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语》编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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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承彬
【内容提要】
在前428至前372年间的近六十年中，鲁国都城曲阜活跃着一个由孔子及其弟子的後人、後学组成的“邹鲁学术集团”，他们主要从事与礼乐有关的文化活动。从今本《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及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看，《论语》与这些文献在材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论语》极有可能出自“邹鲁之士”之手。
【关键词】
《论语》 邹鲁之士 《仪礼》 二戴《记》 郭店楚简
一
上文《论语》编订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72年之间的结论，为我们解决《论语》的编订者问题提供了时间方面的重要依据。
从《论语》中不难看出，该书的编订者应该是一些敬仰孔子、笃信儒家学说的人。那么，在前428至前372年间的近六十年中，曾子已逝，孟子未降，活跃在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之中，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辑录孔子言论，弘扬儒家思想的，到底是哪些人物呢？
据《孟子·滕文公上》云：“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记·儒林列传序》则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都表明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各自星散，难以再集合起来商定汇集夫子言论并编撰成书。而且，在前428至前372年之间，这些亲传弟子们恐怕都已经相继凋零，少有存於世间者。这就排除了孔子亲传弟子参与《论语》编订的可能性。
不过，他们的弟子们是否还有机会再次聚合起来，完成这一事业呢？《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晋陶潜《圣贤群辅录》附会曰：“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可见派别之间壁垒森严。各派由于在具体学说和学术方向方面的差異，肯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斗争，他们能否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汇集资料、编订《论语》呢？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那么，在众派别当中，能不能以某一派为主，担负并完成编订《论语》的大任呢？
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既有条件得到孔子生前身后的大量资料，而且居住地域比较集中，又对孔门人物怀有无限敬仰。这一学术团体就是古代典籍中屡屡提及的“邹鲁之士”，他们以鲁国都城曲阜为中心，分散在周围的一些地区，而且多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后人。虽然《史记·孔子世家》曾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但此所谓“远方”，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涵盖华夏大地的绝大部分地域。清人崔述就说：“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1]所谓鲁、卫、齐、宋，实际上仅包括今天山东省的中西部和河南省东部一带比较狭小的地区。他们在孔子死后，“各自尽哀，或复留”；而且，“弟子及鲁人往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2]表明不惟那些鲁国的弟子，甚至一些其他诸侯国的来学者，也有在孔子死后留在曲阜定居的。如言偃（子游），《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是吴人，但典籍所记在孔子死后他与有若、曾参、颛孙师等人相问答之言甚多；鲁悼公吊有若之丧，子游“摈”；武叔之母死，子游正在鲁；鲁国的县子、公叔戍等亦皆与子游遊；他的儿子言思也仍在鲁国居住。这表明，即便《史记》所谓子游乃吴人是事实，但他生活的后期及他的后代，都已经定居鲁国了。再如颛孙师（子张），《仲尼弟子列传》称其为阳城人，属陈地。但《吕氏春秋·尊师篇》却说：“子张，鲁之鄙家也。”又据《礼记·檀弓》载，他的儿子申祥曾哭子游之子言思之丧。郑玄注云：“说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是子张之后人亦居住在鲁国矣。又如孔子的女婿公冶长，《仲尼弟子列传》以为齐人，然《孔子家语》以为鲁人，范宁、杜预均以为鲁公族。崔述更进而说“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后。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然则长亦非齐人。”再加上本为鲁人的颜氏之族、曾氏之族、冉氏之族，还有夫子的后人子思之流，这就以鲁国为中心，以孔子及其弟子的后人、后学为骨干，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学术团体——“邹鲁学派”。
邹鲁学派的学术活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庄子·天下篇》云：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所谓“邹鲁之士”或“搢绅先生”，就是指专治儒家典籍《诗》、《书》、《礼》、《乐》的儒生。《史记·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其《赞》云：“余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儒林列传》云：“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又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3]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货殖列传》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叔孙通列传》也说叔孙通在汉朝初定时，徵鲁诸生通礼仪者三十馀人。另外，《礼记》中记载了许多邹鲁之士的论礼、行礼的事迹。由此可见，研讨儒家典籍，从事礼乐活动，是邹鲁学派的主要学术内容。
二
在传世和出土的大量邹鲁之士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略可寻绎出一些与《论语》有关的线索，来考察《论语》的具体编订者和编订过程。
第一，邹鲁之士多从事礼乐活动，这显然是对孔子重“礼”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即使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他也一直用礼的规范要求自己和弟子们。因此，一部《论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孔子对礼的重视和追求。据统计，“礼”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七十六次，说明它是当时孔门师弟子修道向学活动的重要范畴之一。至于书中言礼、论礼的章节，就更多了。难怪清人陈澧说：“《论语》言礼者凡四十馀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民为国，莫不以礼。其所以为礼者，曰敬、曰让、曰约、曰节之、曰文之。其本在俭，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义之质、学之博。先进后进不同，则从先进；礼虽废而犹爱之；夏、殷不足徵而犹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语，则述《仪礼》之文也。《乡党》一篇，则皆《礼记》之类也。《论语》之言礼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尽也。”又说：“《论语》所言皆礼也。以其小者观之，如趋过者，子见父之礼；沐浴者，臣朝君之礼；行束修者，弟子初见师之礼；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见官长之礼；三愆者，侍坐之失礼；居於位与先生并行者，童子之失礼。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4]沈文倬先生也通过对《论语》中孔子述礼之文的分析，认定孔子熟悉当时的各种礼典；并由《礼记·杂记下》“恤血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一条材料，推定《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士虞礼》、《丧服》四篇，都是孺悲向孔子问礼而记录的。[5]此可见孔子及《论语》与“礼”的密切关系。
