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传统文化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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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伟大的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以伟阔宏大、精深神奇的文化著称于世。作为炎黄子孙，每个人都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本民族的
文化。作为人类一分子，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也只有朦胧的印象。
中华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殿堂，任何人以毕生精力都不可能穷尽其底蕴。然而，我们应当尽量了解中华文化的大略和研究进展。本讲侧重介绍中华文化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值
得弘扬的内容。
一、文化概说
人类社会有个奇异的现象，最简单的东西是最复杂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东西。“文化”一词亦如此，我们身边无时无处没有文化，但谁都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文化。迄今，学者们 冥思苦想，提出了两百多个定义，仍然莫衷一是。
“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易传·贲卦象传》就说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含义是以文治教化民众，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到了汉代，“文化”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刘向《说苑》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汉代以后，“文化”成为常用词，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化的概念不外乎文治教化，强 调用经典、礼制、道德等教化世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为人为努力摆脱自然。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所压倒。到了19世纪，文化才作为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德国学者S·普芬多夫（1632-1697年）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从19世纪开始，文化的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年）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这个定义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迄今为止，围绕文化概念形成了诸多派别，如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论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地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符号文化学派。他们有的把文化作为包罗万象的整体，有的把文化作为社会传统，有的把文化作为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有的把文化作为人调适于环境的过程，有的把文化作为价值系统。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但是，学者们又认为：文化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它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
由于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原有学科分类已经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人们寻求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研究范围，于是，文化学成了热点。
文化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传播学、文化心理学、民族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区域文化学、应用文化学、神秘文化学等。
文化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诸如文化模式、文化功能、文化观念、文化融合、文化变革、文化调适、文化背景、文化圈层、文化历史、文化哲学等。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处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有较大影响。中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闪烁的精粹，也有糟粕。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逐渐落伍，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和振兴。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的特点、规律、贡献等课题正在进行研究，可以断言，中华文化必将弘扬光大。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社会因素作用下，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比，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之一。中国的文明史有四五千年，中国是东亚文明区的主体。中国文化历尽沧桑，始终传承不绝，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断的古老文化。世界中其他古国的文化，在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断层，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序列有如此完整、连续的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第二，“大一统”与多元文化两种倾向并存。自秦代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历经两千多年，统一是其主流，这在世界中世纪史是仅见的一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才条件诸方面的种种“大一统”的先决因素，都是其他国度中世纪所不可能具备的，也是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文化多元倾向，按地域出现不同的学派，给文化增添了活力。
第三，入世思想成为主导心理，避免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殷商时期宗教意识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没有系统的宗教。周代开始“重民轻神”，虽然也信奉“天”，但天命论最终归结于人伦说。秦汉以后，宗教在中国有所发展，但老百姓并不专一，而帝王总是高居于宗教界之上，政教分离，政在教上，较少有人成为纯粹的宗教徒。唐宋以来，士人援佛入儒，但理学与佛学的界限分明。
第四，以伦理道德学说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本，道德的威力始终 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形成了“德治主义”。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全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孔子的仁学成为宗法思想与封建国家观念之间的中介，“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成为道德条目。其后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利用思辨去满足伦理的需要，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功利，虐杀了人文精神，使社会呈现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从另一方面说，伦理思想在一定条件下鼓舞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造就了许多悲壮的民族英雄。
第五，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中国文化又具有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性”。先秦诸子学派的共同主题和基本内容是政治。历代统治者促使中国古文化沿着封建政治化的轨道滑行。文化的各个侧面都依附于政治，使政治学说发达。但是，政治型文化缺乏自由空气，不重视科学技术。政治功利主义使科技没有独立地位。先秦的墨家曾经以科学探求精神活跃于一时，但秦汉以后就消亡了。历代的科学思想和著作不受重视“，学而优则仕”，人们热衷于政治功名。
第六，朴素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作为“科学型”的欧洲文化的理论基础，欧洲哲学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理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则比较趋于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老子表述的“有与无”“、阴与阳”思想包含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制约的系统思想，北宋的太极图描述了世界构成与发展的模式。但是，中国古代素朴的整体观念缺乏对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中国的思维方式发展史缺乏一个机械唯物论阶段，这与近代工业及相关的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不发达是互为因果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由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型伦理文化，其他的文化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即使是“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也是从属于政治型伦理。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事，注重治国，注重驭民，注重伦常。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重要的统治工具。传统文化在观念上至少有三个特质，即群体观念、向心观念、中庸观念。群体观念包括“和”与“公”两个概念，向心观念包括“忠”与“孝”两个观念。
认识中国文化的特征，目的在于发挥我们的巨大潜力，抛弃惰力，博采外来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三、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里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它是汉民族文化融合、摄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果。在它数千年的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也经历了诸多的变革和创新，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多变革和创新中，汇集成一条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长河。从中国文化的演变看，可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分为九个时期，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明末清初、近代、现代、当代。从这九个时期，可以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
先秦时期，从夏朝立国到战国，这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开始，这个时期，国家林立、诸侯异政。据传“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各国在文学、习俗、仪礼上都有差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出现了中国文化的空前灿烂。孔子、孟子的儒家，老子、庄子的道家，墨翟的墨家，商鞅、韩非的法家，邹衍的阴阳家，公孙龙的名家，张仪、苏秦的纵横家，许行的农家，孙武、孙膑的兵家，各家各派，著书游说，相互驳难，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自此以后，诸子的学术思想，师承流变，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秦汉时期，包括秦朝和两汉，是中国文化发展第二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统一。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即汉文化或本土文化。在统一的地域内，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 。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从此确立了儒家在封建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儒家的“三纲五常” 、“忠” 、“孝” 、“仁”、“义”等伦理道德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儒家经典成为自此以后封建社会的学术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一元化的破碎，从此文化也走向多元化。首先是印度佛教的东来。早在东汉前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便迅速地传播开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逐渐融合。其次是道教的流行。道教创立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极为盛行，并由原始的民间宗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方向演变发展，出现了像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著名的道教人物。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变化则是玄学昌盛。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的动乱，经学的失落，名教的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于是，人们注意力转向老庄哲学，产生了以《易》、《老子》、《庄子》为经典，崇尚老庄自然无为，反对传统经学束缚的玄学思潮。何晏、王弼、欧阳建、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是玄学的主要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蔚然，名家迭出，玄学思想影响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此时代文化的主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期。这个时期，由于割据纷乱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加之圣君贤政之作用，迎来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大发展。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佛教的创造和繁荣。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融入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创造了中国式的佛教理论思想禅宗。禅宗有“南禅”、“北禅”之分。唐五代以后，以南禅为主流的禅宗进入成熟期。禅宗是融佛教与中国文化为一体而产生的中国化佛教学派，也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佛教流派。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还表现为佛教学派的林立。当时，除禅宗外，还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维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七大宗派。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另外，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不只表现在佛教的繁荣一方面，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样开创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如文学中的诗，其作者之多，数量之庞大，水平之高，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又如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隋唐时代是十分活跃的。繁忙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交流。朝鲜、日本的遣唐使和佛僧的东渡，使唐朝文化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玄奘的“西天取经”，促进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和发展。
宋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五期。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发出一种思想文化--理学。理学包括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理学派和心学派尽管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意义相同，“心，即理也”。在理学家看来，“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天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宇宙最高本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理学家在提出“理”的同时，把不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欲”摆在“理”的对立面予以批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戕害人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的根本宗旨，他们提出“理” 、“气” 、“心”等哲学概念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哲学上阐述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对性，为封建统治服务。理学自二程、朱熹创立以来，在宋朝一直占有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典型的官方哲学。元朝时，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取士的法定课本。明朝初把理学著作编纂成几大册经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明太祖在诏书中曾明令：“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经正为尚。今后务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课令生员，诵习讲解。”理学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时期，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六期。这个时期有二个较明显的文化现象：一是西方文化开始输入；二是朴学的兴起。明朝末年，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尽管在以后曾多次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压制，但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着。这些传教士在带来西方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文化上的空白，如利玛窦与明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等书，汤若望译著了《浑天仪说》，南怀仁译著《仪象法》等，白晋、张诚译著了《实用几何学》。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涉及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军事等。同时，基督教另外两大派别东正教和新教在康熙后也陆续传入中国。至此，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建立了根基。此后，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兴建医院，出版报刊，译著书籍，从文化上逐步冲击中国的文化。但是，在鸦片战争前，这种冲击并不明显。明末清初，在西方文化开始冲击中国文化的同时，在中国的文化界， 由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压，便形成一种考据的朴学之风。许多学者在考据文字，训诂经典，整理旧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不仅出现了像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阎若璩、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章学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们一反宋明理学一味追求“义理”的虚浮之风，提出了“经世致用”朴学思想，力图从文献的整理研究中探索出经世之策。尽管乾嘉时期的朴学偏离了前期的这一治学精神，把目标投向了文字、 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和典章制度等领域，但其成就却是突出的。其涉猎面之广（包括史学、经学、方志学、地理学、历算学等），著作之多，历时之长，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朴学是当时文化的主流。
