的人群就早已横渡大洋，穿梭在广袤的海域中了吗？难道这些相隔万里的海岛居民竟然是比自己更加能干的航海者？水手们百思不得其解。
水手们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这个发现，竟然触碰到了语言的核心秘密。400年来，一代一代的语言学家追随着这个秘密，开始了伟大的发现历程。
1786年，英国的琼斯爵士通过对比研究关注到：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以及波罗的语、斯拉夫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雅利安语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会不会这些语言有同一个源头？他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假设——这些广泛分布在欧洲和印度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印欧语系假说”。
琼斯的假设，让语言学家们开始尝试着对比、分析这些有着共同关系的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1861年，德国语言学者施莱歇尔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下，推导出语言也有着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并给印欧语系画出了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语言的谱系树上，原始的“印欧语”处于最底端，是“树干”，这个树干分出两个“树枝”，一枝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另一枝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支”，这两个“树枝”再分别分出众多“小树杈”，如日耳曼语、立陶宛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语等等语言。
尽管施莱歇尔推导的这棵“印欧语系大树”并不完全精确，但他的方法立刻成为语言学家们观察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利器。他们反过来去研究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
1600年那些荷兰水手们的疑惑，也得到了部分的解答。在北到台湾岛，南到新西兰，西到马达加斯加，东达复活节岛，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袤海域上，的确存在一种共同渊源的海岛语系，尽管这种覆盖2亿人口，有着959种语言的语系内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却有着明确的同源关系，学者们将之称为“南岛语系”。在欧洲人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
那么古老而神秘的汉语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同样是另外一种更加古老的语言分化而来，还是像学者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由中国的某位圣贤独立创制而来？
从19世纪开始，语言学家们逐步发现，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里面的语言也能像其它语系一样，描绘出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谱系树上，汉语、藏语、缅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语言学者们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
东亚同源？
如果汉语真的和藏缅语有同源关系，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分化而成的呢？
1950年代，美国语言学者斯瓦迪士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不同语言，得出了约200个核心词，几乎每种语言都包括这些核心词汇，它们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根据对比分析不同语言之间核心词的同源关系，就能大致判断出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同时，这些核心词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速率，而分析两种语言中核心词汇的不同比率，则可以推算出它们之间分化的大致时间。
在对比汉藏之间的同源词时，学者们发现，汉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共同的数词一至十，但“千”和“万”却各并不相同，而在汉语中，“千”和“万”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汉语与藏缅语与的分化必定早于殷商时期。语言学家们大致推断，这个时间距今约4000-5000年左右。
但在这种粗略的勾勒中，依然有很多矛盾难解之处。东亚地区语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印欧语系。尽管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大致能够接受“汉藏语系”这种假说，但其间的分歧依然很大。
中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早在1934年就提出，汉语不但与藏缅语有亲缘关系，同时和苗瑶语、侗台语也有亲缘关系，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则认为，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关系不大，反而与日语、南岛语有着亲缘关系。
颠覆性的观点来自1990年。当年，第23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召开。就在会议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沙加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汉语南岛语同一起源论》的文章。这个文章刚刚公布，就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份标记有各种语音符号及绕口的学术名词的论文不亚于一篇“天书”，但在座的学者们却明白，这份论文的观点一旦成立，将是对传统的“汉藏语系假说”的最大挑战。
沙加尔认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同源词，而这些同源词有着规则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汉语与广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岛上的南岛语系，也就是400年前荷兰水手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和印尼人所讲的语言都来自于一种更加古老的“母语”。
沙加尔的观点极富挑战性——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各个语系独立起源，互不隶属，那么该如何解释汉语和南岛语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沙加尔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邢公畹的支持。他认为存在一种“汉藏—南岛”的同源关系。中国学者潘悟云也注意到，不仅仅是汉语存在这种联系，在东亚这片大陆上，侗台语就像是各种语系的交集，它既与汉藏语系有关，又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有密切关系。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同源的说法，让潘悟云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联想——这些语言会不会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稻米的密码

在如此广大的语言区域内，有一个词语引起了语言学者们的关注，那就是“稻米”。在东亚人群中，稻米与人们的饮食和生产息息相关，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语言学家们发现，稻米在南岛语系中有着相同的来源，这个范围覆盖了马来-印尼语、西太平洋上帛琉群岛帛琉语、台湾的赛德语、卑南语、鲁凯语、越南的雷德语，菲律宾马诺波语，台湾巴则海语，道卡斯语，阿美语。而它们又与藏语的稻米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另外，上古汉语的“稻”，则与侗台语和南亚语同源。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也发现，在汉语里，“粝”本意为“粗米”，其同音词“疬”有“恶疮、麻风”的意思，而藏语中相对应的词，同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米”、一个是“疮、疖”，同样，印尼语中“米”与“麻风”也几乎同音。这种大跨度地区里连续出现的相似性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
但是，如果单单凭借语言学本身来破解这些谜团，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动中，根据测算，每1000年左右，就能独立分化出来一种语言。尽管那些语言的核心词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超出200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时间，要想判断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非常困难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总在争吵之中的原因——那些在一名语言学家眼中，看上去具有密切关联的词汇，在另一名语言学家眼中，可能会是毫无意义。
这时候，其他学科的介入就变得不可避免。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拥有稻米同源词汇的语言区域，存在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曾经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稻米遗存，长江中下游也因此被认为是稻米的起源地之一。而在其他区域同样也发现了稻米的遗存，在中国台湾和云南分别是距今5000年和4000年；泰国距今4000年，菲律宾距今3700年。考古学家们推测，会不会存在两条稻米传播路线，一条从长江中下游——台湾——菲律宾，一条是长江中下游——云南——缅甸、泰国？如果是这样，这又和语言学家推断的南岛和南亚语系的发展路线有许多重合之处。