今本《仪礼》与《论语》中条文相仿佛者不在少数，今举数例如下：
《士相见礼》：“君赐之食，则君祭先饭，徧尝膳饮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将食者，则俟君之食然後食。”《乡党》：“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饭。”
《乡射礼》：“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八佾》第十六章：“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聘礼》：“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躣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聘礼》：“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躣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聘礼》：“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发气焉，盈容。众介北面，跄焉。私觌，愉愉焉。”又：“上介执圭，如重，授宾。”《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聘礼》：“币厚则伤德，财厚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见《荀子·大略篇》所引《聘礼志》，今本《仪礼·聘礼》作“多货，则伤於德；币美，则没礼”）《阳货》第九章：“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聘礼》：“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卫灵公》第四十一章：“子曰：辞，达而已矣！”
沈文倬先生断定《仪礼》成书的时间上限是孺悲从孔子记录《士丧礼》等四篇，约当周元王、定王之际。其後孔氏後学纷纷撰作，各种礼典的书本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由很多人陆续写成的。从先秦典籍的传本看，《墨子》、《孟子》、《荀子》都有征引今本《仪礼》原文明证，大概在孔子死後的一段时间里，《仪礼》十七篇也逐渐汇集成书并传播开来，其汇集编订者当然以孔门後学的可能性最大。这与我们上文推定的《论语》的成书时间和编订者基本上是重合的。至于二书孰先孰後，已难考定，要以这些资料均出自孔门，师弟子口传耳受，故在内容上有相互接近之处为是。
第二，西汉戴德、戴圣所辑《礼记》是《仪礼》残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传记，是依据《仪礼》书本来解经所未明、补经所未备的。《汉书·艺文志》“礼类”列“《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後学者所记也。”《论衡·案书篇》也说：“《礼记》造於孔子之堂。”《经典释文序录》注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6]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这些《记》虽经秦、汉间人所窜乱，但基本为先秦时期的古《礼》文献当无可疑。而且，这些文献据称多出自活动在“孔子之堂”的那些孔门後学之手，是对孔子礼学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十分有趣的是，就在这些孔门后学所撰的《记》文中，亦有大量与《论语》有关的资料。其中，有些是直接征引孔子等人的言论，而与《论语》相同者，如：
《礼记·坊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此用《学而》第十一章和《里仁》第二十章文。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第四章：“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记·檀弓上》亦有类似表述：“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馀，不若礼不足而哀有馀也。”
《礼记·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又《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里仁》第二章：“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按：《史记·滑稽列传》集解引钟繇华歆王朗等对问曰：“前《志》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所谓“前《志》”，即《礼记》。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注引曹植《武帝诔》云：“朝闻夕逝，孔《志》所存。”“朝闻夕逝”，出《论语》，则曹植亦以《论语》为“孔《志》”也。
《礼记·大学》：“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里仁》第三章：“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礼记·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雍也》第二十九章：“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礼记·少仪》：“士依於德，游於艺。”《述而》第六章：“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礼记·檀弓上》：“食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述而》第九章：“子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礼记·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戴礼记·礼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颜渊》第十三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礼记·缁衣》二十五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子路》第二十二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二书均引《易·恒》之文而成说，文略有小异。
《礼记·三年问》：“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阳货》第十九章：“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二戴《礼》中还有一些材料，乃化用《论语》文句，或阐释《论语》文义，表述略有异同，然内容则没有多大区别，亦举数例如下：
《礼记·燕仪》：“和宁，礼之用也。”《学而》第十二章：“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为政》第三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又《内则》：“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马尽然，而况於人乎？”《为政》第七章：“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又《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八佾》第九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论语》言“宋不足徵”，《中庸》则曰“有宋存焉”，二者小异。杨树达《论语疏证》用清人阎若璩之说，认为：“《中庸》为子思居宋时所作，有所避忌也。”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嘗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又《中庸》：“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八佾》第十一章：“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按：《礼记》所言，与《史记·孔子世家》同，或传本《论语》与孔壁古文有异。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八佾》第二十六章：“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礼记·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公冶长》第十三章：“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又《颜渊》第二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卫灵公》第二十四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礼记·曲礼上》：“哭日不歌。”又《檀弓下》：“吊於人，是日不乐。”《述而》第十章：“子於是哭，则不歌。”
