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1位

2003年春，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被意外发现。日记的主人就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王敖。本书是梅法官的孙子梅朝荣根据留存的日记编著而成，再现了当年那场耗时2年7个月、历经了817次庭审的艰难审判，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电影《东京审判》9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热映。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法官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侵略者的机会。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日本战犯最终被押上了“东京审判”被告席。中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12月底，一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参加审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
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最终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法官梅汝王敖，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王敖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梅汝王敖和吴学义两人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有着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通晓英美诸国法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汝王敖是因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国际审判而闻名于世的。但一位国际法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根本原因：“事实上，梅汝王敖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的唯一法官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他不屈的民族气节、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
座次关乎国家荣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