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无处忏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5:20:05
·陈焕仁·
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对“文革”进行实事求事的总
结和认真的反思。人们特别希望“文革”中的“造反派”，“整过人的”，当过“
红卫兵”的，“亮私不怕丑”，大胆地站出来，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个说法。巴金
就一再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季羡林老师在他的《牛棚杂忆》自序中，就急切
地谈到，他一直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折磨人甚至把人
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
人的心理状态的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拿
来与被折磨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
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
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
褒扬，不会受到谴责的，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刘心武先生最近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难以忏悔》。他在文章中
说：“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在‘浩劫’中参与了‘劫’的那些人。”心武先生希
望“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如实地写出当时怎么‘破四旧’毁坏文物、怎
么抄别人的家、怎么抡铜扣的皮带打人至残至死、怎么在大字报上以语言暴力伤害
人的心灵、怎么反人道反人情的？”刘心武先生说：“我们期待着。这不是追究责
任。这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我和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在“文革”中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我虽然远够
不上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期待”的那类人的“标准”，但不仅在“文革”中
没有当过“牛鬼蛇神”和关过“牛棚”，还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文革”红旗——
新北大的一个“红卫兵”，是毛主席多次接见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那
一派的“造反派”。我不仅作为“革命中将”参加了北大的“文革”运动，还与众
多的“天兵天将”南下串联，煽风点火。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步行串联，从韶山走到
井冈山，再从井冈山走到南昌。参加了学校两派冤冤不解的派仗。在两派大规模武
斗中，披戴盔甲上过“前线”。毛主席支持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
北大，又“斗私批修”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林彪发布战备动员令，又背着
背包战备疏散到北京远郊区的深山，进行改开换地拦沟造地“教育革命”。毕业分
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改造，现在是一个满头白发的文化人。
我对号入座，按照“文革”表现，自觉地把自己划归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
“期待”的那类。但我可以对天发誓，对于“文革”中的那些不光彩的表现，我丝
毫也没有“日本鬼子似的不愿检讨和忏悔”。自接受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再教育”，特别是“文革”中亲眼目睹的严重事实，我一直深藏着一个心愿，
有一天一定要自己亲历的“文革”赤条条地写出来，作为“文革”病毒的免疫疫苗
，注射给那些有权决定人民、民族和别人命运的人，让“文革”整过人和挨过整的
人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让中华民族以后再也不要重演“文革”惨剧。
我个人认为，对“文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决不是文学圈内之事，它完全是中
华民族的共同任务。眼见着“文革”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眼见着决定和主导“文革
”的人们不是作古就是垂垂老矣，眼见着参与“文革”的主潮人物现已成为当今社
会的主流，眼见着“文革”中受折磨和遭迫害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上一
个百年又才刚刚同我们告别，我常常有“一万年太，只争朝夕”的急迫感。中华民
族有义务对“文革”平心静气地总结，就如下问题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在
上一个百年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为什么突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劫难？它为
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它是否暴露出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对我们认识当
前的改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借鉴？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
一个明确的说法，全民族就会痛失最好的反思机会，就会永远愧对人类世界，永远
愧对我们的子孙！
我与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有同感，过去写“文革”的作品，多是“文革”
中遭受折磨和打击的人。那些作品不免存在太注重个人恩怨和当事人的责任。“文
革”之中各种人的处境不同，那些作品也不免存在某些片面性。季羡林老师和刘心
武先生因而主张，“文革”中的“主力”“先锋”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
小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革命造反派”，也应该从自己的角度，从自
己的经历和思想，也对“文革”来一个“秉笔直书”，从另一个角度和方面，说说
当时被折磨和被批斗的人不可能知道和想象不到的情况。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中
国所有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运动可以与“文革”媲美。那是一个多么复杂多变的
运动，它牵涉的面多宽，触及了多少领域，它的复杂性完全是“史无前例”和“空
前绝后”！个人功过是非事小，从中找到杜绝“文革”灾难不再在中华大地重演，
却是民族大义。
何止“文革”应该好好地总结和认真忏悔？只要站在世纪之交的山口，回目中
华民族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确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忏悔的事情
！仅从我们党内来说，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怀疑谁是AB团，拉到山上枪毙了
