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江北王氏兄弟　　　宁波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促进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江北王氏兄弟
王静
近闻，日本史学家、汉学家冈千仞的后裔将寻访宁波江北慈城黄山村，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原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前后有“弟子三千”。一位故去日本学者的后裔何缘要飘洋过海来寻访宁波的一小村，一位日本学者与黄山村人又有什么渊源呢？事情还得从150多年前黄山村的王氏家族和王氏兄弟说起。
一．凰来鹰去王家人
姚江北岸，慈城南面，河姆渡东向有个名叫黄山的小村。小村乔松苍翠，两峰对歧，形如覆盂。据说，小村原是应姓居多，族大人旺，可到明朝初年，因王氏迁居黄山村，应氏家族人口竟渐渐离散，而王家则丁旺族发，历经数百年的繁衍，使原本东、西两堂二诜公脉下的王家子孙多达数百人。由此黄山村有了“凰来鹰去”之说。
1844年，宁波开埠，停泊的是船，带来的是商品，变化的是观念。十多年后，王氏少峰公脉下的一子孙，从死沉沉的举人考场走向商场，他与同考的学友合股开创“寿全斋”药店。
“不为良相就成良医。”乃是古代读书人追求的人生价值之一。也许如此，宁波的读书人开办了“冯存仁”、“同仁堂”、“张同泰”，以悬壶济世，那么王氏家族的“寿全斋”能在众多中药店铺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呢？毕竟是读过书的商人，寿全斋除了供应常用药外，还自制有水眼药和鹅毛眼药两种眼药。怎么去推销那自制的新眼药呢？旧时的宁波，善男信女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要去东乡育王灵峰进香求关牒。这一天，“寿全斋”的阿大[[1]]就派伙计在育王灵峰附近免费施茶，同时搭买眼药水。一年又一年，“寿全斋”的茶水招来香客，眼药水也随之出名，以致甬上流传开“灵峰关牒，寿全眼药”之说。
不知是创办“寿全斋”成功经验的启示，还是浙江总督李卫奏言的启发，约莫一、二年后的1870年，西堂少峰公的23世孙王仁乾凭借着“乍浦系东洋日本商贩往来要口”东渡日本。王仁乾，字健君，号惕斋，东渡谋生的那一年，他还不满三十岁。
二、东瀛谋生遭车祸
自古，或者说晚清以前，旅居日本的宁波人多为僧人。同期，东渡扶桑的中国人本来不多，去的也只能靠“菜刀、刮浆刀和剃刀”维持生计，因为江户时代或者说后江户时代，日本幕府也是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史料表明：那时的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人进入长崎一港，而且居住地是专门划定，是那种称作“唐馆”的居留集中地。可能是语言的障碍，也许有其它原因，单身闯荡日本的王仁乾只能替日本人打工。而打工只能随店铺居住，这样王仁乾就居住在唐馆以外的东京大锯町。据统计：当时全日本的五百多外国人大多集中居住在唐馆，只有13人例外。
五百分之十三，十三分之一，王仁乾有了解日本人文，了解市场行情的机会。渐渐地，这位在小山村大宅门成长的王氏族人敏锐地发现：相当多日本人情有独钟于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古籍……于是，王仁乾由族人创办“寿全斋”萌发了经商的念头，经历几年的筹备，终于在明治十年（1877年），王仁乾创办的“凌云阁”在东京一个称作浅草黑船町的地方开张。凌云阁的柜台上陈列的是湖笔、徽墨、古砚之类的汉文具，是《水浒传》、《金瓶梅》和中国书画等文艺作品，是绢茧、吴绢等中国真丝，是东北人参、山西大枣和上等药材山珍，还有一些海南珊瑚之珍宝。
在凌云阁开张的同时，王仁乾的堂兄弟王治本、王藩青、王汝修也应邀结伴来到日本。这就是宁波商人的传统：一旦家族的一员在异乡站稳脚跟，这个人便想方设法要带亲朋好友来，形成家族“组装”的宁波帮。当王仁乾发现日本人喜好中国的书画、古籍时，独居异国的他想起堂兄弟们，他们个个精通诗文，擅长书画，而在国内又是那么的怀才不遇……经过王仁乾的桥梁，慈城的王氏家族终于在东京结成王氏兄弟帮。
