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之日的血战：135师打破白崇禧的分割包围

一个甲子轮回，所有的亲历者仍然清晰地记得1949年的每一个细节。
不是因为记忆力太好，1949，实在是刻骨铭心。
1949，除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宣告，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1949——战斗还未停息，牺牲仍在继续
这一战，恰好在天安门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之时打响。
这一战，就是衡宝战役。第四野战军奉命一路南下，寻歼“小诸葛”白崇禧部，进至衡阳、宝庆一带。
9月30日，四野135师405团团长韦统泰带领全团到达湘潭一带集结，上级已经传达了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韦统泰拿着收音机搜索相关消息。
10月1日，135师进入进攻出发阵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解放军将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切断白崇禧逃往海南岛和大西南的退路，迫使其与我决战或投降。
战争，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变得顺利，它依然残酷。
白崇禧很快发现了解放军的意图，在衡阳、宝庆一带组织防线，为国民党部队撤离赢得更多时间。四野此时却一度判断，白崇禧是要组织反击作战，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意外出现了。已经进入出发阵地的135师电台失灵，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按原计划向前突进，孤军深入。
此时，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正在天安门前走过，405团也穿进了敌人的心脏附近。
“我们和敌人都没想到，突然就搅和到一起去了。”韦统泰说。白崇禧也大惊，腹地怎么突然冒出一支共军。
“我们团被围了起来，团部大门都被敌人机枪封锁起来。”韦统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7军本来就是白崇禧的主力，有“7军在，白不倒”的说法，战斗力很强。
韦统泰说：“白崇禧是下决心要吃掉这支脱离作战集群的部队。”
战斗从开国大典那一天打到了10月5日，135师各团被分割包围，有的营被迫退入深山老林，与主力失去联系;有的则固守山头，等待增援。
奇妙地是，135师失灵的电台突然又接通了。收到电报的四野司令部也大吃一惊，既担心135师会被包了“饺子”，又认为是个难得的战机，马上命令部队三路并进，迅速增援135师。
转机在9日出现了。在增援部队的策应下，135师各团开始组织反击。
“我和政委、副团长带营以上干部去看地形。刚到半山腰，就见对面山路上全是敌人。”韦统泰回忆，20倍望远镜里，敌人穿着清一色大裤衩子，都是美式武器。
“我马上决定要打掉它。”韦统泰说。
韦统泰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就是敌第7军军部，他马上要发动的，是一场“斩首”行动。
地形对韦统泰的团并不利，敌人在对面山梁上行进，居高临下。要想冲进敌群，必须淌过一条20多米宽的小河，还有300多米无遮无拦的稻田。
韦统泰做出部署：参谋长张维带3营，副团长韩怀智带2营，自己和政委荆健带1营。全团不留预备队，一口气全放出去。韦统泰对部队说：“所有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那片开阔地，无论倒下多少人，在拼刺刀前都不准停留。”
“你稍微一犹豫，就不可能冲垮敌人。”韦统泰说，“程咬金是三斧子，我们就靠这一斧子。”
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如猛虎扑羊一样，全体向敌人冲杀过去，任凭敌人火力封锁，不断有人倒下，就是没有人停下。
两军很快滚到了一起，3营运气好，冲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弱的卫生营。韦统泰亲自率领的1营却扎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强的警卫营里。“敌人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全是冲锋枪，狂傲得很。”韦统泰回忆。
战斗从下午4点左右一直打到天黑。俘虏抓了不少，韦统泰在稻田地里画个圈儿，让俘虏在里面待着。
当一面“猛虎扑羊群”的锦旗送到405团时，韦统泰亲率的一个营兵力加起来不足一个连。
其实，从战役规模上来说，衡宝战役不算是解放战争的重头戏——但，它却标志性地告诉后人，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牺牲仍在继续……
1949——他们不是军人，却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
就在韦统泰率领405团像猛虎一样扑向第7军军部的时候，他的头顶上，飞过了12架民用客机。
那是刚刚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两航”起义北飞机群。
1949年11月9日，隶属于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民用客机，在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的带领下，从香港秘密起飞，先后降落在北京和天津。
