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恬淡的精神生活 庄子的人生理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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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解脱的途径:负的方法
儒家之心性论,大体可以分为境界与功夫两个方面。道家之心性论,是否也有境界与功夫的分别?似乎不能作如是看。道家有境界,却无所谓功夫。因为功夫是作一种积极的进路来看的。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及“养吾浩然之气”,荀子的“全之、尽之”,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刘宗周的“慎独”,讲的都是功夫。而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却不能作功夫看,因为这是一种负的方法、减的方法。

庄子智慧
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与心性的宁静、淡泊,是庄子基本的人生追求。实现这一追求的方法,在庄子看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齐物”,一是“虚静”。
在庄子看来,世间之一切,本无是非、大小的差分,因为有了“成心”,即有了主观上的偏见,方才见出差分。“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齐物论》)今日适越,当然不能昔至。成玄英曰:“吴越路遥,必须积旬方达,今朝发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定,是非从何而有?故先分别而后是非,先造途而后至越。”(《庄子疏》)所以一切是非,都根源于“成心”,都根源于一己之偏见。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道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这一段话,集中体现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道之有隐,隐于“小成”。“小成者,谓仁义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谓之小成也。”(成玄英:《庄子疏》)言之有隐,隐于“荣华”。“荣华者,谓浮辩之辞,华美之言也。只为滞于华辩,所以蔽隐至言。”(成玄英:《庄子疏》)儒墨之是非,即在于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然而就物本身而言,是无所谓是与非的。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可与不可,都是相比较、相对待而言的,有彼才有此,有是才有非,有生才有死,有可才有不可。所以彼此、是非、生死、可不可,都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从一方面看是此,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彼;从一方面看是是,从另一方面看则是非。所以此也可以说是彼,是也可以说是非。彼自有一是一非,此亦自有一是一非。若从天道的观点来看,其实则并无不同。“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象曰:“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庄子注》)无以为对,无可无不可,这就是所谓的“齐物”。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
 

庄子智慧
世间之每一物,都有比其更贱的东西,因其所贵而贵之,则万物莫不贵;也都有比其更贵的东西,因其所贱而贱之,则万物莫不贱。同理,世间每一物,都有比其更小的东西,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也都有比其更大的东西,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以趣观之”,也是一样。所以对一切,都应当抱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莛与盈,厉与西施,恢诡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齐物论》)一是事物的根本,而懂得这一根本的人是不多的。
关于虚静,庄子讲到“心斋”和“坐忘”。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若一志”,即专一你的志趣、志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即不要用你的耳朵去听,而要用你的心去听,亦即要全身心去听;然而心有好恶、利害的思量,听之时要去除这种种思量,这就是“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里的“气”,就是虚,所以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只有保持心的虚静空灵,才能接应容纳外物。因此,保守心的虚静空灵,就是所谓的“心斋”。
关于“坐忘”,即是所谓“坠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这里突出的是一个“忘”。“坐忘”之“坐”,是“堕枝体”、“离形”;“坐忘”之“忘”,是“黜聪明”、“去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是“坐”;庄子教惠子“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坐”;南郭子綦谓其“今者吾丧我”,亦是“坐”。至于“忘”,庄子讲得更多。“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有其忘,才能达其适,达适是以忘为其途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女偊之得道历程,亦可看作是对“坐忘”的具体说明。
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
“外”也是去,也是忘。“外天下”、“外物”、“外生”的最后结果,是“朝彻”。“朝彻”是一种清净明亮、无羁无滞的精神状态。达到这一精神状态,即能“见独”。“独”,即道。因道无以为对,故曰之独。既“见独”矣,则可以“撄宁”。“撄宁”也者,虽“撄”而犹能“宁”者也。虽与外物相交,犹能保守心性的清明宁静。
通过“齐物”与“虚静”,最后所达到的境界,即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这种境界,既是精神高度自主的境界,亦是精神高度自由的境界。而达到此一境界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去、是减、是忘,正是一种负的方法。

庄子智慧
庄子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一直名声不佳,常被人冠以混世主义、滑世主义的恶名。其实,庄子并不是一个混世主义者,而是一个愤世嫉俗者。庄子讲“齐物”,讲“虚静”,并不是为了“齐物”而“齐物”,为了“虚静”而“虚静”,而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自在,而是为了保守心性的宁静与淡泊。“齐物”、“虚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可以看出,庄子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由而恬淡的精神生活,庄子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与自主,庄子所强烈反对的是物对于人的凌辱、摧残与统治。就此而言,庄子哲学也许少有现代意义,这也正是庄子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强烈批判的根本原因。但也正因为此,庄子哲学却具有重要的后现代意义。在这样一个文明与自然、人与物、情欲与性灵日益紧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日益关注个体精神生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对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做出深刻反省的时代,庄子、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心性论,也许比中国哲学史上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的哲学都更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