近代时期，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七期。这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炮舰的威凌，西方文化的全面传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致使中国近代文化发生了质变、突变。在鸦战前夕，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此，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林则徐等人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连续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加之国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19世纪年代始，在中国兴起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除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外，洋务派还在各地开办了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类同西方，如代数、几何、三角、化学、天文、外语等，同时还开设外国的历史、地理，初步具备了近代学校的特点。不过，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报刊的发行和西方书籍的翻译及出版。报刊方面，除教会和外商的外，有伍廷芳创办的《中外新报》，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数十种。在外国书籍的翻译及介绍方面，要数严复功劳最著。严复的译著很多，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 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涉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除严复外，还有梁启超、王国维、杨廷栋等。通过报刊的发行和译著的出版，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大量输入中国，严重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除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外，同时在政治界、文化界就中西文化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洋务派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主张在保存中国主体文化不变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政治、经济体制不变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采用。顽固派是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主张“华夷之辨”和“道器之辨”，不能接受西方夷狄文化。其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关于西学的争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如实行君主立宪，制宪法，立国会，倡民权，兴新学等。再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有关西学争论。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立宪派则予以反对。从这三次争论的发展看，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及采纳程度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西方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日益深化，中国人接受、融合西方文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并最终演变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
现代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八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变时期。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文化界兴起一场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对禁锢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 鲁迅把封建礼教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尽管这些人的观点有时过于偏激，但带给文化界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激发人们去勇敢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糟粕，以博大的胸怀接受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们一方面同反动的旧势力作政治、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阵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成为此后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色。
当代时期，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九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 ，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主导，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文革十年，毛泽东把这种文化摆到了绝对化的高度，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毒瘤”彻底砸烂，西方文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东西”予以绝对的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了过去的历史，提出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结束了过去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偏激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重新涌入中国，并被利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对于西方文化的其他东西，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有选择地加以输入和吸收。邓小平同志在1992 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
从先秦到当代，中国文化在它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走过了它的九个历史时期，经过这些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和演化变革，既融合了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也融纳了外来文化的优良精华，它不是一种纯之又纯的民族文化，它是一种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这种多元化将更为突出，这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现代化的需要。
四、中华民族的重德和宽容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且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追求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以国家学说为代表的社会观；以伦理道德学说为代表的价值观；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为代表的哲学观。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内核。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
民族精神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首先，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便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差异就造成了主体精神的不同。但是，不同的民族精神也并非完全的相异，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民族精神的某些内容，可以是一个国家民族所特有，也可能为几个国家民族所共有，如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精神就是许多民族所具有的。其次，民族精神又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它既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又是在不断变动，不断地积累和不断地前进。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体精神，它集中地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并深深地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思维、语言和社会心理中。它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
中华民族虽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频繁接触，导致民族间文化的涵化、融合，特别是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融化，终至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文化格局。所以，尽管中国境内的民族是多元的，但是在文化上是一体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然如此，中华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56 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总体概括，与中华总体精神，是对中国境内民族一样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整体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重德精神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道德，道德理想、道德观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深深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强调道德在人生、社会和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道德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体现于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行为标准和规范上，而且渗透到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并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
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尚仁、崇义、重节三方面。“仁”即仁爱，它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规定的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好仁者，无以尚之”，“仁者爱人”，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成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义”在中国的道德领域占有突出的地位，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内涵，并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以义为上” ，“君子以义为质” 孔子把行义看作是君子的行为，亦即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古代哲学特别强调人格，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先哲所倡的理想人格，广泛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培养，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品格。
（二）宽容精神
对人宽容，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以形成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提出的“仁”就是“爱人” 即主张对人要充满爱心。孟子把“仁”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仁政”，要求统治者要爱恤百姓。墨子也提出“兼爱”说，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周易大传·坤·象传》更概括性地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求君子应当有大地之广阔胸襟，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中国的宽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而且还体现在天人关系和民族关系两方面。天人关系，古代的先哲们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即要求天人关系的和谐。《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认为天命、人性、道德、教化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同一的。《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即说人之性同于物之性。西汉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天人相副”之说，更强调天与人的“合一”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长期以来，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融合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整体，而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也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容精神所致，早在《尚书·尧典》就有“协和万邦”之说，即主张各国相互团结、和睦共处。历代的统治者在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方面，都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如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可以说，汉族与各民族的融合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近几年来在学术界颇为热烈，并曾多次召开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总的来看，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的分歧有三点：一是概念的界定，二是内涵界定，三是核心的界定。在概念界定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中华民族精神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指历史上各种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则是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进步、精粹的方面，二是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只能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传统，即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归之为两条，即“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种归之为五条，即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第三种归之为八条，即包容和谐、互助友爱、刻苦耐劳、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自强奋进、革故鼎新。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主要有二种观点：一是认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一种认为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从以上看来，目前学术界分歧较大的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其他诸如中华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
五、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什么是爱国主义？那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在长期实践中凝聚、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维护祖国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致力振兴祖国的一种历史责任和崇高精神。
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不能不具有千百年漫长历史形成起来的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主源泉，而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是一种更直接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数千年的优秀民族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又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孕育了无数具有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豪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身强国富民、振兴民族的伟大事业。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正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激励，才使中华民族每当外敌入侵之时，能够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不屈不挠地斗争到最后胜利；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鞭策，才使中华民族在内乱出现之时，在保全金瓯的旗帜之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最终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团结起来。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浸透每一个正直的炎黄子孙毛孔的精神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得以长期延续，不断壮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赋予爱国主义以不同的具体内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产生变化，不断地丰富发展。它总的运演趋势，是从对祖国情感的积淀，逐渐演化为理念的意识，也就是从感性的认知发展为理性的思维。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忠君观念混合在一起。战国时的屈原是热爱楚国的，又是忠于楚王的。他惮精竭虑想改变楚国政局，振兴楚国，报效楚王，最后还用投汨罗江的行动，表示他爱楚忠王的决心。宋朝的岳飞抗击金兵，精忠报国，要迎还二帝，保卫赵宋江山，这既是爱国的也是忠君的。由于他的忠君思想才断送了抗金大业，他自己也感叹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文天祥的抗元苦斗，留下了十分感人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中也流露出他为挽救南宋，忠于赵姓皇帝的忠君报国思想。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但尽管如此，古人的精忠报国在客观上也确实有力地维护过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外强入侵、国难当头之时，文臣武将的精忠报国，往往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尊严的动员令。
