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婚姻观

作者：一道闪电
一、晚婚制
刘秀二十九才完婚，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却符合当时的儒家礼制。
周代结婚年龄一般规定男三十岁，女二十岁，《周礼》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筓，二十而嫁。”
春秋战国，列国为了争霸、兼并，纷纷提倡早婚，《左传》有国君十五而生子之说。而越王勾践战败后，为了励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其父母有罪。尤其是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用经济手段强制早婚，早分家。汉初，战争造成人口稀少，为了增加人口，延续这种政策。汉惠帝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下令“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五算”。随着儒学的兴盛，这些政策遭到抵制和批评。汉宣帝时王吉上书批评早婚，“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贞夭”。
《白虎通》是汉章帝对经学的最终统一，是五经的总章句。在嫁娶一节这样论述：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年龄相配）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故《礼记》曰：“女子十五许嫁，笄而字。”。
刘秀聘阴丽华也是依据两者年龄相配，刘秀和阴丽华年龄正好相差十岁，明帝和马皇后年龄也相差十岁。刘秀游学时，刘秀、阴氏都没有到婚嫁年龄，虽两家愿意，但不合礼法，故而刘秀只有“望美而叹”了。
儒家提倡男子晚婚，利弊的确难说，古人寿命都短，四十以上就是老人了，很多家庭都不完整，但是古人短寿夭折也多，这样做是否也有优生的考虑？
五四以来人们总是批判封建社会大男子主义，压迫妇女。但是从婚礼规制来看，就夫妻双方年龄上的差距而言，丈夫就有绝对权威。同时礼法也有对男子严格约束的一面，这都是为了保护家庭和宗法制度。
男子在二十岁生理、心理发育成熟，然而却要求其到三十才结婚，这也因为古人无法节育，男子在三十之前不婚，这正是要求其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好学上进。打下事业基础。同时这也有利于保护妇女，同龄女子容貌衰老得很快，若年龄相仿，女子年老色衰，必然产生怨妇心理。有十年的年龄差距，男子的家庭责任感会更强，又能保证男女双方婚姻感情能保持得更长久。这点应该引起社会学家的思考。
二、爱情与美德
（一）、古人是否有爱情：
今人批判封建时代没有婚姻自由，因此没有爱情。对于当时的上层社会的女子而言，的确没有个人的婚姻自由，但是说绝对没有爱情也不确切，诗礼之家品行有常，当少女情窦未开之时，已经指定了婚姻，种下婚姻和爱情的种子，女子接触外面男子又少，感情必定很专一，思念是培养爱情的途径，有没有爱情不是今人能武断的。
刘秀二十出头去长安求学之时，到新野路过阴家，见过阴丽华，当时阴丽华才是一个是十几岁的少女，在阴氏少女的心目中，刘秀是伟岸、英气勃发的青年才俊形象。娃娃亲因豆蔻年华，懵懂之初就刻在心里，朝思暮想，不论美丑，心里再容不得别人了。这是古人和现代人不同的爱情心理。
而刘秀对于阴丽华也十分倾慕，他曾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但两家都等到了年龄才成婚，这反映了南阳一带浓厚的古风。
（二）、“关雎”，德之始也
《诗经》开篇，就是“关雎”，“关雎”描写君子见到一个少女在采食荇菜，被她的美丽和贤惠吸引，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故事。“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毛诗序》)
关雎这首诗，明写君子思慕淑女，实言淑女之美之德，女子美和德相伴而成，为君子仰慕。孔子《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
《诗经》以“关雎”开篇是古人对女子的品德教育，淑女不从政、不上战场，淑女之德相对单纯。淑女的任务是相夫教子，进一步则是后宫之德以母仪天下，《诗经》以含蓄语言做伦理教化。
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
《诗经》以“关雎”为始，“关雎”代《诗经》为名， 这是古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也是对成功和幸福的看法。古人对于婚姻家庭格外重视，对于妇女德行教化也极为重视。 男女相慕，德之始也。之后才齐家、以夫妻琴瑟和谐、家庭美德推而广之，治国平天下。
（三）、“五级需要”和爱情
爱情是人“五级需要”的一种曲折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生存条件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需要，爱情就是基于这种需求。爱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方所有的，正是另一方所缺的。这可以是金钱、美貌、势力、舞台、感情关怀等等。当人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时，看到一丝温饱就会羡慕不已，得到一份食物就会感激不尽。为什么美女身陷狼穴被英雄所救时，会以身相许？因为英雄能提供安全感。得到温饱能产生爱情，得到安全也能发生爱情，小资女人则是对浪漫充满了幻想。一方之所有有到可以被任意挥霍，一方之所缺缺到如久旱盼甘霖，爱情就会如火山般爆发。然而，根据五级需要升级理论，人在温饱之后要安全，安全之后要情感，对浪漫厌倦之后，则是对权欲，对虚荣充满了热望，一种需要的满足必会升级到新的更高层次的新需求，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而所爱的人能提供的则又是有限的，那么当对方不再满足之时，爱情危机则发生了。