语言学家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稻米的传播与语言的传播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农业社会比采猎社会更能有效而稳定地增加人口。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群的分化和迁徙，这也就是语言传播的动力之一。
除此之外，早在1959年，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根据出土的早期考古资料论证，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当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他认为从这个群体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难道这依然是个巧合？
来自基因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在暗示着，在远古时期，东亚语言的确是从一种最古老的“母语”分化发展而来。但是由此产生的疑问却更多，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假说的话，那么，这个“母语”的起源地到底在哪里？内部这种千差万别的语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它们之间的亲疏远亲如何？这似乎又完全超出了语言学目前所能解释的能力。
同时，语言学家内部反对这种假说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支持东亚同源的证据多一分，似乎就会出现更多的相反意见。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悟云看到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生物学家介绍分子人类学家们关于东亚人群起源的最新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的民族。而此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东亚现代人是由本土直立人、智人连续进化而来。
潘悟云马上联想到，这与语言学家争论的东亚语言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源”、“自南向北”这两个来自DNA的结论，居然和之前语言学界的那个东亚语言同源的假设一致。
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曾在《物种起源》中写到，“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而这句话，现在听上去，就好像是在为分子人类学家们今天所作的工作做注解。
随后不久，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
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其中一个亚群在约8000-6000年左右向东向南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族群的先祖。而另外的一些亚群则调头向西南发展，最终成为藏缅语族的祖先。
尽管这个来自基因的迁徙路线也仅仅是一个草图，但那些在语言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似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了。
例如，为什么差异巨大的东亚各个语系之间，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基因图谱来解释，那的确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但由于早在数万年前就开始分化，所以才会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
而曾经长期存在归属争论的苗瑶语和侗台语看上去也各自有了结论——苗瑶语族群是约1.5万年前从北上过程中的汉藏羌那一支分化而来，最终达到了中国中部。而侗台语则是从沿海岸线北上那一支中分化而来，自然会与南岛语系有更紧密的关系。
那么汉语呢？那支从古汉藏羌分化而出，沿黄河流域而下的亚群所讲的语言就是上古的汉语吗？显然没那么简单！还记得有一支沿南中国沿海一直上行达到山东的族群吗，他们成为东夷部落的先祖，而东夷部落的一部分沿黄河流域上行。最终两个族群在中原地区遭遇，在这其间，甚至还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从南方北上而来的部分苗瑶族群，以及从北方南下而来的部分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征战并相互融合，无论是族群还是语言。
语言学者李葆嘉是这样描述这个复杂的过程的，“原始的华夏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言。”
而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们在汉语中，既能与藏缅，又能与苗瑶、侗台、甚至与南岛、阿尔泰都找到亲缘关系的原因。
这听上去似乎清晰了不少。但对于那些仍然还未能解答的谜团来说，显然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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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5 11:32 |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从哪里来：DNA揭秘华夏族
寻找丢失的密码
文/国家历史主笔黄艾禾


猛犸象骨架，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古DNA技术被《科学》杂志评为“200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之一。资料图片
公元前210年，陕西关中尽是大工地。在咸阳，新朝宫阿房宫已经开工两年，而骊山脚下，秦始皇陵的修建已经进入第37个年头。
秦陵是从秦始皇13岁登基那年就开始修建的。“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这是李白的诗。秦陵修建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历代皇帝陵中之最，最多时征用人力70万。考虑到秦朝当时人口只有两千万，除去一半女性，再除去北筑长城征夫30万，南戍五岭发兵50万，还有修驰道、筑灵渠等巨大工程动用的人力，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各种徭役征用的人丁达300万。修皇陵投入70万人，真是个惊人的数字。怪不得中国人会留下“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凄惨的民间记忆。
修秦陵的，基本是四种人：带罪服役的刑徒；因犯法而被罚钱又没有能力缴纳钱财的人；官府和民间工匠；定期服劳役的人。这里面，人数最多的，当是刑徒。他们身披锁链，采石、运土，在监工士兵的毒打下，干着极重的体力活，死了就随便扔进旁边的一个坑里草草埋葬。
两千多年以后，到了公元2003年，他们中的几位，惊现于今世，当然，早已经都变成了白骨。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徐智这样描述他们：“是在兵马俑旁的一个坑里挖出来的。一百多具很散乱的骨头，层层叠叠，没有一定的埋葬方式。考古学家把一个个个体给分出来。这些骨头上，有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后才会出现的症状：磨损、骨折，或琵琶骨上有穿过的痕迹。那坑里共121具遗骨，他们平均年龄24岁，都是男性。”
陕西考古所把样品送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是当年修秦陵的劳工，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新闻媒体一时将消息炒得很热，甚至有发现“具备‘欧亚西部特征’的2200年前‘洋劳工’”之说。
想知道这些两千多年前的遗骨究竟出自何方，最确凿的办法是直接测试他们的DNA——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个科幻的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测古DNA的地方，另一个做这项工作比较多的机构，是朱泓教授率领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
数千年前的遗骨在说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操作，提取古DNA。图/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提供
测古DNA，是个技术活。第一步，先取一块骨头，磨碎，注入一些化学溶液，从里面提取DNA。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眼中，DNA应该都存在于活的生命体中，死去几千年的人骨，还有DNA？
“DNA不一定存在于活性物质中，”徐智解释说，“DNA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生命是有活力的，很奇妙的是，这些本身没有活力的化学物质，组装来组装去，就有生命了。人死之后，你身上的DNA也不会立即都消失光。不过因为没有活性物质保护，外面的东西会侵蚀它，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在较好的保存环境下，比如，不那么湿，温度也比较低，这里的DNA就是可以利用的。”
秦陵劳工们的DNA损失很大，这个坑也曾遭遇过雨水的冲刷。“不过，因为可利用的DNA量比较大，还在承受范围内。”这里说的DNA，主要是线粒体DNA，而像Y染色体这样的，已经基本保存不下来了。“一个细胞里，只有一条Y染色体，但会有一千至两千个线粒体。所以现在的古DNA论文，一百篇中有九十几篇讲的是线粒体DNA。”徐智说。
再往下的步骤，就是传统的遗传学的操作手段了。从测试得到的结果中，判断他们的来源。
徐智共做了50具遗骨。其中有一半以上不能提出DNA。最后做出来的是19个个体。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有一个采自今天全国范围内两千多个样本构成的基因库，徐智把这些遗骨的DNA去一一与样本库中的样本比照。
因为样本都是今人的，只能有个大致的判断。徐智将中国人的基因类型大体分为四种：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秦陵劳工中，南方人稍多于北方人。看来当时从南方征调了不少人。还有，汉族和非汉族，人数差不多。至于“洋劳工”，是没有的。
“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与现实
1993年，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从美国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中看到，生物学家从距今一两亿年前的包有吸了恐龙血液的蚊子的琥珀中，提取出了恐龙的DNA。那个时候，正是古DNA技术风头最健的时候，人们相信，再古老的人和动物，都能提出DNA来。