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多采。不仅坚决抗御外来侵略势力的林则徐、关天培等是爱国者，那些主张自强、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变法和改良改革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也都是爱国者，至于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人物更是爱国者了。可以这样说，那些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和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理想积极奋斗、勇于献身的行为都是爱国的。
在当代，爱国主义更有其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内涵尤为丰富，蕴含尤为广泛。它集各个时代崇高思想和积极行动之大成，是个人对祖国各种奉献的总汇。
爱国主义内涵的变化、丰富、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不仅是国人对祖国情感的沉积，而且它还不断升华为理性的观念。它是民族性格、国家观念的汇结和深化。它既是高度的伦理、道德标准，又是政治原则、价值取向、人生观内核等演变发展的结晶。在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不断理念化、科学化的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层次、境界越来越高，发现了国家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并不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对爱国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对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了新的认识。宋朝时的岳飞抗金，历代都肯定他，颂扬他，但目的是不同的。封建统治者是为了树立忠君的偶像，要人们争当忠臣。我们今天也肯定他的抗金活动，这是因为抗金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与文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肯定文天祥的抗元活动，也是从这种意义上着眼的。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过去多持否定的态度。我们从理念化的更高的认识层次中看到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阿骨打、蒙古的铁木真、满族的努尔哈赤等等，他们或领导本族人民反抗了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或统一了本族，有利于本族的发展；或发展了本族的经济和文化，密切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或开发了边疆，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等，功绩卓著，不可泯灭，应予以科学的肯定。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探究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各族人民对生养自己祖国的浓烈感情联系起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其他诸要素之中，爱国主义精神同优秀的传统文化同荣同兴，相互贯通。可以说，爱国主义是维系中国不断发展的文化核心，它构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表现样式。但就其前后相继的一贯性，文化心理认同的一致性而言，其主体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热爱家乡，依恋故土。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依恋，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都曾反复吟咏这一主题。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不乏恋乡之作，如反映戍边战士心系故园的“不我以归，尤心有忡”，反映游子思乡之情的“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等，都表达了诗人不忘故乡的真挚感情。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曾高歌过“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汉末女诗人蔡琰曾放歌过“无日无夜兮不思我故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至于被称为中国诗史上“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更是留下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脍炙人口之传世佳作。其实，对家园故土的热爱、依恋之情不唯表现在文人作品中，更积淀在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常言道：“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还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乡土热，家乡水甜”等，都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深情感。可以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往往是从热爱故乡开始的。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故乡的人会热爱祖国。因此说热爱祖国是与热爱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热爱故乡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基础。中国历史上就不乏由热爱家园之激情触发而起的爱国壮举。历史久远的且不提，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于是，在当时，“打回老家去”“、收复故土”的口号感召了不同阵营、不同派别中成千上万的人，并且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事实说明，热爱家乡、依恋故土已成为一种传统道德渗透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当它和时代的呼唤相共鸣，就会奏响起热爱祖国的雄壮乐曲。
2、忠贞不二，救国兴邦。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以国家富强、人民乐业为己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忠心耿耿，救国兴邦。春秋时申包胥为抗吴求楚，去秦求援。秦哀公不同意，申包胥反复说明利害，七日不食，日夜泣哭，最终感动秦王出兵救楚。胜利后论功行赏，楚王欲重奖申包胥，他却坚辞不受，并说我不是为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救楚国。宋代金兵南下，各地人民起来反抗，王彦组织起“八字军”，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以抗金为己任。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总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为了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和对祖国自始至终的责任感，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近代的秋瑾，在她的《绝笔书》中写下：“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被头颅”。这都是被爱国主义所驱动的，竭尽全力做自己应做的事。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代，乃至数十代人，这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世代相承、前赴后继的。
3、不畏艰险，奋发图强。爱国主义者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寻求富国富民、强国强族的道路。春秋时越国受吴国的欺凌，越王勾践下定决心振兴越国，“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并时时提醒自己，“汝忘会稽之耻邪改革政治，打败吴国，振兴了越国。宋代王安石为了改变当朝积贫积弱的国势，冒死进行改革，遭到反对和攻击，他表现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的无畏气概，坚持改革，被后世人们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近代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康有为、谭嗣同等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发动“百日维新”。他们都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甘冒艰险，排除各种困难，挽救国家的危机。历代的爱国者都具有奋不顾身、顽强拼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精神。他们的活动都充分体现出为了振兴中华，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奋斗终身的民族性格。
4、竭诚奉献，鞠躬尽瘁爱国主义精神的哺育，使一批批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用尽全力，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孜孜不倦，努力奋进，寻求自强之路，为了使数千年延续发展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伟大祖国繁荣富强，许多炎黄子孙不断为实现这种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战国时屈原，为了反对楚国的腐败，宣传自己的理论与政治主张，虽然身遭排斥压抑，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几经风雨，几遇险阻，饱受冷遇，却以一腔爱国赤诚撰写了流传千古不朽的诗篇《离骚》，并以投江自尽的悲壮行动企盼能唤醒楚王和国人的清醒。三国时诸葛亮，为了兴复汉室，用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风云多变的近代，志士仁人更是层出不穷。林觉民在起义前给妻子的信中说：“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愿以失去个人、家庭幸福，为世人谋幸福。徐锡麟曾吟诗言志：“军歌当喝大刀环，誓灭胡虏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许马革裹尸还。”陈天华以投海殉国来唤醒国人，激励民众报国之志孙中山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终于推翻了清朝。“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是用爱国热血推翻帝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上述这些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竭诚奉献，鞠躬尽瘁的事例，如一幅幅神笔妙画，似一首首英雄壮歌。尽管时代不同，目的不同，理想不同，而其热爱祖国的精神是相同的，相通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这就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是中华民族集合人心、整齐力量、团结族类的思想纽带，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使每个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甘甜乳浆哺育下的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六、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的结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优越性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端。但是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文化日益显示出其强烈的惰性和不足，并在鸦片战争西方炮舰的凌威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中，中国文化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遗。西方的强大、中国民族危机的日深，中西文化的明显差距，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产生了种种思索。他们中有的提出了“中体西用”说，如张之洞、梁漱溟等，有的主张“全盘西化”，如陈序经、胡适等。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思考，自近代以来，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在这种种思索中，尽管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未来中，必定会有所变化。那么，作为已历时数千年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它将如何演变呢？概而言之，不外如下二个方面：一是世界与民族的统一；二是现代与传统的统一。
世界与民族的统一，不仅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就是其他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因为未来的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在世界范围内会将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就是一典型事例。经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信息网络建立，势必造成国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频繁交往之局面，并由此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全球意识。在这种全球意识的驱动下，各民族的文化英华必定汇集成一种为世界共同所接受和认同的文化。然而，这种世界性的文化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对文化民族性的排斥和摒弃，就如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同样存在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一样，各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性文化中照样保存着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并在世界共同文化中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不过，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优劣程度的各异，走向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步伐有快有慢，其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也是不一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世界持有疑议，总觉得在西方文化的优势面前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似乎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那个特殊的时代，既不能适应今后的现代化要求，更不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文化的悲观论。同时，在西方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背离的，马克斯韦伯就是一主要代表。他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伦理是驱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新教伦理的导引产生了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阻碍。在他看来，儒教的伦理，无论是“三纲五常” 、“忠” 、“孝”的规范型伦理，还是“内圣外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型伦理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仁爱精神，都是与资本主义的“从别人身上赚钱”的非感情化因素不相容的。此外，他还认为，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两者都缺少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苦行精神，更缺乏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 他认为，在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所谓亚洲“五条龙”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却给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一有力的回击。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衰退的同时，东亚的日本及“四小龙”的资本主义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的迅速起飞，并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文化背景来说，东亚那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属于“儒文化圈”。儒家伦理对该地区的文化影响很深，更为典型的是，儒家伦理被广泛运用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对人的塑造，如日本许多企业的指导精神是“《论语》加算盘”或“《论语》加计算机”。新加坡在中小学生中就开始灌输儒家的伦理道德。故此，英国学者迈克法克认为，东亚五条龙的经济起飞，是因为“它们都享有经世永久的儒学传统。这种意识形态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下于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当然，东亚五条龙的经济起飞不单是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从其根本而言，其文化也不是传统的、纯粹的东方文化。但批判地吸取了儒家文化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现代企业精神则是毫无疑问的。