《礼记·曲礼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又：“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又《玉藻》：“执龟玉，举前曳踵，蹜蹜如也。”《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礼记·檀弓上》：“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又：《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乡党》：“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礼记·郊特牲》：“乡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於阼阶。”
《礼记·玉藻》：“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乡党》：“迅雷风烈必变。”
《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大戴礼记·哀公问於孔子》同。《颜渊》第十七章：“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按：《论语》以为季康子问，与二戴《记》不同，然《史记》於“哀公问”、“季康子问”，亦多与传本《论语》不同，或传本《论语》与史迁所见《古论》有异。
《礼记·檀弓下》：“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仲尼曰：‘或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於冢宰三年。’”《宪问》第四十章：“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闻《诗》也，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宫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为异姓。”《先进》第六章：“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按：大戴《记》卢植注云：“异姓，谓以兄子妻之也。”此显然是化用《论语》之文。
《大戴礼记·王言》：“是故仁者莫大於爱人；知者莫大於知贤。”《颜渊》第二十二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憘憘，朋友切切。”《子路》第二十八章：“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大戴礼记·劝学》：“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卫灵公》第三十一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季氏》第十一章；“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
另外，二戴《记》记述孔门言行，与《论语》有异，可能是出於不同的记录者之手，也可能说话的具体场合不同，但其基本意思则无本质区别，如：
《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雍也》第二十二章：“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门中。”又：“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又《玉藻》：“宾入，不中门，不履阈。”《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礼记·杂记下》：“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礼记·檀弓上》：“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乡党》：“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按：《论语》所记甚略，然《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云：“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託。故《论语》曰：‘朋友无所归，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则与《礼记》文相同，恐班固因二书文似义同而致误。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於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师邪改之。”《公冶长》第十一章：“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公冶长》第二十四章：“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记曾子曰：“千里之外皆为兄弟。”《颜渊》第五章：“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按：二书所载主名不同，而《说苑·杂言篇》又云：“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以此言出自孔子本人，殆形成於不同的记录者，且在流传中形成歧异也。
《礼记·儒行》：“先劳而後禄。”《卫灵公》第三十八章：“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於仁矣。”《学而》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官人》：“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为政》第十章：“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子罕》第二十三章：“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上举三类例证，均属二戴《记》中与《论语》有直接联系者。至于在具体的语言表述、所包含意蕴等方面与《论语》相关涉的例子，就更多了。据初步统计，这些相同、相似、相关的材料，分布在大约三分之一的《论语》章句中，这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注意的比例。这一现象表明：在“七十子後学”撰作二百馀篇礼《记》的时候，《论语》的主体部分也已经形成了；而且，孔子後人及“七十子後学”运用的资料，同时亦多见於《论语》，也表明了他们与《论语》编订的密切关系；另外，从二戴《记》中引用的大量孔门言行与《论语》存在许多差异这点看，当时在“七十子後学”中流传、保存的孔子及其第一代弟子资料，相当芜杂，且有许多荒诞不经，次生性材料所占比重较大，这表明上距夫子之世已为时甚久。我们根据今本《仪礼》十七篇多为士礼这一特征，认为当时有关礼的文献很多，但孔子用以教授弟子的，恐多是一些与弟子人生实践有关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的士礼，而弟子在孔子死後反复讨论、实践、传授的也正是这部分士礼，二百馀篇礼《记》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而“二戴《记》之说礼，大类有三，曰礼，曰学，曰政”[7]，正是《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推断：《论语》和古《礼记》肯定属于同一个来源，而且材料的撰作者均为由孔子及其弟子的後人、後学组成的邹鲁之士，撰作时间也大致相同，或者古《礼记》略晚出。然而，二者毕竟还存在着重大差异：《论语》在当时即已编订成书，而《记》却是单篇传抄，至汉代方才由二戴汇辑成册。
第三，这一时期出土的其他儒家文献中，也保存有一些与《论语》相关的重要资料。