古DNA技术的兴起至今只有20多年的历史。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美国科学家Higuchi从一种灭绝了150多年的动物斑驴身上成功提取了DNA，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古DNA在古生物学、考古学、进化生物学和法医学上的重大意义。1985年，又有消息传出，有人从距今约2400多年的埃及木乃伊中克隆出古DNA分子。从此，古DNA技术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的爆炸性消息传出，直到1993年有人宣称从距今约1.2～1.35亿年白垩纪琥珀中获得象鼻虫DNA和从距今2500～4000万年琥珀中的孢子中获取的古细菌DNA。
但是，1994年以后,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古DNA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开始觉得不对，这些古生物中的DNA，怎么和人的那么相像？人们发现，1994年有人从恐龙骨骼碎片中得到的“古DNA”序列，其实是人类的线粒体DNA片段——这些古生物化石被科学家自己的DNA的污染了。原来，活着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散布自己的DNA，你的触摸，甚至你的呼吸都有可能侵染到古物的表面。
从此以后，古DNA的提取技术才开始逐步规范，操作流程也日益严谨起来。徐智描述说，一般来说，如果是男性的遗骨，就由女性工作人员来拾取。现场不能触碰到遗骨，戴手套和口罩是起码的要求。在实验室里，工作人员的穿戴更是如同在SARS期间的隔离病房。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事先测过DNA，这也是识别出可能的污染的措施之一。
现在国际古DNA学界普遍认为，古DNA的理论保存年限只有10万年，除非这个样本是保存在西伯利亚冻土带中，也许可以保存数十万年。“现在你要再说我能做一两百万年前的恐龙DNA，论文扔出去人家编辑都不信。”徐智笑道。
不过，古DNA的最辉煌业绩，是对尼安德特人的DNA的提取。这支已经灭绝了的现代人类的近亲，曾经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许多欧洲人认为，自己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至少身上混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1997年，德国科学家帕波斯和他的学生马提亚·克里金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测出了距今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中的379个碱基对。他们发现这些碱基对序列和现代人的对应序列很不同，这个结果实际说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没什么传承关系，他们在50万年前从共同的祖先进化开来，两者没有发生融合。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些德国科学家的结论，他们认为帕波斯才得到379个碱基对，太少了。从心里说，许多欧洲人也情愿祖先是独立起源的尼安德特人。
但是，到2000年，又有奥奇尼科夫等人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256个碱基对，这些DNA的序列与帕波斯测出的只有3.48%的差异，而且这次实验分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时进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它证明了古DNA存在的可靠性。
到2006年，美国和德国的几个实验室从古DNA提取物中获得了65万个碱基对和100万个碱基对长度的尼安德特人的古DNA序列，另外，由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这一年，《科学》杂志将古DNA技术的进展评为“200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之一。
到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于现代欧洲人是从非洲起源，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
拼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在中国，今天测试的古DNA样本，都在几千年前左右，基本还没有超过一万年前的。这一方面是受限于技术，一方面，是古样本不容易得到。
金力领导的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测古DNA方面有密切合作，他们也同各地的考古学家互通往来，先后在新疆的古丝绸之路上（包括“楼兰美女”）、在三峡工地、在内地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对古尸的DNA进行测试。
他们得到的结果相当有趣。比如在新疆。大家都知道，当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东西方的交流应该是相当频繁的。其实，对古DNA的测试表明，这种交流，包括文化的也包括人群的基因交融，用金力的话说，就是来自亚洲和来自欧洲的不同种族的男女开始结合，在三四千年前就非常多见，比我们想象的早了一两千年。
有的时候，古尸明显呈现欧洲人种的特点，考古学家也认为这是欧洲人。但DNA测出来的结果，却是亚洲人的基因。这说明什么？参与过古DNA测试的金力的助手谭婧泽解释：因为提取的是古尸的线粒体DNA，也就是母系的遗传，这个结果是说明，样本是一个混血人，恐怕父系是来自欧洲人种，而母系来自亚洲人种。
2005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本科生闫鹏荣曾经对著名的四川悬棺中的古尸进行了古DNA的测试，得出结论是悬棺古尸是古百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广泛传说的巴人。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曾试图对人们疑惑不解三星堆之谜进行探索，可惜对其古尸的DNA提取没有成功。“那里太湿了，头骨和土都在一块。把土弄掉，骨头就碎了。DNA没有提出来。”徐智说。
而对一系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古DNA测试，让金力、李辉及其团体成员们收获不小。他们不但将基因地图中的五六千年前中国人群的迁徙路线与考古学、历史学中的研究资料与成果一一开始衔接，而且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这些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当时是哪一个族群创造的。比如，良渚文化，那么优美绝伦的玉器，五千多年前就由古百越人，也就是带M119基因位点的那支人创造出来的；而距今四千多年的大溪文化，创造者是苗瑶族群，他们与汉族人群同样都带O3型染色体，但他们的已经有点变异，是O3a4型，是在2万年前开始与汉族分开的。
根据对古DNA的测试结果，李辉绘出了一张五六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期中国的族群分布图。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汉族祖先华夏族，还只占着中国的一个小角。“当时各个考古文化区域里的人群，相互是隔绝的，隔离程度相当高。良渚文化中都是M119，没看到M122。在大溪文化中，有很多属于苗瑶族群的M7。在山西陶寺文化中，就没有看到南方人的任何基因。不像今天，大家已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97年，当克里金斯将尼安德特人的DNA拼接出来时，他写道：“我心里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脊背阵阵发凉……”。而到了2008年8月，人们得知，第一个对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完整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据《细胞》杂志报道说，来自德国、美国、克罗地亚和芬兰的科学家，在一个1980年从克罗地亚的出土的生活于3.8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骨样本上，获得了一个完整线粒体DNA基因组序列。
所有这一切，在30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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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子版文心雕龙上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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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哪里来：我们的祖母是非洲人

物种迁移时所出现的瓶颈效应，是只有少数个体能够通过瓶颈，这些个体所具有的遗传多样性不如原来的族群，即使后来数量增加，多样性仍不及原来的族群。人类在从非洲散播到世界各地时，经历了不同的瓶颈，图中的蓝色瓶子标示就是人类迁徙时遇到的瓶颈，这些瓶颈造成了各地族群的差异，在图中以不同颜色的人表示。图/《科学人》
中国人从哪里来？
中国人来自哪里？谁是我们最早的祖先？
几千年来的答案是：炎帝和黄帝，所有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
而自1920年代的考古发现后，我们有了新的答案：我们来自“北京人”。
我们相信，从数十万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代代相传。
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试图告诉我们，中国人来自远方。
早在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中就写到，“人类的早期祖先曾经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
正如“人类是‘猴子’变的”这一命题曾经引起几乎全人类的抵制一样，人类——包括中国人——来自非洲，也同样不会为人们所顺利接受。
尽管遇到来自科学界内外——基于学术或是心理——的诘难，中国一些科学家，和他们在全世界的同行一起，正在勾勒出我们由来和去向。
较早前的发现是，自“人类”从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进而散布在各地之后，我们的先祖就各安其所，各得其命，他们在旷古洪荒的原野上采摘，在泥沼溪流中渔猎，在幽暗的岩洞中繁衍，生生不息，延绵至今。
正当这一图景渐渐为学界所接受之时，科学家们又有了新的发现：15万年前，人类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母”，今天的所有人都是她的后代。我们的先祖从东非出发，走走停停，直到6万年前才到达东亚南部，而后渐次进入到我们如今生息的这片广阔大陆。
更进一步，中国的分子人类学家用“基因密码”更细致地告诉我们，那些自非洲而来的先民们，从4万年前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之后，又如何经过了聚散离合，渐渐走到了一起，成为今天的“中国人”。