凌云阁的商品深受日本人的青睐，这使得王仁乾不停地奔波于日本与中国的海峡两岸。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1892年的一天，年过半百的王仁乾乘座的人力车被一华族的马车撞到，左臂被车轮压碾受重伤。因伤势较重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最后不得不截肢。可恶的是肇事者不愿承担事故责任，王仁乾只得与华族对簿公堂。不幸的是因医院只出具了撞车的证明，法院又根据此依据而轻判华族。这使得王仁乾失了手臂还失情理，王仁乾再次提出诉讼，在日本文友的帮助下，王氏兄弟终于找到一德国医生并出具“截臂缘于马车所碾”之证，再次诉讼虽获胜，王仁乾也获得赔偿，然而面对空荡荡的袖管，这“区区钱财不足言”岂能弥补的吗？“好在惟讼胜贵族，差可以自豪”，之后的王仁乾自诩“独臂翁”。
据记载，这是旅日华人打赢的第一例人身伤害赔偿案。以致独臂翁接待清邮电大臣盛宣怀访日时，听说车祸诉讼一事，在他的东游日记写下：“君老游踪观变政，天留右手写新书。”
三．崇拜先生笔谈忙
王仁乾的日本文友有个叫大河内辉声（1848-1882年），此君为世袭高崎藩藩主，食禄八万二千石。明治维新后，改封华族；1871年，卸官归乡，以广交文士、吟诗作文自娱。一次，辉声君参与闻香诗社的活动，碰到诗社工作的王仁乾堂兄王治本。
王治本，字桼园，别号梦蝶道人。东渡前为宁波府学博士，又在杭州一书院教过书，东渡后被私塾日清社聘为汉语教授，并担任《日清新志》汉文杂志主笔，因杂志停刊转至闻香诗社。
辉声君一直因酷爱汉诗汉学而格外崇敬旅日文人，现碰到擅长诗文书画的王治本，说啥也要拜其为师。一天，辉声君新买了一把伞，作汉诗并书于伞面，然后找到桼园，说要笔谈交流，王治本提笔一挥亦在伞面写下：“形如皓月一轮圆，信手携来便怏然。”此后，师生俩常常笔谈交流。
光绪三年（1877年）十年，清政府派公使团首驻日本。初来乍到的清政府官员因遇到“翻译通事，颇难其人”的困难，聘请王治本和王琴仙俩族兄弟作翻译生[[2]]。受聘以后，桼园自然把辉声君介绍给公使人员。
翌年春天，辉声君作为东道主邀请公使人员和日本汉诗人一起到东京观樱胜地赏花饮酒吟诗。抵达胜地，面对绯红万顷，溢彩流光的景色，何如璋公使率先吟出：“十里春风烂漫开，墨川东岸雪成堆。当筵莫惜讨兼酒，如此花时我正来。”紧接着，王治本依原韵和作了一首：“千红万紫一齐开，艳似云蒸又雪堆。墨水江边无限好，游人尽是看花来。”被中国文人的诗情感染，辉声君即兴吟诗……于是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中国使团“海外看花第一遭”的佳话[[3]]
辉声君不愧为勤奋而执著的汉学家，自拜师后，他总像追星族一样追逐着与中国文人笔谈交流，而且笔谈的内容不外乎是中华文化，其中有中国的名胜古迹、时事社会、乡风乡俗和饮食男女。一次，中日文人相聚，王治本顺便带了一本《三国志》，借给辉声君，这下笔谈的话题由美酒佳人转向中国的古典文学。从《三国志》的作者与《三国演义》的作者谈起，谈到了《三国志》的版本；从《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又谈到《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的作者；最后话题又是围绕《红楼梦》转，当王治本评价：《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之后，辉声君几次召集文人专谈《红楼梦》，据说，《红楼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王治本的竭力推介分不开的。
可能辉声君实在太喜爱汉文化，他觉得每次寻找老师笔谈不方便，索性邀请王治本居住他家长达十六个月。这样师生俩朝夕相处，心心相印，学生称赞老师：“达事物，亮世情”，“颖慧罕有”，而老师表扬学生是“出类拔萃，真其中之铮铮者。”如此的师生之交，以至留下近百册大河内文书笔谈手记中，《桼园笔话》占了17卷17本。而且辉声君的诗稿大多经王治本的评点、修改，有的甚至由老师捉刀代笔。可惜的是辉声君英年早逝。正是在学生故去的那一年，王治本开始游历日本的山水。
四．琴诗书画传佳话
1882年初夏，王治本从东京出发漫游本州中部。他每到一处就受到日本文人的欢迎，尤其在金泽，横山兰洲设宴并举行诗会迎接他，日本友人尊称他为孔子之国的贵客，而他谦逊自称不过是“浪游子。”也许因文人的才气，也许因才子的洒脱，桼园行踪差不多总有女子追随，其中有位叫玉纤女画家，因仰慕一路跟随而至，还吟颂“今日相如倦游久，怜才谁最卓文君”诗句示心情。