东亚经济的腾飞，不仅使东亚各国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与现代化成功的关系，而且也使其他国家逐渐认识到儒家伦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社会道德危机严重的西方，纷纷发出了以东方文化拯救年它们的呼声。199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东方伦理道德和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许多西方学者发出呼吁：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晤，他们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就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到2500 年前去，领会孔夫子的智慧。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的良药。同时，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也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如此看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已是不可避免。但是，必须看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过程是很长的，其历程是艰难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它一般适应于本民族的特情，要使他民族去接受，非得有一个容纳别的民族文化的若大胸襟不可。像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是现在才产生，其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所在也不是现在才认识到。早在十七八世纪时，许多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就已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二三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还是停留在兴趣上，这不能不说是一艰难的历程。其实，对这个问题并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近二三个世纪里，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并由此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优越于东方各国的感觉，这自然使他们感到没必要去摄取他民族的文化，只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经济的萧条、滞退和社会道德的危机，特别是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才使他们重新回过头审视曾被他们一向蔑视和忽略的文化。另外，之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还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还在于民族文化间本能的冲突特点。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对外来民族的文化虽有一定的相融性，但更存有一种文化间的相斥性，特别是文化差异性较强的文化接触。像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开始了，在历数几个世纪的时期里，甚至在后来的百余年里，还伴随着炮舰的强压，但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氛围里的命运怎样呢？除了接受西方文化的物质成果外，在绝大多数领域仍是固守着自己陈旧堡垒。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没有带来中国文化的变化。事实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都摄融了西方的许多因子，但是从这一历程看，却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曲折。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对东亚的经济起飞起到很大的作用，关键还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地域上与中国大陆同属一个文化圈--“儒文化圈”，并有着相同的或差异性不强的文化主体。而西方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若使两者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容纳、摄取，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从文化的传播性特点看，一种被公认的优秀文化，必定冲击弱势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遏制的。同样，中国文化既然已在当今世界中被公认是一种优秀的且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主导，那么，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至多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代的”与“传统的”统一，这是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首先，传统文化必定走向现代化，未来的中国文化必将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文化。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未来必定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就是从当今中国的发展趋势看，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一样，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更是文化的现代化。事实上，在中国向现代化经济前进的过程中，中国早就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并实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化要求改造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现代化在中国已成为必然趋势，改造传统文化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已为国人所共识，故此，对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的转型是可以充满信心的。
然而，中国的未来现代化文化又决不是一种彻底重建的全新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精神，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大量的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合理内核。这不仅为西方人所认识，而且也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再者，现代化虽是起源于西方，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不必都遵循同一规则，追求同一模型。东亚国家和地区借助于东方文化的优势取得了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表明，中国完全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利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优势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惊人速度，再一次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不必完全去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而舍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未来的中国文化既是现代化的，又是传统的，是“现代的”与“传统的”的统一。
总之，无论是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经验，还是从现代化本身的要求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必定会走向现代化，必定会走向世界。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一种“世界的”与“民族的”统一、“现代的”与“传统的”统一。既然如此，就需要我们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剖析、研究和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抛弃其消极的糟粕，弘扬其优秀的精华，这也是一个民族力求生存和发展而对自己民族文化所拥有的一种本能行为。
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在传统文化这一整体中，除了儒家文化这一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各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它是一动态的观念之流和价值取向，其更深层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是业已积淀于人们心理中并时刻规范、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东西。
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的运动，肇始于17-18世纪的英法两国，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来临而出现的一种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现代化。19世纪，这种运动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北美。世纪年代以后，现代化的潮流几乎波及到了世界的各个领域，故有一种几乎已成定势的看法，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作为一动态的东西，至21世纪的今天，已远不局限于过去的那种要求，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利用，不仅生产的工业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与此同时，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现代化的文明，而且也要求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系统，即要求人们在心理态度、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相应的转型，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历史的规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怎样呢？概括起来讲，就是既冲突又融合。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汇集而成的一文化系统。其主干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特点来说，它与当时的历史时代相适应。再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内容相当丰富且庞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有各民族文化的融汇，也有外国文化的渗入。就历史阶段而论，古代、近代、现代都有文化内容渗杂在传统文化之中。而现代化则是中国所从未见的，是一种外来的工业化运动，这就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构建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不主要是物质上的冲突，故人们又把它称之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的“深层型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因素很多，如过分强调人伦纲常，重道轻器、倡导“中庸之道”等等。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这一重要的价值取向，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摧残了个性，阻碍了人们开拓进取，大胆创新，使得中华民族在生存意义和价值观上发生了惰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是一重要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孟子则趋于极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宋明的理学家更是把伦理道德推向戕害人性的阶段，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对道德生活的追求说成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唯一途径，道德生活的追求绝对高于物质生活。并且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相背离，而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联，契而合一。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一方面吸引、规范和制约知识阶层“皓首穷经”，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满纸都是“忠”、“孝”、“仁”、“义”的儒家经典中；另一方面去实践其所谓的最高境界的“修身养性”，去寻求所谓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而对真正的自然和科学知识则予以轻视，对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视为异端予以攻击和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浓厚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这就需要对它进行新的构建，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但是，对于积淀于人们心理中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要对它们进行变革，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一 个很长的过程，既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又需要环境的潜移默化，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时，切不可急于求成，要注意循序渐进地进行。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同时，更多地还是两者的融合。首先，传统文化并非意味着纯粹的过去，它是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共同汇集的结果，而且是一延续的动态存在，现代化作为它的延续，必然存在着实质上的一脉相承。其次，这里所谓的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国这一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它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构筑一种全新的完全非中国化的现代化。所以，它仍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土壤根基，并在这一土壤上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融合的内容很多，如儒家文化中重“公利”的社会道德原则，注重“诚”、“信”、“勤俭”的社会美德，“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和“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没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的，它们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这已在儒文化圈内的日本和“四小龙”现代化成功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日本，儒家的伦理被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是一个极具家庭色彩的团体，经营者通过情感的联系，来使劳动者勤奋工作，每个劳动者都具有较强的“集团”精神。在儒家伦理道德影响下，工人勤俭、克己、敬业。“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将《论语》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他们相信通过儒家伦理教育，可以培养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勤俭朴素、吃苦耐劳、正直诚实，遵守秩序等良好品德。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加坡工人以其勤奋、守纪、聪明被美国《商业周刊》连续11年推举为“世界最佳工人”。目前，世界上除东亚以外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逐步认识到伦理道德和现代化企业的密切关系，像美国人已开始提出：道德学是管理的总钥匙。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应如何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轨或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的转型呢？当然，最明白不过的办法就是吸取、容纳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内容庞杂的系统，却是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精华和糟粕并不是界线分明，因此，就需要我们对它们进行全面地审视、剖析、筛选，批判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转化，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消极糟粕部分予以剔除，在新陈代谢、逐渐变异中，创造出一种新质文化。
其一，认真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部分优秀成分，很多都是属于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虽然它们出于某个时代某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但各个阶级都可以略加改造为本阶级所用。事实上，它已成为全民族共同接受的道德以及检验人生的共同标尺，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荣辱观等。他们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包含着超越阶级和时代局限的合理内核，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的价值观成为各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准则。当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也不例外。再者，在儒家思想中，“勤俭”、“诚”、“信”是大加提倡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尚书·大禹谟》中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之说。这种勤俭观在今天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的勤奋和节俭是导致它们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诚”即真诚、诚实，“信”即指信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可以行之哉？” 孟子重“诚”，他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荀子讲究“诚信”，他说：“诈伪生塞，诚信守神。” 儒家的“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企业经营者常说的“信誉第一”、“质量第一”，就是“诚信”这一原则的体现。
其二，认真剖析传统文化，寻找其合理内核，然后有批判地继承，汲其精华，弃其糟粕。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和行为规范，其目的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封建的尊卑等级秩序和剥削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对道德的崇尚和人们行为的约束，无疑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维持家庭和睦和国家有序的重要保证。在今天，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同样可以寻找到其合理的内核。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道德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为了这种境界，孟子曾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宋明的理学家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在今天，对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我们要否定的是其对伦理道德的绝对化和全面化。同时对于其中的合理成分予以肯定和弘扬。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道德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西方社会之所以出现一种病态的症状：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散、青年放纵……主要的根源就在于道德的危机。而东亚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表明，儒家的伦理道德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有着比资本主义更为浓厚的道德风尚，这不仅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未来进步的需要。因此，在向现代化迈进中，提倡道德，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任务。
以“孝”为例，在《孝经》中把孝说成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要求人们对长辈要“无违”，绝对地服从；“敬而能养”，“三年无改父之道”。显然，在今天，“无违”和“三年无改父之道”是不足效法的，而“敬而能养”则不失一重要美德。孝敬长辈、赡养老人，是维系家庭关系和谐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家庭仍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存在，长幼关系也就照样存在，因此，就必然要求继续弘扬孝敬父母、赡养父母这一传统美德。
在传统文化中，可以批判继承的内容还很多，如儒家的中庸、仁爱，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自然”与“无为”，兵家的战略战术等等，经过批判剖析，都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过程。首先传统文化在内容上是十分庞杂，糟粕和精华糅杂在一起，如果不认真加以剖析、筛选，就难免沙泥俱下，鱼目混珠，致使遗留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文化因素。其次，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要以现代化的时代标准去继承，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真正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建设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加砖添瓦。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已讨论了很长时期。但探来究去，还是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弃其糟粕、吸其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也是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的唯一办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其结果要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就此断裂，而由此出现的现代化必定是外来现代化模式的大拼凑，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要么就会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近现代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欧美哪国的现代化成功是建立在完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不可想象，一个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会是怎样的？