就是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搬石头”，说谁是奸细和阶级敌人，就立刻将谁关起来
当成“石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哪怕是对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会视为反党
，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年纪轻轻就送到乡下劳改，全国右派打了几十万。五九年
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不过给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
真话，结果连同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一道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国的四
清运动，不知道又整了多少不应该整的基层干部？我以为“文革”浩劫，不过是党
的历次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左”之大成，是中国长期封建专
制和“极左”病毒的集中发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非常宝贵的反面教材。
我们把视线从党内再移向全民族，我们就不难发现，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
华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固然有外族入侵，但更多的是中华
民族的内乱，民族内乱往往引来外族入侵。如果我们民族的封建专制没有数千年，
如果我们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民族，是一个不惧怕强权尊重真理的民族，是一个
不讳疾忌医注重反思和真正懂得前车之鉴的民族，是一个为了真理和人的尊严敢于
牺牲生命的民族，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内乱，避免外族的不少入侵，我们
的民族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发达、繁荣和富强。
基于“文革”给我的认识和思考，我一直注意研究“文革”。我曾经将“文革
”中的日记整理出长达数十万字的《红卫兵日记》，真实坦承“文革”中，自己在
学校、工厂、部队和农村的所见所闻，经历的重大事件，自己和伙伴们在“文革”
中的所作所思所动，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各色人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
运，对“文革问题”作了老老实实的坦白和忏悔。我的作法与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
先生的“期待”不谋而合，也算实现了他们的一个期待。
我的书稿完成后，结果却是无处忏悔！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出自什么耽心，多少
年来，对写“文革”的作品严格限制出版。不仅出版社，包括报刊和音像制品，凡
涉及“文革”的作品，选题必须层层报批。像季羡林老师和韦君宜这样有影响的名
人，作品经过审查尚能出版。像我等这类小物，即使你想公开正式向读者忏悔，身
份上却上不了那个档次，够不上那个规格，连选题批准都很难。我所认识的“文革
”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后来不少人都受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的同样对待，其中不乏悲剧式的人物。一场劫难之后大彻大悟，不少人都在默
默地反省、检讨和忏悔，他们却无处忏悔。
□ 作者通讯地址：成都市百花东路２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６１００７２
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对“文革”进行实事求事的总
结和认真的反思。人们特别希望“文革”中的“造反派”，“整过人的”，当过“
红卫兵”的，“亮私不怕丑”，大胆地站出来，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个说法。巴金
就一再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季羡林老师在他的《牛棚杂忆》自序中，就急切
地谈到，他一直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折磨人甚至把人
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
人的心理状态的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拿
来与被折磨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
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
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
褒扬，不会受到谴责的，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刘心武先生最近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难以忏悔》。他在文章中
说：“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在‘浩劫’中参与了‘劫’的那些人。”心武先生希
望“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如实地写出当时怎么‘破四旧’毁坏文物、怎
么抄别人的家、怎么抡铜扣的皮带打人至残至死、怎么在大字报上以语言暴力伤害
人的心灵、怎么反人道反人情的？”刘心武先生说：“我们期待着。这不是追究责
任。这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我和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在“文革”中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我虽然远够
不上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期待”的那类人的“标准”，但不仅在“文革”中
没有当过“牛鬼蛇神”和关过“牛棚”，还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文革”红旗——
新北大的一个“红卫兵”，是毛主席多次接见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那
一派的“造反派”。我不仅作为“革命中将”参加了北大的“文革”运动，还与众
多的“天兵天将”南下串联，煽风点火。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步行串联，从韶山走到
井冈山，再从井冈山走到南昌。参加了学校两派冤冤不解的派仗。在两派大规模武
斗中，披戴盔甲上过“前线”。毛主席支持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
北大，又“斗私批修”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林彪发布战备动员令，又背着
背包战备疏散到北京远郊区的深山，进行改开换地拦沟造地“教育革命”。毕业分
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改造，现在是一个满头白发的文化人。
我对号入座，按照“文革”表现，自觉地把自己划归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