之后的二十三年间，王治本先后三次周游了日本的本洲西部、四国、九洲、北海道四大岛，其足迹，其墨迹几乎遍及日本全国。其中他的北海道之行，是与族弟王琴仙、王汝修同行。那是明治十六（1883年），王氏三兄弟乘汽船社寮丸起程，当时的《函馆新闻》以一篇《清客漫游》为题，对他们的到来报道说：“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治本、王琴仙、王汝修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于是，函馆市的文墨诸家纷纷与王氏三兄弟不是诗文沙龙，就是书画笔会……真是人逢知己千杯少，擅长篆刻和乐器的王琴仙往往取出随身的尺八杆，表演“倚栏杆”、“九连环”等曲目。一次，王氏三兄弟在寺田松轩，当王治本看到清代旅日画家江稼圃的花鸟图上，即刻挥毫写下了题跋：稼圃乃以一介书生，郁郁不得志，远游海外。故其落笔，凡一山一水，一花一鸟，即绝不经意，中自饶神韵，无半些渣绕其笔端……
真是异国遇知音，江稼圃与王治本有同样的遭遇，因而有“郁郁不得志，远游海外”的心情，而选择游历，吟诗作画，使得他“八八烟波从此去，藉探奇胜破愁颜。”对于秀才出身的王琴仙而言，游历日本，让他结交日本汉学家，除了表演艺术舞台外，还有了更多展示古典文学的平台。有一回，关义臣编辑长达15卷的《日本名家经史论存》一书，这一套几乎汇集了所有日本汉学名家的代表性经史文章，期间，王琴仙被邀为该书题写书名和跋文，同时，他一一评点，批注其中的8卷著作。
日本长崎可能是王治本的周游东瀛最后一站。这使当代中日史学界都认定他魂归异国，但据其曾孙王勉善根据家谱、墓家、祭祀牌确定曾祖魂归故土的。黄山王氏宗谱记：王治本于光绪34年戊申5月18日（农历）申时卒，寿74。更令人惊奇的王治本还以晚号桼园老人自撰墓志铭。
游历山水，广交文友，推介中华文化，这几乎是在日本的王氏兄弟使命。晚清政府第一任驻日公使中副使是张斯桂。张斯桂是宁波庄桥人，当时同属于慈溪县，异国遇同乡，两眼泪汪汪。一次的书画笔会，张斯桂展开梅调鼎的作品。而这之前，文化商人出售了不少梅的作品，以至日本书坛在流传了梅的作品……而这一切已被当时著名书法家、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杨守敬看到。作为共同的爱好，杨守敬早闻梅调鼎的轶事，也十分崇尚梅调鼎那高洁幽峭的品性、书风，现在异国他乡有的人收藏梅调鼎的作品，有的在点评梅调鼎的作品，于是乎，梅调鼎其人其书经他们共同的推介，震动日本书坛，被日本书坛誉为“清代王羲之”。
五、日东文豪访宁波
光绪十年（1884年）6月，上海的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日东文豪某，携著书千卷，为中土山水之游。”这位“日东文豪”即为日本史学家、汉学家冈千仞，他来中国游历的时间正好是王氏三兄弟游历日本的时间，而冈千仞的中国之游则由王仁乾全程陪同，行抵杭州时，王仁乾虽感冒发高热，回甬时还没痊愈，但仍尽心安排浙江之行。
这年的5月29日，冈千仞从横滨启航，次月6日抵沪。到上海后，冈千仞做的第一件事是拜访了王韬、姚文相等上海名流。
在游历苏州和杭州之后，冈千仞一行抵达宁波。也许是东道主的盛情，也许宁波文化的魅力，冈千仞在宁波逗留了一个多月，是这次中土之旅逗留时间最长的一地。
严格地说，冈千仞周游宁波的第一站是余姚。“村丁驱水牛十余头挽舟。岸水车。驱牛运转。稻花盛开，间见垂穗者。一市曰：‘马家堰’。右望城堞。此为余姚。余姚有亲朋古二城。此为新城。”这是千仞居笔下的余姚，一百多年前的余姚。在余姚，他专程谒拜了龙泉山上的朱舜水先生故里碑亭。朱舜水于1665年流亡日本。他的学识、美德深得日本各界尊重，后被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1682年卒于日本。冈千仞乃为日本访朱舜水先生故里第一人。
之后，冈千仞就到了慈城黄山村的王仁乾家。
“王氏慈溪大族。分宗以来。族人同居三世。广厦连宇。画为十数区。分灶同产。男女婢仆六七十名。”
“此间士大夫屋宅。四周垣壁。高二三丈。重门严锁。填石若砖为中溜。设大甍四五。以贮雨水。曰煎茶非雨水。不发香味。堂设炕床案桌椅子。揭名人书画。文房器具。爛然照屋。屋内分六七区。族人各占一区。耕耘作业。皆任隶氓。富贵者多就都会。开商店。遣族人及若隶属监督。不躬亲。子弟至八九岁。必延师学举业。闺阁尤极美丽。”
“观王氏家庙。壁书先中书君家训十二条（应十四条，作者注）。族人登科用第者。皆书联额揭壁。族约尤严。曰降入非流者。不得与祭。非流谓窃盗犯刑。操俳优仆役剃刀舁丁诸贱业类。庭设舞台。每春秋奠祭。演杂剧。会族人观之。”
