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日食记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0:43:01
刘次阮
在中国古代各种天象记录中,日食记录占有特殊的位置,记录最为完备。这不仅因为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现象非常壮观,常常引起人们惊恐,而且按照中国传统星占理论,太阳代表皇帝,日食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日食发生,皇帝往往要素食,避正殿,斋戒救护,甚至下诏罪已。另一方面,编制和颁布历法,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事之一,而“历法疏密,验在交食”。因此,系统地观测和记载日食,既是封建迷信的仪式,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中国现存系统的日食记录,始自春秋时期。《春秋》鲁国历史中记载了37次日食。战国和秦代的日食记录散轶严重。自西汉起直至明末,日食记录相当完整。这些记录的形式也相当简单:某年月日(干支),日有食之。其他的信息不多。清代记录不仅完整,往往还有详细的食分和时刻,但据研究这些数据多是预报而非实测结果。
留存至今的古代日食记录,在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日食记录与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与国君相关的事件)相联系,自然就成了史学研究中的线索。这些记录在史书中辗转相传,也就含有版本和文献学的信息。日食记录反映出当时对自然现象、天人关系的认识,当时天文工作的组织活动规律,当时历法计算的水平。这些都是科技史研究的对象。此外,早期历史年代和地球自转长期变化规律的研究,也常常求助于古代日食记载。本书正是以上种种研究所需要的工具。
早期日食记录
春秋以前的日食记录,零散而含糊,我们称之为早期记录(有些其实并不能公认为日食记录)。笔者对这些记录文献和围绕这些记录的研究进展,做过全面的介绍。对于早期日食记录的研究,除了对原文的理解和演绎,确定该记录是否为日食及什么样的日食外,还有两个共同的问题:年代范围和天文计算方法。这些早期记录往往没有确切的年代日期,同时那一时代又没有确切的纪年。其实人们研究这些日食记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它们获取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各学科合作(包括天文方法),已提出包括西周各王王年、商代后期部分王年和夏商大致起始年的年表,这对于早期日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当今天文计算方法用于计算远古时期日食实际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已在上文(1.3.9节)讨论。
(1)三苗日食。《墨子·非攻下》在论及古代圣王大禹征伐“有苗”时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噬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彭瓞钧等认为,“日妖宵出”或“日夜出”应是一次“天再昏”现象:当黄昏日落前后日全食(或接近全食)发生,天色突然变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转亮;接若是正常的黄昏天黑过程。如果古人把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当做自然黄昏,那么其后出现的天色转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了。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912(禹三年)的日环食。显然,将“日夜出”指认为日食,根据还相当薄弱。