“期待”的那类。但我可以对天发誓，对于“文革”中的那些不光彩的表现，我丝
毫也没有“日本鬼子似的不愿检讨和忏悔”。自接受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再教育”，特别是“文革”中亲眼目睹的严重事实，我一直深藏着一个心愿，
有一天一定要自己亲历的“文革”赤条条地写出来，作为“文革”病毒的免疫疫苗
，注射给那些有权决定人民、民族和别人命运的人，让“文革”整过人和挨过整的
人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让中华民族以后再也不要重演“文革”惨剧。
我个人认为，对“文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决不是文学圈内之事，它完全是中
华民族的共同任务。眼见着“文革”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眼见着决定和主导“文革
”的人们不是作古就是垂垂老矣，眼见着参与“文革”的主潮人物现已成为当今社
会的主流，眼见着“文革”中受折磨和遭迫害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上一
个百年又才刚刚同我们告别，我常常有“一万年太，只争朝夕”的急迫感。中华民
族有义务对“文革”平心静气地总结，就如下问题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在
上一个百年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为什么突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劫难？它为
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它是否暴露出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对我们认识当
前的改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借鉴？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
一个明确的说法，全民族就会痛失最好的反思机会，就会永远愧对人类世界，永远
愧对我们的子孙！
我与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先生有同感，过去写“文革”的作品，多是“文革”
中遭受折磨和打击的人。那些作品不免存在太注重个人恩怨和当事人的责任。“文
革”之中各种人的处境不同，那些作品也不免存在某些片面性。季羡林老师和刘心
武先生因而主张，“文革”中的“主力”“先锋”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
小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革命造反派”，也应该从自己的角度，从自
己的经历和思想，也对“文革”来一个“秉笔直书”，从另一个角度和方面，说说
当时被折磨和被批斗的人不可能知道和想象不到的情况。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中
国所有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运动可以与“文革”媲美。那是一个多么复杂多变的
运动，它牵涉的面多宽，触及了多少领域，它的复杂性完全是“史无前例”和“空
前绝后”！个人功过是非事小，从中找到杜绝“文革”灾难不再在中华大地重演，
却是民族大义。
何止“文革”应该好好地总结和认真忏悔？只要站在世纪之交的山口，回目中
华民族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确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忏悔的事情
！仅从我们党内来说，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怀疑谁是AB团，拉到山上枪毙了
就是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搬石头”，说谁是奸细和阶级敌人，就立刻将谁关起来
当成“石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哪怕是对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会视为反党
，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年纪轻轻就送到乡下劳改，全国右派打了几十万。五九年
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不过给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
真话，结果连同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一道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国的四
清运动，不知道又整了多少不应该整的基层干部？我以为“文革”浩劫，不过是党
的历次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左”之大成，是中国长期封建专
制和“极左”病毒的集中发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非常宝贵的反面教材。
我们把视线从党内再移向全民族，我们就不难发现，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
华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固然有外族入侵，但更多的是中华
民族的内乱，民族内乱往往引来外族入侵。如果我们民族的封建专制没有数千年，
如果我们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民族，是一个不惧怕强权尊重真理的民族，是一个
不讳疾忌医注重反思和真正懂得前车之鉴的民族，是一个为了真理和人的尊严敢于
牺牲生命的民族，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内乱，避免外族的不少入侵，我们
的民族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发达、繁荣和富强。
基于“文革”给我的认识和思考，我一直注意研究“文革”。我曾经将“文革
”中的日记整理出长达数十万字的《红卫兵日记》，真实坦承“文革”中，自己在
学校、工厂、部队和农村的所见所闻，经历的重大事件，自己和伙伴们在“文革”
中的所作所思所动，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各色人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
运，对“文革问题”作了老老实实的坦白和忏悔。我的作法与季羡林老师和刘心武
先生的“期待”不谋而合，也算实现了他们的一个期待。
我的书稿完成后，结果却是无处忏悔！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出自什么耽心，多少
年来，对写“文革”的作品严格限制出版。不仅出版社，包括报刊和音像制品，凡
涉及“文革”的作品，选题必须层层报批。像季羡林老师和韦君宜这样有影响的名
人，作品经过审查尚能出版。像我等这类小物，即使你想公开正式向读者忏悔，身
份上却上不了那个档次，够不上那个规格，连选题批准都很难。我所认识的“文革
”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后来不少人都受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的同样对待，其中不乏悲剧式的人物。一场劫难之后大彻大悟，不少人都在默
默地反省、检讨和忏悔，他们却无处忏悔。
□ 作者通讯地址：成都市百花东路２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邮编６１００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