文化。作为人类一分子，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也只有朦胧的印象。
中华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殿堂，任何人以毕生精力都不可能穷尽其底蕴。然而，我们应当尽量了解中华文化的大略和研究进展。本讲侧重介绍中华文化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值
得弘扬的内容。
一、文化概说
人类社会有个奇异的现象，最简单的东西是最复杂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东西。“文化”一词亦如此，我们身边无时无处没有文化，但谁都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文化。迄今，学者们 冥思苦想，提出了两百多个定义，仍然莫衷一是。
“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易传·贲卦象传》就说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含义是以文治教化民众，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到了汉代，“文化”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刘向《说苑》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汉代以后，“文化”成为常用词，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化的概念不外乎文治教化，强 调用经典、礼制、道德等教化世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为人为努力摆脱自然。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所压倒。到了19世纪，文化才作为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德国学者S·普芬多夫（1632-1697年）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从19世纪开始，文化的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年）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这个定义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迄今为止，围绕文化概念形成了诸多派别，如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论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地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符号文化学派。他们有的把文化作为包罗万象的整体，有的把文化作为社会传统，有的把文化作为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有的把文化作为人调适于环境的过程，有的把文化作为价值系统。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但是，学者们又认为：文化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它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
由于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原有学科分类已经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人们寻求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研究范围，于是，文化学成了热点。
文化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传播学、文化心理学、民族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区域文化学、应用文化学、神秘文化学等。
文化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诸如文化模式、文化功能、文化观念、文化融合、文化变革、文化调适、文化背景、文化圈层、文化历史、文化哲学等。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处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有较大影响。中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闪烁的精粹，也有糟粕。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逐渐落伍，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和振兴。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的特点、规律、贡献等课题正在进行研究，可以断言，中华文化必将弘扬光大。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社会因素作用下，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比，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之一。中国的文明史有四五千年，中国是东亚文明区的主体。中国文化历尽沧桑，始终传承不绝，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断的古老文化。世界中其他古国的文化，在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断层，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序列有如此完整、连续的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第二，“大一统”与多元文化两种倾向并存。自秦代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历经两千多年，统一是其主流，这在世界中世纪史是仅见的一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才条件诸方面的种种“大一统”的先决因素，都是其他国度中世纪所不可能具备的，也是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文化多元倾向，按地域出现不同的学派，给文化增添了活力。
第三，入世思想成为主导心理，避免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殷商时期宗教意识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没有系统的宗教。周代开始“重民轻神”，虽然也信奉“天”，但天命论最终归结于人伦说。秦汉以后，宗教在中国有所发展，但老百姓并不专一，而帝王总是高居于宗教界之上，政教分离，政在教上，较少有人成为纯粹的宗教徒。唐宋以来，士人援佛入儒，但理学与佛学的界限分明。
第四，以伦理道德学说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本，道德的威力始终 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形成了“德治主义”。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全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孔子的仁学成为宗法思想与封建国家观念之间的中介，“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成为道德条目。其后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利用思辨去满足伦理的需要，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功利，虐杀了人文精神，使社会呈现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从另一方面说，伦理思想在一定条件下鼓舞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造就了许多悲壮的民族英雄。
第五，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中国文化又具有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性”。先秦诸子学派的共同主题和基本内容是政治。历代统治者促使中国古文化沿着封建政治化的轨道滑行。文化的各个侧面都依附于政治，使政治学说发达。但是，政治型文化缺乏自由空气，不重视科学技术。政治功利主义使科技没有独立地位。先秦的墨家曾经以科学探求精神活跃于一时，但秦汉以后就消亡了。历代的科学思想和著作不受重视“，学而优则仕”，人们热衷于政治功名。
第六，朴素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作为“科学型”的欧洲文化的理论基础，欧洲哲学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理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则比较趋于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老子表述的“有与无”“、阴与阳”思想包含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制约的系统思想，北宋的太极图描述了世界构成与发展的模式。但是，中国古代素朴的整体观念缺乏对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中国的思维方式发展史缺乏一个机械唯物论阶段，这与近代工业及相关的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不发达是互为因果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由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型伦理文化，其他的文化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即使是“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也是从属于政治型伦理。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事，注重治国，注重驭民，注重伦常。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重要的统治工具。传统文化在观念上至少有三个特质，即群体观念、向心观念、中庸观念。群体观念包括“和”与“公”两个概念，向心观念包括“忠”与“孝”两个观念。
认识中国文化的特征，目的在于发挥我们的巨大潜力，抛弃惰力，博采外来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三、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里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它是汉民族文化融合、摄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果。在它数千年的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也经历了诸多的变革和创新，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多变革和创新中，汇集成一条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长河。从中国文化的演变看，可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分为九个时期，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明末清初、近代、现代、当代。从这九个时期，可以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
先秦时期，从夏朝立国到战国，这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开始，这个时期，国家林立、诸侯异政。据传“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各国在文学、习俗、仪礼上都有差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出现了中国文化的空前灿烂。孔子、孟子的儒家，老子、庄子的道家，墨翟的墨家，商鞅、韩非的法家，邹衍的阴阳家，公孙龙的名家，张仪、苏秦的纵横家，许行的农家，孙武、孙膑的兵家，各家各派，著书游说，相互驳难，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自此以后，诸子的学术思想，师承流变，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秦汉时期，包括秦朝和两汉，是中国文化发展第二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统一。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即汉文化或本土文化。在统一的地域内，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 。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从此确立了儒家在封建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儒家的“三纲五常” 、“忠” 、“孝” 、“仁”、“义”等伦理道德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儒家经典成为自此以后封建社会的学术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一元化的破碎，从此文化也走向多元化。首先是印度佛教的东来。早在东汉前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便迅速地传播开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逐渐融合。其次是道教的流行。道教创立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极为盛行，并由原始的民间宗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方向演变发展，出现了像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著名的道教人物。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变化则是玄学昌盛。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的动乱，经学的失落，名教的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于是，人们注意力转向老庄哲学，产生了以《易》、《老子》、《庄子》为经典，崇尚老庄自然无为，反对传统经学束缚的玄学思潮。何晏、王弼、欧阳建、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是玄学的主要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蔚然，名家迭出，玄学思想影响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此时代文化的主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期。这个时期，由于割据纷乱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加之圣君贤政之作用，迎来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大发展。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佛教的创造和繁荣。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融入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创造了中国式的佛教理论思想禅宗。禅宗有“南禅”、“北禅”之分。唐五代以后，以南禅为主流的禅宗进入成熟期。禅宗是融佛教与中国文化为一体而产生的中国化佛教学派，也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佛教流派。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还表现为佛教学派的林立。当时，除禅宗外，还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维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七大宗派。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另外，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不只表现在佛教的繁荣一方面，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样开创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如文学中的诗，其作者之多，数量之庞大，水平之高，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又如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隋唐时代是十分活跃的。繁忙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交流。朝鲜、日本的遣唐使和佛僧的东渡，使唐朝文化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玄奘的“西天取经”，促进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和发展。
宋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五期。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发出一种思想文化--理学。理学包括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理学派和心学派尽管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意义相同，“心，即理也”。在理学家看来，“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天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宇宙最高本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理学家在提出“理”的同时，把不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欲”摆在“理”的对立面予以批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戕害人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的根本宗旨，他们提出“理” 、“气” 、“心”等哲学概念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哲学上阐述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对性，为封建统治服务。理学自二程、朱熹创立以来，在宋朝一直占有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典型的官方哲学。元朝时，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取士的法定课本。明朝初把理学著作编纂成几大册经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明太祖在诏书中曾明令：“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经正为尚。今后务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课令生员，诵习讲解。”理学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时期，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六期。这个时期有二个较明显的文化现象：一是西方文化开始输入；二是朴学的兴起。明朝末年，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尽管在以后曾多次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压制，但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着。这些传教士在带来西方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文化上的空白，如利玛窦与明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等书，汤若望译著了《浑天仪说》，南怀仁译著《仪象法》等，白晋、张诚译著了《实用几何学》。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涉及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军事等。同时，基督教另外两大派别东正教和新教在康熙后也陆续传入中国。至此，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建立了根基。此后，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兴建医院，出版报刊，译著书籍，从文化上逐步冲击中国的文化。但是，在鸦片战争前，这种冲击并不明显。明末清初，在西方文化开始冲击中国文化的同时，在中国的文化界， 由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压，便形成一种考据的朴学之风。许多学者在考据文字，训诂经典，整理旧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不仅出现了像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阎若璩、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章学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们一反宋明理学一味追求“义理”的虚浮之风，提出了“经世致用”朴学思想，力图从文献的整理研究中探索出经世之策。尽管乾嘉时期的朴学偏离了前期的这一治学精神，把目标投向了文字、 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和典章制度等领域，但其成就却是突出的。其涉猎面之广（包括史学、经学、方志学、地理学、历算学等），著作之多，历时之长，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朴学是当时文化的主流。