我们的迁徙路线图正越来越清晰，但科学家们却并永远不会驻笔，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或许正在于他从不会停止从各种角度探索一个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
走出非洲：一首数万年的迁徙史诗
我们是谁？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离开非洲大陆的？一路上，他们碰见过谁，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千百年的疑问推动着人们去寻找人类迁徙的地图。
文/国家历史编辑邸笑飞
小组科学家调查非洲人基因。
小组科学家和非洲土著交流。
只要用一个棉签擦拭面颊，获得口腔上皮细胞，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究竟与世界上那个地方的人拥有共同的基因，了解自己家族进化的历程，比如，你是不是和英国女王或者成吉思汗有亲戚关系。这是真的吗？
2005年，美国原住民万帕诺亚格族族长麦克尔·马克雷就试了试，他想了解自己家族拥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族系史。尽管考古学提出，万帕诺亚格族祖先几个世纪前从西伯利亚而来。但DNA能够更好地揭示他们的祖先何时从亚洲跨越大陆桥来到北美，和哪些部族有血缘关系。除他之外，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口腔上皮细胞样本。
口腔上皮细胞和人类的祖先，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想了解这个故事，我们得从头道来，先看看，在进化论刚出现时期，科学家对人类从哪里来的解释。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
“从哪里来”
DNA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共同的祖母，是一位非洲妇女。图/华盖
1856年8月，两名采石工人在德国杜赛尔多夫市郊区一个石灰岩洞清理碎石时，起出了一片骨盆、一个眉棱隆起的头颅骨以及一具骸骨的其他部分，两人把这些骨头拿给他们的领班看，领班以为这是一头熊的遗骨，而当地一名教师兼业余博物学家鉴定后认出，这是一种不同于现存人类的遗骨。这具遗骨后来定名为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发现三年后，1859年，达尔文就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学说。达尔文宣称，也许人类不是由一个全能的神所创造的，而是由比较早期的生命演化而成的，这些早期生命可能包括穴居的原始人类。达尔文的想法使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乃至于现在的基督徒觉得可怕极了。伍斯特主教夫人甚至说：“我们是猿猴的后裔？希望这不是真的。假如是真的，那我们就得祈祷这事别让人家知道。”
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科学界终于慢慢接受了“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这一理论。然而人类起源于哪里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达尔文曾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中推测，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为了证明人类的起源地，考古学家纷纷致力于发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
1890年，在爪哇工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欧根·杜波斯在爪哇中部特里尼尔一条河岸挖到一个头骨，次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一块大腿骨，这个化石颅骨低平，额骨倾斜，股骨长直，适于直立行走，杜波斯相信自己发现了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将这种新发现的化石命名为“直立猿人”。“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人类起源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中亚起源说流行起来。
但从20世纪起，在南非和东非，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都发现了原始人类化石或遗骸。这样看起来，世界各地都曾有人类祖先出现，因此多地区起源说逐渐开始占上风，这一学说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类是独立起源，即由各地的非洲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东亚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为现代人类的几大人种。
但是，这一学说亦有缺陷，比如不能证明同一地区的化石之间具有直接亲缘关系，因此在人类学家内部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但是，对多地区起源论提出最大挑战的是分子人类学界。
遗传学研究的黎明
1944年，一名叫做路卡·卡瓦利-斯福扎的意大利人考入帕维亚大学学习药学，不久他放弃了这个专业，开始了遗传学的研究，师从著名果蝇遗传学家布扎提·特拉维索。
为了解读不同人群的相互关系，1951年，斯福扎开始研究血液多态性，他带着几名助理，在乡间收集血液。这次，研究者得到教区神父的帮助，他们常常在周日弥撒后，在教堂的圣器保管室内为参加弥撒的村民们抽血。对这次收集的血液进行研究后，他们发现山区村庄血型分布有很大差异，而山谷中村庄差异没那么大。
此后，斯福扎和合作者爱德华兹分析了世界各地15个人群的血型类型。研究结果显示：非洲人处于最靠树根的位置，欧洲人和亚洲人“丛生”在一起。这一结果，首次清晰、直接、令人震撼地反映出了非洲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被后来的遗传学家们称为“经典的多态性”。
斯福扎开始对人类的遗传关系进行研究之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的时期，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自然》杂志报道了DNA双螺旋结构，1962年，他们通过X射线确定了双螺旋结构。
这时，确定人与人的遗传关系最适合的样品已经到手——DNA。DNA是长串复合分子，它能够记录人的演化，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一份历史记录。
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巨大进展，也使得一个新的学科出现：分子人类学。顾名思义，这一学科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研究人类DNA中所蕴藏的遗传信息来揭示整个人类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其中基因的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携带着约30个全新的变异，这些突变的发生是随机的，就如同博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突变”所“抽中”的个体，而进化实际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要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他们的基因。
同时，基因的这种快速、频率可预测的中性突变还具有分子钟的作用，它就好比时钟转动时的滴答声。通过中性突变频率和两个族群间DNA突变的次数差，就可以计算出从基因突变距离现在的时间，也就是说此项变异能够追溯到的“祖先”生存的时间。
但20世纪60年代，在实验室操作DNA就如同大象弹钢琴一样困难。因此研究者只能使用蛋白质，通过研究蛋白质的氨基酸顺序（这个顺序由DNA的核苷酸顺序决定），可以稍窥DNA的差异。
1973年，生化学家斯坦利·柯恩和赫伯特·博耶发现了如何切割DNA，如何把不同生物体的DNA接合在一起，以及如何在细菌体内培养接合的DNA，这些研究使得人们可以对DNA进行精细研究，遗传工程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如何操作DNA的问题解决后，分子人类学家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染色体重组。每当精子和卵子结合，染色体总是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这种重组使得我们染色体上的DNA如同一副被反复“洗牌”的扑克，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后很难找到其最初的图谱。而如果找不到最初的图谱，就难以推算共同祖先的出现时间。
20世纪80年代，遗传学家有了新思路，研究线粒体DNA。这些位于线粒体内的DNA，与一般位于细胞核内的DNA有不同的演化起源，可能是源自早期细菌。而线粒体的DNA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重组。
这样，我们可以开始阅读每个人的血液中流淌着的关于我们自身历史的大书，发现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从那里来。
“线粒体夏娃”
1987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上，一个半裸的黑皮肤夏娃把一个苹果拿给一个黑皮肤的亚当，其内文介绍道：“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祖母，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那个她的后代。”
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得出这一结论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瑞贝卡·卡恩和艾伦·威尔逊。
这是线粒体DNA研究中所得出的最著名结果之一，卡恩为此曾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胎盘，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线粒体。他们研究了147个样品的相互关系后，画出它们的线粒体DNA谱系。卡恩的研究思路是：如果两个人的线粒体DNA在一个多态性位点共享一个变异，那么它们便有共同祖先，这样分析所有样本的相互关系后，分子人类学家就可以构建一棵家谱树，进而追踪到所有族群的共同母亲——所谓“线粒体夏娃”。现代人的基因可以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实际上，夏娃的生存年代是一个区间，在大约15万到18万年间）。
“非洲起源说”刚刚出现时，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却在人类学家中遭到严厉批判，他们找出一些分析漏洞，比如有人指出，这个研究使用的黑人基因是来自加勒比海，而不是非洲，因此基因上可能已经产生混杂。
但随后遗传学家分析线粒体以外的DNA的时候，亦发现了溯祖现象；后来试验者使用非洲人的基因进行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证实了人类的“夏娃”确实在非洲。
