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阶层决定民族素养

萧瀚
去年读霍弗的《狂热分子》时，看到一句话：“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页42）当时深以为然，但细究此语，就目前而论，我倒更愿意认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及命运往往更容易取决于其本该最优秀的成员，一个群体的总体心智水准取决于该群体本该最优秀成员的水准。
通常而言，一个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当是其智识阶层，他们往往是该群体的精神领路人，相当于人的心灵和大脑，因此智识阶层的水准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心智能力。
智识阶层的心智能力——毫无疑问表现为心灵和智慧的言与行的综合能力。愛因斯坦概括犹太传统时说的那句话：“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愛正义，以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这些都是犹太人传统的特征，并使我为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愛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考之中国精神传统，这三项从来就是非主流精神。
任何一个群体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素质低劣的人群，全世界的酒鬼都把自己喝得醉醺醺，全世界的盗贼也都盗窃，低素质是不分国界的——正如高素质也是不分国界的。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是关注优秀者，因此人们不会对全世界的酒鬼有多大兴趣，而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行注目礼——截至2008年，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共有 730多人，其中犹太人就有164位，占总人数的22.35%。而中国大陆华人至今尚无一人获奖——分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至今只有1400万人，而中国人口数却是犹太人的100倍（14亿）。
毫无疑问，在出现更合理的标准之前，诺奖的获奖人数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材料，即使诺奖有过不少失误（该颁奖的人未颁），但总体而言，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客观权威的最高大奖，是对人类的智慧、创造力与道德能力的综合鉴定中心。正是愛因斯坦所概括的犹太传统使得犹太民族拥有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哪怕他们遭到过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长期迫害。也正是愛因斯坦所概括的这三项特征使得犹太民族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为杰出的智识阶层——而它也就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犹太民族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
如果我们将儒家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至少在现代斧头帮统治下的中国之前，以前的中国文化中最推崇的一直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于知识的态度是认为知识应该是成王成圣的工具——知识是没有独立价值的；至于正义，只有在不妨碍忠孝等基本价值观的时候才是它考虑的——不过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至于“个人独立”则是儒家文化从来没听说过的个人主义精神，也就是自由精神。刻薄一点说，相比于各大文化传统，独立个体的自由精神是儒家文化中几乎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东西。
若以愛因斯坦评价犹太传统的这三项指标来衡量中国传统中的士大夫、文人传统，作为群体的历代中国文人能得的分数如果不是负分的话，最高也就是零分。
中国传统中对知识发现人的蔑视便可见出其对智识的轻慢——这从历代文字中大量存在的抄袭现象就可见一斑，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对于历代文人传统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一句话可概括：中国文人传统中几乎没有求真意志，对于追求真理毫无兴趣。
中国传统文人的主流政治观念是维护皇权，为民众做主的朴素正义观根本经不起忠孝两道的威压——直到黄宗羲之前，中国文人都几乎不曾质疑过皇权的合法性问题，这些人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历代文人中当然也存在一些追求个人自由的人物，但数量很少，性质上也基本局限于对消极自由的自我维护，很少有出于积极自由——即通常应当表现为反对强权的正面回应。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传统，在人格意义上，本质上只是奴才传统，屈原与司马迁可谓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自杀，一个被阉割，而且阉割是主流。
这些现象是直到近代西学进入国门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的，但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群体意义上独立的智识阶层在中国至今尚未形成。
很可怜，中国数千年来就是被这帮缺乏自由精神、几乎没有正义观念、缺乏知识热情的文人带领下走过来的，这样的民族素养其境界也就可想而知。
我始终认为，制度与人是互动的，恶性的制度是人与制度恶性互动的产物，良性制度是人与制度良性互动的产物。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如果没有这帮无耻文人的抬轿，又怎么可能存在数千年呢？
毫无疑问，中国历古以来的智识传统以及当代知识人，对于今日中国的丑恶现状要负主要的道义责任，要对今日中国全面沦丧的道德负道义责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历史，都存在着斧头帮传统，但是欧洲与美国历史表明，智识阶层的顽强抗衡与决绝的变革意识，可以使得斧头帮传统最终被限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造就他们的宪政、自由与民主。
再以犹太人做对比，2000多年前犹太人因与亚述、罗马等国力相差过于悬殊而至亡国，但自从二战以后以色列国成立以来，以色列以最初的几百万人、1.57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敌国环伺下，取得了对入侵者的所有胜利（村上春树赴以色列领奖时的鸡蛋石头论是一种奢侈的言论自由，虽有理想主义精神价值，但毫无真实语境下的正义价值，他要真有种，应该去跟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高谈他那廉价的正义）。而百年中国，若非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必会亡于日本——而1949年之后的历史表明，侥幸逃脱这一亡国之难却比亡国还要恐怖——是为顾炎武所谓“亡天下”。历史上，这个色厉内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帝国被异族入侵与统治的情况也是由来已久——这充分说明一个用斧头对付自己人民的帝国，就活该亡国的。而在这些重大时刻，智识阶层都在干吗呢——无非是“平时束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识阶层都是由这样的人群构成，其民众的普遍智识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样的状况至今并无基本改变，在许多方面甚至还远不如中国古典时代。
权力、财富、智识，这三个精英阶层构成任何一个民族的上流阶层，他们直接引领这个民族的未来，一定意义上是整个民族扭腐维新的希望所在。
在健康的社会里，权力阶层被财富阶层和智识阶层所制约，因此而不得滥用权力；财富阶层也被束缚于基本的正义框架之内，不得侵犯贫者；智识阶层则是时刻守护真理和正义的中立者，他们当自觉地远离权力阶层和财富中心，为弱势者的生存与基本正义鼓与呼。
在腐败的社会里，权力、财富、智识这三者必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权力阶层控制人民的权利，财富阶层剥夺人民的财产，智识阶层为上述两者愚弄人民。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中，都可以看到智识阶层实际上扮演着一个社会纯正理想主义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的心灵与大脑，一个民族良知的主要承载者——顾亭林所谓“士无耻，是为国耻。”正是从相反一面说出了智识阶层的角色与责任。
因此，从最普遍意义上说，倘若一个民族的智识阶层被权力和财富阶层收买，普遍为贼为奴，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必然普遍地为贼为奴。
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代的智识阶层依然是如鲁迅所批判的“二丑”，一个愚弄人民臣服于斧头帮统治、一个被权力和财富包养的心智二奶集团。正是这个代表着民族与社会之心灵与大脑的中国智识阶层，决定了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是个劣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