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颠覆西方经典

西方经典难以解释中国现实
近30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以下仅举七例：
例一，根据达尔等政治学家的理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准是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但历时近20年的中国村民选举，却在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的100多万个乡村有序而且持续地进行，不少选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都不高，如云南禄丰县高峰乡海联村村民，2002年人均年收入仅302元，且半数以上是文盲，但他们的选举程序之专业、选举秩序之稳定、选举行为之理性，为许多海外专家所称道。
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否应打国情折扣的争论 是“中国特殊论”的体现 资料图
例二，流行西方的政治强人理论大都认为，政治强人的存在有助于社会稳定，但强人的消失将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内战。对此，众多西方学者曾预测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大政治强人之后，中国必定大乱。但事实是，1970年代末，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内战，而且启动了改革开放；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更是呈现史无前例的发展势头。
例三，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是自由、民主的重大动力，并对现有政权产生巨大威胁与反叛。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已成型且逐渐壮大，各个阶层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不过，他们大都不是西方理论 家所说的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更不是现有政权的麻烦制造者。相反，他们积极要求入党，参加政协、人大，甚至担任政府官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
例四，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认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并预示着政治革命即将来临。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却并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更不见“改朝换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到0.2，但全中国却陷入十年动乱。
例五，著名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警句”，已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少；权力越多元，腐败越严重吗？
例六，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等提出的“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内部的种种危机既是内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危机不断累积，必然压垮中国。但这20多年来，中国却没有按照这些西方预言家们的设想，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工农暴动、国家分裂和政权垮台，相反，经济超常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政权依然巩固。
例七，“中国威胁论”的一大依据是，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伴随着战争与扩张，如19世纪的普鲁士、20世纪的日本帝国等。所以，中国想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一些人只是在心理和臆想层面产生“威胁”，并不是现实。
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
面对上述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发展现实互相矛盾所产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中国特殊论”(见本人英文专著《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
大致而言，“中国特殊论”的论证基点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上的，以下仅举四例：
其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在西方的教科书上几乎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不同。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
其二，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社会阶级。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所期望的类似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
其三，中国出现腐败的原因与中国独特的信仰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失落和宗教信仰贫困。在政治信仰方面，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盛行，贪官的政治信仰正在被贪欲、物欲和情欲所取代。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社会的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缺乏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尽管一些贪官也烧香拜佛，但他们大多不是真信徒，祭拜佛祖的动机是保佑自己平安无事，发财升官。
其四，“中国崩溃论”之所以至今无法应验，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所特有的“有效稳定”和“内部制衡”的政治文化机制缺乏认识。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溶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以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如天制衡帝、官制衡士、宦官制衡外戚等。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的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的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导致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和活力。
“中国特殊论”非常必要
当前，“中国特殊论”已经引起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所有的“奇怪”现象都是暂时的和过渡的，其终极目标必然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西方与东方必然殊途同归。假以时日，中国只能而且必须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发展逻辑运行。对此，笔者希望再澄清几点：首先，“中国特殊论”建立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特殊既不代表反动，也不表示伟大，特殊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中国特殊论”的判断和解释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是依据中国近30年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客观现实与经典理论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不同解释之别。学者必须具备这份理性，才能有助于寻找和发展真理。
其次，当经典理论难以解释一种新的现实之时，学者就有责任发展理论、创新理论，而不是等待现实的变化去迁就现有理论的框架与逻辑。可以理解，面对中国急剧而又独特的发展，许多坚信西方经典理论的学者自然充满困惑和痛苦，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毕生研究和信仰的理论，一旦发现自己心爱的理论遭到实践的证伪，自然的反映不外是拒绝承认现实、错误解释现实，甚至充满偏见地歪曲和攻击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近20年来，西方学术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预言与判断频频出错的重要原因。
再次，存在的可能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为新理论的创新提供条件。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历了近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为学者反思现存的理论局限提供了足够的时空条件。1831年，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政治民主制度，当时美国实践宪法只有44年，开展工业革命也只有16年，但托克维尔面对美国民主制度对欧洲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时，他不是以美国式民主实施时间不长，而拒绝理论创新，而是以完全开放的态度，价值中立地评判美国民主与欧洲民主的不同，最后完成传世的《论美国民主》。从此，大量的欧洲民主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不是被证伪，就是被创新。
可见，经典理论被证伪其实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并预示新理论诞生的机会。同样，面对20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事实，美国学者提出著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各种特殊的发展条件，导致美国走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一旦美国式的道路获得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受到了质疑与挑战，并由此更新与创造了大量的新理论，旨在解释和适应美国的奇迹。这就是“存在”和“成功”的魅力，更是理论之树得以常青的动力。所以，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中国特殊论”的命运有可能像“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