(2)仲康日食。《尚书·胤征》记载“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仲康王派胤率军前往征讨。更早的文献《左传·昭公十七年》和《史记·夏本纪》对此事也有类似的记载。文中指出“月朔”、“辰”(古文有日月合朔的含义)、羲和(古代天文官)失职和恐怖天象造成混乱,都使人联想到日全食的情景。《左传·昭公十七年》更是将这段记载直接与日食事件相联系。因此它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次大食分的日食记录。事件发生的季节,除了上文中的“季秋”以外,《左传》暗示它发生于夏四月”。“辰弗集于房”难以解释,它常常被理解为日食发生在房宿(星座)。这次事件,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载,古今中外许多人对此做过研究,结果众说纷纭。吴守贤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详尽的回顾与分析,总结出总共13家不同的年代结论。用现代方法做了复算,澄清了一些由于计算误差或计算错误而引起的误会。在对文献和天文学背景做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用现代天文方法对3个世纪中中国可见的日食进行了搜索。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史学主面提出的相应年代的范围内,提出BC2043,BC2019,BC1970和BC1961四种可能的方案,
(3)三焰食日。商代武丁王宾组卜辞有一版龟腹甲(《甲骨文合集》11506),董作宾《殷历谱》中释为“三焰食日,大星”,指为日全食,“三焰”是三条日珥,全食时看到大星也是很形象的。此后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例如周鸿翔读为“王占曰止杀勿雨乙卯于明雾三焰食日大星”,可译成:“王做了预言说,无灾无雨,从乙卯到次日清晨有雾,三焰食日,大星出现。”然而不同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最近李学勤在“三焰食日卜辞辨误”一文中重新对这版卜辞及过去的研究做了拿面梳理和新的考释,释读为“甲寅卜壳贞,翌乙卯易日。贞,翌乙卯(乙卯)不其易日。王占曰:止勿荐,雨。乙卯允明阴,乞列,食日大星”。其大意是:在甲寅这一天,壳(卜者)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王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日,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以此否定日食的说法。
(4)日月又食。商代历组卜辞有“癸酉贞日月又(有)食,惟若;癸酉贞日月又(有)食,匪若”(《殷契轶存》374)。其中“月”字又可视为“夕”。所述是何种天象,历来众说纷纭。有认为日食或月食发生,由于前不久有一次日月食,故而贞问吉凶;有认为癸酉日夕(黄昏)时日食;有认为日食昼晦如夕(夜);有认为癸酉日间月食(带食出没的月食)。又有以“日月又食”为《汉书·天文志》之“日月薄食”;有认为贞问是否会发生日月食。或又以为“日月”乃一“明”字,解释为天明时日食。张培瑜根据前文所述各种解释都做了推算,试图找出对应的事件。另外,历组还有一片残片,刻有“贞日又食”,显然是日食。因为没有干支,无从推算。
(5)日又戠。商代历组卜辞有日又(有)戠记载,似指严重的天象:
乙巳贞……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甲骨文合集》33696
乙丑贞,日又戠,允惟戠。《甲骨文合集》33700
庚辰贞,日又戠,其告于父丁,用牛九。《甲骨文合集》33698
辛巳贞,日又戠,其告于父丁。《甲骨文合集》33710
郭沫若首先指出“戠”与“食”音近,同音通假,可能是日食。此外也有太阳黑子说,日色变红说,由于后来又发现了“月又戠”卜辞,太阳黑子说已不能成立。李学勤在“日月又戠”一文中讨论了这些记录的前后文,对比相关卜辞的词义,引用古文字学家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确认“日以戠”为日食。
(6)天大曀。古本《竹书纪年》有“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此事发生在周昭王南征荆楚的过程中,《初学记》(卷7地部下)、《开元占经》(卷101)、《太平御览》(卷907兽部)都有引用,南征事也在铜器铭文中屡见。古辞书释“曀”为阴暗、阴风、天地阴沉意。当日食发生,接近食既时,天空迅速转暗,野鸡野兔因之惊惶逃窜,甚至由于地面冷热不均而阴风乍起。类似的情况古今中外常见记载。因此“天大曀”很可能是一次食分很大的日食。至于为什么不记日食而记“天大曀”,可以解释为阴天。当时尚不能预报日食,甚至尚不能定朔,因而未能联想到天色转暗是由日食引起的。这一点与下文中“懿王元年天再旦”颇相似。笔者计算分析了公元前1000—前950年之间的日食,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年代结论,认为公元前976年5月3l日日全食是“天大曀”记录的最佳解释。