对于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而言，更是糟糕。生存变得不易，感情就会渐渐褪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气质、品味、爱情并不廉价，困境临头才发现根本养不起它。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们变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所以有人会感叹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同理，家庭永远是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集体主义者不同，会将个人情感及时转变成对组织、集体、家的情感，将爱情转化为亲情，将个人需要溶解于集体的大目标当中，这是永远不败的爱情。
三、婚礼
按《白虎通》讲的婚礼：可以想象当时的婚礼仪式。
“天子下至士，必亲迎授绥者何？以阳下阴也，欲得其欢心，示亲之心也。夫亲迎轮三周，下车曲顾者，防淫佚也。《诗》云：‘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礼·昏经》曰：‘宾升，北面奠雁，再拜拜手稽首，降出。妇从房中也，从降自西阶。揖御妇车，授绥。’
遣女于祢庙者，重先人之遗支体也，不敢自专，故告祢也。父母亲男女何？亲亲之至也。父曰：‘诫之，敬之，夙夜无违命。’女必有端绣衣若笄之。母施襟结，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父诫于阼阶，母诫于西阶，庶母及门内施鞶，祭紬以母之命。”
四、婚姻是男女双方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开始，也是礼教、德化的开始。
《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汉书·匡衡传》论夫妻： “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儒家认为：伦理王教从夫妻开始。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生活单元，家庭是最基本的集体，是培养集体意识，集体主义精神的启蒙课堂，从小家到大家到国家，儒家以家庭为基础推出治天下之道，自然有其合理性，若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何来家庭？哪有国家？
汉代人为了家肯牺牲个人，为了国肯牺牲家。从小就养成的舍小我顾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内在缘由。光武中兴，处处表现出这种献身精神。光武姊刘元为保全刘秀兄妹，献出母女四人性命。刘玄杀刘縯，刘秀顾全大局，冒着生命危险向刘玄负荆请罪，避免了一场分裂和自相残杀，保全了家族。而在河北为了开中兴伟业，则又不得顾及家人的安危。刘秀在后来下诏颇为感慨说：“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光武中兴没有共同的认同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做不到的。
曹植在《白马诗》说出了时人的豪迈：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一）、夫妻平等，妻正夫之失。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昏礼》曰：“夫亲脱妇之缨。”《传》曰：“夫妇判合也。”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白虎通·三纲六紀》）
夫妻之间以礼服人，夫妻一体，荣恥共之。正因为如此，儒家有自己的夫妻平等观念。
夫妻平等
“妻者，何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白虎通·嫁娶》)。
据《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讲：
“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时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 只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如曰二女为奻，如曰不敢仰视，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其实，樊英的举动应该这样理解，樊英在皇帝面前桀骜不逊和在妻子面前谦恭有礼是一致的，因为在儒生看来，君主应该礼贤、敬贤，丈夫则把妻子看作请进家的贤人，也应该尊重妻子。这就是我们看到汉代人“夫妻平等”的原因。
而妻妾之间地位相差则甚远。妻，齐也！妻有以谏争之权，而妾几乎等同于家奴。故而阴丽华的谦让使光武很感动，很歉疚。
妻子谏争出言无忌。
“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谏不从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为谏正也，故一与齐，终身不改。此地无去夫之义也。” （《白虎通·諫諍》）
原诗如下：
相鼠有皮，
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
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
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
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
胡不遄死？
《诗经·鄘风·相鼠》
“胡不遄死”是说还不快死， 以妻子身份、地位，说话方式毫无顾忌。故难以用君臣关系比喻。可用《白虎通》论子谏父可作对比， “子之谏父，法火以揉木也。子谏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无毁伤也。”