1994年，根据线粒体DNA特征的分组结果，英国科学家布莱恩·赛克斯又提出，几乎每一个有欧洲本地血统的人都是由4.5万年前迁入欧洲的7位女性祖先繁衍而来的，这7位女性被他称作“夏娃的七个女儿”。
因此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无可置疑了：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一个生活在大约15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她的后代走出了非洲，有了我们。
这并不是人类的第一次“出非洲”，事实上，科学家早就发现150万年前，直立人第一次“出非洲”，它们分散到各地，到达东亚的进化为爪哇猿人、北京人等，留在非洲的一部分在10到20万年，进化成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也就是后来走出非洲的那批人类。
或许还可以加上较近的一次：奴隶贸易所引发的非洲人口向外迁移。在16世纪初期，首批非洲奴隶被送往新大陆，后来的岁月中，约有1200万名非洲奴隶横渡大西洋，在彼岸安家。尽管出于人为因素，这也成为一条基因迁移链，在他们的身体里留下了痕迹——很多欧洲、美国黑人身体上带有典型的欧洲标记——M173，就是这次移民所留下的基因标记。这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Y染色体亚当”
通过线粒体找到的一定是“夏娃”，而非“亚当”，是因为线粒体所含DNA全部来源于卵细胞，因此其DNA分析只能追溯母系谱系。
所以，人们接着会提出一个问题：找到了夏娃，那么亚当在哪里？科学家们也是如此，在发现人类基因历史的“夏娃”之后，随后便试图去寻找基因历史上的“亚当”。
发现夏娃使用的是在母系之间传递的线粒体DNA，那么研究男性，可以用什么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Y染色体。
X、Y染色体是性染色体，而男性的“XY”两条染色体只能在小区域内配对，而在绝大部分区域都不能和X重组，这样在细胞分裂形成染色体时，Y染色体永远避免了被洗牌的命运。同时，Y染色体携带的核苷酸数量远高于线粒体DNA，因而研究人员拥有更多的多态性来区分不同的人类族群。
当时对Y染色体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很多，包括两个彼得——彼得·昂德希尔和彼得·欧芬纳。昂德希尔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海洋生物，毕业后进行了一段商业研究，后来转而进行分子生物技术研究，在斯坦福大学的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实验室；而欧芬纳则是化学家，也在斯坦福大学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分离DNA，他对Y染色体很感兴趣。
正如沃森和克里克合作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这又是一个跨学科的优秀合作的典型。欧芬纳所掌握一项可以快速检测DNA变异的手段——“高效液相色谱技术”。而昂德希尔则通过对这些变异进行分析，建立“家谱树”，从而得出人群之间相互关系。
2000年11月，《自然遗传学》杂志发布了彼得·昂德希尔、彼得·欧芬纳以及其他19位研究者的成果。长达21人的作者名单，即使在共同署名成为惯例的学术期刊，也是很少见之事，这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突破性意义，以及它所集中的研究成果之多。
这项研究对全球1062个具有代表性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欧洲和亚洲等地的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大利亚现代人群又都起源于亚洲人群。这就是与“夏娃假说”相互应证的“亚当假说”，这位亚当，生活在距今5万9千年。
然而根据线粒体DNA，最早的现代人基因出现在15万年前的非洲夏娃身上，而亚当Y染色体的年代距今有5万9千年，这近10万年的时间差距该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迟到亚当出现的时间是在4万到14万年之间。而且在基因序列表中，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是独立的，因此它们是不是在同一时间相遇没有什么意义——从遗传学上来说，“亚当”和“夏娃“不必相遇，只要他们的基因分别流传下来就够了。
亚当和夏娃都有所属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他们还关心夏娃和亚当的子孙是如何散布到五大洲的。这，马上就会揭晓。
寻找基因地图
2005年，一项庞大的多国合作计划启动：“追寻人类足迹计划”。这项计划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IBM和韦特家庭基金会共同出资4000万美元，全球10个研究机构参与了研究。项目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收集10万人的DNA，从而描绘人类的迁徙地图。
10个参与研究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俄罗斯、印度、美国、英国、法国、黎巴嫩、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他们分别收集本地区数据，并集中上报给项目总部，由IBM公司的一个科学小组运用高级数据分类技术来揭示样品中蕴含的新模式和联系。
如果找到了人类迁徙的地图，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一群群人是什么时候离开非洲大陆的；一路上，他们碰见过谁，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亚历山大大帝进军亚洲大陆、成吉思汗大军西进中亚、十字军东征这样著名的历史事件在基因上的“痕迹”。
这并不是异想天开。2008年黎巴嫩美国大学的皮埃尔·扎罗瓦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已经发现，黎巴嫩人的DNA中发现了通常在西欧人群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基因段：R1b，而且这一基因段只在黎巴嫩的基督徒中高频率出现，而在穆斯林的基因中则看不到。同时参与这一研究的科学家斯宾赛·韦尔斯，也是基因地理计划的总负责人解释说：“最可能的答案是这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研究组发现人类起源的具体位置是东非，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而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种之一则是生活在非洲西南部的非洲原住民布希曼人，也被称为桑族人——也就是电影《上帝也疯狂》中所描绘的民族，他们长得并不像常见的非洲人：个子矮小、拥有浓密的卷发、肤色较浅、眼皮较厚。也许通过他们，人们可以遥遥望见我们祖先的背影。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南部，而不是东非大裂谷？一些古人类学家提出了南方起源说，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结论，桑族人曾经分布十分广阔，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也曾发现过和桑族人特征类似的化石。
非洲人大约10万年前开始外迁，也许是气候变化导致。15万年前，地球处于里斯冰川期的结束期，地球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0℃，大约13万年前，气候开始变暖，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以及大气湿度的提高，非洲降雨量增加，12万年前，地球又开始逐渐变冷，至7万年前迅速变冷。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认为非洲大陆在上一个冰川时期出现的大范围干旱，使现代人迁徙到了沿海地区。
出非洲记
如果把几万年前的人类比作旅行者，他们的迁移过程，就像在一系列相互交联的线路上移动，只是速度非常缓慢。在某一特定线路上，当地人都拥有共同的遗传标记，因此科学家利用字母和数字，为这些线路编号。
大概10多万年前的，非洲人开始向外迁移，第一个发现的非洲以外的，是生活在10万年前的男性远祖基因，科学家给它起了个数字化的名字为M168，在女性远祖的基因谱系上也找到了线粒体L3，就是他们的后代走出了非洲。
大约9万年时，M168上分出一个新的标志，叫做M130，同时还有一个线粒体M，M130和线粒体M相伴随踏上了旅途。他们最有可能的路线是沿着海岸前进，因为海滩容易找到高蛋白质的食物，在非洲之角东部的厄立特里亚，我们发现了距今12万5千年的蛤和牡蛎壳化石，混杂着人类的石器，这说明人类曾以这里的海洋资源为生。
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很多，澳大利亚和伊利安以及美拉尼西亚许多岛屿连在一起。他们在沿海捕捞的过程中，学会了使用木筏，木筏帮助他们从非洲到印尼半岛，再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等地，他们一代代向前推进，可能是为了寻找食物、水或者制造工具的石头。这次离开的人群，形成了我们后来所称的棕色人种，他们到澳洲的时间可能是6万年，在东亚大陆散布开则是4万多年前，被称为早亚洲人。
棕种人到美洲还没有遗传证据，尽管在南北美洲都有发现M130标记，但是由于缺乏时间估算，不能确定是棕色人种留下的还是后来的移民带去。但许多古人类遗骨和考古遗迹的发现证明棕种人曾到达美洲，比如美洲古老的奥梅克文明留下的石刻头像，很可能就是棕色人种留下的。如果他们到达美洲，应该是使用木筏，因为当时白令陆桥一片冰雪覆盖，人类无法通行。
这些棕色人种文化相对较低，没有精湛的狩猎技术保证每次捕猎都有收获，因此他们不浪费任何食物来源，从安达曼到伊利安，棕色人种始终有着食用人类死尸的传统，也许外人听来毛骨悚然，对棕种人来说却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部落生存必需的准则。
大约与M130同时，出现了一个标记M89，表明人类通过北非由陆路进入了欧亚大陆。不久M89上分出了M9，这是所有欧亚人的祖先。M9的后代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东移动时出现变异，分化出了M20、M45和M175，M20主要在印度，M45向东迁徙时遇到了天山的障碍，无法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为中亚人和部分印度人的祖先。
而M45的后代M242，大概3-4万年出现在中亚或南西伯利亚，并移民进入了美洲，他们带有的基因标记是M3。这批移民至少分为三批，在不同时间到达美洲：第一批是3万年前，由中亚来的部分人走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后南下，成为南美和北美南部大部分的印第安人；第二批在2万年前，从南向北经中国东北到白令陆桥，占据了北美北部；而大约3千年前，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从白令海峡到美洲，是第三批。