1993年冬考古工作者於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了八百馀枚竹简，包含多种古籍，除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外，其馀多爲儒家学派的著作，计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等十多种。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爲战国中期偏晚，而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於墓葬年代。
在这些儒家文献中，《缁衣》的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应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记》百三十篇中的一种，其中内容与《论语》相同者二章（第12、23章），相近者四章（第6、7、15、16章）。作为《礼记》之一篇，它与《论语》的关系已见前述，兹不赘。现将见於其他几篇儒家文献中的相关条文录於下，以与《论语》比较：
《尊德义》篇：“尊仁、亲忠、敬壮、归礼，行矣而无违，养心於慈良，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此即由《泰伯》第九章“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引申而来。
《六德》篇两言“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一言“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与《颜渊》第十一章：“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类。
《语丛三》第50、51简：“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即《述而》第六章：“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语丛三》第64、65简：“毋意，毋固，毋我，毋必”，即《子罕》第四章：“子绝四：毋意，毋固，毋我，毋必。”
《语丛二》第51简：“小不忍，败大势”，与《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极似。
楚简《尊德义》一篇中，“刑不逮於君子，礼不逮於小人”一句，即《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文；“下之事上也，不从其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亦见於《礼记·缁衣篇》和《孟子·滕文公上》；“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见於《孟子·公孙丑上》。《礼记》、《孟子》举此文，均明标“子曰”或“孔子曰”，见於《论语》的一条，也明言为“子曰”，说明《尊德义》篇可能是一些孔子言论的汇集。廖名春先生依据“德之流”在《孟子》作“德之流行”，单音词变成了双音词；“上好是物也”在《孟子》中作“上有好者”，将孔子针对一具体事件所发的议论改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认为《孟子》係後出，《尊德义》篇可能是孟子所征引的出处，是极有道理的。[8]这说明在《孟子》之前，世间已流传有类似《论语》的孔子言论辑录，《论语》极有可能就是在这类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极有可能就是这类文献中的一种。
另外，关于这批儒家文献的作者，廖名春认为：一类是孔子本人所作，一类是孔子弟子子张、子游、县成等人的作品，一类出自《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从简文已有对某一问题的具体、深入的论证这一点看，将部分简文的作者定为孔子未免嫌太早，要以七十者之徒及其後学（邹鲁之士）之作为近是。
第四，《孔子家语後序》云：“《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者，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竝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馀则都集录，名之曰《家语》。”由于今本《家语》乃三国时王肃所注，故清代一些学者便怀疑这篇《後序》可能是王氏所撰，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整篇《後序》而言，其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并不十分可靠的内容，但具体到上引的这段文字，我们认为还是有些道理的。长期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判为僞书，但自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和定州八角廊四十号汉墓中发现有古本《家语》以後，对该书的真伪问题还应该重新认识。[9]本文认为：《孔子家语》最早见於《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七卷，列於“《论语》类”十二家之一。因此，无论今本《孔子家语》的真伪如何，并不影响古本《家语》的存在。从该书在《汉志》中的归属看，“《论语》类”十二家的前九种都是《论语》的不同传本及传、说等，下面便是《家语》，其后还有《孔子三朝记》七篇，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孔子徒人图法》极可能是一种图说。由此可见《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李学勤先生认定古本《家语》出自孔氏家学；《隋书·经籍志》也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此所谓“孔氏所传”，即谓由孔子的後人所编纂。而战国时期以子思为代表的孔氏后裔，正是邹鲁之士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此《序》称“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馀则都集录，名之曰《家语》”，恐怕不能完全斥为臆说，只是将《论语》和《家语》的编订都归於孔子弟子，则不可信。
总之，从《论语》与《仪礼》、二戴《礼记》、战国中後期的出土文献、古本《孔子家语》等资料的密切关系，我们大致可得出如下一些认识：一、在孔子死後直至孟子之前，世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活动的材料；二、这些资料有很大一部分与《论语》的内容相同、相似或相关，说明它们是同源的。三、这些材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论语》一书，其撰录、汇集者是生活在邹鲁一带的孔氏後人及孔门後学；四、若将上举数种文献按时间先后排列一下，则可得到如下次序：《仪礼》、《论语》、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礼记》、《孔子家语》。[10]
【附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著有《论语之研究》一书（岩波书店1939年版），详细考辨了《论语》异本、河间七篇本的思想、《论语》後十篇（即所谓《下论》）、齐鲁《论》二篇本、汉石经《论语》残字、及日本旧抄本，其结论云：《学而》、《乡党》是齐、鲁二篇本；《雍也》到《泰伯》是河间七篇本，《子罕》是後人加入河间本的；《先进》到《子张》的《下论》十一篇中，《季氏篇》、《阳货篇》、《微子篇》、《子张篇》四篇是後人所加，其他篇如《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尧曰》是《齐论语》的原型。《论语》成书的次序是：河间七篇本以曾子为中心，是最古的《论语》；《齐论语》诸篇以子贡为中心，大约是齐人所传的孔子语录。齐、鲁二篇本，大概是孟子游齐以後的作品。而《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子罕》等篇是後人辑录孔子语所作的补遗，内容驳杂，年代不一，最晚的出於战国末。[11]另外，美国学者白牧之（Bruce Brooks）和白妙子（Teako Brooks）著有《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也逐篇解析了《论语》不断扩充增大的具体过程，认为《里仁》前十七章为孔子死後最近原意的最初记录，其他则依篇次而下（置《学而》於《卫灵公》之後，《为政》於《子路》之後，《八佾》於《先进》之後等）为弟子、弟子学派而特别是鲁国的孔氏家族不断扩充的结果。全书撰作历时二百三十年（自前479年至前249年），直到鲁亡後始完成了最后的结集。由于其书编撰时间过长，因而各种新旧观念纷然并陈，各篇章均有歧异和冲突，且多羼入墨、道、法家的各种观念，也包括儒家自身不同学派间的争论。[12]显然，两书均涉及到《论语》一书的编撰时间及编撰者问题，且提出了许多不同於传统解释的观点和看法，且与清人崔述“《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13]的说法极为近似。本文作者目前并不能同意两书的结论，然为访求其书，耗时既久，费力尤多，最终一无所获。今姑录於此，且待他日得窥全豹之时，再做详辩云。