近代时期，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七期。这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炮舰的威凌，西方文化的全面传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致使中国近代文化发生了质变、突变。在鸦战前夕，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此，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林则徐等人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连续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加之国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19世纪年代始，在中国兴起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除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外，洋务派还在各地开办了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类同西方，如代数、几何、三角、化学、天文、外语等，同时还开设外国的历史、地理，初步具备了近代学校的特点。不过，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报刊的发行和西方书籍的翻译及出版。报刊方面，除教会和外商的外，有伍廷芳创办的《中外新报》，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数十种。在外国书籍的翻译及介绍方面，要数严复功劳最著。严复的译著很多，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 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涉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除严复外，还有梁启超、王国维、杨廷栋等。通过报刊的发行和译著的出版，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大量输入中国，严重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除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外，同时在政治界、文化界就中西文化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洋务派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主张在保存中国主体文化不变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政治、经济体制不变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采用。顽固派是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主张“华夷之辨”和“道器之辨”，不能接受西方夷狄文化。其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关于西学的争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如实行君主立宪，制宪法，立国会，倡民权，兴新学等。再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有关西学争论。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立宪派则予以反对。从这三次争论的发展看，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及采纳程度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西方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日益深化，中国人接受、融合西方文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并最终演变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
现代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八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变时期。在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文化界兴起一场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对禁锢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 鲁迅把封建礼教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尽管这些人的观点有时过于偏激，但带给文化界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激发人们去勇敢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糟粕，以博大的胸怀接受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们一方面同反动的旧势力作政治、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阵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卓绝斗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成为此后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色。
当代时期，从新中国建立至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九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 ，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个时期的文化主导，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文革十年，毛泽东把这种文化摆到了绝对化的高度，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毒瘤”彻底砸烂，西方文化作为“帝国主义的东西”予以绝对的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了过去的历史，提出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结束了过去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偏激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重新涌入中国，并被利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对于西方文化的其他东西，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有选择地加以输入和吸收。邓小平同志在1992 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
从先秦到当代，中国文化在它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走过了它的九个历史时期，经过这些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和演化变革，既融合了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也融纳了外来文化的优良精华，它不是一种纯之又纯的民族文化，它是一种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行，这种多元化将更为突出，这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现代化的需要。
四、中华民族的重德和宽容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且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追求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以国家学说为代表的社会观；以伦理道德学说为代表的价值观；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为代表的哲学观。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格和风貌，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内核。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
民族精神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首先，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便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差异就造成了主体精神的不同。但是，不同的民族精神也并非完全的相异，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民族精神的某些内容，可以是一个国家民族所特有，也可能为几个国家民族所共有，如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精神就是许多民族所具有的。其次，民族精神又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它既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又是在不断变动，不断地积累和不断地前进。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体精神，它集中地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并深深地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思维、语言和社会心理中。它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也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
中华民族虽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总称，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频繁接触，导致民族间文化的涵化、融合，特别是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融化，终至形成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文化格局。所以，尽管中国境内的民族是多元的，但是在文化上是一体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然如此，中华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56 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总体概括，与中华总体精神，是对中国境内民族一样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整体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重德精神
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道德，道德理想、道德观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深深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强调道德在人生、社会和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道德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体现于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行为标准和规范上，而且渗透到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并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
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尚仁、崇义、重节三方面。“仁”即仁爱，它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规定的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好仁者，无以尚之”，“仁者爱人”，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成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义”在中国的道德领域占有突出的地位，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内涵，并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以义为上” ，“君子以义为质” 孔子把行义看作是君子的行为，亦即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古代哲学特别强调人格，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先哲所倡的理想人格，广泛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培养，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品格。
（二）宽容精神
对人宽容，人与人之间友爱相处，以形成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提出的“仁”就是“爱人” 即主张对人要充满爱心。孟子把“仁”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仁政”，要求统治者要爱恤百姓。墨子也提出“兼爱”说，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周易大传·坤·象传》更概括性地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求君子应当有大地之广阔胸襟，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中国的宽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而且还体现在天人关系和民族关系两方面。天人关系，古代的先哲们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即要求天人关系的和谐。《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认为天命、人性、道德、教化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同一的。《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即说人之性同于物之性。西汉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天人相副”之说，更强调天与人的“合一”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长期以来，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融合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整体，而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也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容精神所致，早在《尚书·尧典》就有“协和万邦”之说，即主张各国相互团结、和睦共处。历代的统治者在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方面，都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如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可以说，汉族与各民族的融合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近几年来在学术界颇为热烈，并曾多次召开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总的来看，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的分歧有三点：一是概念的界定，二是内涵界定，三是核心的界定。在概念界定方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将中华民族精神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指历史上各种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则是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进步、精粹的方面，二是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只能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传统，即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归之为两条，即“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种归之为五条，即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第三种归之为八条，即包容和谐、互助友爱、刻苦耐劳、公平正直、经世致用、团结御侮、自强奋进、革故鼎新。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主要有二种观点：一是认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一种认为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从以上看来，目前学术界分歧较大的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其他诸如中华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
五、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什么是爱国主义？那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在长期实践中凝聚、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维护祖国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致力振兴祖国的一种历史责任和崇高精神。
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不能不具有千百年漫长历史形成起来的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主源泉，而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则是一种更直接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数千年的优秀民族传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又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孕育了无数具有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豪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以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身强国富民、振兴民族的伟大事业。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正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激励，才使中华民族每当外敌入侵之时，能够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不屈不挠地斗争到最后胜利；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鞭策，才使中华民族在内乱出现之时，在保全金瓯的旗帜之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最终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团结起来。可以说，爱国主义是浸透每一个正直的炎黄子孙毛孔的精神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得以长期延续，不断壮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赋予爱国主义以不同的具体内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产生变化，不断地丰富发展。它总的运演趋势，是从对祖国情感的积淀，逐渐演化为理念的意识，也就是从感性的认知发展为理性的思维。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和狭隘的民族意识、忠君观念混合在一起。战国时的屈原是热爱楚国的，又是忠于楚王的。他惮精竭虑想改变楚国政局，振兴楚国，报效楚王，最后还用投汨罗江的行动，表示他爱楚忠王的决心。宋朝的岳飞抗击金兵，精忠报国，要迎还二帝，保卫赵宋江山，这既是爱国的也是忠君的。由于他的忠君思想才断送了抗金大业，他自己也感叹地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文天祥的抗元苦斗，留下了十分感人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中也流露出他为挽救南宋，忠于赵姓皇帝的忠君报国思想。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但尽管如此，古人的精忠报国在客观上也确实有力地维护过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外强入侵、国难当头之时，文臣武将的精忠报国，往往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尊严的动员令。