临时参加起义的机械员甘嘉霖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带，只穿了一身单衣下了飞机，前来迎接的我军干部马上找来一身棉衣裤给他穿上。
虽然不是军人，“两航”人员的义举，仍然被称为起义。60年后，“两航”起义的亲历者谈到当年，仍然唏嘘不已。
87岁的陈耀寰回忆，1949年5月，军管会在上海接收中航资产时发现了一封信：“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1949年初，两家航空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搬迁到了香港，并计划迁往台湾。
陈毅、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两航”人员渴望回归的强烈愿望，当即向中央递交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
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周恩来亲自进行部署。
1949年8月，刘敬宜曾经的学生、我党干部吕明，还有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作为特使，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当时‘两航’飞行人员的收入不菲，机长月薪有2000美金。”定居香港的北飞机长林雨水回忆，但“两航”员工大多根在内地，也有不少是立志“航空报国”的华侨，他们渴望国家繁荣，民族强盛，不愿意去台湾。
经过艰苦细致的接触、谈话，在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决心起义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也决心一同起义！
举事前夜，刘敬宜用英文给美方副董事长写了一封信：“‘中航’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它必须回到中国，在中国恢复工作。”
11月8日的夜，对于“两航”人来说是激动而紧张的。他们一一通知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客人，说飞机有故障不飞了。
翌日5时许，12个起义机组、56位义士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机组办理完各项手续，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
国民党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飞虎队”成员机长林雨水是目前两位健在的机长之一，他把夫人周秀笙、两岁的女儿林慰慈也带上了起义北飞的飞机。
60年后，林雨水老人说：“我那天带了一把手枪，当时就想，国民党特务如果不让我走，我就拼命。”
“飞往台北”“飞往重庆”“飞往海口”“飞往……”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10分钟后，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
6时30分左右，12架“两航”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
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北飞机群保持高度警惕。
机群飞过长沙约10分钟，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15秒钟一次，反复播放。
这是党中央为“两航”起义飞机特地安排的无线电信号。各机舱里一片欢呼，有的机组兴奋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9日12时15分，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其余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刘敬宜、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归附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更多“两航”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
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震惊了世界。
“两航”起义不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提供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国民党政权在香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效仿，起义脱离国民政府。
如今，“两航”起义的12位机长大多已经故去，两位健在的机长，一位是在上海的秦永棠，还有一位是在香港定居的林雨水，都已年近九旬。
1949——他们听到了解放的炮声，却在黎明前最后一抹黑暗中倒下
住在重庆垫江县城的盛国玉已经83岁了，她至今也不知道，当年为何会把她关进那个恐怖的渣滓洞里。
据说是因为特务在搜查一个地下党员时，从随身的本子上发现了她的名字。1948年9月，特务把她从县城带到重庆，关进了渣滓洞。
跟她同一个牢房的，还有著名的江姐——江竹筠。