【内容提要】
在前428至前372年间的近六十年中，鲁国都城曲阜活跃着一个由孔子及其弟子的後人、後学组成的“邹鲁学术集团”，他们主要从事与礼乐有关的文化活动。从今本《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及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看，《论语》与这些文献在材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论语》极有可能出自“邹鲁之士”之手。
【关键词】
《论语》 邹鲁之士 《仪礼》 二戴《记》 郭店楚简
一
上文《论语》编订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72年之间的结论，为我们解决《论语》的编订者问题提供了时间方面的重要依据。
从《论语》中不难看出，该书的编订者应该是一些敬仰孔子、笃信儒家学说的人。那么，在前428至前372年间的近六十年中，曾子已逝，孟子未降，活跃在战国中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之中，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辑录孔子言论，弘扬儒家思想的，到底是哪些人物呢？
据《孟子·滕文公上》云：“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史记·儒林列传序》则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都表明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后各自星散，难以再集合起来商定汇集夫子言论并编撰成书。而且，在前428至前372年之间，这些亲传弟子们恐怕都已经相继凋零，少有存於世间者。这就排除了孔子亲传弟子参与《论语》编订的可能性。
不过，他们的弟子们是否还有机会再次聚合起来，完成这一事业呢？《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子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晋陶潜《圣贤群辅录》附会曰：“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可见派别之间壁垒森严。各派由于在具体学说和学术方向方面的差異，肯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斗争，他们能否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汇集资料、编订《论语》呢？这是十分令人怀疑的。那么，在众派别当中，能不能以某一派为主，担负并完成编订《论语》的大任呢？
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既有条件得到孔子生前身后的大量资料，而且居住地域比较集中，又对孔门人物怀有无限敬仰。这一学术团体就是古代典籍中屡屡提及的“邹鲁之士”，他们以鲁国都城曲阜为中心，分散在周围的一些地区，而且多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后人。虽然《史记·孔子世家》曾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但此所谓“远方”，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涵盖华夏大地的绝大部分地域。清人崔述就说：“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1]所谓鲁、卫、齐、宋，实际上仅包括今天山东省的中西部和河南省东部一带比较狭小的地区。他们在孔子死后，“各自尽哀，或复留”；而且，“弟子及鲁人往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2]表明不惟那些鲁国的弟子，甚至一些其他诸侯国的来学者，也有在孔子死后留在曲阜定居的。如言偃（子游），《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是吴人，但典籍所记在孔子死后他与有若、曾参、颛孙师等人相问答之言甚多；鲁悼公吊有若之丧，子游“摈”；武叔之母死，子游正在鲁；鲁国的县子、公叔戍等亦皆与子游遊；他的儿子言思也仍在鲁国居住。这表明，即便《史记》所谓子游乃吴人是事实，但他生活的后期及他的后代，都已经定居鲁国了。再如颛孙师（子张），《仲尼弟子列传》称其为阳城人，属陈地。但《吕氏春秋·尊师篇》却说：“子张，鲁之鄙家也。”又据《礼记·檀弓》载，他的儿子申祥曾哭子游之子言思之丧。郑玄注云：“说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是子张之后人亦居住在鲁国矣。又如孔子的女婿公冶长，《仲尼弟子列传》以为齐人，然《孔子家语》以为鲁人，范宁、杜预均以为鲁公族。崔述更进而说“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后。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然则长亦非齐人。”再加上本为鲁人的颜氏之族、曾氏之族、冉氏之族，还有夫子的后人子思之流，这就以鲁国为中心，以孔子及其弟子的后人、后学为骨干，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学术团体——“邹鲁学派”。
邹鲁学派的学术活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庄子·天下篇》云：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所谓“邹鲁之士”或“搢绅先生”，就是指专治儒家典籍《诗》、《书》、《礼》、《乐》的儒生。《史记·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其《赞》云：“余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儒林列传》云：“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又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於是孔甲[3]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货殖列传》云：“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叔孙通列传》也说叔孙通在汉朝初定时，徵鲁诸生通礼仪者三十馀人。另外，《礼记》中记载了许多邹鲁之士的论礼、行礼的事迹。由此可见，研讨儒家典籍，从事礼乐活动，是邹鲁学派的主要学术内容。
二
在传世和出土的大量邹鲁之士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略可寻绎出一些与《论语》有关的线索，来考察《论语》的具体编订者和编订过程。
第一，邹鲁之士多从事礼乐活动，这显然是对孔子重“礼”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即使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他也一直用礼的规范要求自己和弟子们。因此，一部《论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孔子对礼的重视和追求。据统计，“礼”字在《论语》中共出现了七十六次，说明它是当时孔门师弟子修道向学活动的重要范畴之一。至于书中言礼、论礼的章节，就更多了。难怪清人陈澧说：“《论语》言礼者凡四十馀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民为国，莫不以礼。其所以为礼者，曰敬、曰让、曰约、曰节之、曰文之。其本在俭，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义之质、学之博。先进后进不同，则从先进；礼虽废而犹爱之；夏、殷不足徵而犹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语，则述《仪礼》之文也。《乡党》一篇，则皆《礼记》之类也。《论语》之言礼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尽也。”又说：“《论语》所言皆礼也。以其小者观之，如趋过者，子见父之礼；沐浴者，臣朝君之礼；行束修者，弟子初见师之礼；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见官长之礼；三愆者，侍坐之失礼；居於位与先生并行者，童子之失礼。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4]沈文倬先生也通过对《论语》中孔子述礼之文的分析，认定孔子熟悉当时的各种礼典；并由《礼记·杂记下》“恤血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一条材料，推定《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士虞礼》、《丧服》四篇，都是孺悲向孔子问礼而记录的。[5]此可见孔子及《论语》与“礼”的密切关系。