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多采。不仅坚决抗御外来侵略势力的林则徐、关天培等是爱国者，那些主张自强、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变法和改良改革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也都是爱国者，至于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人物更是爱国者了。可以这样说，那些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和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理想积极奋斗、勇于献身的行为都是爱国的。
在当代，爱国主义更有其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内涵尤为丰富，蕴含尤为广泛。它集各个时代崇高思想和积极行动之大成，是个人对祖国各种奉献的总汇。
爱国主义内涵的变化、丰富、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不仅是国人对祖国情感的沉积，而且它还不断升华为理性的观念。它是民族性格、国家观念的汇结和深化。它既是高度的伦理、道德标准，又是政治原则、价值取向、人生观内核等演变发展的结晶。在人们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不断理念化、科学化的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层次、境界越来越高，发现了国家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并不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对爱国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对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了新的认识。宋朝时的岳飞抗金，历代都肯定他，颂扬他，但目的是不同的。封建统治者是为了树立忠君的偶像，要人们争当忠臣。我们今天也肯定他的抗金活动，这是因为抗金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与文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肯定文天祥的抗元活动，也是从这种意义上着眼的。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过去多持否定的态度。我们从理念化的更高的认识层次中看到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阿骨打、蒙古的铁木真、满族的努尔哈赤等等，他们或领导本族人民反抗了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或统一了本族，有利于本族的发展；或发展了本族的经济和文化，密切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或开发了边疆，发展了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等，功绩卓著，不可泯灭，应予以科学的肯定。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探究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同中国各族人民对生养自己祖国的浓烈感情联系起来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又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其他诸要素之中，爱国主义精神同优秀的传统文化同荣同兴，相互贯通。可以说，爱国主义是维系中国不断发展的文化核心，它构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表现样式。但就其前后相继的一贯性，文化心理认同的一致性而言，其主体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热爱家乡，依恋故土。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的依恋，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都曾反复吟咏这一主题。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不乏恋乡之作，如反映戍边战士心系故园的“不我以归，尤心有忡”，反映游子思乡之情的“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等，都表达了诗人不忘故乡的真挚感情。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曾高歌过“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汉末女诗人蔡琰曾放歌过“无日无夜兮不思我故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至于被称为中国诗史上“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更是留下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脍炙人口之传世佳作。其实，对家园故土的热爱、依恋之情不唯表现在文人作品中，更积淀在普通百姓的心灵深处。常言道：“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还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故乡土热，家乡水甜”等，都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深情感。可以说，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往往是从热爱故乡开始的。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故乡的人会热爱祖国。因此说热爱祖国是与热爱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热爱故乡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基础。中国历史上就不乏由热爱家园之激情触发而起的爱国壮举。历史久远的且不提，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于是，在当时，“打回老家去”“、收复故土”的口号感召了不同阵营、不同派别中成千上万的人，并且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事实说明，热爱家乡、依恋故土已成为一种传统道德渗透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当它和时代的呼唤相共鸣，就会奏响起热爱祖国的雄壮乐曲。
2、忠贞不二，救国兴邦。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以国家富强、人民乐业为己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忠心耿耿，救国兴邦。春秋时申包胥为抗吴求楚，去秦求援。秦哀公不同意，申包胥反复说明利害，七日不食，日夜泣哭，最终感动秦王出兵救楚。胜利后论功行赏，楚王欲重奖申包胥，他却坚辞不受，并说我不是为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救楚国。宋代金兵南下，各地人民起来反抗，王彦组织起“八字军”，面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以抗金为己任。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总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为了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和对祖国自始至终的责任感，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动力。近代的秋瑾，在她的《绝笔书》中写下：“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被头颅”。这都是被爱国主义所驱动的，竭尽全力做自己应做的事。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代，乃至数十代人，这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世代相承、前赴后继的。
3、不畏艰险，奋发图强。爱国主义者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寻求富国富民、强国强族的道路。春秋时越国受吴国的欺凌，越王勾践下定决心振兴越国，“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并时时提醒自己，“汝忘会稽之耻邪改革政治，打败吴国，振兴了越国。宋代王安石为了改变当朝积贫积弱的国势，冒死进行改革，遭到反对和攻击，他表现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的无畏气概，坚持改革，被后世人们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近代中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康有为、谭嗣同等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发动“百日维新”。他们都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甘冒艰险，排除各种困难，挽救国家的危机。历代的爱国者都具有奋不顾身、顽强拼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精神。他们的活动都充分体现出为了振兴中华，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奋斗终身的民族性格。
4、竭诚奉献，鞠躬尽瘁爱国主义精神的哺育，使一批批爱国志士，为了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幸福，用尽全力，乃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孜孜不倦，努力奋进，寻求自强之路，为了使数千年延续发展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伟大祖国繁荣富强，许多炎黄子孙不断为实现这种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战国时屈原，为了反对楚国的腐败，宣传自己的理论与政治主张，虽然身遭排斥压抑，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几经风雨，几遇险阻，饱受冷遇，却以一腔爱国赤诚撰写了流传千古不朽的诗篇《离骚》，并以投江自尽的悲壮行动企盼能唤醒楚王和国人的清醒。三国时诸葛亮，为了兴复汉室，用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风云多变的近代，志士仁人更是层出不穷。林觉民在起义前给妻子的信中说：“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愿以失去个人、家庭幸福，为世人谋幸福。徐锡麟曾吟诗言志：“军歌当喝大刀环，誓灭胡虏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许马革裹尸还。”陈天华以投海殉国来唤醒国人，激励民众报国之志孙中山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终于推翻了清朝。“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是用爱国热血推翻帝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上述这些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竭诚奉献，鞠躬尽瘁的事例，如一幅幅神笔妙画，似一首首英雄壮歌。尽管时代不同，目的不同，理想不同，而其热爱祖国的精神是相同的，相通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这就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是中华民族集合人心、整齐力量、团结族类的思想纽带，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使每个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甘甜乳浆哺育下的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懈地奋斗。
六、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历史的结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优越性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端。但是自明朝中期以后，中国文化日益显示出其强烈的惰性和不足，并在鸦片战争西方炮舰的凌威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中，中国文化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遗。西方的强大、中国民族危机的日深，中西文化的明显差距，使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产生了种种思索。他们中有的提出了“中体西用”说，如张之洞、梁漱溟等，有的主张“全盘西化”，如陈序经、胡适等。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思考，自近代以来，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在这种种思索中，尽管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未来中，必定会有所变化。那么，作为已历时数千年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它将如何演变呢？概而言之，不外如下二个方面：一是世界与民族的统一；二是现代与传统的统一。
世界与民族的统一，不仅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就是其他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如此。因为未来的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在世界范围内会将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就是一典型事例。经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信息网络建立，势必造成国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频繁交往之局面，并由此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全球意识。在这种全球意识的驱动下，各民族的文化英华必定汇集成一种为世界共同所接受和认同的文化。然而，这种世界性的文化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对文化民族性的排斥和摒弃，就如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同样存在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一样，各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性文化中照样保存着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文化的存在，并在世界共同文化中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不过，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优劣程度的各异，走向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步伐有快有慢，其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也是不一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向世界持有疑议，总觉得在西方文化的优势面前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似乎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那个特殊的时代，既不能适应今后的现代化要求，更不能走向世界，这是一种文化的悲观论。同时，在西方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完全背离的，马克斯韦伯就是一主要代表。他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伦理是驱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新教伦理的导引产生了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阻碍。在他看来，儒教的伦理，无论是“三纲五常” 、“忠” 、“孝”的规范型伦理，还是“内圣外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型伦理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仁爱精神，都是与资本主义的“从别人身上赚钱”的非感情化因素不相容的。此外，他还认为，无论是儒教还是道教，两者都缺少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苦行精神，更缺乏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 他认为，在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深受儒教伦理影响的所谓亚洲“五条龙”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却给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一有力的回击。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衰退的同时，东亚的日本及“四小龙”的资本主义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的迅速起飞，并成为世界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文化背景来说，东亚那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属于“儒文化圈”。儒家伦理对该地区的文化影响很深，更为典型的是，儒家伦理被广泛运用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对人的塑造，如日本许多企业的指导精神是“《论语》加算盘”或“《论语》加计算机”。新加坡在中小学生中就开始灌输儒家的伦理道德。故此，英国学者迈克法克认为，东亚五条龙的经济起飞，是因为“它们都享有经世永久的儒学传统。这种意识形态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下于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当然，东亚五条龙的经济起飞不单是儒家文化作用的结果。从其根本而言，其文化也不是传统的、纯粹的东方文化。但批判地吸取了儒家文化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现代企业精神则是毫无疑问的。
东亚经济的腾飞，不仅使东亚各国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与现代化成功的关系，而且也使其他国家逐渐认识到儒家伦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社会道德危机严重的西方，纷纷发出了以东方文化拯救年它们的呼声。1993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东方伦理道德和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许多西方学者发出呼吁：西方出现了道德危机，要向东方来寻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晤，他们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就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到2500 年前去，领会孔夫子的智慧。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营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的良药。同时，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也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如此看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已是不可避免。但是，必须看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过程是很长的，其历程是艰难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它一般适应于本民族的特情，要使他民族去接受，非得有一个容纳别的民族文化的若大胸襟不可。像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是现在才产生，其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所在也不是现在才认识到。早在十七八世纪时，许多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就已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二三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还是停留在兴趣上，这不能不说是一艰难的历程。其实，对这个问题并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近二三个世纪里，西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并由此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优越于东方各国的感觉，这自然使他们感到没必要去摄取他民族的文化，只是到了本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经济的萧条、滞退和社会道德的危机，特别是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才使他们重新回过头审视曾被他们一向蔑视和忽略的文化。另外，之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还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还在于民族文化间本能的冲突特点。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对外来民族的文化虽有一定的相融性，但更存有一种文化间的相斥性，特别是文化差异性较强的文化接触。