(7)天再旦。古本及今本《竹书纪年》皆记载“(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从字面上看,是天亮后又亮了一次;“郑”是当时地名,在今西安市附近。刘朝阳等在20世纪40年代率先指出,这是一次日出时发生的日全食造成的天光变化。不少学者试图由此得出周懿王年代,但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笔者分析总结了前人的工作。我们建立了描述这一天象的物理模型和定量计算方法,利用1997年日食在新疆北部组织的多点实地观测验证了这一方法。通过对前后160年日食的搜索计算和对历史背景、自然状况的分析,确认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记录应出自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食。这一结果还得到出土青铜器“师虎簋”铭文的支持,并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采用,成为建立西周王年体系的七个支点之一。
(8)诗经月食。《涛经·小雅》的《十月》篇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这是一首批评君王的诗,《毛诗》题为“十月之交,大夫剌幽王也”。原文明白地指出,十月朔日辛卯发生了日食,前不久还发生了月食。历代学者对经文的背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注释(见《十三经注疏》)。自唐代一行以降,历代天文学家试图用他们的计算方法来推算这次日食。其中幽王六年之说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唯此一例其历史背景、月份、前后文都能符合。但是现代天文计算却发现该次日食(公元前776年9月6日)在西安—洛阳一带并不能看到,陕北—北京一线方能察觉。笔者回顾了史学方面和天文学方面对诗经日食的研究以及尚仔的困难,对相关的天文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希望能对史学家对于诗经文献的含义与背景的研究有所帮助。
常规日食记录(春秋至明末)
《春秋》一书记载了 37次日食,这是中国古代常规日食记录的开端。第一条在鲁隐公三年: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如果该纪日干支与后世相连续的话,可以推出这一天对应于公元前720年2月22日。根据现代天文计算当天正好有日食发生,在鲁都曲阜可见食分0 41,因此证实了这条记录。这也是中国纪日干支连续性的最早的独立证据。这种“年”、“月”、“干支日”、“日有食之”的日食记录格式,为此后历代所沿用。
春秋二百四十余年,鲁国可以看到的日食约90次。其中食分在0.1以下,肉眼难以发现的约20次。考虑到阴云遮蔽的情况,能够有37次记录,可见当时对日食的观察记载,是持续而认真的。据张培瑜等研究,这批日食记录在经过合理的文字修补后,有33次可以由现代计算所证实。考虑到文献流传中难以避免的传抄错误,这些古代记录应当说是相当真实可靠的。
战国日食记录现存仅有9条,皆存于《史记》秦本纪或六国年表,用秦纪年。这几条记录都只有年,没有具体日期,无法确证。但有些年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见的日食,显然是错误。
自汉初以至于明代中叶,这一时期的记载有着相当一致的特征。①连贯而齐全,凡是实际发生的日食,少有遗漏;②记录形式简明划一,如上述“年”、“月”、“干支日”、“日有食之”的格式,少有详情;③几乎全都来自正史的帝王本纪、天文等志以及宋代以后的《通考》系列,极少有其他独立来源。因此我们把自春秋至明代中叶的日食记录称为中国历史日食的常规记录。
常规日食记录除了上述简单形式外,往往也带有一些细节。例如《旧唐书·天文志下》记载:
肃宗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撰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剥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
这条记录包括了全食(既)的信息和初亏、食既、复圆的时刻以及日食所在星座,堪称相当的完备。可惜这样的记录很少。详细记录往往出自诸史《律历志》,常于讨论历法精度时用作检验。可以想象,当初观测时多有详情记载,只是编纂史书时被精简掉了。
笔者对这一部分日食记录进行了归纳整理,编成一个计算机可读形式的表,因此可以方便地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自春秋至公元1500年共有独立(即重复的不计)的日食记录938条。其中包括的详情大致有以下几类:
(1)未见到日食的记录。古代天文学家在日食以前进行预报,然后在日食时实际观测,记录在案。如果预计的日食没有看到,往往也会做出记载。因此在史籍中常有“当食不食”(其实是预报不准确)和“阴云不见”的记录,并认为是皇帝的德行感动上天,因而加以庆贺。在上述961条日食记录中“当食不食”记录有31条,“阴云不见”的记录37条,都从南北朝开始。看来,这是中国古代常规预报曰食的起始。此外,还有一条“未报而食”。以上三种记录,都说明当时对日食有预报和观测两个环节。
(2)日食食分记录。春秋37次日食中就有3条“日有食之既”。此后的记录中屡有出现“既”、“昼晦”、“星见”、“不尽如钩”、“几尽”的描述。明确“食既”的记录共有36次。有的记录描述“带食而出’或“带食而入”;有的记录描述被食部分在太阳的南部或北部。有趣的是,尽管环食发生的几率比全食高,却只有《元史·天文志一》中的一例环食记录:
(元世租)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渐侵入日中,不能既,日体如金环然,左右有珥,上有抱气。
38条记录有具体食分的描述。食分有用十五分式,也有四分、三分、二分式,但多数是十分式,例如《旧唐书·天文志下)有:
(唐代宗)大历三年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自午亏至后一刻,凡食十分之六分半。
(3)日食时刻记录。64条记录载有时刻(至明末另有10条),载有初亏时刻23条,食甚时刻41条,复圆时刻18条。现存最早的日食时刻记录出自《汉书·五行志》:
(汉武帝)元光元年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日中时食从东北,过半,晡时复。
这里日中时、晡时是当时对时间的表述。虽有一定规律,但甚为粗疏,也缺少严格的定义。上述64条计时记录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属于此类,多在南北朝以前。自隋朝起,正史中日食计时均使用十二时辰(每时又分为“初”、“正’两半)和百刻制(一“刻”大约相当于现代的15分钟),例如上文唐肃宗上元二年日食。至清代,就普遍使用“分”为单位了(详见下节)。陈久金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整理研究。李致森等曾用这些记录来求解地球自转速率的历史变化。
(4)日食所在宿度。中国古代用二十八宿系统来表达天体的位置。“某宿某度”表达天体的赤经,“去极某度”表达赤纬。由于日食时日月在黄道上相合,“某宿某度”就表达了日月的确切位置。例如《汉书·五行志》:
高祖三年十月甲戍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这样的记录有216条,多集中在汉代和唐代。汉代日食记录共137条,其中有宿度的记录92条,皆出自《汉书》和《后汉书》的五行志中(帝纪中没有)。唐代日食记录共105条,其中有宿度的记录93条,皆出自《新唐书·天文志》(新唐书帝纪和旧唐书纪志没有)。太阳所在星空通常是看不到的,因此这些记录显然不是日食时的观测结果。它们是事前的计算,还是编史时的加注,尚有待研究。
(5)观测地点。中国正史所载的天象记录,出自钦天监之类的皇家天文台,因此这些不注明地点的观测,应当是在当时首都做出的。也有极少数天象记录,尤其是日食记录,注明来自外地。注明地点的日食记录共20条,以汉代居多,例如《后汉书·五行志六》有: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史官不见,涿郡以闻,日在奎八度。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日食记载大多简单而公式化,来源也单一地出自史官的记载和正史的流传。
常规记录时期的日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疑问。由于这一时期日食预报已经逐渐形成制度,留存至今的记载究竟是预报还是实测,难以判断。尽管有“阴云不见”、“当食不食”之类的记载,个别洋细记录也比较了计算和实测的差异,但是混淆的情况还是很可能存在的。一些记录的事件和情形在中国不可见,正说明这种混淆。此外,观测地点是否都在首都,也难以一概而论;外地报闻的信息有可能在史书的记载、编纂和流传过程中被剪裁,以致与首都所见相混淆。
明清两代的日食记录
两个因素导致明代中叶以后日食记录形态的明显变化。自明代起,编修地方志之风大盛,其中有不少各地发生的天象记录和其他自然现象记录。同时由于时代渐近,留存至今的各种书籍也十分丰富,一些笔记小说也生动地记载了亲历的天象。同时,自明末起,西方天文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先进的日食计算方法是最能打动朝廷的。明代官方的日食记录与过去相比基本上没前改变;清代官方的日食记录则远较过去洋细,大量档案留存至今。
1.明清地方性日食记录