又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注曰：
“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絜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以关雎喻贤人，人主不正，贤人与之共化。这里的贤人不是一般的臣子，更不是今天大家都以为的主奴关系的家臣。这点也是古代政治至今还被误解的地方。
害贤之名，无论昏君、明君都不敢当，惧民议也。秦穆公以大臣殉葬，秦人作歌讽之，传唱千古。“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代讲德治，如果妻子品行端正而被休，其夫必不容于乡里舆情，这就是夫妻关系平等的保障。今人只知道法制，忽视道德约束。衣冠禽兽者尽可招摇过市。今人并不懂古代道德法庭的厉害，就误以为古代妇女没有任何保障。
例如《后汉书·郭太传》讲这样一件事：黄允一表人材，以鉨才知名。（鉨：玉玺）。 司徒袁隗打算将从女嫁给黄允，称：“得黄允就知足了。”黄允听说后就休遣其妻夏侯氏。”其妻对婆婆说：“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拉着黄允的袖子，数落他隐匿秽恶十五事，说完后，登车而去。黄允从此被时人所废。
（二）、夫妇之道-“相敬如宾”
班昭的《女诫》，她指出了妻子应当“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出于保护妇女，维护婚姻持久幸福，她给妻子提出如下忠告：
“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女诫·卑弱第一》）
“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女诫·敬慎第三》）
贤和礼是夫妻共同的操守
“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女诫·夫妇第二》）感情是要反射的，也是会被传递的。夫妻反目，伤害的不仅仅是两人，而是整个家庭。保持家庭和睦的关键在于夫妻恩爱，以礼相待。
（三）、快乐要有节制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儒家对于情爱的处理，有一个总的原则要求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 “夫妻间相敬如宾”，久而敬之 。敬是保持长久最好方法，烈焰虽高，瞬息即灭。 就是说：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所以孔子赞关雎“乐而不淫”。
（四）、追求改变容貌：
容貌除天生外，也是个人的选择。女为悦己者容，少女在追梦时是最美的，但是一旦成为人妇，人母，性情就会变化，为生计，为财富，为权势。品行一变容貌自然就变了。按《红楼梦》里贾宝玉的话说：“女孩儿未出嫁， 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美和德相关，品与貌相关。
美在修德：
儒家讲：“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愤懑），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大学》）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历代宫闱之中，后妃得专宠一生者凤毛麟角，在这险恶环境中，后妃们因恐惧、愤怒，心理变态，身体外貌也会因心不定而变。以郭后和阴丽华为人对比，想见两人不同之容貌。 阴丽华之美丽不衰，在于其儒学修养，气质不应岁月而磨损，依然充满魅力，如美酒陈而弥醇。光武后来除阴氏外再无他宠。
而郭后呢？整日摆着皇后威严，想着太子、太后之宝座。对其他妃子、皇子如临仇敌。性情大变，容貌也大变，郭后立皇后不久就失宠。人的容貌一是自己原有的，二是自己塑造的，加给他人的。这时众人看到郭皇后的形象就只是鹰鹯、吕霍之貌。
五、废后符合儒家伦理 ：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学》）
故而按儒家理论，皇室之家本应成为天下楷模。
《后汉书》谈到对妻子的道德要求：“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后汉书·列女传》）。
关雎之贤女，窈窕淑女，文静美丽，为君子所思慕，为众人喜欢。如果美女之德貌再也不见了，君子何必再求？众人亦厌之，弃之。无关雎之德矣。
从娴都到阴氏到马皇后，接受的都是正规的儒家教育，品行都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勤俭、不苟嬉笑，知节守礼。郭后家风恐怕不同，有野心，性情不受约束，得宠时骄，失宠时怨。
郭皇后名郭圣通，本是真定王之外孙女，名圣通，大贵之名，必以大贵自诩，焉能瞧得起平民之女，郭主礼俭，其女亦是如此，然其前半生未遇波折，天生为贵，自然瞧不起他宫，更不能容忍宠衰，刘秀当皇帝是天命，郭后当皇后岂非天命？骄狂跋扈，略无顾忌，至皇后被废，方悔知过。
废后这种事对于刘秀是很不寻常的，儒家讲家和，先齐家，后以德治天下，皇室家族为百姓楷模，而今横遭议论，名声扫地。刘秀对于功臣一律不处罚，以显德名。何况郭后在光武帝困窘时，立下殊功，又久得光武爱宠。如此处罚一定是郭后做事太出格了，为人怨毒太过，也有持无恐。
孔子说过一句饱受争议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郭后的经历就是注解。郭家的悲剧从刘杨被杀到郭后被废，都是一个道理，是其人性自然发展和表达，不当得利成了习惯，就会变得理所应当，理直气壮。却不知中庸之道，“盈则亏”，“盛则衰”。人若不知足，那么就总会痛苦，感情不加约束就做出格的事情，欲望不加约束，就是淫。极尽快乐之后只有漫长的痛苦和落寞。儒家礼教约束，就是为了让人不至于放纵。少女时代任性如果还招人喜欢的话，到了为人妇之时，只会让人嫌恶。
现代社会人性解放，但要反对的是人欲释放，追求快乐没有节制，所谓为了爱情什么都能牺牲。然而悲剧就在此时酝酿，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