M175继续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向东、向北迁徙，绕过中南半岛进入中国，他们是从东非来到东亚的第二波亚洲人：晚亚洲人，也就是黄色人种，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从西亚进入印度河流域，穿过南亚次大陆北端，大约3、4万年前到达东南亚地区，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在两万年前的玉木冰河盛期，黄种人进入中国，由南往北分布，整个扩张开来。
由于棕色人种到达较早，最初到达的黄色人种还没有能力和棕色人种抗争，后来黄种人逐渐与棕色人种争夺地盘，由于黄色人种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技术和体力都占优势，他们逐渐得以对棕色人种进行屠戮和驱逐。
尽管这一事件已经非常久远，我们仍能从考古或者历史记载中发现蛛丝马迹，和DNA的分析结果暗合——在商代的人骨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棕色人种的成分，殷墟的祭祀坑里有大量异族俘虏的头骨，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棕色人种；同时地方史料记载，清代广东官宦家庭曾养过“小黑人”；在台湾，最早到达的南岛语系原住民有着灭绝“矮黑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或史料，都是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黄种人对棕种人的屠戮和驱逐导致现在东亚人群中，棕色人种的标记M130非常少见，但现在仍存在的少量棕色种人可以证明他们曾经的历史——比如菲律宾吕宋岛中部、马来半岛北部的山地、安达曼群岛的亚洲黑人，印度半岛的达罗毗荼人。
尾声
比起考古学来说，分子人类学有了很大进步。古人类学家常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尽管在农业出现之前，曾有数十亿人生存过，但散落在各地的遗骨和工具，却少得可怜，他们能够依仗的依据只是偶然寻找到的遗骨和化石。而分子人类学家不需要等待化石被发现，证据就在自己身边。
但分子人类学也有其局限，科学家检测人类的DNA不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擅长研究久远之事，然而对较近的基因的分析，则有一定误差，目前最近只能回溯至几十代之前，再往下的谱系仍处于混沌之中，无法再回答更多的历史问题。同时，人类迁徙的过程中，仍有很多细节未能明了，包括迁移的速度，以及出非洲的次数。
因此除了从更多的地方，采集更多的DNA，科学家开始把目光瞄向与人类相伴而生的生物：细菌、跳蚤甚至虱子，他们希望能从这些生物的基因中，发现人类迁移的痕迹。
近十几年，科学家分析了大量DNA，人类的出“非洲记”已具备了大部分的细节，但对人类迁徙史的回顾，仅开了一个头。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来到东亚，进入现在中国的，下面即将展开的是另一场旅途——入中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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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哪里来:“北京人”与中国人没关系
交锋：缺失的五万年
在中国古人类的化石链上，出现了距今10-5万年的一段缺环，而这被认为是涉及到中国人起源的关键所在。
文/国家历史记者孙展

除了非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还没能找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家们推测，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古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徙，进而散布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些早期人类到了各个大洲之后，命运又是如何呢？1940年代，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提出了自己的假说，那就是在这些古人类以欧洲、非洲、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地区为中心，开始独立的进化过程。
这似乎很能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些地区会出现早期古人类化石，而又会在时间上比非洲晚些。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从各地区早期的化石形态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人类是按照多个地区独立进化的话，那么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这种差异只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但从世界各地的现代人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比他们的“祖先”还要小，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1987年以来，遗传学家们通过检测世界各地现代人的DNA发现，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来自于一个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大约从15万年左右，这位“非洲祖母”的后代开始走出非洲，向外扩散，进而演变成目前世界上的现代人群。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另一次则是10多万年前的现代人祖先。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批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在各地的远古人类的后代哪里去了呢？按照遗传学家们的解释，经过数百万年的沧桑巨变，他们要么根本没能生存下来，要么就是被更加适应环境，更加聪明的现代人类祖先所替代。
然而，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自1920年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中国就被认为是人类持续进化的中心之一。这似乎已经被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早期人类化石所证明。按照人类学家们的分类，人起源分为四个阶段：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而与之相对照，这个链条上的所有化石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
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遗传学家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人DNA与中国人起源的论文，通过检测，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找到了支持现代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推测，这批人在约6万前达到东亚南部，其中一些分支陆续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进而演变成中国目前的各个民族。
遗传学家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古人类化石链条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环，那就是10—5万年前这个区间，很少有人类化石存在。尤其是，目前发现的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祖先的化石几乎都没有超过5万年。
遗传学家们说，出现这种空档，显然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由于这个时间正处于第四纪冰川期，东亚地区的远古人类大都没有存活下来。而就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从非洲而来的现代人类才进入了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著名的“北京人”根本没有后代延续到现在，更和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人类学家们依然不愿承认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空档并非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上的问题，而更多的原因与目前的测年技术有关。精确度较高的碳14法能测的范围超不出5万年，而钾氩法又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人类化石地点。
另外，从目前发掘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来看，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都存在一些共有的特征，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位置、阔鼻、下颌圆枕等等，而这些特质正是连续进化的表现。与此同时，从这些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来看，也具有连续性。但在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外来基因。中国古人类的进化过程，应该是“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
尽管多年以来，在中国广阔的境域内，曾经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达1000多处，但真正伴随有人类化石出土的并不多。因此，遗传学者对中国各阶段古人类表现出的一些体质连续的特征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些少量的化石这并没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而类似“铲型门齿”的特征，并非中国古人类化石特有，在非洲人群中也并不是不存在。从基因研究来说，这个特征也不能确定是一个稳定遗传的性状。
至于石器制作方式，更是与石材的分布，食物的来源，以及居住方式有关，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技术传承来解释。
2008年1月，河南考古学者宣布，在许昌又发现一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过初步的测年，这处人类头骨被定在距今10-8万年左右。如果这处人类化石属于晚期智人，并的确是处于“10-5万的断层期”的话，那么将大大挑战遗传学者关于中国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理论。