地方志卷帙浩繁,要做全面的浏览是极其困难的事。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组织天文和图书馆系统人员,遍查全国七千多部十二万卷地方志以及万余卷其他古籍,检出其中与天文学相关的信息,分类编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和《中国古代天文史料汇编》。参加这项工作的有300余人。由于篇幅巨人,多数内容未能正式出版。《总表》的部分内容结集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出版,但其中大量地方日食记录已被略去。
《总表》共载自古至清末的日食3000余条(当然,其中包括对同一次日食的多次记载)。载有日食的地方志,全都是明代以后编纂的,地方志元代以前的日食记录为数也不少,但几乎没有独立信息。按“分野”理论,星空和地面的区域是互相对应的,因此地方志中往往将历代“相关”天区的日食记载转录其中,作为本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大事。例如《新唐书·天文志》载“玄宗开元九年九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在轸十八度”,同治湖南《桂阳州志》、雍正《常宁县志》、道光《永州府志》都有记载。显然这些记载并非当地在唐代见到日食,只是清代的编纂者相信湖南“入轸”而已。
自明代起,地方志中的日食记录陡增,许多记录显然是当地见食的独立记载。例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1514年8月20日)日食,全食带经过甘南、川陕、湖北、赣北、闽浙,71种地方志详略不同地记载了全食的情景。嘉靖江西《东乡县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午时忽日食既,星见晦暝,咫尺不辨,鸡犬惊宿,人民骇惧,历一时复明。
这样的记载具有较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总表》共载有明代地方性(包括地方志和地点较明确的其他书籍)日食记录662条,清代地方性日食记录1103条。研究表明,明清地方性日食记录具有以下特点:
(1)与正史不同,地方志的日食记录缺少系统性和公式化。它往往只记载那些引起社会轰动的日全食或近全食。因此其记载往往较详细和生动。
(2)同一省或府的几个县往往有字句完全相同的描述,它们很可能是互相转录天象记录,因此难以分辨其独立性(其动机如前所述,是出于星占的观念)。此外某些地方志完整系统的日食记录很显然是转抄自正史天文志。例如广西《来宾县志》记载了明代99条日食,除了少数几条明显的笔误外,几乎与《明史·天文志》一一对应,连北京可见而广西不可见的也在其中。
(3)地方性日食记录的错误率极高。据笔者对明代地方性日食记录的统计,错误率高达70%(明代正史记录错误率只有12%)。清代地方性日食记录的错误率是54%,而清代正史记录错误率仅为3%。这是因为地方志天象往往经过事后的回忆才付诸笔墨,年代相差一两年是常有的事。而正史天象记录是专业人员当时的记载,错误只会发生在传抄过程。例如上文所述正德九年日全食,71条记录只有31条日期是完全正确的,其他的往往相差一两年,或是很容易判断的笔误。
2.明清官方日食记录
中国古代官方天象记录大致按照 “皇家天文台观测记录(候簿)—观测报告(奏折)—宫廷日记(起居注)—帝王史(实录)—朝代史(帝纪/天文志)”这样一个脉络进行,自明代起,帝王实录基本保存充好,清代的宫廷档案就更加丰富。
根据现代计算,明代首都可见的日食(食分0.05以上)共101次,其中正史记“日有食之”88次,“阴云不见”5次,“当食不食”1次,无记录7次。明代正史共记载与日食有关的记录113条,其中记载“阴云不见”7条(实际有食5),“当食不食”6条(实际有食1).记“日有食之”100条,其中并无日食或并不可见的12条,正史中的错误记录,极大的可能是混淆了预报和实测,流传和笔误所造成的错误极少。
明代官方日食记录基本上仍旧保持前代的“常规”形式,在《实录》中,尽管详情也不多,但个别事件的相关记载也还引人入胜。例如嘉靖四十年二月辛卯日食(1561年2月14日),《实录》记载当日微阴,钦天监言日食不见。皇帝为此十分得意,“以为天眷”,还打了一场该不该救护的官司,若干官吏因为未见日食就行救护礼而被罚俸记罪。实际上这次日食不但发生了,而且环食带恰恰通过北京,食分高达0.95,几近全食。按说即使“微阴”,这样大的食分也应该察觉。但该次日食发生在日落前(带食而入),大约“庆幸”之余,已无人去注意日食究竟是否发生了。
《清史稿》等官方史书共记载日食104次。根据现代计算,这104次日食,有5次日食北京不可能发生,其中3次北京看不到,中国东北部分地区能看到的2次,中国内地完全看不到,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1次。其中东北部分地区能看到的1次日食,《清朝通志》记载“日食,食不及一分,是日阴云不见”,明显是预报。而另外2次当日不可能发生的日食,极有可能是在成书或传抄中弄错了日期,清朝正史中的日食记录包括了这一时期发生日食的绝大多数,首都北京发生可见日食(食分0.05以上),而正史中未有记载的仅有7次,且均带食出入或发生在日出或日落时,而带食出入无论是在计算还是观测时,都容易被疏漏。有三次不是带食出入且食分较大的日食,正史未载,清朝的日食预报制度已经很健全,这三次正史漏载的日食极有可能是记载或成书过程中的疏忽造成的。
