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学常识(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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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郎原来是情郎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是唐代诗人崔郊的传世之作。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崔郊的姑母有一婢女,生得姿容秀丽,与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婢女被卖给显贵于。崔郊念念不忘,思慕无已。一次寒食,婢女偶尔外出与崔郊邂逅,崔郊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赠婢》。想必那于也是性情中人,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领去,于是传为诗坛佳话。
诗中最后两句很是经典,但崔郊何以自谓"萧郎"?若翻看《全唐诗》,便会发现,许多爱情诗中的女主人公所思慕的恋人都叫"萧郎",唐以后的宋、清也都有这种用法,而唐以前则未见这种用法。那么,"萧郎"一词缘何被当作"情郎"来用?
一种说法缘于汉代刘向《列仙传》讲述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嬴姓)时人也,善吹箫,能致白孔雀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后遂用"弄玉"泛指美女或仙女;用"萧史"借指情郎或佳偶,又称"萧郎"。
一种说法是,"萧郎"原指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上》:迁卫将军王检东阁祭酒,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卢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这个萧郎,就是梁武帝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风流多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后多以"萧郎"指代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庾信文章老更成
2005年,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回到了阔别五十六年的大陆。在一次讲话中,李敖说自己"人老,文章更老"。初听这话,许多人以为这是李敖的自谦之语,还有学者拿这句话来证明李敖的文章已经不行了。
其实,曾经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他并不是难得地谦虚一下,要知道,文章的老乃是说文章老到、老练,杜甫就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诗句。
庾信,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早年曾在南梁为官,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战败。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元帝承圣三年(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萧绎被杀。他因此被强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
庾信被强留于长安,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从此永别了江南;同时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不仅是屈事二姓,并且是在杀他"旧君"的鲜卑族政权做官,这是"失节"。再加上流离颠沛的生活,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了许多不幸。这些原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后的思想及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经历独特,思乡情切,他的诗赋悲劲苍凉,清新隽永,《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南北朝赋体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也因之成为南北朝文坛的泰斗。后人评价他"集六朝之大成,导初唐之先河"。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传诵千古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从庾信的《马射赋》 "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脱胎而来。
杜甫颇为佩服这位前辈,因而在《戏为六绝句》第二首中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由此看来,李敖称自己的文章"老",仍然是狂傲不减当年。(二十四)
"慈母"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
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我们自然地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对于这个"慈母"来说,"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 "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作了诸多令人张口结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成为慈母,也不是哪个儿子随便都可以拥有慈母。
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和"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一段伤心往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鲜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是个新名词,然而,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还不错,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过胎教之后而生,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颜氏家训》也记载了相关的内容:皇后怀孩子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
古人还曾这样总结过: "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真可谓,"胎教"自古不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