但直到目前，“许昌人”的归属问题依然是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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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子版文心雕龙上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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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哪里来：所有中国人都来自南方
我们都有一个家
数万年前，现代亚洲人的一支，身上带着O3型的染色体，开始向北迁徙；数千年前，O3-122这一支种小米起家的人，开始向东向南扩展，最终遍布中国大地。
文/国家历史主笔黄艾禾
一个布希曼族男孩，从他的面庞上，似乎可以看到我们祖先的影子
“国际Y染色体命名委员会”把全世界的Y染色体分为从A到R的若干大的类型，而中国人所带的，主要是O型、D型，其中D型比较古老，是棕色人种留下的基因，而O型分为O1，O2和O3三种，O1型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在距今两万年的时候，O3型中分化出了O3a3b型的一支，即是苗瑶语族的祖先。而O3型其他的人，继续向北走，成为汉、羌、藏等人的共同祖先。耶鲁大学李辉供图
9月初，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是报到的新生，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谭婧泽老师则忙着带几个助手给新生做体检。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健康检查，她是要配合课题，对学生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取得一批数据。“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正好是不错的数据来源”，而建立庞大的全国范围的人群数据库，是复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工作。
复旦的新生们以来自江浙一带的为多，但也有许多学生从云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考来。而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主任金力是上海人，李士林是吉林人，其他同事分别来自新疆、甘肃、江苏、湖北……谭婧泽自己是宁夏人。
谭婧泽是18岁就离开宁夏的。到上海之前，她先到北京，在那里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毕业后，她又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再到复旦。从宁夏到上海，相隔“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故乡，已成为户口本或登记表上的“籍贯”，而对于她的下一代，宁夏只是母亲的老家，是自己的上一代向上海迁徙的一个源头。
那么再上一代呢？谭婧泽的父母都是宁夏人。父母的父母呢？他们怎么到宁夏的？再一代代追上去，他们的祖先又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总有孩子向自己的父母问起，一代一代问了好多年。
我们在学校读过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人是从猿进化而来，进化是从数百万年前开始的。我们也都知道，北京的周口店曾出土了生活在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似乎顺理成章的，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都知道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具体来说，上古的猿人是怎么变成今天的中国人的？我自己又怎么成为今天的我的，会呆在这个地方？这中间的环节又是怎样一环环连接起来的？
从前的人们，有几种途径来回顾自己的来路：或是从洪荒年代口口相传下来神话传说；或是古墓遗址中挖掘出的文物器物及化石；或是前人留存下来的古籍记录。古籍记录非常有限，神话传说又太玄虚，而文物出土常常支离破碎，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前世总是感觉扑朔迷离。
最近20多年，人们又多了一条认识自己的路径：分子遗传学，从DNA上找自己的源头。
画一张亚洲人起源迁徙的地图
白马藏族儿童，他们有D型染色体。资料图片
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褚嘉祐教授等人的一篇论文《中国人群的遗传关系》，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在中国科学家中首先提出现代亚洲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
现代亚洲人类，当然包括中国人在内。也就是说，亚洲地区不存在从一两百万年前的直立人到现代人类的连续进化过程，“北京人”不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文章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都具有爆炸性。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近年来已经大致被学术界接受（当然还不时有一些不同的质疑之声），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人类学领域，一种观点仍然持“多地区起源说”，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从东亚地区已经发现的那些古人类化石的后代，是独立起源的。
“想想到今天，这篇文章已经发表10年了”，褚嘉祐回忆当年的一幕，“那篇文章，本来是想投《科学》的，结果《科学》觉得这个结论太大，想放一下，谈家桢院士就建议投给《美国科学院学报》。发表后，《自然》做了长篇转载。还发了一个评论。”
褚嘉祐与他的合作者金力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从医学研究开始进入分子人类学领域的。他们发现，同是病人，不同的民族或族群对同一种病的易感程度和抵抗能力都不同，这样就开始了对不同人群的基因的研究。“开始，我和金力一起，用中国28个群体的样本，看是不是有中国人自己单独的而非洲人没有的基因，结果没发现。我们也希望找到中国本地的直立人与非洲来的现代人基因融合的证据，但是也找不到。我们的‘非洲起源说’是这样来的。”
2001年，金力等人的一篇论文《东亚现代人的非洲起源：12000个Y染色体的故事》在《科学》上发表，为现代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又添了一枚重磅炸弹。具体说，褚嘉佑等的第一篇论文，是应用“微卫星”标记（STR）来研究基因的，而金力等的那篇论文，是以父系遗传Y染色体标记来做研究的。金力说：“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这两篇论文及其相关的研究，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5年，金力和他的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加入了由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联手赞助的“基因地理计划”。“人群迁徙是个全球范围的项目。因为迁徙的人群，不仅跨国界，还要跨大陆的。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工具和手段也在发展中。结果导致各地各实验室用的分类方法和分子标记多有出入，许多数据不可比较。现在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参加这个项目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与各国的实验室相互很好地交换数据了。”
金力觉得，加入这个计划以后，视野更广了，“会从全球的角度去关心我们的研究”。三年来，他们采样的地区，伸延到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因为东南亚是东亚现代人类的摇篮。在中国境内，他们大致沿两条路线去采样：一条是东南沿海一直往北上去，直到胶东半岛，到达东北；一条是从内陆的川、藏、青往北走。许多数据尚在整理分析之中，论文会陆续发表，但中国人的迁徙路线，已经大致可以勾勒出来了。
从南向北：我们都是南方人
今年8月底，江苏淮安传出一条消息：该市开始兴建“南北地理分界线”，这个分界线的标志物呈球状，就建在穿淮安城而过的淮河大桥桥墩上。消息一传出，引起一片热议，新浪网上就该不该建这个南北分界标志举行投票，参与投票的155477人中，竟有145537人反对兴建，占93.6%，理由是：“完全是劳民伤财，有制造南北隔阂之嫌”。
其实，人们不必为中国的“南人”“北人”间的隔阂过分担忧。
按分子人类学家们的看法，现在的中国人，无论是看起来相对个子矮、人却显得更精明的南方人，还是相对个高，性格却更粗犷的北方人，最早都是从南方来的。
这里先要讲一点遗传学上的原理。遗传学家们发现，遗传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人类起源所在的地方。这个道理是，人的基因的一些位点，在一定时间段里，是会发生突变的。这种突变积累得越多，就说明这个人群的历史越长。当人群的分化产生时，常常只是一小群人走了出去，这样他们携带的基因遗传多样性就不如原来的人群高。科学家们发现，在东非的人群，遗传多样性积累得最高，这是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东非的重要证据之一。多样性最低的，实际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因为他们走得离非洲最远，实际是现代人类迁徙的末端。
同样，分子人类学家们看到，在中国南方的人群中，基因遗传的多样性，是高于中国北方的人群的。这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从南向北扩展的证据。
在这里，分子人类学家们用Y染色体的标记，来描绘中国人的迁徙图，每一种标记，都是由于人群开始分化时，有一部分人带了这种新产生的基因位点走了，这种位点，就成了行进的人群的标记。“国际Y染色体命名委员会”把全世界的Y染色体分为从A到R的若干大的类型，而中国人所带的，主要是O型、D型，其中D型比较古老，属于“早亚洲人”，他们大概是至少6万年前就来到亚洲了；O型属于“晚亚洲人”，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带有这种基因标记，他们大概是三四万年前来到亚洲的。
O型染色体又可以分为O1、O2、O3等亚型，相对应的，有M122、M95、M119等基因位点。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三万年前了，看看从基因图谱里展现出的我们的先民们的迁徙图景。
三万年前的时候，亚洲大地刚刚经历了一次冰川期。当携带着O型染色体的先民们来到这里时，他们可能已经发现，在他们之前，有一批现在被分子人类学家们称作“早亚洲人”的携带D型和C型染色体的人群，已经早在几万年前就在亚洲居住了。这些“早亚洲人”，当年可能是沿着海岸线前进，那里相对地形平坦，又方便捉鱼虾来吃。在冰川期的时候，海平面比今天低，许多今天的海岛当时都可以走过去。其中带有C型染色体的“早亚洲人”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甚至澳大利亚。