《清朝文献通考·象纬考》记录了顺治元年到乾隆五十年(公元1644~1785年)的47次日食,内容相当详细,整齐划一,例如:
(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朔(1644年9月1日),日食在张宿八度十八分,食二分四十八秒,午初初刻一分初亏,午正一刻二分食甚,未初一刻十四分复圆。
这些记载给出不可能看到的日食所在宿度、食分的精度过高,说明这些记载显然是计算(预报)的结果,并非实际观测记录。这些记录覆盖了这一时期全部的明显日食,竟然没有“阴云不见”的情形,也说明它们只足一系列计算结果(下文述及的钦天监档案记载了其中某些日食由于阴云而未见)。《清朝续文献通考》记录了此后直至清末的200多次日食,内容只有“日有食之”,直接说明是推算的结果,甚至包括“日食在夜”、“中国不见”的事件。
《清史录》记载了顺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的82次日食。该书记载简单,并有大量遗漏。《清史稿·本纪》中的日食记录贯穿了整个清代,其计88次日食记录,但漏载也不不(15次)且记载形式非常简单。《清史稿·天文志》中有50次清代日食记录,只记到乾隆六十年,仅漏载4次,记载形式较为详细。例如上述顺治元年日食,记为“午时,日食二分太,次于张”。
现存清代礼部档案和饮天监档案载有丰富的天象记录。这些档案被整理出版为《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
礼部档案中包括自乾隆六年至光绪二十七年的“钦天监进日食本”88例,是每次日食以前约半个月,饮天监上奏的日食计算结果。通常包括京师及各省府的日食食分、各食相的时刻方位、日躔宿度。显然,这种“钦天监进日食本”正是上述文献通考记载的来源。查本书日食表,清代北京可见的日食(食分超过0.05)共103次,显然有一部分“钦天监进日食本”被遗失了(通考所载的47例与礼部88例互自补充)。石云里等通过朝鲜文献补充了其中一部分。
钦天监档案中康熙二十年到光绪九年的40次日食观测报告,载有观测人员名单、初亏/食甚/复原时刻方位和和占卜结论。例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704年11月27日)“饮天监正常额题观候日食本”:
钦天监监正常额等谨题,为现候日食事。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丁酉朔日食分秒时刻并起复方位已经具题外。臣等与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达尚、王作舟齐赴观象台,公同天文科该直五官灵台郎瓦尔喀等,用仪测至午正三刻十一分南稍偏西初亏,未正一刻食甚,中初一刻七分西南复圆。
臣等谨按占书曰:十一月日食,粮贵;在心宿食,将相异心;丁有日食,侯王侵。
从行文看来,显然是实际观测。但令人可疑的是,除了几次阴云不见以外,这些“用仪测”得到的结果竟然和“钦天监进日食本”中的预报分毫不差!当时的预报和观测真的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吗(这需要预报和观测的时刻分别达到“分”以下的水平)?
吕凌峰用现代方法计算了这些日食记录,发现其计时误差在1735年以前约为15分钟,其后约为8分钟。如此之大的误差,怎么可能预报和观测完全相符呢?原来,这些天文官员并没有认真观测日食,只是把原先的预报时刻抄下来,再作为实际观测时刻报上去。如此弄虚作假,就不怕被皇帝发现而治罪吗?累然有被捉住的时候。上述康熙四十三年“观候日食本”后面有皇帝批示:
朕用仪测验,午正一刻十一分初亏,未正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复圆。查七政历,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无舛错之理,这舛错或因误写字画,或因算者忽略,将零数去之太多多,亦未可定,着详察明白具奏。
皇帝亲自观测的结果与钦天监的结果相差极大,竟然没有悟出是受了欺骗。难怪以后永远是拿预报来冒充观测。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有时象征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研究者不可不察。
摘自刘次阮著《中国历史日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