今本《仪礼》与《论语》中条文相仿佛者不在少数，今举数例如下：
《士相见礼》：“君赐之食，则君祭先饭，徧尝膳饮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将食者，则俟君之食然後食。”《乡党》：“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饭。”
《乡射礼》：“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八佾》第十六章：“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聘礼》：“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躣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聘礼》：“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躣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聘礼》：“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发气焉，盈容。众介北面，跄焉。私觌，愉愉焉。”又：“上介执圭，如重，授宾。”《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聘礼》：“币厚则伤德，财厚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见《荀子·大略篇》所引《聘礼志》，今本《仪礼·聘礼》作“多货，则伤於德；币美，则没礼”）《阳货》第九章：“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聘礼》：“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卫灵公》第四十一章：“子曰：辞，达而已矣！”
沈文倬先生断定《仪礼》成书的时间上限是孺悲从孔子记录《士丧礼》等四篇，约当周元王、定王之际。其後孔氏後学纷纷撰作，各种礼典的书本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由很多人陆续写成的。从先秦典籍的传本看，《墨子》、《孟子》、《荀子》都有征引今本《仪礼》原文明证，大概在孔子死後的一段时间里，《仪礼》十七篇也逐渐汇集成书并传播开来，其汇集编订者当然以孔门後学的可能性最大。这与我们上文推定的《论语》的成书时间和编订者基本上是重合的。至于二书孰先孰後，已难考定，要以这些资料均出自孔门，师弟子口传耳受，故在内容上有相互接近之处为是。
第二，西汉戴德、戴圣所辑《礼记》是《仪礼》残存十七篇以及已佚若干篇的传记，是依据《仪礼》书本来解经所未明、补经所未备的。《汉书·艺文志》“礼类”列“《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後学者所记也。”《论衡·案书篇》也说：“《礼记》造於孔子之堂。”《经典释文序录》注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6]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这些《记》虽经秦、汉间人所窜乱，但基本为先秦时期的古《礼》文献当无可疑。而且，这些文献据称多出自活动在“孔子之堂”的那些孔门後学之手，是对孔子礼学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十分有趣的是，就在这些孔门后学所撰的《记》文中，亦有大量与《论语》有关的资料。其中，有些是直接征引孔子等人的言论，而与《论语》相同者，如：
《礼记·坊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此用《学而》第十一章和《里仁》第二十章文。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第四章：“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记·檀弓上》亦有类似表述：“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馀，不若礼不足而哀有馀也。”
《礼记·表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又《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里仁》第二章：“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按：《史记·滑稽列传》集解引钟繇华歆王朗等对问曰：“前《志》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所谓“前《志》”，即《礼记》。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注引曹植《武帝诔》云：“朝闻夕逝，孔《志》所存。”“朝闻夕逝”，出《论语》，则曹植亦以《论语》为“孔《志》”也。
《礼记·大学》：“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里仁》第三章：“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礼记·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雍也》第二十九章：“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礼记·少仪》：“士依於德，游於艺。”《述而》第六章：“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礼记·檀弓上》：“食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述而》第九章：“子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礼记·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大戴礼记·礼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颜渊》第十三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礼记·缁衣》二十五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子路》第二十二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二书均引《易·恒》之文而成说，文略有小异。
《礼记·三年问》：“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阳货》第十九章：“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二戴《礼》中还有一些材料，乃化用《论语》文句，或阐释《论语》文义，表述略有异同，然内容则没有多大区别，亦举数例如下：
《礼记·燕仪》：“和宁，礼之用也。”《学而》第十二章：“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为政》第三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又《内则》：“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马尽然，而况於人乎？”《为政》第七章：“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又《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八佾》第九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论语》言“宋不足徵”，《中庸》则曰“有宋存焉”，二者小异。杨树达《论语疏证》用清人阎若璩之说，认为：“《中庸》为子思居宋时所作，有所避忌也。”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嘗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又《中庸》：“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八佾》第十一章：“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按：《礼记》所言，与《史记·孔子世家》同，或传本《论语》与孔壁古文有异。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八佾》第二十六章：“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礼记·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公冶长》第十三章：“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又《颜渊》第二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卫灵公》第二十四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礼记·曲礼上》：“哭日不歌。”又《檀弓下》：“吊於人，是日不乐。”《述而》第十章：“子於是哭，则不歌。”