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里最恐怖的一幕——“11·27”大屠杀中，盛国玉成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幸存者。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重庆外围的白马山防线，先头部队距离重庆不到50公里。
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有3天。
“当时我并不知道新中国已经宣布成立了。”盛国玉回忆，当时职务高的共产党人关押在白公馆，他们能看到报纸，知道一些消息，但关押在渣滓洞的难友们知道的不多。
盛国玉关进渣滓洞不久，渣滓洞取消了放风。她说：“很多人都猜想，重庆很快能解放了。”
1949年11月14日，那一天盛国玉记得很清楚。
“是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盛国玉回忆，有特务到女牢门口喊：“江雪琴，出来！”
江雪琴，是江姐在狱中的名字。
对面楼上的男牢里也有男同志被押下来了。大家马上就意识到，特务要杀人了。
盛国玉回忆：“江姐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什么，我只看到她把一直带在身上的相片拿出来亲了亲，然后又装了回去。”过了很多年，盛国玉才知道那是江姐唯一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
江姐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说江姐肯定已经死了。”盛国玉也感觉空气中到处有血的味道。
11月27日晚上，秋雨把歌乐山浇得凄凉悲壮。
盛国玉上床准备睡觉，突然听到特务挨着牢房提人。“不到一个小时，出去了两批人。”她说，“过了一阵，特务进女牢喊我们都出去，说办移交了。”
有人问，移交到哪里去？特务回答说，给杨森。“四川人都知道杨森杀人凶，谁也不再开口说话。”
盛国玉和近20名女难友，被关进了楼下的八号牢房。“我们通过门缝看到外面有火光，还闻到了汽油味。”盛国玉回忆，一声哨响后，冲锋枪就从门上的窗口伸了进来。
一阵扫射之后，敌人又打开牢门，进来补枪。
“敌人补枪后，我和胡芳玉没死。”盛国玉说的胡芳玉，是一个参加过上川东武装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四川梁平县(现重庆梁平县)人，年仅23岁。
“胡芳玉站起来叫我快走，我还没回答，她就被敌人看到了，打死了。”盛国玉再也不敢动了。敌人放的火越烧越大，眼看到楼板马上要垮了，盛国玉才往外跑。
慌忙中，盛国玉躲进了男厕所，一头趴到尿槽里躺下。“粪池里还躲着两个男同志。”盛国玉回忆，好像还有人说渴，她实在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两位住在附近的老人看到渣滓洞的火光，跑过来在厕所发现了盛国玉，赶快把她扶了出去。
国民党军队随时可能回来，两位老人找了一身衣服和鞋子，给了盛国玉一点钱，让她快跑。
11月30日，重庆解放。发着高烧、极度虚弱的盛国玉终于安全了。
1949年，在全国各地，集体屠杀被捕共产党员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仅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侥幸脱险的同志，包括盛国玉在内，仅35人，185名同志没有迎来解放。
60年过去了，盛国玉仍然记得每一个和她倒在同一个牢房里的共产党员和难友：胡启芳、彭灿壁、李惠明、马秀英、胡芳玉、罗娟华、朱世君、张静芳、黄玉清、左绍英、荣增明，还有左绍英之女、监狱之花卓娅(不到一岁)、彭灿壁之女(不到一岁)。
1949——他们见证了新旧政权更替，在等待中迎来了新生
1949年11月的最后一天，小学教员何裕樵早上起来，就听到了解放军已经进了200公里外的重庆城。这几天，长江里不断有杂物往下漂，那可能都与位于上游的重庆发生的变故有关。
重庆城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由城市到农村，逐一解放周边的县城、乡镇。
何裕樵所在的忠县，地下党已经在半公开地宣传“查田定产”。何裕樵解释说，这主要是为摸清土地状况和产量。
30日未到晌午，突然两个解放军战士站到了何裕樵在长江边上的房子门口。“他们背着冲锋枪，问我洋渡镇在哪里？”
何裕樵没有恐慌，详细介绍了情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基本都跑光了，乡镇根本没人管，店铺不敢开，怕遭抢。”
何裕樵说，所有的人，都对这场政权交接既期待，又担心。
得知距这个叫洋渡的乡镇还有30多里地，解放军战士问何裕樵能不能带路。“我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当时是拥护共产党的，也不怕报复。”
何裕樵说的报复，是因为国民党在乡镇留下了很多特务和外围组织成员，专门搞一些暗杀活动。“我们县任家乡的乡长后来就被‘刀二匠’的人杀了。”何裕樵回忆，“刀二匠”是当时在下川东地区接受国民党领导的外围特务组织，以一些反动会道门成员为主。
路上，解放军告诉何裕樵，重庆已经解放了，全中国也马上要解放，要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多为人民政府做一些工作。
何裕樵一路听，一路点头。
到乡镇上，何裕樵又帮解放军找到地下党，军地建立了联系，才回了家。“我回去以后，就按解放军说的那样，帮政府征了半年的粮，后来还当上了农会主任。”何裕樵说。
解放军没有在洋渡镇停留，继续沿江而下，来到了新生场(现重庆忠县)。前来接应的是一个叫田兰先的人。
“七七”事变后，田兰先报考黄埔军校，毕业于第17期步兵科，曾随起义将领吴奇伟死守长江三峡，在宜昌战役中手刃6名日军后被刺下山崖，昏睡3天不死。
“我之前一直信仰三民主义，现在还记得我的国民党章号是‘军贞字03648’。”89岁的田兰先说，“但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