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器不可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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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说:)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4页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证明“名份”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恒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租收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利并对诸侯承担义务,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但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五十年不变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统治权利,仅有收取税赋的权利。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哥哥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识物。孙桓子一听有这样的好事,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孔夫子听到后发表评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于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种政治待遇。按道理,救了国君,相当于立了军功,奖赏一个贵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现在英国就玩这一套,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奖赏个贵族爵位,颁发个勋章,惠而不费,我看挺好。记不得哪位西方的高人说过一句话:“对有功国家者,授以其荣誉,而不要给予其特权。” 问题是,“繁缨”是不是和英国的勋章一样,只是一种单纯的荣誉,这就不好说了。在中国,功勋和荣誉往往要和官衔级别挂钩,级别往往又和特权挂钩。所以,“繁缨”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问题,搞不好“繁缨”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贵后富比之于单纯追求财富成本更低、路径更短。这可能正是孔夫子的担心所在。
中国打孔夫子记事起就礼崩乐坏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真正的贵族。所以现在看到日本、英国有华族贵族,贵族还有族徽族旗,讲究得很,权只当异域风情看待了。中国的贵族是官僚演变而来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饭,问题是,中国做官何其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的连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罢官抄家了。古代的贵族有似今天的中产阶级,是当时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但是我们看到,像《红楼梦》里的贵族,成天提心吊胆地过着末世般的日子,靠他们维护稳定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国古代社会也没有中间层,华丽的皇族像一个黄金打造的屋顶,但是支撑这个金顶的,不是木头,也不是石头,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农组成的秸秆,秸秆被压得撑不住劲了,就自己点燃,变成烧熔金顶的烈焰。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名器贵重不可与人,一方面卖官鬻爵又史不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