《礼记·曲礼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又：“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又《玉藻》：“执龟玉，举前曳踵，蹜蹜如也。”《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礼记·檀弓上》：“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又：《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乡党》：“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礼记·郊特牲》：“乡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於阼阶。”
《礼记·玉藻》：“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乡党》：“迅雷风烈必变。”
《礼记·哀公问》：“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大戴礼记·哀公问於孔子》同。《颜渊》第十七章：“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按：《论语》以为季康子问，与二戴《记》不同，然《史记》於“哀公问”、“季康子问”，亦多与传本《论语》不同，或传本《论语》与史迁所见《古论》有异。
《礼记·檀弓下》：“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诸？’仲尼曰：‘或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於冢宰三年。’”《宪问》第四十章：“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闻《诗》也，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宫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为异姓。”《先进》第六章：“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按：大戴《记》卢植注云：“异姓，谓以兄子妻之也。”此显然是化用《论语》之文。
《大戴礼记·王言》：“是故仁者莫大於爱人；知者莫大於知贤。”《颜渊》第二十二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憘憘，朋友切切。”《子路》第二十八章：“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大戴礼记·劝学》：“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卫灵公》第三十一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季氏》第十一章；“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
另外，二戴《记》记述孔门言行，与《论语》有异，可能是出於不同的记录者之手，也可能说话的具体场合不同，但其基本意思则无本质区别，如：
《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雍也》第二十二章：“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门中。”又：“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又《玉藻》：“宾入，不中门，不履阈。”《乡党》：“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礼记·杂记下》：“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礼记·檀弓上》：“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乡党》：“朋友死，无所归，曰：‘於我殡。’”按：《论语》所记甚略，然《白虎通·三纲六纪篇》云：“朋友者，何谓也？朋者，党也。友者，有也。《礼记》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託。故《论语》曰：‘朋友无所归，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则与《礼记》文相同，恐班固因二书文似义同而致误。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於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师邪改之。”《公冶长》第十一章：“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公冶长》第二十四章：“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记曾子曰：“千里之外皆为兄弟。”《颜渊》第五章：“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按：二书所载主名不同，而《说苑·杂言篇》又云：“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以此言出自孔子本人，殆形成於不同的记录者，且在流传中形成歧异也。
《礼记·儒行》：“先劳而後禄。”《卫灵公》第三十八章：“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於仁矣。”《学而》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官人》：“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为政》第十章：“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子罕》第二十三章：“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上举三类例证，均属二戴《记》中与《论语》有直接联系者。至于在具体的语言表述、所包含意蕴等方面与《论语》相关涉的例子，就更多了。据初步统计，这些相同、相似、相关的材料，分布在大约三分之一的《论语》章句中，这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注意的比例。这一现象表明：在“七十子後学”撰作二百馀篇礼《记》的时候，《论语》的主体部分也已经形成了；而且，孔子後人及“七十子後学”运用的资料，同时亦多见於《论语》，也表明了他们与《论语》编订的密切关系；另外，从二戴《记》中引用的大量孔门言行与《论语》存在许多差异这点看，当时在“七十子後学”中流传、保存的孔子及其第一代弟子资料，相当芜杂，且有许多荒诞不经，次生性材料所占比重较大，这表明上距夫子之世已为时甚久。我们根据今本《仪礼》十七篇多为士礼这一特征，认为当时有关礼的文献很多，但孔子用以教授弟子的，恐多是一些与弟子人生实践有关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的士礼，而弟子在孔子死後反复讨论、实践、传授的也正是这部分士礼，二百馀篇礼《记》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而“二戴《记》之说礼，大类有三，曰礼，曰学，曰政”[7]，正是《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推断：《论语》和古《礼记》肯定属于同一个来源，而且材料的撰作者均为由孔子及其弟子的後人、後学组成的邹鲁之士，撰作时间也大致相同，或者古《礼记》略晚出。然而，二者毕竟还存在着重大差异：《论语》在当时即已编订成书，而《记》却是单篇传抄，至汉代方才由二戴汇辑成册。
第三，这一时期出土的其他儒家文献中，也保存有一些与《论语》相关的重要资料。
1993年冬考古工作者於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了八百馀枚竹简，包含多种古籍，除两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外，其馀多爲儒家学派的著作，计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等十多种。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爲战国中期偏晚，而楚简的年代下限应略早於墓葬年代。