像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开始了，在历数几个世纪的时期里，甚至在后来的百余年里，还伴随着炮舰的强压，但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氛围里的命运怎样呢？除了接受西方文化的物质成果外，在绝大多数领域仍是固守着自己陈旧堡垒。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没有带来中国文化的变化。事实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都摄融了西方的许多因子，但是从这一历程看，却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曲折。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对东亚的经济起飞起到很大的作用，关键还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地域上与中国大陆同属一个文化圈--“儒文化圈”，并有着相同的或差异性不强的文化主体。而西方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若使两者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容纳、摄取，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从文化的传播性特点看，一种被公认的优秀文化，必定冲击弱势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遏制的。同样，中国文化既然已在当今世界中被公认是一种优秀的且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主导，那么，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至多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代的”与“传统的”统一，这是传统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首先，传统文化必定走向现代化，未来的中国文化必将是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文化。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表明，中国的未来必定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就是从当今中国的发展趋势看，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中国的现代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一样，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现代化，更是文化的现代化。事实上，在中国向现代化经济前进的过程中，中国早就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特别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并实行了一系列适应现代化要求改造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而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现代化在中国已成为必然趋势，改造传统文化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已为国人所共识，故此，对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的转型是可以充满信心的。
然而，中国的未来现代化文化又决不是一种彻底重建的全新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精神，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大量的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合理内核。这不仅为西方人所认识，而且也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再者，现代化虽是起源于西方，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不必都遵循同一规则，追求同一模型。东亚国家和地区借助于东方文化的优势取得了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表明，中国完全可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并利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优势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惊人速度，再一次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不必完全去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而舍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未来的中国文化既是现代化的，又是传统的，是“现代的”与“传统的”的统一。
总之，无论是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经验，还是从现代化本身的要求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必定会走向现代化，必定会走向世界。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一种“世界的”与“民族的”统一、“现代的”与“传统的”统一。既然如此，就需要我们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剖析、研究和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抛弃其消极的糟粕，弘扬其优秀的精华，这也是一个民族力求生存和发展而对自己民族文化所拥有的一种本能行为。
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在传统文化这一整体中，除了儒家文化这一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各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它是一动态的观念之流和价值取向，其更深层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是业已积淀于人们心理中并时刻规范、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东西。
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的运动，肇始于17-18世纪的英法两国，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来临而出现的一种生产的工业化和文化的现代化。19世纪，这种运动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北美。世纪年代以后，现代化的潮流几乎波及到了世界的各个领域，故有一种几乎已成定势的看法，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作为一动态的东西，至21世纪的今天，已远不局限于过去的那种要求，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利用，不仅生产的工业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信息高速公路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与此同时，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现代化的文明，而且也要求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系统，即要求人们在心理态度、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相应的转型，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历史的规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怎样呢？概括起来讲，就是既冲突又融合。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汇集而成的一文化系统。其主干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特点来说，它与当时的历史时代相适应。再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内容相当丰富且庞杂的文化系统，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有各民族文化的融汇，也有外国文化的渗入。就历史阶段而论，古代、近代、现代都有文化内容渗杂在传统文化之中。而现代化则是中国所从未见的，是一种外来的工业化运动，这就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构建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不主要是物质上的冲突，故人们又把它称之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的“深层型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因素很多，如过分强调人伦纲常，重道轻器、倡导“中庸之道”等等。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这一重要的价值取向，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摧残了个性，阻碍了人们开拓进取，大胆创新，使得中华民族在生存意义和价值观上发生了惰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是一重要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孟子则趋于极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宋明的理学家更是把伦理道德推向戕害人性的阶段，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把对道德生活的追求说成是实现人生最高目标和价值的唯一途径，道德生活的追求绝对高于物质生活。并且价值判断总是与事实判断相背离，而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相联，契而合一。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一方面吸引、规范和制约知识阶层“皓首穷经”，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满纸都是“忠”、“孝”、“仁”、“义”的儒家经典中；另一方面去实践其所谓的最高境界的“修身养性”，去寻求所谓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而对真正的自然和科学知识则予以轻视，对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视为异端予以攻击和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浓厚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这就需要对它进行新的构建，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但是，对于积淀于人们心理中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要对它们进行变革，决非一朝一夕之事，这需要一 个很长的过程，既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又需要环境的潜移默化，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冲突时，切不可急于求成，要注意循序渐进地进行。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同时，更多地还是两者的融合。首先，传统文化并非意味着纯粹的过去，它是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共同汇集的结果，而且是一延续的动态存在，现代化作为它的延续，必然存在着实质上的一脉相承。其次，这里所谓的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国这一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它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构筑一种全新的完全非中国化的现代化。所以，它仍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土壤根基，并在这一土壤上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融合的内容很多，如儒家文化中重“公利”的社会道德原则，注重“诚”、“信”、“勤俭”的社会美德，“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和“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没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的，它们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这已在儒文化圈内的日本和“四小龙”现代化成功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日本，儒家的伦理被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是一个极具家庭色彩的团体，经营者通过情感的联系，来使劳动者勤奋工作，每个劳动者都具有较强的“集团”精神。在儒家伦理道德影响下，工人勤俭、克己、敬业。“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将《论语》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他们相信通过儒家伦理教育，可以培养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形成勤俭朴素、吃苦耐劳、正直诚实，遵守秩序等良好品德。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加坡工人以其勤奋、守纪、聪明被美国《商业周刊》连续11年推举为“世界最佳工人”。目前，世界上除东亚以外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逐步认识到伦理道德和现代化企业的密切关系，像美国人已开始提出：道德学是管理的总钥匙。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应如何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轨或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的转型呢？当然，最明白不过的办法就是吸取、容纳其精华，抛弃其糟粕。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内容庞杂的系统，却是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精华和糟粕并不是界线分明，因此，就需要我们对它们进行全面地审视、剖析、筛选，批判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转化，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消极糟粕部分予以剔除，在新陈代谢、逐渐变异中，创造出一种新质文化。
其一，认真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一部分优秀成分，很多都是属于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虽然它们出于某个时代某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但各个阶级都可以略加改造为本阶级所用。事实上，它已成为全民族共同接受的道德以及检验人生的共同标尺，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荣辱观等。他们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包含着超越阶级和时代局限的合理内核，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他们的价值观成为各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准则。当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今也不例外。再者，在儒家思想中，“勤俭”、“诚”、“信”是大加提倡的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尚书·大禹谟》中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之说。这种勤俭观在今天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的勤奋和节俭是导致它们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诚”即真诚、诚实，“信”即指信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可以行之哉？” 孟子重“诚”，他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荀子讲究“诚信”，他说：“诈伪生塞，诚信守神。” 儒家的“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企业经营者常说的“信誉第一”、“质量第一”，就是“诚信”这一原则的体现。
其二，认真剖析传统文化，寻找其合理内核，然后有批判地继承，汲其精华，弃其糟粕。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和行为规范，其目的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封建的尊卑等级秩序和剥削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对道德的崇尚和人们行为的约束，无疑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维持家庭和睦和国家有序的重要保证。在今天，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同样可以寻找到其合理的内核。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道德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为了这种境界，孟子曾说：“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宋明的理学家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在今天，对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我们要否定的是其对伦理道德的绝对化和全面化。同时对于其中的合理成分予以肯定和弘扬。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道德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西方社会之所以出现一种病态的症状：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散、青年放纵……主要的根源就在于道德的危机。而东亚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表明，儒家的伦理道德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有着比资本主义更为浓厚的道德风尚，这不仅是历史的要求，也是未来进步的需要。因此，在向现代化迈进中，提倡道德，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任务。
以“孝”为例，在《孝经》中把孝说成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要求人们对长辈要“无违”，绝对地服从；“敬而能养”，“三年无改父之道”。显然，在今天，“无违”和“三年无改父之道”是不足效法的，而“敬而能养”则不失一重要美德。孝敬长辈、赡养老人，是维系家庭关系和谐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家庭仍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存在，长幼关系也就照样存在，因此，就必然要求继续弘扬孝敬父母、赡养父母这一传统美德。
在传统文化中，可以批判继承的内容还很多，如儒家的中庸、仁爱，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自然”与“无为”，兵家的战略战术等等，经过批判剖析，都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过程。首先传统文化在内容上是十分庞杂，糟粕和精华糅杂在一起，如果不认真加以剖析、筛选，就难免沙泥俱下，鱼目混珠，致使遗留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文化因素。其次，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要以现代化的时代标准去继承，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真正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建设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加砖添瓦。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已讨论了很长时期。但探来究去，还是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弃其糟粕、吸其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也是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的唯一办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其结果要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就此断裂，而由此出现的现代化必定是外来现代化模式的大拼凑，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要么就会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近现代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欧美哪国的现代化成功是建立在完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不可想象，一个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会是怎样的？