不过，今天的亚洲，“早亚洲人”分布得零零散散，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些岛屿上还有一些个子矮小，肤色之黑不逊色于非洲黑人的“小黑人”，他们的染色体基本是D型。日本的虾夷人也是D型，大家普遍猜测是氐人后代的白马藏族人和藏族人，也有相当多的比例为D型，但是，他们的外貌与“小黑人”差距相当远，这是怎么变化过来的，至今还是未解的谜。在今天看来，亚洲大地上，经历过一次“晚亚洲人”与“早亚洲人”的竞争之战，技术和体力都占上风的“晚亚洲人”胜出，而“早亚洲人”，只在边边角角还有留存，剩下的，融入到各地的人群中。
携带O型染色体的“晚亚洲人”们，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之后，慢慢扩张。这种扩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每天朝着一个目的地不停行进，而是一种人口的自然扩散。按正在耶鲁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做博士后的李辉的说法，当族群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这一块地区的资源消耗差不多了，就要分出一支人，向另外的地方去。所以这种迁徙，并不以从此地到彼地的步行速度为标准，它往往要经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程。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
“晚亚洲人”们分了两路走。

往南往东的一路，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进入了越南。在北部湾地区形成了侗傣语系祖先。这一支先人的Y染色体出现了O型的亚型，即O1和O2。O1型就是带有M119位点突变的那支。后来他们又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今天的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等，都是他们的直系后代。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那支带O1的人群，后来又继续向东北走，其中有一支在距今约1万年前时，到达山东的胶东半岛，形成为东夷人。
让金力非常高兴的是，经过三年的艰苦采样，他们在山东采到了非常有价值的样本，“把这条线接上了。”
晚亚洲人的另一支，是沿云贵高原的西侧向北走。他们主要是携带O3-M122型染色体的人们。在距今两万年的时候，这支人群中分化出了O3a3b型的一支，即是苗瑶语族的祖先，这支人，后来就往东去，到达湖北湖南一带。而其他的人，继续向北走。他们身上仍主要是O3的基因，实际上，他们是汉、羌、藏等人的共同祖先。
到了距今8000到6000年前的时候，有一支人又从这个O3的队伍中分化出来了，从甘肃一带进入了河套平原。这支人身上出现M117的基因位点突变，他们开始从事农耕，种小米。这支人，就是今天的汉族的祖先。
而若干没有进入河套的羌人部落，在距今约3000年的时候，又调头向南向西，与在西藏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藏族。
在今年8月号的《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繁体）上，金力和李辉写了一篇文章《重建东亚人群的族谱》，其中画了一幅图，把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分为“梁、雍、荆、扬、青（兖、徐）、豫、冀、幽、并”九个州，分别对应在各州境内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见图表）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汉族的祖先，带O3的华族，只在河南的裴李岗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他文化，如在湖北的大溪文化、在浙江的良渚文化、在内蒙的红山文化，根据对文化遗址中古尸的古DNA的测定，分别是属于苗瑶族群、百越族、通古斯与古西伯利亚族群。当时的百越族和苗瑶族群，占据着南中国的大片土地，苏北和山东是东夷人占着，北边是通古斯人群，而华夏族只是河南甘肃一带一支不大的人群。
由北向南：我们都成了中国人
汉族成为今天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是最近几千年的事。这几千年的事，在中国的古籍中开始有了记载，而近几年在中国人基因图谱上的发现，又和这些记载一一开始衔接。
首先的发现，是中国人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确实存在不同。在金力、褚嘉祐主编的《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一书中，讲到中国的北方汉族、南方汉族、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间的平均遗传距离。这种遗传距离在北方汉族人群间最小，其次是南方汉族人群间的。再其次，是北方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而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明显高于以上的距离，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是遗传距离最大的。（见图表）
然而，在中国汉族中，无论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他们的Y染色体实际上都是以O3型为主，而且绝大部分是O3a3c。金力与李辉、文波合写的一篇论文《汉族的遗传结构：文化传播伴随人口扩张》中指出：根据对基因样本的比较，他们发现，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中，带有O3-M122基因突变的，北方人平均是53.8%，南方人平均是54.2%，但是，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出现的O1-M119和O2-M95，在南方汉族人中出现的频率（平均19%）要比北方汉族人的（平均5%）要高。
这是说的Y染色体，即父系遗传的情况。如果看线粒体，即母系遗传的情况，则南北方汉族有很大不同。“东亚北部的主要单倍体在北方汉族中的频率（平均55%）比在南方汉族中（平均36%）要高得多。”如果不用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在母系遗传中南方汉族中的“南方成分”比北方人更多。
其实这里说出的历史史实，我们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也得到很多历史记录的佐证了。
在迄今的两三千前中，发源于河套地区以种植小米开始进入农耕社会的汉族，是一个从西北向东向南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携带O3-M122的汉族，人口大量增长，从北向南向着整个中国大陆蔓延开来，与南方种水稻的O1-M119交融。而这个过程中，两千多年间，又经历过几次因战争和饥荒带来的人口大迁徙，大规模的有三次：即发生在晋时的“永嘉之乱”，那次的迁徙，到了南朝刘宋初年时，南渡人口已达到90多万，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1/6；第二次，是发生在唐末的“安史之乱”，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第三次，是北宋的“靖康之变”，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
人们判断，当时南迁的中原汉人，男性多于女性。这个民族迁徙与融合过程中，有相当多的汉族男性娶了土著的南方女性为妻。用李辉的简洁说法：在南方混合进南方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两个地区是浙江和广西。浙江汉人混入本土越人的成分大约1/4-1/3。广西某些汉族群体则更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南方的若干著名的汉族人群，如客家人、潮汕人。
2003年，李辉、潘悟云等人曾对客家人做过基因上的测试，写成《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指出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基因结构中汉族结构占80.2%，类畲族结构13%，类侗族结构6.8%。人们一直在说，客家人是从北方中原移居过来的，这从基因上得到了证实。当然，这个迁徙不是一次完成，中间又渗进了不少当时地处湖南湖北的苗瑶语族人的血液。
那么潮汕人呢？最近也有研究论文出来。由许丽娜、冯国英等人写的《常染色体STR的证据支持潮汕人的中原汉族起源》一文就是讲这件事的。文章说，潮汕人与闽南人亲缘关系最为接近。而今天福建的汉族，“在父系方面几乎完全来自北方，母系方面明确来自南方的成分也很少（大部分是不明确来源）。广府人父系方面80%以上来自北方，母系中也不低。所以全国汉族的遗传一致性是相当明显的。”李辉说。而更早在福建居住的百越族群，在今人的基因中完全看不到了，这恐怕是汉代的强制移民的结果。这让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民族融合的另一面。
这里多谈一点南方汉族的语言。人们都觉得福建汉族的方言最难懂，广东人的粤语对许多人来说也如同一门外语。而李辉说：福建的方言来自于太行山两侧的上古汉语方言，又在福建孤立发展了这两千年。广东话主要来自中原西部的中古汉语，可能更接近长安音。“这些都是汉语内部的流变。语言的分化和遗传的分化是不同的过程。”
为了更好参与“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团队成员每人都测试了自己的基因。李士林是纯粹的北方汉人，携带O3-M122，不过，他母亲是满族人，祖籍浙江的金力发现自己带了古越人的M119，而原以为是土生土长上海人的李辉，带的是一个很罕见的类型，M164，属于侗傣语族，只在老挝发现过。
今天走在上海的街头，熙熙攘攘中你可以听到各地的口音，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一点不错。只不过，有谁会从李辉脸上那两条弯下的眉穹中，看出他遥远的与云南傣族同源的血缘？
宁夏人谭婧泽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虽然她的普通话中还略略带一点西北口音。当年潮汕人迁居到南方时，要克服相当大的不适应，“北方来的中原汉族人群在迁到南方定居以后，在人群基因库对于环境的巨大差异的适应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代谢的不协调。在潮汕地区某些疾病的高发可能就是这种不协调的结果……”许丽娜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不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谭婧泽适应得很快，“我现在也不太吃很辣的东西了。要听懂上海话，半年时间就够，当然现在讲上海话还不行。不过，在复旦，大家通常也都不讲上海话，都讲普通话”。
实际上，在今天的上海，川菜、湘菜相当流行，上海人也不热衷吃“本帮菜”，倒开始吃辣的了呢。
我们从哪里来？这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在搅动着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而我们往哪里去，似乎已经看得清楚。用金力的话说：“再过二百年，我们肯定都混合得都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