在这些儒家文献中，《缁衣》的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应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记》百三十篇中的一种，其中内容与《论语》相同者二章（第12、23章），相近者四章（第6、7、15、16章）。作为《礼记》之一篇，它与《论语》的关系已见前述，兹不赘。现将见於其他几篇儒家文献中的相关条文录於下，以与《论语》比较：
《尊德义》篇：“尊仁、亲忠、敬壮、归礼，行矣而无违，养心於慈良，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此即由《泰伯》第九章“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引申而来。
《六德》篇两言“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一言“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与《颜渊》第十一章：“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类。
《语丛三》第50、51简：“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即《述而》第六章：“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语丛三》第64、65简：“毋意，毋固，毋我，毋必”，即《子罕》第四章：“子绝四：毋意，毋固，毋我，毋必。”
《语丛二》第51简：“小不忍，败大势”，与《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极似。
楚简《尊德义》一篇中，“刑不逮於君子，礼不逮於小人”一句，即《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文；“下之事上也，不从其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亦见於《礼记·缁衣篇》和《孟子·滕文公上》；“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见於《孟子·公孙丑上》。《礼记》、《孟子》举此文，均明标“子曰”或“孔子曰”，见於《论语》的一条，也明言为“子曰”，说明《尊德义》篇可能是一些孔子言论的汇集。廖名春先生依据“德之流”在《孟子》作“德之流行”，单音词变成了双音词；“上好是物也”在《孟子》中作“上有好者”，将孔子针对一具体事件所发的议论改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认为《孟子》係後出，《尊德义》篇可能是孟子所征引的出处，是极有道理的。[8]这说明在《孟子》之前，世间已流传有类似《论语》的孔子言论辑录，《论语》极有可能就是在这类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极有可能就是这类文献中的一种。
另外，关于这批儒家文献的作者，廖名春认为：一类是孔子本人所作，一类是孔子弟子子张、子游、县成等人的作品，一类出自《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从简文已有对某一问题的具体、深入的论证这一点看，将部分简文的作者定为孔子未免嫌太早，要以七十者之徒及其後学（邹鲁之士）之作为近是。
第四，《孔子家语後序》云：“《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者，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竝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馀则都集录，名之曰《家语》。”由于今本《家语》乃三国时王肃所注，故清代一些学者便怀疑这篇《後序》可能是王氏所撰，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整篇《後序》而言，其中确实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并不十分可靠的内容，但具体到上引的这段文字，我们认为还是有些道理的。长期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判为僞书，但自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和定州八角廊四十号汉墓中发现有古本《家语》以後，对该书的真伪问题还应该重新认识。[9]本文认为：《孔子家语》最早见於《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七卷，列於“《论语》类”十二家之一。因此，无论今本《孔子家语》的真伪如何，并不影响古本《家语》的存在。从该书在《汉志》中的归属看，“《论语》类”十二家的前九种都是《论语》的不同传本及传、说等，下面便是《家语》，其后还有《孔子三朝记》七篇，现保存在《大戴礼记》中，《孔子徒人图法》极可能是一种图说。由此可见《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李学勤先生认定古本《家语》出自孔氏家学；《隋书·经籍志》也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此所谓“孔氏所传”，即谓由孔子的後人所编纂。而战国时期以子思为代表的孔氏后裔，正是邹鲁之士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此《序》称“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馀则都集录，名之曰《家语》”，恐怕不能完全斥为臆说，只是将《论语》和《家语》的编订都归於孔子弟子，则不可信。
总之，从《论语》与《仪礼》、二戴《礼记》、战国中後期的出土文献、古本《孔子家语》等资料的密切关系，我们大致可得出如下一些认识：一、在孔子死後直至孟子之前，世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活动的材料；二、这些资料有很大一部分与《论语》的内容相同、相似或相关，说明它们是同源的。三、这些材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论语》一书，其撰录、汇集者是生活在邹鲁一带的孔氏後人及孔门後学；四、若将上举数种文献按时间先后排列一下，则可得到如下次序：《仪礼》、《论语》、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礼记》、《孔子家语》。[10]
【附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著有《论语之研究》一书（岩波书店1939年版），详细考辨了《论语》异本、河间七篇本的思想、《论语》後十篇（即所谓《下论》）、齐鲁《论》二篇本、汉石经《论语》残字、及日本旧抄本，其结论云：《学而》、《乡党》是齐、鲁二篇本；《雍也》到《泰伯》是河间七篇本，《子罕》是後人加入河间本的；《先进》到《子张》的《下论》十一篇中，《季氏篇》、《阳货篇》、《微子篇》、《子张篇》四篇是後人所加，其他篇如《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尧曰》是《齐论语》的原型。《论语》成书的次序是：河间七篇本以曾子为中心，是最古的《论语》；《齐论语》诸篇以子贡为中心，大约是齐人所传的孔子语录。齐、鲁二篇本，大概是孟子游齐以後的作品。而《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子罕》等篇是後人辑录孔子语所作的补遗，内容驳杂，年代不一，最晚的出於战国末。[11]另外，美国学者白牧之（Bruce Brooks）和白妙子（Teako Brooks）著有《论语辨》（The Original Analects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也逐篇解析了《论语》不断扩充增大的具体过程，认为《里仁》前十七章为孔子死後最近原意的最初记录，其他则依篇次而下（置《学而》於《卫灵公》之後，《为政》於《子路》之後，《八佾》於《先进》之後等）为弟子、弟子学派而特别是鲁国的孔氏家族不断扩充的结果。全书撰作历时二百三十年（自前479年至前249年），直到鲁亡後始完成了最后的结集。由于其书编撰时间过长，因而各种新旧观念纷然并陈，各篇章均有歧异和冲突，且多羼入墨、道、法家的各种观念，也包括儒家自身不同学派间的争论。[12]显然，两书均涉及到《论语》一书的编撰时间及编撰者问题，且提出了许多不同於传统解释的观点和看法，且与清人崔述“《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13]的说法极为近似。本文作者目前并不能同意两书的结论，然为访求其书，耗时既久，费力尤多，最终一无所获。今姑录於此，且待他日得窥全豹之时，再做详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