上述全是冈千仞对王氏家族的印象。由于此段观光纪游反映的清晚期江南望族的生存状态，因而反复被研究中国清朝历史的中外学者引用。
据考证，冈千仞是千年古县城慈城的第一位海外访问学者，自然是王氏家族的贵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华民族迎接客人的心情和礼节。由于受到盛情的款待，冈千仞的游记如下：
“中土飨客。八人一案。陈果实肉脯。或六种或八种。终饮不撒。人具一盏。无献酬之烦。肴馔多皆膏炒。吃了更进。至十数种若二十种。最后进杏仁羹八宝饭。饭毕。温巾热汤。拭面擦手。踞床吃茶。更设烟具别室。二人对卧。且吃且话。此为常法。”
王仁乾的一族兄叫王砚云，是举人，也颇有文才，因而常与来客诗文和唱，笔谈交流。一次却因砚云请冈千仞吸鸦片而引起争吵，一个说：“余痛驳烟毒缩人命，耗国力，苟有人心者所不忍为。”一个说：“洋烟行于中土，一般为俗，虽圣人再生。不可复救。”冈千仞看到王家子弟几乎不从事生产，也不读有用之书，而是“专耗精神于八股之学”。一旦科举落第，就纵情酒色，十分反感，认为八股之学为“中土之病源”。
访甬期间，冈千仞还二次游览宁波府的名胜，一次从小白河去天童寺，一次由甬江进城，游城隍庙，观宁波街市，见桥上车马旁午，人行如织，赞称宁波犹上海。
为使日本客人更好地了解宁波的风土人情，王仁乾陪同游览慈城的景色，还拜访当地的文人雅士，而冈千仞边吟诗赞美自然，边提出独到的见解，提得最多的是“惟中人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离开宁波后，冈千仞先北上后南下，历时三百六十日，历程近万里，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二百人，其中有李鸿章、盛宣怀等清朝要员，俞樾、杨泰亨、冯梦香、冯可镛等地方名士，并留下六万余字的《观光纪游》。
可能受冈千仞的影响，在陪同冈千仞中土游历之后，王仁乾做了两件事，一是资助宁波人张伯岸与他人在上海创办实学通艺馆，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仪器供应商店；同时，帮助家乡的崇本学校购置了一套简易化学实验仪器。
六、中日交流结硕果
由于王氏兄弟赴日较早，寓日时间较长，其中王治本客居东瀛30年；由于王氏兄弟的文艺才能，好友性情，他们留下遗墨之丰，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比较突出的[[4]]，据史料不完全统计：王氏兄弟至少为《鸿斋文钞》、《和汉合壁文章规程》、《敬宇文集》、《省轩文稿》、《省轩诗稿》、《明治诗文》、《近世伟人传》、《藏名山杂著》等日本诗文评点；为《众教论略》、《唐话为文签》、《近世偶论》等著作撰写序跋，为《微山摘葩》、《皇汉金石文字墨帖》等专著题词，深受日本明治文坛的信赖。此外，他们的专著有《王治本在金泽笔谈记录》11册，《清客笔谈》2册和《舟江杂诗》、《独臂翁见闻录》、《三崎新道碑》、《翰墨遗余香》、《清国王琴仙书画状》、《桃园结义三杰帖》，这些作品集至今被日本文士收藏，抑或收藏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
值得一说他们虽一直客居异国，甲午一战后，他们校订出版《战法学》、《日本警察法》、《大日本维新史》、《国家学》等书籍，并传到中国销售，以谋求祖国的自强自立。后来，他们结识了创办《时务报》（主编梁启超）的汪康年，通过他的介绍，王氏兄弟还协助他人编译《农学丛书》等科技作品，因此，史学界盛赞王氏兄弟在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上所立下了“筚路褴褛之功”。有关清史研究学者还将他们的名与清朝派日外交官员并列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认定“光绪初年，民智未开，赴日清人尚不多，可以认为他们是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东渡的文人。”“他们开创了与近代日本文人进行诗文交流的先河，为清代外交官的到来奠定了基础。”[[5]]
（谨谢王勤谟、王浩平、卢杰提供有关资料）
[[1]]方言，即经理。
[[2]]《中日诗文交流集》
[[3]]《浙东文史论丛》第178页。
[[4]]《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5]] 《晚清东游日记汇编1．中日诗文交流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